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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戏曲的被发现与被重视是从20世纪初期开始的。这与观念思想的革新和戏曲文献的不断挖掘是分不开的。王国维凭借以文献为基础，以文本为论据，在戏曲学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直接推动了戏曲学学科的设立。戏曲作为民间文化的代表，长期处于边缘化与被忽视地位的。自王氏之后，戏曲学科逐渐被关注与认可，成为了严肃的研究对象，纳入到了学术谱系，对其认识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很多大家不囿成见，将自己的学术重心转移到了戏曲，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并致力于相关古籍善本的搜求。其中，郑振铎更是以己之力，自费影印了明万历蒋氏三经草堂本《新编南九宫词》以及《清人杂剧初集》《清人杂剧二集》，共飨学界同仁。之后，他又对自己倾囊所购的《脉望馆抄本古今杂剧》做了精心的整理与挑选，促成了《孤本元明杂剧》的出版，活跃了民国时期的戏曲学术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戏曲学的文献整理出版工作迎来了兴盛。“自五十年代以后，戏曲地位得到新的、史无前例的提升，新材料的建构，成为这一学科成熟的标志。”《古本戏曲丛刊》与《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成为了这一时期在戏曲文本与戏曲理论方面古籍影印与整理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成果，推动了戏曲研究的发展。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戏曲古籍的整理出版经历了由早期的复苏发展到现如今的突飞猛进。尤其是近年来，甚至突破了古籍整理出版一直以来以经史子集为主体的的垄断，以戏曲为代表的俗文学文献的整理出版成为了当下的热点，与过去戏曲文献资料整理出版相比，呈现出了新的特点。
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的高度重视与政策的大力扶持，我国的文化事业迎来了新的春天。尤其戏曲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以此为基点展开的学术研究与学术热潮更是史无前例的。学术的推动离不开新的材料与新的理论的推进，而与之相伴的众多的戏曲文献的整理出版成为了戏曲研究的重要基石，其中戏曲的文本整理与影印成为了该学术领域古籍出版的主流。在戏曲文本方面，近年来诞生了诸多大型的珍本、善本工程的古籍出版成果。如北京大学图书馆与首都图书馆联合编辑的《不登大雅文库珍本戏曲丛刊》（2003年）、吴书荫主编《绥中吴氏藏抄本稿本戏曲丛刊》（2004年）、殷梦霞选编《郑振铎藏古吴莲勺庐抄本戏曲百种》（2010年）、王文章主编《傅惜华藏古典戏曲珍本丛刊》（2010年）、殷梦霞主编的《哈佛燕京图书馆藏齐如山小说戏曲文献汇刊》（2011年）、黄仕忠主编《清车王府藏戏曲全编》（2013年）、黄仕忠，（日）金文京，（日）乔秀岩合编《日本所藏稀见中国戏曲文献丛刊》（第一辑）（2006年）、黄仕忠，（日）金文京，（日）真柳诚，朱鹏，（日）冈崎由美，（日）芳村弘道合编《日本所藏稀见中国戏曲文献丛刊》（第二辑）（2016年）、北京大学图书馆主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程砚秋玉霜簃戏曲珍本丛刊》（2014年）、刘祯，程鲁洁编《郑振铎藏戏曲珍本文献丛刊》（2017年）、廖可斌主编《稀见明代戏曲丛刊》（2018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古本戏曲丛刊六集》（2016年）《古本戏曲丛刊七集》（2018年）等。从以上成果，亦可看出当下戏曲文本古籍出版的一些特点。按类别划分，基本可以归为三类。以《不登大雅文库珍本戏曲丛刊》、《傅惜华藏古典戏曲珍本丛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程砚秋玉霜簃戏曲珍本丛刊》为代表的古籍影印是对个人藏书的影印出版，对于剧目版本是不加选择的。