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中崛起使隋朝不可战胜，出现“开皇之治”，顺利统一全国，其上升之势方兴未艾，按理说本应持久,有一个美好的前景，但事实却非如此，隋王朝仅存三十七年，便二世而亡。从北魏以来，拓跋鲜卑奋斗了近二百年才建立起来的这个大帝国一下子就崩溃了。这不能不令人大惑不解。隋王朝为何速亡？这又是一个历史之谜。古今许多学者提出了各自的见解，绝大多数归罪于隋炀帝的暴政。从历史表象上看，这固然不错。但隋炀帝为何变成暴君？隋炀帝暴政的实质是没有摆正东西关系。 隋炀帝暴政的产生原因。从北周武帝灭北齐到隋文帝灭陈，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毫不费力地击败对手，难免要产生轻、歧视之心。此时，拓跋鲜卑的取胜不再像北魏入主中原那样是野蛮战胜先进，而是在关中丝吻崛起、落后变先进的前提下以先进打败落后，以强大打败弱小，以欣欣向荣打败日暮途穷。这样，军事上的胜利与文化上的优越极为容易助长关中人对关东（包括江南）的轻视情绪，摆出不可一世的军事征服者的姿态。特别是拓跋鲜卑要改造关东腐朽的士族地主，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必然形成一种对抗和敌视。 北周武帝及隋文帝前期，天下尚未归一，还不能志满意得，对北齐士人还能设法笼络，但到了隋文帝后期，尤其到了炀帝时期，歧视心理形成关中人的思潮，炀帝作为其代表，不仅未能克服，反倒推波助澜，变本加厉。此时要求炀帝反潮流，与关中人心理相悖，而对关东宽大为怀，一视同仁，是不现实的，至少像宇文邕那样不排斥关东士人也是办不到的。隋炀帝站在关中立场，代表着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思想倒是最合乎情理的。他好大喜功，更是火上加油。因此，隋统一全国后，关中歧视关东（包括江南），迅速崛起的拓跋鲜卑轻视日益衰落的汉族士族，掌权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治国政策摆弄不平，以关中压制关东，是一种必然性的历史错误。隋炀帝的暴政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上产生了。他只对关东施行暴政，而对关中则竭力优待。因此他的暴政实质是对关东的不公，这是导致隋王朝快速灭亡的原因之一。 隋文帝对关东怎样看呢?他早就仇视关东。早在公元580年他上台前一年，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内讧，三总管起兵反对他专权，刚刚征服不久的原北齐旧地，山东诸州以及巴蜀之众都起来响应三总管，《隋书·高祖纪》记载当时
这和西周武王伐纣后的关东三监之乱差不多，同样反映出东西冲突。杨坚依靠关中兵迅速平定叛乱，《隋书·窦荣定传》记载此后他
这是隋文帝公开敌视关东的开始。 开皇五年，他以谋反罪诛大司徒王谊（洛阳人），又排斥内史令李德林（山东人），并寻机把尚书左仆射高颎（河北人）“除名为民”。但在全国统一之前，他还有所顾忌，同时又有改革成效可作掩盖，所以没有出现暴政。 而在全国统一之后，隋文帝再无任何顾虑，久蓄心中的敌视关东的情绪便更加公开地表现出来。他在改造关东士族的同时，想方设法排斥、翦除关东士族，先是蛮横对待，继而大动干戈。他向江南派出许多官吏，把在北方实行的政治、经济措施向江南推行，江南士族地主受到沉重打击。特别是推行均田制和户籍法，检责户籍，搜括隐户，更直接威胁到士族地主的生死存亡。此外,隋官苏威又颁布“五教”，强制江南士族诵读，大摆军事征服者的威风。这激化了改造与被改造者的矛盾和冲突。江南士族极为不满，散布谣言说要把江南人民迁到关中去，蛊惑煽动，进行反抗。 公元590年，江南土族大姓纷纷发动叛乱。从长江直到岭南，几乎整个陈朝的旧境都骚动了，大者数万，小者数千，叛者遍地。婺州（金华）汪文进、越州（绍兴）高智慧、苏州沈玄懀都自称天子，署置百官。许多州县被攻破，隋官被残杀，这充分表明江南士人的仇恨心理。 隋文帝派关陇大贵族杨素率重兵进讨，经过多次激战，才平息叛乱，隋军深入到江南各个角落，全面控制江南。这次大动干戈，既是带进步性的改造行动，又是带破坏性的军事镇压。此后，关东士族仍然不服，暗中反抗，《隋书·高祖纪》记载隋文帝在五年之后还下令：
可以看出隋朝对关东的不公，始于文帝。隋文帝前期为了统一大计有所收敛，未成大害，还能搞成“开皇之治”，隋文帝统一之后则显露歧视政策。尽管如此，隋文帝的不公平带有改造关东七族的进步性，而且所作所为还不算太过分，没有严重到暴政的程度。在其子炀帝对关东的不公，就使关东实在无法忍受，终因暴政而酿成天下大乱，走向自我毁灭。 隋炀帝十分敌视关东，刚一上台就竭力加强对关东的控制。为加强对关东的控制，隋炀帝头两件大事是营建东都洛阳和开凿大运河。《隋书·炀帝纪》记载公元604年，他下诏营建东都，目的在诏书中说得明明白白，就是：
指以前山东叛乱时关中兵离得太远不能及时前往镇压，又说：
他亲临洛阳，以杨素为总监，于605年开始大规模营建工程。当时役使关东民夫，极为残酷每月“役丁二百万人”，死亡大半。《隋书·食货志》记载：
