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故宫六百年》：我试图用文字筑起一座城｜赏读

寻梦向天歌 2020-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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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读

《故宫六百年》自序（节选）

文 | 祝勇

面对紫禁城，我总会涌起一种言说的冲动。宏伟的事物总是让我们心潮澎湃，无论自然的，还是人工的。但紫禁城又太庞大，一个人的生命丢进去，转眼就没了踪影，我必须穿越层层叠叠的史料，才有可能把它找回来。那些密密实实的岁月，最终变成了只言片语，甚至，连一个字也没留下。她的每一个饱满的日子，她的欢笑和泪水，全都消失了，被一阵阵风、一重重雨扫荡干净了，就像一个侠客，身形被黑夜隐匿，我们看不见，也摸不着。

在紫禁城，生命的参照系太大，一个人置身其中，就像宫殿里的一粒沙，不值一提。即使乾隆这位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坐拥中国历史上第二大帝国（版图仅次于元朝），在这深宫，依然会感到茫然无措。他也一定会像一个哲学家一样自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因为这几个问题，是内植于一个人的生命中的，在浩大的宫殿里，更容易被唤醒。总之，作为一座建筑，紫禁城显然是太过庞大了，书上说，紫禁城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宫，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宫殿建筑群，同时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木结构建筑群，但在我看来，它的功能已经不限于皇帝工作和居住。一个人，对空间的需求不是无限的。巨大的空间，给人的生活带来的不是便利，而是困难。清朝皇帝乾隆，在紫禁城里一再大兴土木，是紫禁城建筑史中至关重要的角色，但他最爱的，还是八平方米的三希堂。他为自己退休建造了宏伟的宁寿宫（紫禁城里唯一的太上皇宫），但他退休后还是住在养心殿，挨着他的三希堂。

养心殿后殿西暖阁内景，墙上悬挂着“九九消寒图”

所以说，紫禁城不只是用来住的，更是用来吓唬人的，如汉代丞相萧何所说，“非壮丽无以重威”，以至于紫禁城建成六百年后，每当我面对她，依然会感到心惊胆战。这些建筑气势壮阔、复杂深邃。在日本设计师原研哉看来，对复杂与宏大的追求是人类文明史上不可回避的阶段，以至于“现存的人类文化遗产都是复杂的”，而不是简约、低调的。因为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阶段，只有复杂宏大的工程（比如中国的青铜器、长城、紫禁城），才能显示出统治者的能力与力量，也才能有效地整合族群与国家。原研哉说：“如果中央君临天下的霸者没有具备强而有力的统率力的话，因着力量不足，将会被拥有更强力量的竞争者取而代之，也会被其他兵强马壮的集团所吸收。”而这些“超级工程”的出现，“就是为了让敌人看了心生畏惧感，于是如此豪壮、绚烂，甚至怪奇的样貌才会应运而生。”

伟大的建筑都有实用性，但它们在本质上是超越实用的。就像埃菲尔铁塔，几乎没有什么实用性，以至于在法国为纪念大革命一百周年而建造它的时候，这一设计方案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包括小仲马、莫泊桑在内的作家、画家、雕塑家、建筑师，赶在巴黎的天际线受到损毁之前联名上书，表达他们“强烈的、愤怒的抗议”，称“连商业化的美国都不想要的埃菲尔铁塔，无疑将成为巴黎之耻”。罗兰·巴特写《埃菲尔铁塔》，是从莫泊桑常在埃菲尔铁塔上吃午饭开始的。这不是因为埃菲尔铁塔上的午餐好吃，而是因为那里是巴黎唯一看不到埃菲尔铁塔的地方。在他们眼里，埃菲尔铁塔不仅丑陋，代表着庸俗的工业趣味，而且无用——连塔顶餐厅的菜肴都不那么好吃。古斯塔夫·埃菲尔为了使它的设计更有合理性，曾给它赋予了若干实用功能，比如空气动力测量、材料耐力研究、无线电研究等，但对具有深厚审美传统的巴黎人而言，这样的辩护太过无力。但几十年后，剧情却发生了神奇的反转，埃菲尔铁塔不仅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而且成了巴黎最重要的地标建筑，它每年的游客量比卢浮宫还多。与卢浮宫比起来，埃菲尔铁塔无疑是一座空洞的纪念碑，里面什么都没有，但它有高度（1929年纽约克莱斯勒大厦建成以前，它一直是世界建筑的最高峰），有其他建筑无法企及的体量，仅凭这些，就使它成为一个符号，罩在巴黎的上空去。就像紫禁城，她的象征性，是通过她不近人情的宏大来实现的。

紫禁城的宏大，不仅使营造变得不可思议，连表达都是困难的。这让我的心底生起来的那股言说冲动，每次都铩羽而归。它太大了，它的故事，一千零一夜也讲不完。我们常说，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讲起。其实“二十四史”有头，也有尾，但紫禁城没有。紫禁城（故宫博物院）里收藏的古物远达新石器时代，甚至比新石器时代还要早，像《红楼梦》里写的，“不知过了几世几劫”。紫禁城里藏过一部“二十四史”，那是《四库全书》中史部的一部分，而三万多卷的《四库全书》，又只是紫禁城的一部分，很小很小的一部分。紫禁城有墙，但紫禁城又是没有边际的。我们说什么，都是挂一漏万，我们怎么说，都如瞎子摸象。因此，紫禁城所带来的那种话语冲动，带来的只有失语。我的讲述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在紫禁城面前，话语是那么无力。