优势在于体现出的是个人藏书的完整性，很多都是未曾面世的孤本，如《傅惜华藏珍本戏曲丛刊》所收录的李玉《昊天塔》，对于学术的推进具有积极作用。但这种不加甄选式的以个人藏书形式的全集出版，也会存在版本重复，剧本本身学术价值不高的现象，造成一定的学术浪费。以《日本所藏稀见中国戏曲文献丛刊》、《郑振铎藏戏曲珍本文献丛刊》、《古本戏曲丛刊》为代表的古籍影印则是编委会根据收集的文献资料，进行细致地版本甄别与价值考核之后，所进行的遴选式影印。如《古本戏曲丛刊》从郑振铎设想之初起，便拟定了所选剧目要以稀有、学术价值高，版本精良为核心的宗旨。之后的吴晓玲到现今的刘跃进皆遵从郑老初旨，践行着郑老未完的遗愿。故而《古本戏曲丛刊》虽跨越六十年，历经三代学人仍未完成，但每当出版新的一集，便能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与编纂者较深的学术涵养与选本价值有着重要的关联。这种具有选择性的古籍整理影印出版，对编纂者学术水平有着极高的要求，会很大程度地减少学术资源因重合而造成的浪费现象，亦能满足学者们对原始文献资料的渴求，是戏曲文本古籍出版的重要方式。以《清车王府藏戏曲全编》为代表的戏曲文本整理校注出版是戏曲古籍编辑出版的另一重要形式。该形式在整理出版过程中，针对版本问题、校注问题、字形符号处理、曲白场次划分、曲本分类等方面，皆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清车王府藏戏曲全编》中的原抄本和过录本分藏几处，文本多俗字异体，搜集阅读都颇为不易。校注排版虽费时费力，但可以为学界、戏曲创作界和戏曲爱好者提供了一个权威、易读的版本。不过与影印原始文献出版的方式相比，校注出版在保持文献原貌上相对较弱，很可能造成因人为在录入过程中，产生文字、标点的错漏而产生不利影响。故而对校注之人的学术素养与综合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近年来，戏曲文献的整理出版呈现出了类别丰富的特点。与过去偏重珍贵戏曲文本不同，当下的戏曲文献出版，虽仍以珍贵戏曲文本整理为主流，但同时注重与戏曲相关资料的耙梳与影印。多方位、多角度，全面地开拓戏曲研究领域的方向与视阈。重视与戏曲研究相关的古籍资料的多类别整理刊行，成为了当下戏曲文献出版的主要方向之一。在戏曲理论古籍文献整理方面，早年由中国戏曲研究院编著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将学者的研究视阈转向了戏曲理论，之后戏曲理论文献校注的整理成为了学术热点。《录鬼簿（外四种）》、《王骥德曲律》、《青楼集笺注》、《曲品校注》一批优秀的戏曲理论单部文献校注成果相继问世，且都出自大家之手，极大推动了戏曲理论论著版本学与校雠学的研究。近年来由俞为民、孙蓉蓉主编的《历代曲话汇编》（2009年）则是在《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基础上，进行了拓展。收录了从戏曲形成时期的唐宋至戏曲转型时期的近代250多位曲论家的曲论专著或单篇评论（包括评点、序跋、书信及以诗词曲论曲等多种形式），其中专著近120种。关于散曲和戏曲的单篇曲论约150万字。全书由唐宋元编、明代编、清代编、近代编组成。一方面保留与延用了早年论著集成中的珍贵文献与体例范式，另一方面又加入了论著集成中未曾收录的古代论著、单篇评论以及近代论著评论。尤其近代编（3卷）填补了论著集成未曾涉及的领域，对戏曲的延展性研究与近代研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戏曲史料方面，进入新世纪后亦迎来了整理出版的热潮，而且范围之大与领域之广远超过往。在清宫戏曲档案方面，相继出版了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2001年）、国家图书馆主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升平署档案集成》（2011年）、杨连启主编《清升平署戏曲人物扮相谱》（2016年）等大型史料汇编。早年国内学界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向来对宫廷戏曲讳莫如深。改革开放后，宫廷戏曲研究已然成为戏曲史研究的新热点与重点，是戏曲领域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曾经被视作直接为宫廷服务的典型的“内部参考资料性质的图书”陆续被披露，尤其是有关升平署档案文献的出版，直接促进了宫廷大戏领域的学术繁荣。