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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日本人在赤峰——喀喇沁王府里的日本女间谍

 捉光凑影 2020-06-15
20世纪初期,一位日本女子来到喀喇沁王府成为教师,与内蒙古结下了不解之缘,她甚至还以这段经历为素材,出版了书籍《蒙古土产》和《我与喀喇沁王妃》。即便为教育事业做出莫大贡献,关于她的争议从未间断,因为在日俄战争期间,她还有着第二重身份——间谍,“匕首不为杀人只能杀己”,成为她的工作信条。这位传奇的日本女子便是河原操子。

河原操子
河原操子于1875年生于信州松本市,年幼时母亲便去世了,由父亲一手养大。河原操子的父亲是日本贵族的后裔河原忠,是一位汉学家,对中国社会颇有研究。日俄战争前,河原忠曾与日本有势力的军人福岛大将有密切联系。福岛在青年时代曾横跨俄国远东地区西伯利亚,因此在日俄战争爆发前,青云直上,成了日本对俄国、蒙古的决策人物。
河原操子从小学习成绩优异,从长野县师范学校女子部毕业后,顺利地考入了当时日本最高学府之一的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院,可就在毕业前夕,河原操子因为检查出胁膜炎被迫退学返乡,后来在长野高等女学校当了一名高中教师。

1900年,被称为日本女子教育开拓者的下田歌子来到长野作讲演,一直热衷于教育事业的河原操子不肯放过这个难得的好机会,特意前去拜访。这次的交流非常愉快,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9月,河原操子在下田歌子的帮助下来到了横滨的大同学校教书。大同学校是一所中国侨民子弟学校,那时候清政府向日本输送留学生,大同学校就是留学生入学前补习日语的学校,教务主任也是中国人。在这里过了不到两年,河原操子就说得一口地道的中国话了。

河原操子(前排左七)与贡桑诺尔布(前排左三)、福晋善坤(前排左五)、王妹兰贞(前排左六)、服部四郎夫人(前排左四)等人合影

在横滨工作了两年后,下田歌子又将河原操子推荐给中国人吴怀疚。吴怀疚在上海创立了一家务本女子学堂,河原操子从日本远道而来,成为学堂里唯一的一名女教师。她在学堂里负责教日语、算术、图画和唱歌等科目,因为课讲得非常精彩,很多学生的家长都被吸引过来,河原操子的名气越来越大。


一直致力于教育事业的河原操子,却没想到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自己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自己的身份也变得更加神秘、重要。这一转变还要从日本与俄国之间的冲突说起。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日本明治三十六年),当时的清政府可以说日暮途穷,俄国和日本都积极在中国的东北发展势力,特别是俄国,由于在欧洲受制于德国,无所作为,于是打起了中国的注意,开始将爪牙伸向中国东北。这时清政府的执政者对俄国势力的入侵十分忧虑。日本为了自身的利益也早有插手满蒙的欲望,当然对俄国积极向满蒙发展势力更是极不甘心。


清朝政府为了以日本的势力抵制俄国的势力,以亲日派为代表的肃亲王善耆通过他的日本顾问川岛浪速(日本黑龙会分子,在辛亥革命后,曾勾结肃亲王善耆组织宗社党,并在日本军部的操纵和支持下,在东三省搞所谓的“满蒙独立运动”,企图分裂中国东北)与日本驻清朝北京的武官清木宣春大佐勾结,将日本势力引进中国东北地区。

河原操子与贡桑诺尔布、善坤夫妇合影

由于日本和俄国在东北地区的利害冲突,两国之间的矛盾也尖锐起来。日本参谋部最担心的就是,内蒙古各旗的王公受俄国的影响不断扩大,一旦日俄两国战争爆发,久为俄国人影响、收买、控制的内蒙古,将成为日本一大障碍。所以,从日本当时的立场来看,必须在内蒙古建立一个据点,找到一个旗的王公能够倾向日本,作为日本在内蒙古发展势力的基地。经过数次研究,终于找到一个突破口,这就是肃亲王的妹妹已经嫁给喀喇沁郡王贡桑诺尔布。


因为肃亲王是倾向日本的,日本就可以通过肃亲王和他妹妹的关系把手伸向喀喇沁右旗。喀喇沁右旗的地理位置在当时对日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它很接近俄国在内蒙古的势力范围,又处于贯通内蒙古南北的热河大道要冲地带,向东北发展可以构成赤峰、洮南、齐齐哈尔一线。对日本来说,喀喇沁右旗这个地方无论是防前或守侧都是战略要地,所以喀喇沁右旗就成为日俄两国争夺的焦点。日方为了打进喀喇沁右旗,争夺这个战略要地,只有通过肃亲王这条渠道,别无其他可走的门路。为此,福岛大将尽了最大努力,对清政府和贡桑诺尔布两方面做了频繁的接触和奔走。


肃亲王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日本明治三十五年)春,日本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把贡桑诺尔布和肃亲王的儿子一同送到日本,参观了日本在大阪举行的“万国劝业博览会”。贡桑诺尔布这次去日本参观,不仅受到日本官方无微不至的礼遇,而且受到不少影响。他在日本曾透露,想要在他的旗下建立一所女子学校,借以发展女子教育,并想从日本聘请一名女教师。 


