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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 | 明宣宗朱瞻基《三鼠图卷》

 睫毛上的风尘 2020-06-11

明宣宗朱瞻基绘的《三鼠图卷》。该卷纵28.2,横 38.5 厘米,纸本墨笔、绢本设色。该画卷由三件画作组成,分别为:苦瓜鼠图(纸本墨笔)、菖蒲鼠荔图(绢本设色)、食荔图。卷末有明宪宗朱见深御制题跋。此卷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钤明末宋荦、清乾隆、嘉庆、宣统等藏印。

虽然同为一卷画,但《苦瓜鼠图》与《菖蒲鼠荔图》《食荔图》的风格有很大的不同。《苦瓜鼠图》用笔爽朗,逸笔草草,与朱瞻基《武侯高卧图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的墨竹、丛草以及《松云荷雀图卷》中的荷叶、兰草和寿石的笔法一致。而《菖蒲鼠荔图》和《食荔图》则工整秀逸,笔法精到。画中老鼠偷食苦瓜及红荔饶有趣味,前者将并不为人待见的老鼠的憨态与顽皮神态鲜活地表现出来,正如韩昂在《图绘宝鉴续纂》中评朱瞻基画艺所说:“万几之暇,留神词翰,于图画之作,随意所至,尤极精妙” ;后者所写 “荔枝” 有语带双关之意,“红荔” 与 “红利” 谐音,而 “荔枝” 又有 “一本万利” 之义,故老鼠啃食荔枝,具有吉祥寓意,其画中的内涵,已然超越了画作本身。

三件画作依次为:

一、苦瓜鼠图

绘一只小鼠立于石头上,翘首仰望着高悬的苦瓜。山石右侧兰草斜出,玉柄袅风,右侧翠竹耸立,一根瓜藤攀缘其上,三只苦瓜与数片瓜叶垂下。全画均为水墨写意,墨韵浓淡干湿,各尽其趣。作者行笔简洁,墨色明净,以没骨淡墨写鼠,将老鼠顾盼左右,欲吃瓜而不得的情形表现出来,极富生活情趣。其时,水墨写意花卉并未盛行,明宣宗从元人处得水墨花卉之遗韵,化为己用。在其《万年松图卷》(辽宁省博物馆藏)中,亦可见其水墨写意的画风。但就其随意与潇洒方面,则还是以此图为甚。题识:“宣德丁未,御筆戲寫” ,上押朱文方印 “廣運之寶” 。据此可知此画作于明宣德二年(1427 年),时年朱瞻基二十九岁。

二、菖蒲鼠荔图

绘小鼠啃食一只红荔。荔壳已被小鼠啃破,散落于地,白色的果肉裸露在外,老鼠正专注偷食中,两只狡黠的小眼警惕地盯着周围。老鼠被一根铁链拴着,在其后侧为一块寿石,上有一簇菖蒲。寿石两侧则有点苔。与前图不同的是,画中鼠、荔枝和荔叶均为工笔,荔枝为重彩。作者用笔细腻端正,几无懈笔。寿石菖蒲则为水墨,小写意。其水墨的 “黑” 与荔枝的 “红” 形成鲜明的视觉反差。小鼠则为浅灰,细微处毛发毕现,形神皆备。题识:“宣德六年御筆,賜太監吳誠” ,上押朱文方印 “武英殿寶” 。

三、食荔图

此图为一帧团扇,其构思与《菖蒲鼠荔图》大致接近。所写为一只白鼠啃食三只荔枝,荔壳散落于地,另有三片绿色的荔叶陪衬。由于此画写在瓷青纸万年蓝上,故老鼠的 “白” 与荔枝的 “红” 在蓝色底纸的衬托下,显得尤为抢眼,似有描写老鼠在夜幕下偷食的背景。此画亦为工笔重彩,颇有宋代院体花鸟画风格。画上并无作者题识,但对幅有明宪宗朱见深题跋:“御製。累累果實委塵垂,夜靜無端出沒時。意料狸奴踪跡少,肆行竊齧上新枝。成化甲辰仲秋吉日” 此跋作于成化二十年。

三图流传有序,又经清乾隆、嘉庆、宣统三朝鉴藏,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重华宫》中。

