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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宇瑶:隔离只是手段

 智能人做超人 2020-06-15

郭宇瑶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半个月之前,我像往常一样等待着春节与团圆,那个时候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春节会如此特殊。在刚刚放假的时候,已经有关于冠状病毒的消息时不时在手机中弹出,那时我看到也只是默默地划掉弹窗,并没有重视这些消息。县城的敏感度总是不如大城市的,1月20号,我在西安参加完一个同学聚会之后,发现大街上已经有不少人戴上了口罩,满大街的口罩形成一种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中,我和我的朋友们感到了恐慌,也不得不戴上了口罩。当我返回县城的时候,关于冠状病毒的消息突然井喷似的占据了各大头条,相关讨论也是漫天飞。当我们出门购买口罩的时候,跑了很多家药店都没有买到,根据一家药店店员的描述,这家药店在一天之内就卖出了一万块钱的口罩,口罩和消毒水等医疗物资已经全部脱销。人们时刻关注着全国新型肺炎疫情的实时动态,不断攀升的数据搞得人心惶惶不安。125日,陕西省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应急响应,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隔离”。

一、隔离时期个人的表现

我和大多数人一样,主动居家隔离。取消聚会,减少外出,必须要出门的情况下做好防护措施。这样的主动隔离不仅来源于政府的压力,更来源于面对病毒的一种恐慌。这种恐慌使人们自觉隔离在家中,然而当人们在家中无所事事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在疫情上,这种恐慌让人们不断地追根溯源,面对疫情的中心——武汉,人们一方面喊着“武汉加油”,一方面又担心疫情累及自身。有一部分人对病毒的恐慌,扩大转移,蔓延到了地域,甚至上升到了对武汉人、湖北人的恐惧甚至敌视。

被实施医学隔离的人们又是另外一种心态了,除了已经确诊的病患以及疑似病患,从武汉返乡的人员几乎都被观察或者隔离。幸运的是,直到今天,我的家乡也还没有确诊病例。我通过微信了解到,我的一个就读于武汉某高校的朋友,返回浙江某市过春节,于1月25日被强制隔离,该市对武汉返回人员采取全面“强制隔离”,逐一排查。实施的是单人单病房隔离,排查过程为三天进行两次检查,两次结果为阴性即解除疫情判断。在隔离的几天里,通过微信了解,她产生了非常多的心理变化,从恐慌到对排斥的心痛再到对医护人员的感恩,到最终解除隔离的轻松感。我的朋友是幸运的,但是在这过程中的心理是复杂多样的。这是从武汉返乡的大学生的一个缩影。他们在外求学归来,被强制隔离,因为受过良好的教育,可以理解隔离的原因,可以体会医护人员的辛苦,但是他们也会因为被隔离而恐慌,被排斥而心痛,他们在媒体上呼吁“我从武汉来,但我不是敌人。”我朋友是从武汉返乡的大学生的缩影,他们希望在理解配合的基础上,能够得到接纳以及内心的慰藉。

隔离并不只是对个人的隔离,还包括城市、城镇、乡村、社区之间的隔离。武汉“封城”之前,也出现了一部分人在交通阻断之前“逃离武汉”的情况,通过一部分人的自述可以看出,他们不单单是对病毒的恐惧,还有对未知的恐惧,对“封城”隔离的恐惧,在这种扩大了的恐惧感的驱使下,他们急切地离开了这座城市。他们试图摆脱恐惧,但是也给其他地域的人们带来了一种恐惧。只要不是刻意隐瞒,“逃离者”的这种心理无可厚非,也体现了隔离带来的人心浮动。

与逃离者相对应的是“最美逆行者”,这些逆行者多为支援武汉的医护人员,他们不仅仅为武汉提供了医疗援助,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灌输了一种大无畏的精神。一张张请愿书,让他们进入到隔离了的城市,救助那些在隔离中的病患。他们是一把反向的利刃,在隔离地严严实实的地方划开了一道缺口,让人们可以透透气。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为大众提供了心理支持。参照吉登斯的观点,随着现代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形成了一种专家系统,人们对专家系统是信任的,这种信任并不是对某个人的信任,而是时空分离背景下的一种社会信任,是对专家的专业知识的信任。此次疫情,人们最信任的就是钟南山院士,83岁的钟南山院士不仅具有顶尖的专业知识,并且逆行赶赴武汉,这种壮举鼓舞了大众。128日,钟南山院士预估疫情会在一周或者十天左右到达高峰,并且不会大规模地增加了。这个重要判断也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大众的情绪,削弱了大众的恐慌。除了钟南山院士,其他多批赶往武汉的医护人员也让大众感到安心。但是通过一些新闻,我们也了解到医疗资源的短缺,因此,我们更应该进行自我隔离,减少外出的频率。也不要因为过于恐慌,一味地囤积口罩,将医疗资源留给医护人员和专家。

