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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赫先生是著名辽金史专家，他懂德语、英语，精通日语和蒙语、汉语，乐琴棋，善书画、金石，是一个博学多识、自学成才的蒙古族学者，社会上享有“赤峰活字典”的美称。他是赤峰文博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也是赤峰地区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研究事业的开创者和带头人。他是赤峰市有史以来唯一一位全国政协常委，他把赤峰学术会议引向高潮，是赤峰市的一面光辉的旗帜。 “神探”之梦 苏赫先生1925年生于喀喇沁旗王府乡，为喀喇沁王府宗裔，喀喇沁第十二代亲王、蒙古族教育家贡桑诺尔布嫡侄。他幼年聪颖好学，功课优秀。他先后就读于哈尔滨农业大学农机系、民国热河省国民高等师范学校，1945年8月肄业于满洲建国大学。 解放前夕,先生怀着一腔青春热血,投身于共产党领导的解放运动。国共两党在东北进行拉锯战时,他曾与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原副委员长布赫一起，打过游击。由于环境的险恶,他曾长时间与家人失去了联系,以至于家乡风传他已战死沙场。当战争结束,他解甲归里,看到夫人正在为自己服孝。他的平安归来,对于家人来说,实在是意外,不啻天降。 解放初,由于苏赫先生曾经有过从戎的经历,在当时的革命队伍中,像他那样聪颖干练的青年知识分子,自然会受到重用。于是，他被选拔从事公安工作。在内蒙古自治政府卓东工作委员会、热辽专署公安处、辽西省公安厅、热河省公安厅、昭乌达盟公安处任科员、秘书、科长等职。 他十分喜欢干公安这一行,著名神探福尔摩斯,曾经是他的榜样和目标。他把全副精力和全部才华都倾注到钻研刑侦破案之中,很快就在同行中颇具名气。他认真研究和总结了民间的追踪侦破技术，著述了《追踪学》，对国家追踪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时间不长,便由于他的家庭出身问题,被调离了公安系统,回到赤峰从事文物工作。从公安到文博这种硬性的工作变动，冷酷地、无情地毁灭了青年苏赫的理想,他最终没有成为一名“神探”,却成了一位中外知名的学者。 文物情缘 他1963年开始从事文物考古工作，担任首任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赤峰博物馆前身）站长，1974年创办了自治区各盟市中第一个文物商店——昭盟文物店，为国家收购了两万多件流散文物。从1974至1976年推动各旗县成立了流散文物收购管理站，在全市形成文物管理网络。他培养了一批流散文物鉴定人员，最初，自治区开办文物鉴定训练班的教师全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学生。在他的领导下，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成了全国文物系统的先进典型。 在文物考古工作期间，他通读了二十四史，并订购和阅读了大量的考古学杂志。 他发现并命名了赤峰地区史前文明的一个类型——小河沿文化，对赤峰地区考古和文博事业做出突出贡献。 他发现在昭乌达盟古代历史，几乎经历了所有的中国历史朝代，而从契丹人建立辽国给了中国历史以重大影响。所以，他又把自己研究的重点放在契丹辽朝这个断代史上，进行了多次野外发掘，边学边干，使自己在考古学上又有了很大进步。他悉心研究辽（契丹）金文化，发表了一系列学术价值较高的论文，对中国辽金史研究做出贡献。 苏赫先生从不轻易发表自己的著述，所以，他所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不但具有较高的价值，而且还有很多可贵的独到之处。1962年，他在《考古》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大唐营州都督许公德政碑考证》，批驳了国内外学者的错误观点。1964年，他发表了《敖汉石羊石虎山墓葬发掘清理》这是对“红山文化”晚期文化墓葬首次发掘，对全面认识“红山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1964年他又写了近八万字的《赤峰南山根石棺墓》发掘报告。配备插图、照片100多幅，是国家承认的重要墓葬发掘，在文章中系统地阐述了夏家店上层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关系，驳斥了前苏联学者关于中国北疆以长城为界的谬论。他发表在《历史与考古》上的论文《试论西辽河流域早期青铜文明》，第一次运用详实的史料论证了内蒙古西拉沐沦河流域的青铜文明早于黄河流域的黄河文明，在国内外史学界引起了高度重视。撰写和发表文章还有辽上京遗址和辽中京遣址的勘察报告，辽祖州城址、庆州城址和怀州城址的调查报告，以及《从昭盟地区发现的大型青铜器试论北方的青铜文明》和《耶律氏铭石初考》，《崇善碑考述》等学术论文，还参与发掘了赤峰药王庙夏家店下层文化、小河沿文化及大甸子文化类型、城南山根夏家店上层文化等重要文化遗址，并较为充分地提出或发表了个人研究意见和成果。1973年，他翻译了日本考古学家秋山进午的著作《东北初期金属文化》，介绍了日本学者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成果。 他对契丹文的研究是卓有成效的。他把契丹文同阿尔泰语系进行对比分析，翻译了一些契丹小字和碑文，发表了《耶律氏铭石考释》，不但第一次介绍了铭石的作者契丹人耶律固，补充了《辽史》的内容，而且，他是全国最早能够找到契丹小字规律，并能辨认契丹小字的学者之一，对于契丹文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另外，他在自办的《昭盟文物》杂志上，先后发表了10多篇文章，介绍了关于辽代上京、中京、祖州、庆州、召庙的遗址以及契丹货币等方面的知识。