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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想到国家的最高级别的考试中，一个考生的试卷鉴定居然是由另一个同时参加考试的考生来做，天下荒唐事莫过于此！崇祯朝的科举俨然已成笑话！而高中进士后的张溥依仗着周延儒和东林党的支持，即使请假还乡不在朝为官，却能全面操纵科举考试的录取结果，“四方噉名者争走其门，尽名为复社。溥亦倾身接纳，交游日广，声气通朝右，所品题甲乙，颇能为荣辱……孰元孰魁，孰先孰后，庶常（张溥）已编定无遗人矣。” 崇祯六年，首辅温体仁的弟弟温育仁因鄙夷厌恶复社的各种丑恶作为，于是让宜兴人吴炳创作了讥讽复社的传奇《绿牡丹》，并搬上舞台，一时间争相搬演，广为流传。 《绿牡丹》生动地描述了考场内的种种舞弊现象，抨击了科场的黑暗：“平时不烧香，临死抱佛脚”的不学无术的车本高，为了参加沈翰林家的会考，跪求妹妹车静芳代笔；在考场上，先把诗题偷传给早已等在门口的老保姆，保母拿回给车静芳；然后车本高再以“出恭”之名到外面将保母送回的作好的诗取回抄录下来。另一个白丁柳希潜的方法则是他对苍头的吩咐：“等我先到会所，出过题目，你方送笔砚来。那时我便付题目与你带回，教谢相公快些做完，趁送午饭来，就好传递。”谢相公，即谢英，柳家的“坐馆”先生。结果这两个目不识丁的蠢材竟然考了头两名，真正的才子顾粲倒落了第三。 《绿牡丹》以嘻笑怒骂方式辛辣的讽刺了假名士的卑劣言行，狠狠鞭挞了文会中的假名士招摇撞骗、利用科举考试大肆舞弊的丑恶现象，揭露出崇祯朝的科举考试弊端百出，已不能秉公选拔直才的严峻现实。《绿牡丹》剧中一再提出要“严试”，“须把规矩放严些儿”，“天下有真有伪，真者为伪者所抑，就是真伪混淆，须要辨明才是”。更在《绿牡丹》的《簾试》一出中托名“牡丹花史”而作评议：“嗟呼！今日秀才者有認真秉公如此女子者乎？甘心受其拘束耳！” 这是温育仁对东林党复社操控崇祯朝科举造成的是非顛倒、真伪不分的揭露。 清張鑑在《冬青館甲集卷 6》的《書《綠牡丹》傳奇後》中细致还原了《綠牡丹》的人物影射：“此吾鄉溫氏啟釁於復社之原，近日讀而知其故者鮮矣。其實柳五柳、車尚公、范思訶據《復社紀略》各有指斥，其於越人疑亦王元趾〔祉〕、陳章侯一流，而吳興沈重者，以在朝影黎媿菴（元寬）、倪三蘭（元珙），在野則影張天如、楊子常（彝）、周介生輩，大致如《風箏誤》、《燕子箋》，亦明季文字風氣所趨，而語語譏切社長，極盡嘻笑怒罵之致，宜愧菴當日按試，械時相閽人，究及書肆賈友而毀版厲禁之，但今翫其編簡已經蠹缺，無頭訖可檢，不知是原刊抑系後來重雕？要其詞藻有不能沒者，蓋相國子弟育仁暨二子儼、伉雇人為之，謝英、顧粲直用自況，惜乎名氏湮沒，世苟有鍾醜齋，不又取以入《錄鬼簿》歟？如以為三百年國社所關，則一莖草現丈六金身，又焉得以宋元雜爨少之。壬辰八月。” 張鑑在《復社姓氏傳略序》中也提及《綠牡丹》一剧：“時相子弟欲入（复）社而不可，因兩越貴冑之奔，競演為《綠牡丹》傳奇，詆孟樸（即湖州孙孟朴淳）為鋪司。” 《绿牡丹》对复社丑行的揭露和讥讽令复社中人深以为耻，于是张溥和张采亲自出马要求浙江副督提学黎元宽禁毁了《绿牡丹》，不但如此，还将温育仁的家人逮捕下狱，张溥与温体仁的对立由此公开化，在野人士居然可以对当朝首辅的家人施加文字狱迫害，东林党的巨大的能量可见一斑，崇祯大搞的众正盈朝让东林党无论在朝在野都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即使崇祯有意重用个别的孤党温体仁、杨嗣昌也根本无法扭转东林党独大的局面。 《绿牡丹》这样的一部反映现实的优秀戏作由于东林党把持舆论而被压制禁毁，谁能想到明朝首辅温体仁的家人居然会被在野的东林党进行文字狱迫害？即使是在明亡清代后，投靠了满清新主子的东林党由于依然把持着舆论和著史权，颠倒黑白以美化东林党的《桃花扇》盛行于世，而揭露真相反映现实的《绿牡丹》却沉寂不闻，觉阿开士的《题壮悔堂集》有云：“传奇最爱《桃花扇》，谁唱温家《绿牡丹》？”这是明朝的悲哀，亦是历史的悲哀。 薛宝钗周后是由东林党一手培植起来的，薛宝钗的绿牡丹不仅指绿虏满清，更是指东林党的“绿牡丹”，朱慈炤在《红楼梦》中强调薛宝钗是“绿牡丹”就是为了揭露崇祯朝东林党操控科举大肆舞弊，打压异见和祸乱国家的可鄙作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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