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林外史》看《红楼梦》：大观园外面，是个什么社会？

十八世纪中叶，我国小说史上几乎同时诞生了两部巨著：曹雪芹的《红楼梦》、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此时，正值康乾盛世。作为“世家之宝鉴”的两部书同出于落寞的世家子弟之手，意味着它们必然存在多方面的精神联系。

如果说大观园是曹雪芹寄托理想的桃花源，《儒林外史》就是对大观园之外清代社会的写真。它以一种不逊于《红楼梦》的感人、深刻的力量，以及无疑同样深厚的刻画人物、书写现实的功夫，恰好填补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有意或无意略过的、却根本不容忽视的那些空白。

时至今日，《儒林外史》依然被认为是一部天才的伟大作品，虽然在更多人心中，它和《红楼梦》的地位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就像鲁迅先生所说：“伟大也要有人懂。”

这回，我们就把《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并置，看看它给我们呈现了哪些关于那个时代的、真实而具体的现实生活。井玉贵老师的讲述主要涉及几个方面：贵族世家的危机、士大夫阶层的堕落、平民的道德与力量。

关于贵族生活

1. 那些贾家以外的世家

《红楼梦》中的贾家是“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标准的世家形象。

《儒林外史》中的世家，最典型的是“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的天长杜家，这是以“五十年中，家门鼎盛”的吴家为蓝本的。作者吴敬梓就是书中杜少卿的原型。

五河县虞家也是世家，书中交代虞华轩“曾祖是尚书，祖是翰林，父是太守，真正是个大家”，可能也是作者以吴家为蓝本创作的。

湖州娄家，娄公子已逝的祖父是太保，父亲是中堂，娄大公子现任通政司大堂。两位娄家公子身上展现出十分鲜明的世家风范。

南京国公府的徐九公子、徐三公子，是明朝开国元勋徐达的后人。从国公府的陈设及两位公子的言行看，他们也是典型的世家大族。

2. 三世仕宦，才晓得穿衣吃饭。

俗语说：“三世仕宦，才晓得穿衣吃饭。”《儒林外史》所写的贵族生活虽不及《红楼梦》精细，但也有许多非世家子弟不能知道的细节。

例如写娄府焚香，娄三公子说：“香必要如此烧，方不觉得有烟气。”其中“必要”二字，充分展现出贵族生活的精致与自得。

再如写杜少卿招待韦四太爷，“肴馔都是自己家里整治的，极其精洁”，“内中有陈过三年的火腿，半斤一个的竹蟹，都剥出来脍了蟹羹”，席上还喝了埋在地下九年零七个月的陈酒。

3. 世家尊贵好礼，绝非势利之门。

谈到世家风范，物质上的富贵只是一方面，“诗礼传家”或“富而好礼”的精神传统才是其核心。

《红楼梦》中写贾政“礼贤下士，济弱扶危”，林如海也说他“为人谦恭厚道，大有祖父遗风，非膏粱轻薄仕宦之流”。书中多次提及贾宅是慈善宽厚之家，“从没干过这倚势仗贵霸道的事”。贾政也说“自祖宗以来，皆是宽柔以待下人”。

诗礼传家，是彰显家族威望和文化品级不可或缺的传统。在家族教育、日常礼仪及婚姻缔结等方面，都要奉行这一原则。

贾赦将迎春许给孙绍祖，贾母、贾政都不赞同，就因为孙家势利，“并非诗礼名族之裔”。贾赦强买石呆子的古扇，贾琏不忿：“为这点子小事，弄得人坑家败业，也不算什么能为！”在贾赦身上，贵族世家宽仁好礼的精神传统已经彻底丧失，而贾琏更像是这一传统的维护者。

《儒林外史》中也有类似的例子。娄三公子拆穿冒姓打船家的刘守备，说如此行凶打人，“岂不要坏了我家的声名”，又说“我家从没有人敢做这样事”。娄公子的心理，跟反对父亲霸道行为的贾琏毫无二致。