他写了上百万字的笔记，数十万字的讲稿，在辽宁、昭盟一些研究机关、单位、学校进行了讲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红卫兵大肆破四旧的年代，他冒着生命危险从左旗红卫兵的包围中抢救出了全国唯一的一套用金粉手写的《甘珠尔经》。这一稀有国宝现已成为赤峰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政协扬辉 1979年起，他先后担任昭乌达盟政协副主席、赤峰市政协第一、二、三届副主席，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七届、八届全国政协常委。 他荣任全国政协常委职务以来，又以特殊身份同国内外史学界，社会文化工作名家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同一些专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著名学者、国际友人费孝通、罗哲文、刘观民、丘山进午、爱泼斯坦等人都曾上门拜访长谈。他一方面同各位专家切磋学术观点，另一方面又广泛地咨询，为赤峰和内蒙古的现代化建设争取资金、技术和设备。他在赤峰人民群众中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一直受到赤峰市各界的拥戴。 先生的晚年，已是“述而不作”的状况，但是，他的思想并没有停顿，他的学术目标仍在不断地发展。这就是：他将自己的精力已经花在了对年轻一代的培养和精心的关怀上。时至今日，赤峰地区，无论是考古界的，还是文化教育界的年轻朋友们，无不以先生为师。 他多次倡议和组织了在赤峰召开的各类学术会议，多次参加全国学术会议。在赤峰举办的每一次学术会议，他都是当然的主持者和公认的会议灵魂。 1991年的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赤峰分会第三次学术年会暨赤峰辽金元史学会成立会议,1992年的赤峰红山文化学会成立大会、1993年的首届中国古代北方文化国际学术会议、1994年克旗热水西辽河古文化丛书编稿会、1995年的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第六届年会、1996年的北方四省区11地市中国北方辽金史研究协作区第三次学术会议,都是在先生的主导和亲自筹谋下召开的。1991年5月，他还同刘凤翥、陈乃雄等契丹文专家一同赴日本国京都参加“契丹文学术会议”。 1993年“中国北方古代文化第一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赤峰隆重召开之际，先生不顾他那时已经是很瘦弱的身躯，坚持进行了会议的全程，并陪伴专家学者们走完了所有的参观考察线路，使得这次由赤峰人首次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获得了圆满的成功。当1998年“中国北方古代文化第二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赤峰召开之际，已是身体瘦弱、卧床不起的先生，仍向会议筹备组提出了抬他去会场的热切期望! 开会当天清晨,苏宅的电话打到会务组,说先生因哮喘发烧,一夜未能合眼,实在无法参加会议。 年届七旬以后，他那1.8米多的高大修长的身材，因常年患病，患有腰椎损伤性脊椎炎，胃切除了五分之四，严重神经官能症使得他常年借助安眠药强制睡眠，更显得清瘦单薄。即或是这样，每天，随时都在接待来访客人和朋友，家里寻求交际咨询和索书的电话不断。家人介绍，就在他作古的前三天，从上午到下午五点多钟还用整整一天的时间，接待了来访者。 1999年1月25日上午11时10分先生逝于医院，人们的心情都十分沉重,共同意识到老人走后,赤峰地区的学术高峰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会出现一种无可奈何的空白。 他的学术思想，也经常在题诗题字中表露的充分无遗。进入到 20世纪 90年代后，随着红山文化不断的新发现和红山文化的面貌日渐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瞩目，苏赫先生也激情满怀的为赤峰师专学报编辑部出版的 “北方民族文化研究专辑”，挥笔题写了“文化斑烂红山后，摇蓝岂止一黄河”的诗句，他坚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坚信苏秉琦先生提倡的考古学文化区系论的观点，并以之指导赤峰的学界，使赤峰学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赤峰近万年以来的历史发展中。曾经产生了两次独步于中国古史中的文化高峰。 即红山诸文化与契丹辽文化。因此，在契丹辽文化的研究中，他提倡注重民族性和民俗性的研究方法，所以，他为项春松先生撰写的《辽代历史与考古》一书，所作的题词是“说契丹盛事，话耶律英豪”。先生的晚年，积极地致力于中华古文明起源的探讨，因此 ，对红山诸文化的研究也倾注了很大的精力。人们经常看见他手不释卷、冥思若索的身影。1993年，克旗《文物志》出版，他应邀题写了“庆云古刹起嵯峨，庄严宝境叹坎坷，真如上仙琉璃境，楚宫何处觅南无，珍品满贮文明早，琳琅满目宝诚多，世人只知敕勒好，华夏何只一黄河。” 1998年赤峰博物馆《文博通讯》复刊，他应邀 “以小诗代前言”：“文物兴盛推红山，契丹耶律起草原，硕多遗物补历史，不让黄河独摇蓝。” 先生的一生，应邀为人题写的诗词华章或为人书墨的作品很多，大都体现了他真心治学的精神。 他历任中国辽金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学会理事，中国考古学会会员，内蒙古考古学会副理事长，民族学会副理事长，原昭乌达盟历史学会理事长，赤峰市辽金元史学会理事长，赤峰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会长、北方民族研究所名誉所长，特邀研究员和红山文化学会会长等学术职务。著有《赤峰史》《赤峰史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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