二、隔离时期媒体的两面性

当人们足不出户应对疫情的时候,信息来源主要就是媒体。在这几天媒体的作用被不断强化,更加体现出自身的两面性。

在此次疫情中,媒体确实起到了很大的正面作用,尤其是官方媒体。官方媒体向人们进行科学知识的普及,实时消息的通报以及正能量的弘扬。还有一些学习网站,在疫情期间向人们免费开放,比如,“中国知网”和“当当云阅读”等,让人们在疫情期间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学习,更好地利用时间。许多个人也通过网络分享了自己宅在家的情况,通过媒体扩大了与外界的沟通。

除此之外,媒体还像一个缓冲带,使政府一些比较强硬的隔离手段变成地让人容易接受,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媒体大多通过一种幽默的方式,展现出隔离带来的一种反常现象,使人们发笑。人们在恐慌的氛围中能够开心一笑,随之接受这种隔离手段。比如,河南的“硬核”防疫方式,在网上刷屏,劝返点、各类顺口溜、横幅和村头喇叭等。还有许多人通过小视频分享了自己家乡的隔离情况,甚至出现了自己家人主动隔离,并对前来拜年者进行“硬核”驱赶的现象。对于这种“硬核”防疫方式网友大多表示赞同,也有网友表示听着很无情但是很好笑。在这其中“笑”成了人们接受观点的催化剂,但是媒体一定要注意,在使用这样的催化剂的时候,切忌投放过量。一味地宣传通过“硬核”的方式拒绝亲朋好友的到访可能会伤害感情,一味地宣传要警惕“鄂”这个字可能会引起恐鄂情绪,一味地宣传拒绝外地人归乡可能会寒了人心。

暂且不论事实本身带来的恐慌,媒体的副作用更多地体现在谣言给大众带来的恐慌上。官方媒体不断地进行辟谣,谣言包含方方面面。这几天我差点信以为真的是武汉归鄠人员住院逃离一事,这个事件在微信上疯传,引发了我和亲友不小的恐慌。因为鄠邑区离我的家乡非常近,逃离意味着传染源的隔离失效,这种失效会让一切陷入巨大的不可控与未知当中,不可控与未知会引发人们巨大的恐慌。后经官方辟谣,人们悬着的心才落了地。谣言岂止这一条,从科学知识方面的谣言到一些假消息,每日各类谣言充斥着屏幕,给人们带来恐慌,造成了巨大的不良社会影响。

此次疫情不光是对奋斗在一线的人们的考验,也是对媒体的考验。适度的恐慌可以引起重视,过度的恐慌可能就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媒体一定要引导人们重视但是不过度恐慌,用一种科学的态度去看待疫情,调节好“笑”和恐慌之间的度。应该不断地对真相进行报道,加大辟谣力度。也应该不断深挖这种手段在实施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对方式调整进行建议。让人们认识到隔离只是手段,战胜疫情才是目的。

三、隔离是政府控制疫情的手段

通过媒体了解到,人们还没有完全了解冠状病毒,只能通过提升自身免疫的方式来治疗病患。在这种情况下,控制疫情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掐断传播途径,这种病毒的传播途径主要是飞沫传播。因此,隔离是最有效的掐断传播途径的手段。

陕西省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应急响应,应对疫情成了全社会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一家基本上不怎么出门,父亲作为一名公职人员,在这段时间内仍然需要对超市、商场和市场进行检查。虽然防疫的主力部门是卫健局,但是也需要各个部门协同配合。比如,商务系统就需要在超市、商场市场入口进行把守,对异常情况进行排查;对市场进行定期消毒;积极调配物资并且控制物价。除了对异常人员的隔离之外,政府也需要做好物资调配的工作,这在相对封闭起来的城市中是至关重要的。这几天,每天我都会提醒父亲做好防护工作,并且在他工作回来提醒他洗手清洁。毕竟除了医护人员许多政府人员也是奋斗在一线的。政府在行使权力的同时,也需要肩负起冲锋陷阵的责任。

隔离确实是现在控制疫情最为有效的方式。但是这其中也存在着一些纰漏,比如说各种“硬核”的手段是不是真的合适,有没有考虑到被隔离者的心理问题,有没有安顿好被隔离者的家人。巨大的国家机器在运转,政府希望以最理性和高效的方式实施隔离,战胜疫情,这也是所有人的愿望。但是在高效运转的过程中是不是也可以将这种“硬核”转变成为“温情”呢?“劝返”应该是“劝”而不是“打”。隔离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并不是我们的目的,这种情况下“六亲不认”等类似的标语显得格外的刺眼。

我想我和大多数人一样,不在疫情的中心,缺乏亲临一线的直观感触。但是我们在信息的漩涡中浮浮沉沉,每天在增长的数字也触动着每一个人的神经。只要我们怀着善意,协调隔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隔离这个手段就不会凌驾于目的之上,我们一定可以通过隔离这个手段实现战胜疫情的目的!

                          郭宇瑶

                                                   2020年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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