4. 真正的贵族，懂得节制欲望。

真正的贵族必然懂得节制欲望的重要性。《儒林外史》中杜少卿认为娶妾最伤天理，因为“天下不过是这些人，一个人占了几个妇女，天下必有几个无妻之客”，所以他主张“人生须四十无子，方许娶一妾”，并半开玩笑地称此法为“培补元气之一端”。

《红楼梦》中贾赦不顾廉耻，任由欲望泛滥。凤姐转述贾母批评贾赦的话，说他“如今上了年纪，作什么左一个小老婆右一个小老婆放在屋里，没的耽误了人家。放着身子不保养，官儿也不好生作去，成日家和小老婆喝酒”。贾赦的行为不仅耗损了自身元气，整个贾府的败落他也难辞其咎。

世家子弟的前途

1. 贵族传家，需要不断有人进入仕途。

贵族世家得以延续的必要条件，是家族中不断有人进入仕途。《儒林外史》写杜家“兄弟虽有六七十个，只有这两个人（杜慎卿、杜少卿）招接四方宾客；其余的都闭了门在家，守着田园做举业”。只要有子弟“守着田园做举业”，世家的传承便有了基本保障。

后来李大人荐举杜少卿做官，少卿不肯，李大人道：“世家子弟，怎说得不肯做官？”此处齐省堂增订本批云：“辞严而义正，极是难得。”可见在当时社会，这是共识。

张英《聪训斋语》中云：“每见仕宦显赫之家，其老者或退或故，则其家索然者，其后无读书之人也；其家郁然者，其后有读书之人也。”《红楼梦》中写到柳湘莲“原是世家子弟，读书不成，父母早丧”，他这一支便因读书不成而趋于衰落。

2. 举人进士，都是贵族家庭极平常的产物。

世家中不断有人进入仕途，随着世代的延续，有功名者几乎成了世家的固有产出物，变得极为稀松平常，不会被人重视了。

《儒林外史》写杜少卿蔑称王知县为“灰堆里的进士”；虞华轩对表兄余大先生说：“举人、进士，我和表兄两家车载斗量，也不是甚么出奇东西。”这样的话，只能出自世家子弟之口。像范进中举即疯那种情况，在贵族家庭是很难发生的。

3. 贾宝玉到底需不需要做官？

贾宝玉不肯做官，后果到底有多严重？

较之一般的科举世家，贾家似乎有些特殊。贾赦就曾说：“想来咱们这样人家，原不比那起寒酸，定要‘雪窗荧火’，一日蟾宫折桂，方得扬眉吐气。咱们的子弟都原该读些书，不过比别人略明白些，可以做得官时就跑不了一个官的。何必多费了工夫，反弄出书呆子来。”

贾赦的意思是，贾家作为世代荫袭之家，不必跟平民子弟一样致力于科举。果真如此么？

事实上，贾赦这番话是极不负责任的。对于贾府来说，依靠荫袭得官早就难以为继了。贾家要维系家声于不坠，必须教育子弟走科举之路。欧丽娟教授谓“宝玉处处所表现的反对科第，正是陷个人与家族于败灭的不义之举”，话虽严厉，理却不错。

秦钟临终前对宝玉说：“以前你我见识自为高过世人，我今日才知自误了。以后还该立志功名，以荣耀显达为是。”此处庚辰本夹批云：“此刻无此二语，亦非玉兄之知己。”可见，贾政严抓宝玉的教育，薛宝钗、史湘云、袭人等劝其走仕途经济之路，都是出自善意的正常之举。

关于八股文与科举制度

1. 贾宝玉的“叛逆”言论并不稀奇。

宝玉不愿走仕途经济之路，还猛烈抨击科举制度、八股文，一般被认为是其与众不同之处。但放在整个明清时期来看，这类言论其实并不稀罕。

《儒林外史》写蘧公孙做了鲁府的女婿，鲁小姐每“说到举业上，公孙总不招揽；劝的紧了，反说小姐俗气”。而他勉强写篇文章，“都是些诗词上的话，又有两句像《离骚》，又有两句‘子书’，不是正经文字”。

