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记忆之一——苗疆》（原创）

我们想记录苗疆和湘西的历史时，往往也是随着中原王朝征伐的脚步：

历史上 从西汉马援在五溪“马革裹尸还”起，中原王朝就开始不断地征伐五溪地区，而五溪蛮的“反叛”也越发剧烈，朝廷开始视这片区域为心腹大患，双方在沅水流域开始了拉锯战。沅水就像一把标尺，度量着中原王朝的兴盛和边疆拓展的决心，王朝的五溪治理中心也从沅水中上游的义陵（溆浦），退到下游的陵沅（常德），再徐徐往中游的辰州（沅陵）挺近。唐王朝的羁縻州，五代以“溪州铜柱”开始的八百年永顺土司王朝都是某种间接统治形式，熙宁开边挺进沅州达到了宋朝所能“拓展”的极限。而云南“入湖广道”的开通，迫使中原王朝经营位于驿道入口咽喉的腊尔山和雷公山两个生苗区。明朝廷恩威并施，沿袭土司统治，设立卫所，对腊尔山周围“生苗”区构成了一副强大的军事震慑骨架。然而“苗反”、“寇边”仍然频繁发生，明朝廷在和腊尓山红苗反复的较量中不胜其烦，有了放弃对这块苗疆统治的想法：先是沿苗疆建起十三哨和二十四堡，再修长约三百八十里的“苗疆边墙”进行军事封锁，从此正式放弃了对腊尔山苗疆的管理，实行起所谓的“蛮不出境，民不入峒”的政策，只希望苗民不要越过边墙“寇边”，掳掠“客民”。清王朝在中原安定下来以后，通过大肆屠戮的“苗疆开辟”和“改土归流”，实现了腊尔山红苗和雷公山黑苗两个苗疆的统治，随后清王朝设官建制，促进生产，修路架桥，建立学校，移风易俗，弄的有模有样的。但是也就是这时，在六十年间先后发生了雍乾苗反和乾嘉苗反，雍乾苗反是苗族对苗疆开辟的直接反抗，苗汉民族文化的碰撞在乾嘉之际达到了极限，清朝廷前后动员了近18万兵力，经历了11年之久平息了发生在腊尓山苗疆这场叛乱。

在这之后，我们倒看到中原文明和苗疆文明的妥协和融合。清朝廷任用苗官征苗兵，在苗疆培育着自己的势力；建义学修书院，以儒学化导着苗民；沿边墙设立集市，输入盐铁而运出土特产，改善着苗疆的民生。投之以桃报之以李，随后我们看到清水江流域争江过程中苗民各方都在寻求清廷官方支持和法律依据；我们看到沅水的放排人和酉水的船工在号子声中源源不断地把木材、桐油等苗疆的土特产地运往中原；我们看到为苗、客民划界的清代苗疆边墙旁的集市苗汉民常年累月的交易，使得边墙失去作用而渐毁；我们听到耄耋老人和咿呀学语的幼童在苗疆义学一同朗朗读书声，这些读书声把儒家的礼仪潜移默化进了苗民的生活。正是这些两百年持续不断的经济互补、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后来我们还看到了苗疆筸军在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为清帝国搏命，苗疆士子辛亥革命攻打清王朝在湖南最后堡垒，红二、六军团和湘鄂川黔根据地苗民土家为新中国黎明的战斗，抗战中筸军的前仆后继和苗疆抗战中对难民的接纳。我们看到田兴恕、向警予、熊希龄、沈从文、贺龙、粟裕、滕代远这一代代苗疆人走出苗疆，在国家舞台上展现出责任和担当。苗疆这个历史上民族矛盾最激烈的地区之一，就这样一步步成为民族融合最好的地区，它与中华已经融于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