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岚：父亲和儿子的大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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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恍然想起过去的年代，多少年轻人就此与父母分别东西，从此真正地离家独立。多少人的命运从此路径交叉，山穷水复，再也不会相逢。

 

家中“第一代”

文/ 凌岚

九月送儿子去大学报到。原来计划是全家长途开十五个小时车去芝加哥，临行前计划生变，改成我们母子三人坐飞机前往。装了满满一车的开学用品，从车上卸下来，都堆在客厅里——崭新的床单，被套，可以组合拆装的书架……林林总总被随意放在地板上，家里乱作一团。儿子可能被突然而来的离愁别绪搞得不知所措，头没脑地问他是不是家中第一代上大学的。

“你当然不是啦，真的不是！” 我回答，First-Gen 哪有那么好当的啊！你爸你妈在美国都读到硕士以上学位。

First Gen 指家庭中的“第一代”大学生，在中国民间旧称“鸡窝出的金凤凰”， “寒门出贵子”。美国各大学每年公开的招生数据中，总有一项“First Gen”录取率。“寒门”在美国的联邦教育法案中有严格定义，“第一代”大学生必须是父母双方都没有拿到过大专以上的学位。若父母中一方拿到过大专学位（Associate Degree），就不能算，当然也不能享受各种教育优惠福利。若是父母上过大学但没有拿到毕业文凭，孩子申请大学时可以算作“第一代”。出生南方底层平民总统比尔.克林顿，童年时由祖父母养育。他母亲维多利亚.克林顿在他幼年时一直是单亲身份。为了谋生她撇下年幼的小克去路易斯安那州州立大学读护士学位。克林顿总统高中毕业后拿了奖学金上乔治城大学读国际关系专业。但因为他母亲的护士学位，出生贫寒的他并没有在履历中自称是家中的“第一代”大学生。

美国各大学多年的录取统计中专门有对First-Gen的追踪：27%-32%的新生属于“第一代”；“第一代”大学新生中，三分之一的学生年龄超过30岁; “第一代”边打工边读书，为了打工挣钱这些学生拿到本科学位的时间往往超过四年。超过三分之二的“第一代”读的是社区大学或者职业学校。

“第一代”大学生历年录取人数，完成学业率，毕业率，学费负债率，工作成就， 收入曲线等各种数据， 是经济学家研究和评判美国社会经济阶层垂直流动性的重要数据，是透视一个社会经济结构，社会各阶层对教育资源占有率的重要依据。这些量化的教育数据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大国和教育大国必也有，虽然并不见报。

按照这个First-Gen的定义，儿子的外公也就是我的老爸是家中的“第一代”——他是浙江山区农民家出的大学生，1957年考进南京工学院电力系发配电专业。走出苍南县的大山，远行读书，最关键的是当时在温州市做干部的堂叔的慷慨资助。考大学前夕，老爸到温州城里住在堂叔家。某日他和同学闲逛，在一个什么风景名胜处遇到了南下的国家领导人之彭德怀。当时文化革命磨刀霍霍但剑未出鞘，京华烟云中彭大将军独憔悴，他居然给这群乡下来的高中生做了一番临时讲演，勉励为国为民努力学习。我爸爸初到城里即见到贵客，非常兴奋，对彭老的话记忆犹新，他觉得那是登龙门的先兆。

我爸考上南京工学院（即民国时的东南大学，现在已经恢复这个本名）。多年后他一直把自己能够考上归功于1957——1957是中国当代政治上多事之年，那一年四月开始的鼓励知识分子给政府提意见的“大鸣大放”运动，历经一个多月以后变成“引蛇出洞”，反右开始。1957年的高考因为反右运动的影响，是对应届高中毕业生政审最严厉的一年，许多右派家庭出身的高中生因为家庭成分不合格而退档落榜,。有人下放当农民，有人去南京读大学，这种社会阶梯“上来”和“下去”是否零和，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证明，但现在回想起来总脱不掉“零和游戏”的残酷意味——别人下去了，你才能上去。这种同一年里此起彼伏的命运上升和沉沦，恰好分别呈现在我爸妈各自的人生里——老爸考上南工的那年，却是我妈妈家最倒霉的一年，外公——妈妈的父亲被打成右派离开了江苏省医疗系统。老爸考上大学，妈妈家阶层跌落， 一上一下，命运把这两个人的生活轨道连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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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Gen在美加基本等同于贫困线上挣扎的家庭， 这个概念成为衡量社会教育资源分配的重要指针。贫苦人家的孩子一旦有资质天赋和运气能成为第一代大学生，就有了走出原地迈上更高社会经济阶层的起点，个人命运从此改变。我老爸是一例。门罗也是一例。这位加拿大杰出的小说家1931年出生，比家父大几岁，她也是家中“第一代”上大学的。门罗生于安大略省西南部的穷乡僻壤，祖辈分别从爱尔兰和苏格兰移民过来，领了加拿大政府无偿配给的土地作农民——按中国的成份划分就是“富农”。门罗的父母都上过中学，识字。他们属于加拿大广袤无际的土地上艰难谋生的小农户——种地，养牛，开银狐和貂农场， “经济阶层上仅比赤贫的农民好一点。”门罗的多篇小说的原型来自于贫困人家的女儿“走出去”和“逃出去”的真实故事，这些女孩子离家出走，或者顺利嫁人，变成改变一生的契机。门罗小说都有这么一个暮然回首的时间框架，看着叫人既庆幸又害怕。