武书向监虞博士介绍学业情况时说“门生那文章，其实不好”，虞博士回应说自己“也不耐烦做时文”。所谓“时文”，就是科举应试的“正经”文章。

清人袁枚是科举过来人，他曾说：“时文之病天下久矣，欲焚之者，岂独吾子哉。”可见，不愿意做“时文”的读书人在当时大有人在。

2. 不做举业，会危及家族前程。

但为个人前途及家族利益起见，大部分人还是选择忍苦就范。袁枚曾语重心长地劝人：“足下未成进士，不可弃时文；有亲在，不可不成进士。”这也是很多人不放弃科举的原因。

所以在《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说：“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

娄太爷去世前，对杜少卿说：“你生的个小儿子，尤其不同，将来好好教训他成个正经人物”。娄太爷的遗言跟《红楼梦》中秦钟的遗言一样，都是虑及将来的肺腑之言。吴敬梓和曹雪芹都特意在书中写此一笔，或许正寄寓了他们回首往昔时痛苦、矛盾的心情。

堕落的士大夫阶层

1. 薛宝钗论读书：读了书倒更坏了。

贾宝玉常说的“混话”之一，就是把读书上进的人都称为“禄蠹”，又说八股时文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宝玉的话虽是愤激之言，意义却不能低估。

这些话，实际上反映了作者对当时社会中的士大夫阶层的深深的失望。薛宝钗曾对林黛玉说：“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糟踏了，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这是宝钗观察现实后的深刻体会。

2. 读书人追名逐利，已引起许多批评。

明清时期，士大夫阶层素质的空前劣化，是一个被朝野普遍认识到的现实问题。《红楼梦》中写了个“饿不死的野杂种”贾雨村，《儒林外史》里写了个衙门里充斥“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的南昌知府王惠。

清人方苞在《何景桓遗文序》中愤然说：“盖自科举兴，而出入于其间者，非汲汲于利则汲汲于名者也。”

郑板桥也屡次谈及士人在农夫面前应该感到羞愧：“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起手便错走了路头，后来越做越坏，总没有个好结果。”

3. 平民的德行，或反胜于士人。

吴敬梓的高祖吴沛经常这样教育子弟：“若辈姿好不一，能读书固善，不然做一积阴德平民，胜做一丧元气进士。”

清代艾衲居士《豆棚闲话》中有一段话，说得更明白：

“如今世界不平，人心叵测，那聪明伶俐的人，腹内读的书史倒是机械变诈的本领，做了大官，到了高位，那一片孩提赤子初心全然断灭，说来的话都是天地鬼神猜料不着，做来的事都在伦常圈子之外。倒是那不读书的村鄙之夫，两脚踏着实地，一心靠着苍天，不认得周公、孔子，全在自家衾影梦寐之中，一心不苟，一事不差，倒显得三代之直、秉彝之良在于此辈。仔细使人评论起来，那些踢空弄影豪杰，比为粪蛆还不及也。”

关于物质基础

1. 南京这地方是可以饿死秀才的。

《儒林外史》中周进姐夫曾说：“人生世上，难得的是这碗现成饭。”季苇萧说：“南京这地方是可以饿的死人的。”这些话像回声一样弥散在全书中。

现实中，那些为了一碗现成饭而奔波的人，大都是沉沦于社会底层的秀才群体。正如台湾学者乐蘅军所指出的：“举人进士固然是糟蹋自己人格换来，但身家性命总算保住了，只有这些遍地流落的秀才，才是最彻底的沉沦：既无从以道德自守，又甚至丧失了根本的吃饱肚子的能力。”

太平盛世里，真正享受繁荣之果的，不是广大贫苦的农民，也不是一般的知识分子，而是地主、商人、官僚。书中对贫家状况的描写，不仅是对社会现实不公的批判，也蕴含了对世家子弟奢靡生活的反思。

2. 田地是一切经济的基础。

传统中国是农业国家，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红楼梦》中贾府的经济是靠庄田地租维持的，庄田收成会直接影响到贾府的生活水平。贾母吃的红稻米粥没有剩余，王夫人解释说“这一二年旱涝不定，田上的米都不能按数交”。贾府还拥有名为“园子地”的田地，李纨就有“园子地”的租子收入。