《故宫珍本丛刊》第660册——718册为清代南府与升平署剧本与档案。这一部分剧本与档案，不仅是孤本，外间多未见过，而且很多甚至在学界未曾耳闻。故该丛书的整理出版，对我国戏剧史，尤其是对近代戏曲发展与流变，以及京剧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升平署档案集成》则弥补了前者以剧本为主体而忽视了演剧人员以及清宫整体演剧环境的疏漏，在收录珍贵的善本文本的同时，进一步完善了清宫演剧人员的生存与排戏情况。记录了清代宫廷中帝后们关于戏曲的谕旨、内廷的排戏、演戏、赏赐等。排戏、练功、对把子、学新戏，在《日记档》中可以看到太监伶人一天紧张劳累的生活；演出中犯了错误要挨板子受罚，在《旨意档》里时常看到“重责二十大板”之类。全面地展示了清宫演职人员的生活与演戏概貌。《清升平署戏曲人物扮相谱》则另辟蹊径，从舞美、化妆、服饰、舞台的角度，揭示了清代宫廷排戏的整体艺术风貌，这对于戏曲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中国的戏曲并不仅限于文本研究，它是综合性的整体艺术，其中音乐、表演、舞美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关于戏曲的研究不能仅限于案头之上的文本，所幸近年来戏曲的综合性研究尤其是舞台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取得了诸多有建设性的成果，其中就包含戏曲音乐、表演、舞美等方面的资料的整理出版。如《傅惜华藏古典戏曲曲谱身段谱丛刊》（2013年）。
随着昆曲在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关于昆曲的舞台表演与文化研究迎来了新的热潮。文化部“国家昆曲艺术抢救、保护和扶持工程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张紫东家藏《昆剧手抄曲本一百册》（2009年）的影印出版，是与昆曲舞台表演文献相关的重大学术工程。它成书于上世纪初，基本是由张紫东及其祖辈前后凡四代人，集家中众多门客之力，耗时数十载抄录而成。所抄曲折一百册，计收传奇、时剧等九百零四折，所抄曲折之中不乏时下难觅之孤本戏目。其中未刊印本就有二百余折之多，其价值不言而喻，是我们研究昆曲发展的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更为重要的是，它是研究昆剧舞台与表演的“活态”文献。中国的戏曲传承讲求口传心授，鲜有文字著录，随着老艺人的离世，很多未传剧目也随着他们的离开，随风而散，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昆剧手抄曲本一百册》收录了很多已经失传或现今鲜少出现于舞台之上的传统昆剧剧目。它的出现，不仅使许多失传多年的孤本戏目重现，更可以通过对校批的揣摩和深入研究，将当年的昆剧剧目修复、挖掘和继承，甚至再次完整地呈现于今天的舞台上。此外，昆剧在传承过程中，往往会受到演员个人风格与其他剧种的影响，使得演出原貌发生变化。而《昆剧手抄曲本一百册》不仅包括了昆剧剧目的宾白、曲词、曲谱，而且还记录了角色的身段、表情等舞台表演提示，对于探究剧目原始的表演风貌，具有重要意义。昆剧的表演是其本体研究的重要领域，但学术界往往更多聚焦其文本，对其舞台表演的活态价值关注与保护程度远远不够。随着《昆剧手抄曲本一百册》的出版，弥补了学界倚重文献不重舞台的疏漏，对目前昆剧剧目的挖掘、继承和传习意义都非常重大。此外，与昆曲有关的以文献的整体性与全面性为代表的整理出版成果，当属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持的《昆曲艺术大典》。《昆曲艺术大典》所收内容为明中叶六百多年间与昆曲相关的文字文献、谱录文献、图片资料、音像资料文献、昆曲传承人与传承文化等。分《历史理论典》、《文学剧目典》、《表演典》、《音乐典》、《美术典》、《音像集成》六类共计149册。它突破了传统集成式图书编纂形式，以文字资料、音像资料、图片资料互见的形式，多层次、多侧面、立体地展示了中国戏曲的传统文化与舞台表演，从文学性与舞台性全面揭示了昆曲的发展历程。