贡桑诺尔布回到北京后,日本政府就根据他这一要求 ,积极展开活动。通过在北京的日本军事和外交人员的努力,加之这一想法得到了肃亲王和他妹妹的支持,清政府终于准许贡桑诺尔布从日本聘请一名女教师到喀喇沁右旗的要求。

河原操子与喀喇沁王府毓正女学堂学生合影

当然,这名女子的人选使日本政府官员费尽了心机。因为这个日本女子,名义上要在喀喇沁右旗担任贡桑诺尔布的教育顾问,事实上却是一个日本在喀喇沁右旗私设的外交人员,同时还要担负军事上的重要联络任务。经过日本方面的苦心精选,加上福岛的推荐,终于确定了最终人选,这个人便是河原操子。


河原操子接受了这项在异国土地上的危险任务。临行前,上级对她说:“为了我们事业的成功,随时都要考虑到最坏的打算,你也知道间谍的最终归宿是什么,坦率地说,必须随时付出自己的生命。”一直低着头的河原操子猛然抬起头来,盯着对方的眼睛,斩金截铁地说:“我来上海之前,父亲曾把我叫到佛堂前,给了我一把匕首和手枪,对我说,这不是用来杀人的武器,而是用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千万不能玷污河原家的名声。千万不能损害日本女性的荣誉!你是为国出征,如果听到你为天皇献身的消息,我们将无比高兴!我牢记父亲的教导,随时把匕首和手枪带在身边,即使俄国兵把我碎尸万段,我也一定保守秘密。”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日本明治三十六年)11月29日,河原操子到达北京,日本驻北京的外交使团对河原操子的到达极端保密。12月13日早晨,河原操子乘坐日本驻北京公使的马车,到了东直门外,在事先安排好的地点,换上了蒙古贵妇人的服装,乘坐喀喇沁右旗王府来接她的驮轿,向喀喇沁右旗王府出发了。随行的还有两名日本军人,一名是陆军军官,一名是士兵。名义上是护送,实际上是测绘沿途的详细地图,因为当时日本还没有内蒙古的地图。经过八天的行程,于12月21日下午到达了喀喇沁右旗王府。


河原操子与夫君

贡桑诺尔布和福晋让河原操子居住在福晋的侧室,并且给了当值的使女,然后就积极着手筹备女学堂的成立。初到这里,可以说各方面的条件比上海还艰苦,不仅要克服气候、饮食、语言等方面的障碍,还要在教学方面从零做起,重新制定适合这里的教学大纲、施教方法等,当然,更重要的是她还要从事日本政府给她布置的“官命”工作......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经过短短的筹备,喀喇沁旗“毓正女学堂”在12月28日正式开堂上课了。校址是贡桑诺尔布之父旺王时建筑的戏园子,学生一共二十四名,除当地上层官吏的子女外,贡桑诺尔布的妹妹和王府的使女都入了学。


随着教学活动的开展,河原操子还给王府内的病人看病。河原操子到达王府后两个月,日俄战争爆发,她的秘密任务繁重起来。首先是接待日本从北京派出的“特别任务班”,一共派出了四个班,其中一个班一行十二人取道喀喇沁右旗王府,经赤峰、巴林旗去齐齐哈尔、海拉尔,他们共同的任务是去爆破俄国在东北的东清铁路江桥等军事设施、交通枢纽,其中有伊藤柳太郎、横川省三、冲祯介等人,并给他们准备去齐齐哈尔、海拉尔的粮食、护照和用具马匹,把他们化装成蒙古喇嘛、中国商人。这些,通过福晋的力量都完成了。

日本“部分特务班”成员及拟爆破的俄国东清铁路大桥

当时在喀喇沁右旗王府,俄方活动很激烈,除了受俄方支配的蒙古人外,俄国武官也化装成其他国人到喀喇沁右旗一带活动。这些情况河原操子都向日本军部作了报告。她还担负着赤峰的日本外交人员和驻承德日本外交人员之间的联络任务。不时由赤峰送来情报,由河原操子转送到承德,她化名姓沈,从中转递的情报很多,都是用王府特使的名义派人送往承德,承德再用密码电报发往北京。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日本明治三十九年),日俄战争结束,河原操子也圆满完成任务,日本政府调她回国。1906年2月底,在中国执教近四年的河原操子从天津乘船回到东京,还领上了三名蒙古姑娘作为赴日本留学生。这三名蒙古姑娘被保送到日本实践女学(下田歌子任校长),学习两年后回到喀喇沁右旗。其中一名叫于保贞,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在喀喇沁右旗王府崇正学堂担任日语教师。


河原操子与赴日留学的蒙古三少女

河原操子回国后著有日文《蒙古土产》一书,介绍了蒙古的风土人情及其在喀喇沁右旗执教的经过。此外,她还写作了《我与喀喇沁王妃》一书。同年8月,河原操子与一位银行副行长结婚并移居美国纽约,15年后,即1921年,河原操子从纽约回国,在静冈县热海过起了隐居生活。1945年3月7日,71岁的河原操子在热海逝去。


本文根据《红山文史》等资料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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