在家乡拥有一定数量的田地，是士大夫阶层首先要考虑的。这既是增殖产业的需要，也是仕途受挫后抽身退步的经济依靠。《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的高祖吴沛让其仲子在家务农，其余四子读书进取，正是为家族发展做出的最稳妥的安排。

书中写娄府公子失意于京城后返回乡里，其经济便是靠田租维持的；蘧太守常讲“宦海风波，实难久恋”，为官清廉的他辞官后还能维持较好的生活，全仗早年在家乡拥有的田产；虞博士在南京做国子监博士六七年，“只挣了三十担米的一块田”，他打算再用两三年俸金“添得二十担米”，也是出身农村的赤贫人着眼将来的理性之举。

3. 卖田产是标准的败家行为。

田地有多重要？有时几乎等同于“基业”。《儒林外史》写余大先生对杜少卿说：“你这些上好的基业，可惜弃了。”这里的“基业”，指的就是杜少卿以往拥有的家乡的田产。

世家子弟因不善经营而卖掉田产，是标准的败家行为。在高翰林眼里，杜少卿是“杜家第一个败类”，就跟他卖田的行为有很大关系。

“敬农”与“劝农”

1. 士大夫巧取豪夺，农民往往更淳朴。

在中国传统中，乡村具有重要的人文陶冶作用。跟城市市民相比，农民往往更淳朴。

《红楼梦》中刘姥姥说：“咱们村庄人，那一个不是老老诚诚的，守多大碗儿吃多大的饭。”农民的劳力直接诉诸自然，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其态度只能是“老老诚诚的”。

《儒林外史》写鲍文卿拒绝赚昧心钱，说“须是骨头里挣出来的钱才做得肉”。这与士大夫阶层以巧取豪夺的手段获取利益是正好相反的。

2. 爱惜庄稼，尊重庄稼人。

历代君王都知道农事劳动有教化人心的作用。《尚书》里说“惟土物爱，厥心臧”，就是教导臣民要懂得爱惜地里的庄稼，使心地善良。清人张英也说：“故子弟不可不令其目击田家之苦。”

懂得了“田家之苦”，就会尊重种庄稼的农人。《红楼梦》写司棋大闹小厨房，命丫头们动手，“凡箱柜所有的菜蔬，只管丢出来喂狗”。对于如此任性的破坏行为，作者未尝没有批评的意思。与此同时，《红楼梦》中还极力写了一个备尝农民生活艰辛、心性至为纯良的人——刘姥姥。

3. 膏粱子弟对农家生活一无所知。

贾宝玉接触乡村事物，“凡庄农动用之物，皆不曾见过。……不知何项所使，其名为何”。此处甲戌本夹批云：“凡膏粱子弟齐来着眼。”庚辰本眉批云：“写玉兄正文总于此等处，作者良苦。”可见这段描写不可轻忽。

乡村生气勃勃的劳动场景，是宝玉这样的“富贵闲人”难以想像的。“天天圈在家里”的生活，正是造成人的封闭和狭隘的主因。

4. 农民的强韧生命力，凸显贵族子弟的衰颓。

如何做一个健全的人，是曹雪芹和吴敬梓都在全力思考的人生根本问题。世家子弟展现出的日见孱弱的生命力，早就在他们的关注视野之内了。

《红楼梦》中的贾家是“武荫之属”，骑射本是子弟们的分内事，可是除贾兰以外，族中包括宝玉在内的子弟很少有将武事放在心上的。《儒林外史》中的杜慎卿总是一副病弱的样子，也是生命力孱弱的典型症候。

刘姥姥醉酒后，把宝玉精洁无比的卧室弄得满是“酒屁臭气”。欧丽娟教授曾说，这些秽物就像“在大观园里上演了一出去神圣化的‘脱冕仪式’，冲击了纯净圣洁等等大观园被极力彰显的价值，赤裸裸地展现出生命存在的另一面”，而“强韧的生命力可以延续生机，克服现实险阻，让人在‘生存’的层面上充满力量”，由此成就刘姥姥为一个真正健全的、快乐的人。