是对前海学人所秉持的戏曲研究要坚持文本与舞台实践相结合的学术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与此同时，它的出现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它锻造了大型综合类文献整理出版的经典范式。过去有关戏曲的文献整理出版多侧重案头，而以表演动人的中国戏曲，它的音乐、表演、舞美往往易被人忽视或轻视的。那么以抢救式的态势去搜集与保护与戏曲本体艺术有关的文献资料，是戏曲研究接下来的工作重点。这一方面，《昆曲艺术大典》可以说提供了很好的示范与领头作用。此外，它对于昆曲文献整理的视角是全方位与综合性的，这是史无前例的，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大典”。对之后相关学术领域同样以“大典”形式进行文献编辑的工程，提供了借鉴。
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的繁荣昌盛与社会文化的发展进步，催生了对学术界重大古籍出版项目的旺盛需求，政府的强力支持使得大型的古籍影印或整理出版工程层出不穷，其中戏曲古籍占据了一席之地。诚如前文所列之戏曲古籍出版成果，皆为重大的项目。步头大、版本稀是当下戏曲古籍出版工作的突出特点。步头之大一方面体现为在国家的扶持下，出版数量庞大，质量精良；另一方面表现为出版类别的丰富。《傅惜华藏古典戏曲珍本丛刊》145册、《傅惜华藏古典戏曲曲谱身段谱丛刊》100册、《昆曲手抄曲本一百册》100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升平署档案集成》108册、“十一五”“十二五”重大出版工程项目的《昆曲艺术大典》149册、《郑振铎藏戏曲珍本文献丛刊》70册。从这些庞大的出版数量，就可看出近年来重大戏曲文献出版工程所迈之跨步。而且涵盖了文本、曲谱、史料、理论、表演、音像等领域。近年来，戏曲古籍影印与整理出版的文献，以稀有性为另一重要标志。如《郑振铎藏戏曲珍本文献丛刊》中，清代《鹦鹉梦记》，《御炉香》稿本，《三星圆》刻本，《御香亭》清素堂本等此前从未影印出版。而《游仙梦》由于书纸易碎，在国家图书馆是不允借阅的。故此套书的影印出版，一方面反映了西谛藏曲情况，另一方面有助于学界对古代戏曲的深入研究。《稀见明代戏曲丛刊》本就收录《六十种曲》《盛明杂剧》《孤本元明杂剧》《古本戏曲丛刊》等大型曲籍之外的稀见明代戏曲79种。如其中的《绿袍记》刻本为黑龙江大学张安祖教授的个人私藏；范文若《花眉旦》仅有安徽芜湖市图书馆藏清抄本；沈嵊《息宰河》仅有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明末且居刻本等。《古本戏曲丛刊》六集与七集亦收录了清早期与清中期的重要珍本。这些孤本与善本的披露，有助于我们认识不同时期戏曲的全貌与差异性，进一步推进学术研究。而这些稀有版本的取材途径，也反映出了我国近年来古籍出版事业的力度之大，步伐之远。《稀见明代戏曲丛刊》选取底本的范围，横跨了全国各省市的图书馆、各高校图书馆及个人的私藏，甚至还有国外的图书馆。如《文渊殿》来自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善本库藏本，《青虯记》与《观灯记》藏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古本戏曲丛刊六集》半数源于国家图书馆藏书，其余诸本来自全国各省市图书馆以及中国艺术研究院这样的重要科研单位、海外图书馆等。底本的搜集向来是大型古籍影印与整理出版的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工作。随着国家文化政策的扶持与学术的欣欣向荣，使得大型的古籍出版在当下呈兴盛之态势，于国家之文化繁荣昌盛，于国人之文化自信，于学界之蓬勃发展，皆为幸事。戏曲古籍影印与整理出版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亦需预防与正视因学术冒进与利益驱使所造成的出版成果质量不佳与资源浪费的问题。选题是古籍出版工程的核心。一个好的选题必然站在学术的前沿，对相关文献进行整理与编辑，需项目团队了解相关的学术现状与研究热点，对现存的文献有宏观与微观的把握，能从中筛选最具价值的文献，避免重复与浪费。如在《郑振铎藏戏曲珍本文献丛刊》出版之前，已有《郑振铎藏古吴莲勺庐抄本戏曲百种》的出版，郑振铎的很多私藏也通过《古本戏曲丛刊》而面世。