站在紫禁城巨大的广场上，望着飞檐上面青蓝的天空，我总是在想，紫禁城到底是什么？历史学家、建筑学家给出的所有定义，都不足以解释它的迷幻与神奇。在我看来，紫禁城是那么神奇的一个场域，是现实空间，却又带有神异色彩。它更像是一只魔盒、一座迷宫，或者命运交叉的城堡。因为它的内部，人影幢幢，魑魅交叠，有多少故事，在这个空间里发酵、交织、转向。紫禁城是不可测的——它的建筑空间是可测的，建筑学家早已完成了对它的测绘，它的神秘性却是不可测的，用深不可测、风云莫测来形容它，在我眼中都比用具体的数字描述它更贴切。它用一个可测的空间，容纳了太多不可测的事物，或许，这才是对紫禁城的真正定义。

简单说，紫禁城就是一座城。它的外围有城墙，在它的内部，有办公场所（三大殿、养心殿等），有家属宿舍（东西六宫等），有宗教设施（梵华楼等），有水利工程（内金水河等），有图书馆（昭仁殿等），有学校（上书房等），有医院（太医院等），有工厂（造办处等），有花园（御花园等），除了没有市场，紫禁城几乎包含了一座城的所有要素。但紫禁城里又是有市场的，紫禁城本身就是一个大市场，忠诚、信仰、仁义、道德，都可以标价出卖。这些交易在这座城里一刻也未停止，因此，在史书里，我常常听到各种叫卖声，这座城的内部成员，个个都是交易高手，漫天要价，坐地还钱。因此这座城，培养了许多商业奇才，比如万历皇帝，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企业家兼财迷，为了挣钱，他下令停止民间采矿，所有矿产只能由皇家专营，皇帝因此成为这一垄断行业的最大老板，试图将天下财富集于一身。他赚钱太多，没地方放，于是下令在养心殿后面挖了一个大大的银窖，把挣来的银子统统藏在自己的银窖里。关于万历银窖里的“存款”总额，历史学家说法不一。清代康熙皇帝说：“明代万历年间于养心殿后窖金二百万金，我朝大兵至京，流寇（指李自成）闻风而逃，因追兵甚迫，弃之黄河……”

内金水桥

以上是从城市功能上说的。从建筑形态来说，这座城里，宫殿楼台、亭阁轩馆、庭院街道一应俱全，因此它具有一座城应有的物质形态。在这个物质空间里，也容纳着各色人等，包括皇帝、后妃、太监、文臣、武士、医生、老师（皇帝及皇子的讲官）、厨师、匠人等等，他们在各种建筑中生存和相遇，合纵连横，沆瀣一气，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应运而生。紫禁城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城，是物质的城，也是人群的城。它是一个社会，是世界的模型，是整个世界的缩影。

在我看来，紫禁城最根本的特性，在于它是一个生命体，犹如一株老树，自种子落地那一刻起，它就没有停止过生长。帝制终结了，但紫禁城没有死，而且永远不会死。2018年初秋时节拍摄《上新了·故宫》，我和演员蔡少芬、邓伦以及剧组其他成员在早上六点到达太和殿，若“穿越”回几百年前，这正是大朝会的时间，但此时的太和殿前，不见排列成行的品级山（供官员们在广场列队的标志物），也不见铜龟、铜鹤在腹中升起的袅袅的线香，只有摄像机、轨道和摇臂在无声地运动，只有我们几人的谈话声，在空阔的广场上回荡。七点半，太和殿广场上的几扇大门打开，先是各宫殿的值班员排着进来，紧接着是上班的故宫员工纷纷骑自行车从广场前经过，有的还在太和殿台基下停下来，看看拍摄的现场。故宫博物院新的一天，就是这样开始的。紫禁城有自己的“生物钟”，它的声与色，在每一分钟都在发生着变化，让我这个“老员工”，也感到兴奋和惊奇。

太和殿

时间无声地流过紫禁城，却在紫禁城中留下了鲜明的痕迹。紫禁城不是一个固体，永恒不变，而是一刻不停地在变，尽管那变化，可能极为细小，就像一个人的额头生出的皱纹，只有敏感的人才能发现。这些具体的、细小的变化，带动这座城，处于永不止息的生命律动中。这是紫禁城这件“古物”与其他古物最根本的不同。

2020年，紫禁城迎来建成六百周年，我自然不会沉默。我要写紫禁城，写紫禁城里的十个甲子。只是紫禁城、六百年，无论空间，还是时间，都过于庞大，这个题目把我吓住，我在心里盘桓了许多年，迟迟没有落笔。

2014年，冬日来临的时候，我终于写下了第一行字。像一个旅人，整理好了行装和心情，开始了远行。由于其中交叉着其他书的写作，使本书的写作变得断断续续、迟迟疑疑，到2016年，因为我策划大型纪录片《紫禁城》的关系，才开始变成一项持续而稳定的工作。但它仍然是一部个人化的著作，与纪录片无关。唯有个人化，我才能将个人的认知与情感发挥到极致。

写作本书，前后用了将近五年，但集中写作的时间，我用了三年多，我惊奇地发现，这个时间几乎与当年集中建造紫禁城的时间一致。也就是说，我的写作速度，是与营建紫禁城的速度一致的，这让我对这座城的建造，有了一种更真切的体验。我还发现，写紫禁城与建紫禁城在有些地方极为相似，它需要耐心，需要经验，更需要时间。紫禁城是一块砖一块砖、一根木一根木搭建起来的，日久天长，它的轮廓才在地平线上显现出来，写作也是一样，日子久了，作品才眉目清晰、结构健全。不同的是，建故宫的材料是木，是石，写故宫的材料是文字，最多还要算上一些标点符号。我试图用文字筑起一座城，一如北岛在散文集《城门开》的自序中写下的第一句话：“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