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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下之学对吕不韦的影响与《吕氏春秋》的编纂

 人类研究中心 2020-06-12

1。吕不韦的生平

吕不韦,约生于公元前290-前280年之间,死于公元前235年,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人。他在阳翟(今河南禹县)经商,发财致富,"家累千金"。他把商业投机的本领用在政治上,把在赵国为质的秦国公子子楚(又叫"异人",秦孝文王的庶子)看成"奇货可居",以重金和美女与他结织。吕不韦又贿赂秦孝文王后华阳夫人,使她认子楚为子,以立为太子。秦孝文王死后,子楚继位,即秦襄王,吕不韦也因此当了相国,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而《战国策·秦策》则说:"食兰田十二县",有"家僮万人"。秦襄王去世(公元前247年),年幼的太子赢政继位,即秦王政。吕不韦被任为相国,尊为"仲父",掌握了国家大权。秦王政成年后,要夺回大权,因吕不韦与"舍人"(太监)嫪毐(音劳矮làoǎi)一案有牵连,秦王政杀了嫪毐,罢免了吕不韦相国之职,命令他回食封之地洛阳。后又把他流放四川,在途中自杀。

2。稷下之学对吕不韦的影响

在各家对"百家争鸣"进行总结的时候,吕不韦主持编纂了《吕氏春秋》一书。他与荀子、韩非及《庄子·天下篇》的作者在总结"诸子百家"时博取各家之长,成一家之言有所不同,而是"兼儒、墨,合名、法"。《吕氏春秋》的编撰与吕不韦接受齐国稷下学宫《管子》一书的编撰经验颇有关系,可以说《吕氏春秋》是以《管子》为效法榜样的。

《吕氏春秋》的杂家思想,正是稷下之学"兼容并包"思想的发展。《吕氏春秋》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企图把百家学说融合在一起。这是因为战国后期,秦统一六国的条件已经成熟,需要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一制造舆论。当时秦国是以商鞅的法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的,吕不韦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为了加速秦的统一进程,在指导思想上应该有所变化。《吕氏春秋》的出现,是政治上由列国争雄,走上全国统一这一过程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3。《吕氏春秋》的编纂

吕不韦在任秦相国期间,"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史记·吕不韦列传》说,吕不韦聚集门客三千(其中有不少来自稷下学宫),要他们"人人著所闻","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编成了《吕氏春秋》一书。据陈其猷考证,《吕氏春秋》的《十二纪》部分,成书在公元前241年,即秦庄襄王灭周后八年、秦始皇六年。而《八览》、《六论》部分成于吕不韦迁蜀(公元前236年,即秦始皇11年)以后。这部书在形式上很严格,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全书共140篇,分为26卷,二十余万言。其中《十二纪》编成以后,吕不韦将它公布于国都咸阳城门,声称有能增损一字者,赏给千金,以示此书之重。

(三)诸子百家融合的《吕氏春秋》

1。《吕氏春秋》的杂家特色

《吕氏春秋》一书,虽然形式上很有系统,但在内容上并没有自己的思想体系,而是把诸子百家的学说拼凑在一起。从这一角度看,此书很像是一部先秦"诸子百家"的史料汇编。所以《汉书·艺文志》把《吕氏春秋》列在"杂家",并说它"兼儒墨,合名法"。清代学者汪中也说:"《吕氏春秋》出,则诸子之说兼而有之。"可见,《吕氏春秋》确实是杂家的代表作。

在《吕氏春秋》中,也反映出一些编辑者的指导思想。如《用众》篇说:"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可见,编辑《吕氏春秋》是打算容纳百家思想取长补短,并以此统一天下舆论。但事实上,《吕氏春秋》并没有能在总结诸子百家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新思想体系,而是搞折衷调和,"兼畸儒道,略合名法",把各家学说凑在一起。因此,这部书不可避免有以下缺点:一是重复。如吴起被王错陷害,由西河出走的故事,重复出现于《长见》、《观表》两篇,而且文字大体相同。又如《应同》与《召类》两篇,内容都是讲天人感应之说。

二是自相矛盾。如《大乐》篇反对墨子非乐,《振乱》篇反对墨子"非攻"、"救守"。而《当染》篇却又以墨子的观点立论。又如,《孟冬纪》中把反映儒家"孝子之重亲"而提倡厚葬的《节丧》篇和反映墨家反对厚葬的《安死》篇放在一起,以达到调和儒墨的目的。在《禁塞》篇一开头就说:"夫救守之心,未有不守无道而救不义也,守无道而救不义,则祸莫大焉,为天下之害莫深。"即反对墨家的"救守"。同篇又说:"取救不可,非救守不可,惟义兵为可。"即是说,赞成"救守"不行,反对"救守"也不行,只有赞成"义兵"才行。这是明显的前后矛盾。这种观点上的自相矛盾,还表现在《吕氏春秋》的作者在政治上一方面主张统一,认为"一则治,两则乱"。另一方面,又主张"分封制",认为"其封建众者,其福长,其名彰",即分封诸侯越多越好。这显然又与历史发展趋势相违背,是企图保存旧的贵族制度。吕不韦为了调和有利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和有利于封建割据的分封制,提出了一种折衷调和的办法:分封在离京城越近的诸侯,国越大;离京城越远的诸侯,国越小。这样就便于"以大使小,以重使轻,以众使寡"。《吕氏春秋》这部杂家的著作产生在战国末期并不是偶然的。经历了长期的分裂割据和兼并战争后,随着政治上统一趋势而来的是思想上也要求统一。杂家的折衷主义思想,正是适应这种需要而出现的。但在实际上,对统一并没有起多大的作用,是因为这种理论本身有很大的局限性。吕不韦在政治上比较保守,他之所以一方面主张统一,一方面又主张分封制,企图保存旧贵族的特权,从这里可以得到解释。这部分人虽然要求统一,但在中央集权封建专制主义国家建立之后,又对封建君主专制表示不满,甚至大声疾呼:"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这是他们的特权遭到集中统一的王权的限制的心态。

2。《吕氏春秋》对后世的影响

《吕氏春秋》虽然有上述的缺点,但它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因而保存了各家的思想资料,成为先秦思想的资料汇编,许多古代的遗文佚事也靠它得以保存。春秋战国诸子如杨朱、宋钘、尹文、惠施、公孙龙等人的著作早已失传,但在《吕氏春秋》中却能找到有关他们的资料,而且因为它成书在战国末期,和这些思想家相隔的时间较近,所以史料价值较高。尤其珍贵的是《上农》、《任地》、《辨士》等篇,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农业科学技术方面的资料。此外,《吕氏春秋》一书包容各家,具有调和色彩,所以也反映了当时儒法合流的某些趋势。《吕氏春秋》中某些法家的观点,往往渗入了儒家的成分。《察今》篇说:"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这本来是法家的观点。但同时说:"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长见》篇又说:"古今前后一也。"这就和法家不同了。商鞅主张"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韩非也主张"不期修古"。《吕氏春秋》"古今一也"的主张,显然是调和儒法两家的产物。值得提到的另一点是,《吕氏春秋》一书在编书的方法和体例方面,比以前有所创新,对于后世《太平御览》等类书的出现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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