从这个角度看，刘姥姥身上那种丰沛的生命活力，正好可以用来对治世家子弟的衰颓。

5.“情”的背后，是一个充满泥土、汗水、粪臭的现实世界。

较之《儒林外史》，《红楼梦》极少提及乡村社会生活，不过第一回写甄士隐到田庄安身时说道：“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夺地，鼠窃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乡村社会的动荡经过层层传导，势必也会影响到贵族世家的生活。

田晓菲教授在谈论《牡丹亭·劝农》时，曾指出杜宝劝农的田野跟杜丽娘的园林，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系统，而后者正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结论是：“在晚明‘情’的文化下面，隐藏着一个‘昼有公差，夜有盗惊’，充满了泥土、汗水与粪臭的现实世界。如果对‘情’的描写没有这样一个世界作为思想背景，那么，就未免简单和单薄。”

曹雪芹、吴敬梓跟那些始终保持理性的作家一样，并未把现实中的乡村描绘成理想中的桃花源。在一个充满苦难和非正常死亡的社会中如何自处、如何待人，才是他们所思考的问题。

6.“劝农”变作呆话，传统信仰日益崩溃。

历代官府为了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都有所谓“劝农”的举措。但在现实中，“劝农”已基本沦为空谈。

《儒林外史》写高翰林评价杜少卿的父亲是呆子，因为他在做太守期间“逐日讲那些‘敦孝弟、劝农桑’的呆话”，这些话“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他竟拿着当了真”，结果“惹的上司不喜欢，把个官弄掉了”。杜少卿的父亲是传统、正派、称职的地方官，而高翰林的话则暴露了传统信仰日益崩溃的现实。

当官员只以仕途升迁为目的，弃民生福祉于不顾时——拿《红楼梦》第二回中冷子兴的话来说——整个社会“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关于“归隐”

1. 富贵与天伦的矛盾难以调和。

《红楼梦》写元春归省时曾垂泪对父亲贾政说：“田舍之家，虽齑盐布帛，终能聚天伦之乐；今虽富贵已极，骨肉各方，然终无意趣！”在元春看来，骨肉相离的富贵生活，是比不上贫穷却能得享天伦之乐的田舍之家的。

《儒林外史》写匡超人去参加府考，父亲匡太公无人照料，“尿屎仍旧在床上”，也表现了功名追求与亲情伦理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

2. 官场的险恶催生归隐之思。

做官的人有归隐之思，在当时社会是普遍现象。《儒林外史》中王冕主动逃避做官，在乡间度过了心魂相守的一生；虞博士在南京做官的六七年间，实际处于一种“中隐”的状态，他说自己的俸金主要用来置买田地，“我要做这官怎的”，可见他为自己晚年所作的规划正是归农。

所谓“登高必跌重”，官场的险恶必然催生归农之思。仕途中人步步为营，对他们来说，农村生活因其简单、自然而更显珍贵。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在《东皋草堂记》中曾说：“仕宦，古今之畏途也”，“纡青拖紫，新人满眼，遥念亲故，动隔千里，孰若墦间之祭，挦鸡渍酒，倾倒于荒烟丛筱之中，谑浪笑傲，言无忌讳之为放适也？”几代处于特殊政治架构中的曹家，产生这种归隐之思也是十分自然的。

结语

《儒林外史》和《红楼梦》，都是作家为时代弹出的一曲“变徵之音”。而在吴敬梓和曹雪芹所处的所谓康乾盛世里，有良知的人又怎么可能避免与虚无觌面呢？

他们一边无情地批判着其所憎，一边执着地雕刻出其所爱。他们从现实中挖掘出最具积极意义的两股力量：贵族世家的仁厚情怀与平民阶层的质朴强韧。因此，不管是吴敬梓还是曹雪芹，他们都没有走向彻底的虚无而陷入沉沦。因为“人感到寂寞时，会创作”，而“创作总根于爱”。

主讲：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井玉贵

注：文中所述观点，不代表红迷会官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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