▌朱瞻基(1398 年-1435 年),明朝第五位皇帝 。在位十年,享年三十七岁。朱瞻基是明朝较有作为的一位帝王,性格活跃,修养深厚,雅尚翰墨,书法出自华亭沈氏兄弟,而能够于圆熟之外以遒劲出之。尤工绘画,山水、人物、走兽、花鸟、草虫等无不臻妙。常将自己的画作赏赐给重臣,并于其上书年月及受赐者姓名。

绘制信息

明宣宗(宣德帝)朱瞻基作

形制尺寸

纵 28.2,横 38.5 厘米,纸本墨笔、绢本设色

钤印信息

钤印:廣運之寶、乾隆御覽之寶、宣統御覽之寶、石渠寶笈、寶笈重編、宋犖審定、武英殿寶、重華宮鑑藏寶、三希堂精鑒璽、乾隆鑑賞、宜子孫、希之、萬幾清暇、宣統鑑賞、無逸齋精鑒璽

收藏来源

此卷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太平天子一朱瞻基小传

朱瞻基像

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初十,洪熙帝朱高炽病重,太监海寿奉命离开北京,赴南京召回刚到那里不久的皇太子朱瞻基。从北京到南京,全速而行约十天可以到达。五月十二曰,洪熙帝卒。朝中大臣夏元吉、太监杨英密不发丧。南京城中,流言汹汹。皇太子朱瞻基的臣僚劝他率护送兵马回北京,或抄“间道”而行。朱瞻基说:“我刚到南京,立即返回北京,谁能料得到?君父在上,天下归心,谁会有二心呢?况且,父皇召我回北京,我又怎能拖延呢?”他最终放弃兵马护卫,沿驿道疾驰。由于朱瞻基行动迅速,汉王朱高煦准备在山东伏击皇太子,效仿“靖难”的计划,最终“仓猝未果”。六月初三,朱瞻基抵达北京附近的良乡。夏元吉等人闻报,举丧。当天,朱瞻基进城。六月十二曰,朱瞻基正式即皇帝位,改明年为宣德。27岁的朱瞻基举重若轻,将皇位危机化于无形。

朱瞻基的能力、素质,在明代诸帝中不多见。建文元年(1399年)二月初九日,朱瞻基生于北平燕王府。燕王朱棣说小婴儿“英气溢面”。朱瞻基多才,博通文艺,有《文集》、《诗集》传世。晚明学者黄景叻说:“宣庙(朱瞻基)诗画皆入神。诗长篇绝句,滚滚不穷。画善花鸟。”有一次,朱棣令朱瞻基对联。上联云:“万方玉帛风云会。”l5岁的朱瞻基不假思索,跪下叩头,对曰:“一统山河曰月明。”他的射术也颇精。永乐十一年(1413年)五月端阳节,朱瞻基在北京东苑“观毬射柳”之戏中,“击射连发皆中”。他的勇气与孝心也颇值得称道。12岁吋,他就在大臣夏元吉的协助下留守北京。16岁吋,他随祖父朱棣出征。朱棣每入驻营帐,朱瞻基就会派出自己“幼军”到营帐外瞭望放哨。从永乐十五年(1417年)到永乐十八年(1420年),他陪父亲朱高炽留守南京,相濡以沫。因此,无论祖父还是父亲,对朱瞻基都很喜爱。永乐九年(1411年),朱瞻基被祖父朱棣立为皇太孙。朱棣逝世,朱高炽命朱瞻基去榆木川迎梓宮回京,临行前就把皇太子印交给了朱瞻基。朱高炽即位以后,命“中外启事,悉归(太子)裁决”。所以,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朱高炽逝世吋,朱瞻基已是一位经验丰富、臣民共仰的君主。