洛阳城十个月重新建成，此后炀帝经常坐镇于此，统治关东。 为了便于调兵和漕运，隋炀帝在营建东都的同时，又下令开凿南北大运河。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共分四段。公元605年炀帝征发河南、淮北一百多万人开通济渠，由洛阳至淮河。同年，又征发淮南十几万人开邗沟，从山阳（淮安）到扬子（扬州）入长江。三年后，征发河北百万民夫开永济渠，北通涿郡（北京），南达黄河。公元610年，征发江南民夫，开江南河，从京口（镇江）通余杭（杭州）。 大运河全长近五千里，六年建成，被举世公认为是古代文明的奇迹之一，其名气可比秦始皇所修之长城。但是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主要目的是政治性和军事性的，是暴政的开端，其经济效用是日后产生的客观效果。开运河比建东都死人更多。唐人传奇《开河记》说隋修运河，共发丁夫三百六十万人，开至徐州时，已经少去一百几十万，“死尸满野”。小说未必正确，但唐人写隋事，不能无中生有，胡编乱造，修运河死人极多，断然不假。难怪修永济渠时，丁男不足，妇人也被驱来服役。 公元607年，炀帝还征发民夫百万修长城，十天中就役死十分之五六，次年又征二十万人再筑长城。炀帝上台五、六年，竟征发关东五百万以上民夫，役使民夫如同奴隶，给关东带来深重的灾难。 公元605年通济渠刚竣工，炀帝就迫不及待地亲巡江都，以后每年他都要远出巡游。这决不是游玩，而是以关东为敌，搞军事示威，震慑关东人这与秦始皇亲巡六国完全相同。他比始皇更甚之处是大肆炫耀武力。他把府兵十二卫（即十二军）全都带上，动辄数十万，最多一次竟达五十万人，随行兵船长达二百余里，两岸骑兵护行，旌旗蔽野。《资治通鉴》记载：
隋炀帝对关东的一系列暴政。其一，从公元611年起，炀帝屡次兴师动众，大举攻伐高丽。 他宣称：“朕观风燕裔，问罪辽滨”，把征服高丽纳入对关东的军事镇压范围之内。这是对高丽战争的真正动机。前十几年，隋文帝就曾派三十万大军东征高丽，但失败而归。因此，炀帝调集一百一十三万军队，征发三百万关东农民及不计其数的车、牛、船。如河南、淮南、江南要出戎车五万乘，江淮要出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要出排镩手三万人。东莱海口要造船三百艘，工匠被逼昼夜赶造，在水中站久了，自腰以下生蛆，死者有十分之四。运粮的车夫约六十多万，主要出自山东、河北、河南。他们往返于道，《资治通鉴》记载：
为了逃役，关东农民不惜伤残肢体，称作“福手福足”。公元612年，第一次出师就遭惨败，损兵折将三十万。炀帝悍然不顾，于613年、614年又连续二次进攻高丽，伤亡极为惨重。《资治通鉴》记载战争使
关东地区受害最大，《隋书·杨玄感传》记载：
其二，炀帝对关东赋税极为苛刻。 他在关东竟然“逆折十年之租”。他还巧立名目征税，无所不征。为了征服高丽，公元610年“诏又课天下富人，出钱市武马”，当时马价十万钱，十分昂贵，结果“富强坐是冻馁者十家而九”。所谓“天下富人”，不包括关中，因为直到613年炀帝灭亡前夕，才诏“课关中富人”。 其三，炀帝滥施酷刑，大肆屠杀关东人。 他下令凡是关东的反抗者，“罪无轻重，不待闻奏，皆斩”，并籍没其家。公元613年杨玄感在黎阳起兵，关东民纷纷响应，起义军迅速发展到十万人。此外，归德（商丘）响应者韩相国有众十多万，江渐响应者刘元进聚众数万，朱燮、管崇拥众十余万。炀帝残酷镇压这次起义，仅杨玄感一处死者达三万多人。《隋书·裴蕴传》记载炀帝曾对裴蕴说：
当他看到洛阳街上还有行人。就说：“犹大有人在”，只恨杀人太少。此时的炀帝敌视关东已近疯狂程度。 与关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隋朝对关中极为优惠。隋文帝重赏关中功臣，除不听加官加爵，赏赐田宅之外，《隋书·高祖纪》记载隋文帝还下诏：
炀帝一上台就“制战亡之家给复(免赋役)十年”，“大赦天下，关内给复三年”。他西巡关陇时，下令“行经之所，给复二年”，长安“官至七品以上者，量给廪，以终厥身”。他极为信赖关中兵，数万禁军勇猛敢死之士都为关中子弟。但隋炀帝杀兄害父，抢班夺权。因而猜忌大臣。“朝臣有不合意者，必构其罪而族灭之”。最终得到遭关中地主抛弃的下场。 隋朝治国如此不公，必然激起关东激烈反抗。隋末关东掀起复仇风暴。公元611年，王薄在长白山（山东济南章丘区附近）首义，他作《无向辽东浪死歌》，号召抗役反隋，整个关东（包括江南）迅速响应，起义人数多达三百至四百万。起义有着鲜明的关东复仇色彩。“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公元616年以后，关东起义达到高潮，形成翟让、李密的瓦岗军，窦建德的河北军和杜伏威的江淮军三大主力。618年隋炀帝在江都被禁军政变缢杀，隋朝灭亡。 结束语隋统一天下时，何其强大，文帝心怀长治久安万世一系的愿望又何其强烈，然而事与愿违，由于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歧视关东这一必然性的历史错误，使文帝炀帝父子在全国统一之后没有摆正东西关系，对关东不公，引起暴政，从而分裂地主阶级，破坏中央集权政权的阶级基础，导致帝国大厦的迅速崩溃。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