而《郑振铎藏戏曲珍本文献丛刊》却依旧保持了极高的文献价值水准，所选取的108种剧本，绝大多数为元明清时期的传奇与杂剧善本，很多版本此前从未影印出版。故而此套丛书的出版，是对郑振铎藏书的进一步补充与深挖，既可窥见郑氏曲学藏书之概貌，又可嘉惠学林，促进学界之研究，并且避免了重复的问题与资源的浪费。图书质量是出版的关键。古籍的影印，需要良好的底本。戏曲文献形态有其特殊性，不像传统的经史子集文献那样精致。戏曲刻本大多都是坊刻，质量较差，往往版面漫漶，字迹模糊，曲白不分，异体字满眼皆是。大多数抄本更是字迹潦草，难以辨识。为了省力，有些语句就用符号表示，并不全部钞出。若对这样的戏曲文献简单影印，效果会很差，肯定不便于读者利用。而近年来有些曲籍影印工程，存在学术的急功近利现象。甚至为了节约成本，直接将底本质量较差的文献丛书以黑白扫描的形式印刷，导致读者观之困难，很多字体难以辨识，页面乌漆一片，人为降低了版本的学术价值。古籍的整理出版则需要学者具备极高的学术素养与业绩精良的团队。与影印原始文献出版的方式相比，整理校注出版在保持文献原貌上处于劣势，很可能在人为录入过程中，因文字、标点的错漏而产生不利影响。以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为代表的团队，在国内大型文献整理出版尤其在戏曲文献的整理出版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获得了界内的良好口碑。早年的王季思曾率领团队整理出版了《全元戏曲》，之后的刘烈茂、麦耘、黄仕忠致力于清代车王府曲本的整理与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成果。近年来，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更承担了《全明戏曲》的整理工作，成为全国以高校为单位的戏曲古籍整理出版项目梯队建设的中坚力量。
关于戏曲古籍该以何种态势出版的问题，《昆曲艺术大典》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在《文学剧目典》，采取了整理点校的方式，以原本为底本，善本为参校本，最大程度地还原了作者原著原貌，为学者提供了一个可读与研究的范本。在《音乐典》中，采取将珍贵曲谱原本进行高清彩色的影印方式，制作精良，还原度高。可见，面对不同类别的曲籍文献，应分具体情况而待之，以质量为核心与良心，不可因循苟且，而致后出转劣。古籍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础，具有铺路砌石的作用，对于学术的推进与发展，对于民族文化的复兴与传播都有重要的影响。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与推广，古籍的影印与整理出版工作依旧会成为当下学术科研的核心领域。与此同时，与戏曲相关的古籍工程必然会占据一席之地，甚至成为主流。一方面源于戏曲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大家学者的关注，成为当下学术研究的热点与重要阵地。故而新世纪以来，有关戏曲的古籍影印与整理出版工程呈鲜花着锦之势，其项目数量与规模可能已超过了过去以经史子集为主体的传统研究领域的古籍工程，并进一步持续升温。另一方面在于戏曲作为民间文学的代表，很多属于活态文化，继承与传播的方式在于口传心授与舞台表演，而往往忽略了案头的整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已经注意到了对民间活态戏曲的文字与影像的记录整理以及相关古籍的挖掘保护，防止更多非遗文化的流失。如之前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主持的《昆曲口述史》工程，以及当下《歌仔戏全编》、《上党赛社古钞本辑校》等地方戏古籍整理出版项目。戏曲作为活态的艺术形式，所蕴含的绝非仅为案头之上的文本，其声腔、表演、舞美、服饰等领域也有待我们进一步地发掘与整理。这就决定了戏曲的古籍整理工作是多领域、多类别与延续性的，其空间与容量远大于其他学科。戏曲古籍工程的蓬勃发展与火热，必然会成为当下古籍工作的新趋势。由此，将戏曲古籍工程锻造成福泽后世的精品工程是我们当下学者的使命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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