即位初期,朱瞻基面临内忧外患。他首先成功地平定了皇叔汉王朱高煦的叛乱。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朱高煦反叛的消息从不同渠道陆续传到朝廷。朱瞻基显示出极强的应变能力。在防卫方面,他命令各地加强守备,遣公侯勋臣防守京城各门,在京城搜查奸细,又派大臣前往淮安,以防叛军顺运河南下侵扰南京。进攻方面,他决意亲征山东乐安州。他说:“汉王敢于反叛,一则欺我年少,再则料我不敢亲征。我若遣将前往征讨,汉王就能以危言厚利,诱他们投降,侥幸成事。”他从大同、永平等地召回郭亨、陈英等边将,率大军10万御驾亲征,叛军随即上崩瓦解。九月初,汉王朱高煦被押回北京,幽禁在西安门内的馆室之中。其次,朱瞻基停止从1406年以来明朝在交趾的用兵。宣德二年(1427年)十一月,朱瞻基下诏罢兵安南(今越南),命总兵官王通及所有文武官吏撤回。然而,撤兵是被动的,而且仓猝。王通在没有得到皇帝诏令之前,已擅自退回广西南宁。明军仅八万人撤回内陆,大批人被阻断,留于交趾。对于朱瞻基放弃安南,史家们议论不一。反对者则认为,明初经营交趾20余年。朱瞻基没有委派在交趾很有威望的张辅率兵出征,而是仓猝罢兵,有失草率。赞同者认为,明朝的强敌在北方而不在南方,放弃交趾是正确的选择。的确,朱瞻基放弃交趾,似乎是为了更好地经营北方。他同时也放弃了父亲将都城回迁南京的计划,从而可以留在北京,满足自己对边事的着迷。像他的祖父一样,朱瞻基喜欢巡边。巡边中偶然的战捷,使他十分陶醉,也从此使得明朝帝王开始轻视“强胡”的战斗力。清初学者谈迁认为,土木堡之变正积因于此。

在朱瞻基统治期间,行政体制的改变也影响深远。内阁票拟制度一一大学士审议官员们对奏疏提出适当的答复,贴在每道草拟的诏旨之上,以供御批一一使得内阁的决策力量得到加强。朱瞻基开始在地方设立总督和巡抚。这两项制度后来在正统朝趋于成熟,并最终也成为明代地方行政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此外,宮中设内书堂,教育宦官,则为后来宦官滥用皇帝的特权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然而,朱瞻基的个人品性绝非“黄金”般毫无杂质。太平天子的性格深处,是任性和轻佻。早在洪熙时期,朝鲜籍宦官尹凤就曾说:“皇太子(朱瞻基)亦轻佻。”查继佐《罪惟录》记载:“(金庠)尝与一娼狎京师。帝(朱瞻基)或召娼幸之。庠交犹密。上怒,辄罢其官。”这是他与官员为妓女争风吃醋的故事。吕毖《明朝小史》记载,朱瞻基召见太医院判钦谦,对他说:“汝江南人惺惺,朕欲用房中药,可制与我。”钦谦说不会。朱瞻基大怒,骂道:“你江南人怎么这么小气!”将钦谦打了一顿,送到锦衣卫狱中。这是他向医官索要春药的故事。之外,老臣黄福不愿陪他下棋,被变相疏远到南京。陈祚劝他读《大学衍义》,他觉得受侮辱,把陈祚关了5年。他好斗蟋蟀,就给苏州知府况钟专门下了一道敕书,令其备办蟋蟀。一时民间谚语称:“蟋蟀矍矍叫,宣德皇帝要。”他到翰林院,袖着银子,随手丢在地上,看众臣抢着捡。皇叔朱高煦在他探视吋故意伸腿绊他,被他以三百斤重的铜锅罩住,外用炭火加热,化成了灰烬。可见,朱瞻基贤君的另一面,是一个好色、耽于逸乐、任性残酷的皇帝。或许正因为此,朱瞻基最后也未得寿终。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初三,朱瞻基龙驭宾天,年仅36岁,死后谥章皇帝,庙号宣宗,葬于景陵。

平心而论,朱瞻基是明代少有的贤君,文治武功皆有建树。他统治期间,没有压倒一切的外忧内患,没有党派之争,没有政策纷扰,政府工作有效,人民生活得到提高。一切都表明,宣德朝是明代的黄金时代,而明王朝正逐渐从开国建制的动荡中趋于稳定。因此,清朝康熙帝认为朱瞻基是“守成贤辟”的皇帝,不能苛加评论。康熙二十九年(1790年),皇帝谕大学士:“朕思洪武系开基之主,功德隆盛;宣德乃守成贤辟。虽运会不同,事迹攸殊,然皆励精著于一时,暮烈垂绪奕世,为君事业,各克殚尽。⋯⋯若表扬洪武、宣德,著为论赞,朕尚可指示词臣,撰文称美。偿深求刻论,非朕意所忍为也。”在这种最高指示下,《明史》对朱瞻基不敢再有訾议,评价颇高:“即位以后,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又说:“帝之英姿睿略,庶几克绳祖武者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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