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民 大凡载入史册的不朽人物，其精神如虹，令后人仰之不足，赞之不已。商周之际的伯夷即为一例。 伯夷者，孤竹国君长子也，其父将死，命立三子叔齐。父亡，伯夷离乡避于周土。适逢武王伐纣，毅然扣马而谏。周灭商伯夷即耻食周粟，饿死于西山。 伯夷之为人，向为儒家所重。儒家究其言行大义，以作持守之道。 如孔子看重他“求仁而得仁”的一面。此中道理何在？试想，遵父命而弃国，岂非孝道？守廉耻竟舍生，志在成仁。原来他“仁”在心中，身体力行，故孔子以“古之贤人”盛赞之。 而孟子欣赏他“高洁”的一面。生于改朝换代的乱世，却“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避纣于前，居于北海之滨；拒周于后，隐于西山之阿，唯恐“涴焉”。清高如此，故孟子以“圣之清者”盛赞之。 到了唐朝，以儒学复古为己任的韩愈，又从伯夷行迹中发现了新意。他有感于“扣马而谏”，指出伯夷有“特立独行”的一面。在《伯夷颂》中，他说： 武王、周公，圣也，从天下之贤士与天下之诸侯而往攻之，未尝闻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齐者，乃独以为不可。 韩愈肯定了伯夷独见之可贵。然而，伐纣，不是圣者武王之高见吗？何况又赢得了天下的拥戴。伯夷势孤立单，怎敢对抗千军万马？勇气从何而来？ 《史记》有《伯夷列传》，幸而存录伯夷临终之作——《采薇》。借这首《诗经》漏选的逸诗，或可探知一二消息。全诗如下：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 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不难看出，“以暴易暴”，是他以为武王不可伐纣的理由。此句主语是武王，他说：武王用他自己的“暴”取代了纣王的“暴”。细加研究，二暴同中有异。同者，皆为恶行；异者，内里却又有各自的内容。纣王之暴，暴在施政，史无歧义，不必赘言。武王之暴，则有两个特定又难为今人所知的含意。其一，“丧祭，用不足曰暴”。怎样才为不暴？按礼制，诸侯去世，须“丧用三年之仂（音le），亦即三年的丧祭费用，相当国内收入的十分之一，否则，后人不孝即为暴。文王新丧，祭礼未毕，武王急于征战，栽亡父灵牌奔赴战场。在伯夷看来，此为武王之暴的铁证。其二，“下凌其上，谓之暴”。纣为天子，武王是诸侯。“伐纣”就是“下凌其上”，而且武王亲手“斩纣王”，这是武王之暴又一铁证。伯夷独具慧眼，透过“伐纣”的表象，洞察武王其人之暴，故凛然前往，扣马而谏：“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孝与仁，合而为做人应具有之善道。他人皆仰视武王以为“圣者”，独伯夷以“人”平视武王。一个不孝、不仁之人，无论从事怎样伟大的事业，无论有过怎样的名声，无论得到多少人的拥护，也决不该盲从；何止不盲从，而应据理力争，以善止暴。因为假易暴之暴，更据欺骗性，为害尤烈！ 这尤烈之害，亦应视为下句“不知其非”中的“不知”之宾语。所谓“非”者，即错在对“害”的无认识。此句主语当是包括贤士与诸侯在内的众人。他们只知易暴的必要，却不幸滑入了歧途；他们热衷于功业，却漠然于创业这的道德。于是，“以暴易暴”，借助众人的偏见与短视，畅行于时空。自此，暗暴易明暴，此暴易彼暴，后暴易前暴，暴暴相易，恶性循环，人间永无宁日矣！ 看看春秋的无义战、战国的争霸，五百年的战乱，岂非以暴易暴的恶果？听听秦朝权臣赵高教唆胡亥篡位之言：“臣闻汤、武杀其主，天下称义焉，不为不忠。”岂非效武王之暴兼窃忠义之令名？混淆试听，是非不明，祸乱始生。这，恐怕是武王当年所未料到的吧？可正是伯夷深忧之所在啊！如果那时有更多的伯夷相续而起，如果武王能倾听伯夷们的异见，华夏古史也许会有另一番气象和命运。 就当时看，伯夷的声音与众不合，与时不谐，而且是那么的微弱；可就历史而言，这声音何等严正，何等雄辩！因为这声音超越了一时一地的局面利益，呼唤着天下万世的太平！ 面对乱世，伯夷不唯君，不从众，只持善道之志独行。孟子曰：“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有不遵道者，虽为圣人，伯夷亦敢有所不从；虽千万人，伯夷亦独往矣。原来，伯夷之勇来自心中之志！ 不仅此也，当世之君失道，他宁愿去地下追随“神农虞夏”。为了守住这神圣之志，死又算得了什么？ br> 逸诗一首，道出了伯夷的真精神： 独守其道，积仁洁行。 自是如此，士林寒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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