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我危言耸听，再过几年，集邮者若想从通信领域收集到信销票，恐怕会是极度失望的。即使我，《中国集邮报》编辑部一名老编辑，如果不是集邮者专门为我寄来邮票首日封，我也是很难从日常来信中看见信销票，更别提收集信销票了。 “不会吧！中国有那么的集邮者，其中的投稿者也是数不胜数，编辑部每天收到的来稿“海”了，收集几枚信销票岂不是轻而易举……”集邮者一定会对我的“危言耸听”嗤嗤以鼻。 那是以前！起码是20多年前的情景了。编辑部曾专门请了一位社会退休老人，每天从大楼的传达室往编辑部拿信、拆信、分信。每天上午9时左右，这位老人将信拿来时“哗”地往办公桌上一放，信的数量已是他一次能拿来数量的极限，有时他还要返回传达室再拿一次。每次听见“哗”的一声，我都会对这位老人惊呼：“这么多信呀！” 老人沏上一杯茶后，就开始拆信。起初老人拆信时速度极快，沿信封的一端一剪子下去，信封就拆开了，然后他将信（来稿）从信封中抽出，放置信封下边，用订书机“咔”地一钉，一封信就这样拆完了。老人的一剪子，常常让信封上的邮票遭殃，一“剪”为二，身首异处者比比皆是。 当年，作为一名喜欢集邮的年轻编辑，看见如此“野蛮”的损坏实寄封、残害信销票的行为，我是既不敢怒更不敢言……后来，编辑部领导看见了，建议老人沿信封的边缘剪开，断不可剪坏邮票，也不能用订书机订信和封，而要用曲别针别信和封。老人虚心接受领导建议，只是工作时间延长了，中午吃饭时才将信拆完、分完。 拿起桌上分给我的信，是我每天最开心的时刻了。当时我还没有什么名气，故每天分给我的信，只是所有来信的几分之一而已。我像朋友相逢一样欢迎这些信，看封、赏票、辨戳；将信（来稿）中可以发表的，认真编辑，发表；将票好、戳清的实寄封留存；将戳不好的信销票剪下，带回家，浸泡、洗净、晾干，放入饼干盒中收藏。 那是怎样的年代啊！每天带回的信销票多得数不胜数，让我欢喜，让我满足，甚至让我烦扰——处理信销票让我通宵达旦，当天如果处理不完，第二天更多的信销票又接踵而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曾一次又一次地将一摞又一摞来不及铰下信销票的实寄封十分大方地送给来编辑部寻觅旧信封的集邮家赵人龙，他的口头禅是“还有吗”？其间，也有不少和我关系甚好的集邮者（集邮家、评审员）来到编辑部，向我讨要实寄封或信销票，我都不会让他们失望，甚至我打开柜子，指着一包包的实寄封对他们说——随便挑吧！ 进入21世纪后，我发现了编辑部来信中的一个不好现象和一个好现象。不好现象是来信越来越少了，好现象是越来越少的来信中属于我的来信越来越多了。每次去传达室，分信的师傅总是说：“瞧！都是你的信。”我开始珍惜“越来越少”和“越来越多”的局面，更多地留存实寄封，而对剪下实寄封上的信销票开始变得越来越挑剔了，除非实寄封是一塌糊涂，否则是绝不会剪下信销票的。 近年来，随着来信量的锐减，信销票收集的“青黄不接”成为常态，一周下来，也只能收集五六枚。周六或周日休息在家，浸泡、洗净、晾干无比珍贵的信销票，让已成为我的生活方式、几十年坚持不懈的集邮行为变得无比神圣乃至每个环节都带有仪式感。 信销票的未来会怎样？我决定不了。而我所能决定的，只能是以自己的方式和方法，延续我的生活方式和集邮行为。我大量地给我认识的和我不认识的集邮者写信，信封上贴乃至多贴超过邮资的丰富多彩的邮票，然后请收信者将这些信销票退我，当然，信封内附贴有邮资的返程信封。我知道，在浩浩汤汤的潮流面前，我的这种“逆流而动”是可笑的，也是难以长久的，但对于收集信销票而言，无疑涂抹了“战死疆场”的悲壮色彩。 照耀在信销票上的聚光灯一盏盏熄灭，最后一盏熄灭之时，就是我们告别信销票之日。这一天或许就在明天，但在今天，我们有理由也必须扪心自问，我们为即将远行的包括信销票在内的集邮，做了什么？ 来源：中国集邮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