中国的情形则更复杂。比如老爸的祖父是前清进士，乡绅，到了父母这辈已经又跌回到农民。一旦打倒在地，若想回到正常的上升路径要等到两代之后了，“三代制造一个贵族”， 而“一夜之间可以变成贫民”，上升和跌落的速度完全不均等。中国民间说的命苦到底是天意呢，还是生不逢时？

老爸出生于浙江苍南平阳，他在那里接受的初等教育基本就是私塾学堂加1949年后的全国统一基础教材。我记忆中他的童年都是在背诵白居易的《长恨歌》，岳飞的《满江红》词。至于如何学到微积分，高等代数，高中理化课并可以达到考上大学的水平，他从来没有跟我细说过。老爸每提到自己的大学时光，发愁的都是跟“钱”有关，功课难易，学科陌生，这些都好解决。因为生活费接不上，他还曾经休学一年，回到温州向亲友借钱才重新上大学。

“第一代”大学学习之路非常艰难，即便千辛万苦进了大学，稍不留神就因为各种困顿而终止学业，拿不到毕业文凭，这是中外穷孩子都经历过的。比如爱丽丝.门罗，在高中没有一刻松懈地读书，拿了四个奖学金，全部的钱加在一起也只够她读两年大学的学费。1951年开始在西安大略大学读了两年英语和新闻，她靠打零工挣所有的生活费——作餐馆女招待，夏天到农场摘烟叶，当图书管理员……如此挣扎还是不能解决两年后的学费问题。

要不是我爸的贵人堂叔出钱资助，他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在休学一年后再回到南京工学院继续学业的。门罗没有贵人相助，她像那个时代的女大学生那样，择一好人家嫁了，离开了大学，最终没有拿到本科学位。假若没有坚持写作，她这个“第一代”也是半途而废，成为众多“走不出来”的“第一代”的失败案例。但门罗写出来了，第一本小说集就获得“总督奖”，加拿大最高文学奖。

门罗在嫁人后随夫搬到温哥华地区，在那里居住长达十几年。因为经济拮据也因为孩子年幼，她从未回到安大略的故乡，连母亲患帕金森症病重期间以及去世都没能回家参加葬礼。待她回来，已经是人到中年。

我父亲大学毕业后先分配工作在宿迁发电厂，等好不容易调回南京，跟我们母女团圆，已经又过了好几年。待奶奶第一次来到南京见到成为工程师和城里人的儿子，他们母子分别已经超过十年，我爸结婚多年并有了女儿， 那就是我。从苍南到南京的一路，分别换坐长途汽车，轮船和火车，经过温州和上海两处中转。我爸爸和奶奶事先约好在火车站以木梳为暗号，这一点我至今不能理解，母子相见，难道不是瞬间即可认出？还需要对暗号吗？奶奶90年代末去世，苍南地区已经富起来了。老爸2014年年末去世，这个奇怪的木梳约定永远成为一个记忆中的谜。

我们母子三人按时飞抵芝加哥，帮儿子搬进宿舍入住。两天后开学典礼，新生入学仪式上，四个苏格兰风笛手开道，乐声凄厉悠扬如唢呐一样抓心挠肺。新鲜人雀跃奔走在队伍里，我们家长冒雨站在路边为“未来的主人翁”喝彩，这时已经队分两列，孩子渐行渐远。儿子在队伍里对我说：“妈妈你听完刚才本科学院院长的讲演吗？老夫子掉书袋多啰嗦啊……”他兴奋得脸上泛光，好像一个老学究的讲演是天底下最好笑的事。说完他就跑开了。

我恍然想起过去的年代，多少年轻人就此与父母分别东西，从此真正地离家独立。多少人的命运从此路径交叉，山穷水复，再也不会相逢。

作者简介：

凌岚，生于江苏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出版中短篇集《离岸流》。个人微信公号“金色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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