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种描写明末情景的地方文献中，几乎都能发现其对本地生活风俗日趋奢靡的忧虑和慨叹。
万历《顺天府志》的编者谈到，当时京城的人士，忙于社会交往而对自己的亲戚却很冷淡，崇尚轻浮而讨厌老成，醉心于宴饮和游玩，把饮酒、赌博当成了本业；有的人家中没有什么储蓄，在服饰、饮食、器用等方面却像富豪一样，甚至为了筹集烧香拜佛的经费，不惜典妻卖子。
一些地方志也大多都有关于本地风俗奢靡的负面描述，担夫家的妇女也要穿着彩帛，贫穷佃户也要置办丰美的酒席，哪怕借贷也要这样做，不然就会感到耻辱。类似的记载在明末编纂的地方志中，可谓比比皆是。
衣——苏杭风骨，样式繁多
在明末，服饰仍是社会风尚变化的最明显的标志。江南士民在服装用料上越来越讲究，几乎是“衣必绮纨”;有些人觉得“罗绮不足珍”。服装的款式也越变越快，越变越奇。
据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记述，南京的服饰，隆庆、万历以前还比较朴谨，官员都戴忠静冠，士人都戴方，但到万历年间，巾冠的式样日新月异，奇形怪状，有所谓汉巾、晋巾、唐巾、诸葛巾、纯阳巾等十几种；妇女的衣饰，万历前期还是大约十年一变，到万历后期则是两三年一变。发髻的大小、高低、衣袂的宽窄、长短、花钿的样式、衣料的颜色、头上的首饰、脚下的鞋子、无不花样翻新。
顾起元还特别谈到，当某种衣饰流行之时，“众以为妍”；一旦过时，则“向之所妍，未有见之不掩口者”。正因为衣饰屡变，妇女们为了追求时髦，不得不时常措办新衣，以致家庭的财力大半消耗于此。
著名文人张岱曾以戏谑的口吻谈道：浙江人极无主见，苏州流行什么，必极力模仿，以致巾帻忽高忽低，袍袖忽大忽小，可总是落后苏州一步所以苏州人经常讥笑浙江人为“赶不着”。
除不断翻新外，明末服装的颜色也十分鲜艳，男子的穿着打扮与妇女很难区分。浙江士人李乐对“凡生员、读书人、家有力者，尽为妇人红紫之服”的情形深为不满，套用唐诗讽刺说：“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
食——食不厌脍，豪奢无度
在明代人们的主食基本上是五谷杂粮，所谓五谷，是指稻、黍、稷、麦、豆。通常而言，北方人以黍、麦为主，南方人则以稻米为主。
宋人似乎有一种基本认识，五谷之中，稻米最为贵重，从饮食的角度看，稻米无疑也是人们最为常见的。稻米的烹饪方法多种多样，但一般是蒸、煮而食。明代饭食种类甚为丰富，有麦饭、粟饭、米饭、黍饭等。从这些名称来看，饭食的制作原料很多不是单一的稻米，而是掺和了其他种类的粮食。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看，这种多种粮食混在一起制作的饭食应该更能有效地维持人体的机能，对人的健康是有益的。
《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二回就曾谈到西门庆一次早餐的食谱：“四个咸食，十样小菜四碗顿烂：一碗蹄子， 一碗春不老蒸乳饼，一碗馄饨鸡儿；银厢瓯儿里粳米投着各样榛松栗子果仁玫瑰白糖粥儿。
明代蔬菜种类也繁多，据《梦粱录》记载，临安市民日常生活所吃的蔬菜包括苔心野菜、大白菜、芥菜、生菜、莴苣、葱、韭、大蒜、黄瓜、葫芦、冬瓜等，种类繁多，且与现代的蔬菜名称极为近似，有些甚至完全同名。但其中有一部分我们很难完全认识，或许是现代依然存在，不过是称谓出现了变化。
水果在明代也是品种极多，就是同一类型的水果也存在不同的品种。如荔枝，在《淳熙三山志》所罗列的就达到二十八种之多，其中以江家绿质量最为上乘。不仅像西门庆这样的富豪家庭如此，一般人家的饮食也比较讲究。《喻世明言》第一回就记载小商人的妻子王三巧招待邻家婆子，很轻易地就摆岀“两碗腊鸡，两碗腊肉，两碗鲜鱼，连果碟素菜，等共一十六个碗”。这些小说家之言是有充足的现实根据的，很注意观察世风变化的明末学者谢肇淛，就曾深有感触地说道：“今之富家巨室，穷山之珍，竭水之错”。
住——户园林立，富丽雅致
在明末，人们对于住宅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房屋追求高大宽敞，一般都是五间七间、九架十架，朝廷规定的间架标准早就被完全抛开。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从嘉靖末年开始，私人造园之风越刮越烈。明末著名文人祁彪佳著有《越中园亭记》，记载了绍兴明中叶以后建造的园林，遍布城内外，仅城内一隅之地就有淇园、贲园、快园、有清园、秋水园、虫园、选流园、来园、樛木园、耆园、曲水园、趣园、浮树园、采菽园、漪园、乐志园、竹素园、文漪园、亦园、礞园、豫园、马园、今是园、陈园等。
这些园林大部分小巧玲珑，布局造景都很精湛，也有的园林占地较广，建筑较多，正是因为造园成风，晚明涌现出大批优秀的园林专家。
苏州吴江人计成就是其中非常知名的一位，他曾应邀为许多士大夫规划、营筑园林，并在总结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博采众长，撰写了我国第一部造园理论专著《园冶》。
不仅如此，家中摆设的家具,在明末时期也处处讲究。范濂谈道，在他少年时代，还很少见到细木家具，但隆庆、万历以来，购置细木家具已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风气，“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在晩明的江南等地，檀梨漆器很受富家青睐，难以形容，真古来未有之奇玩也。
行——节庆集会，声势壮观
中国人很重视节庆活动，但在明初，由于社会经济比较萧条，节日活动也比较简单。明代中叶以后，社会经济日益繁荣，节庆活动也搞得越来越热闹。到了明末，许多地方的节庆活动过分铺张，耗费了大量金钱。
范濂《云间据目钞》卷二曾记述松江举行的迎神赛会，盛况十分惊人：“各镇赁马二三百匹，演剧者皆穿鲜眀蟒衣靴革，而幞头纱帽满缀金珠翠花。如扮状元游街，用珠鞭三条，价值百金有余。街道桥梁，皆用布幔,以防阴雨。郡中士庶，争挈家往观游船马船，拥塞河道，正所谓举国若狂也。”
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二中谈到，浙江秀水县濮院镇每年三月三征敛金钱举办神会，“迎于市中，远近士女走集，一国若狂”。甚至以祭拜先人为宗旨的扫墓，也成为人们郊游狂欢的节日。
结语
明朝末年，在奢靡风尚席卷天下的时候，为了表示自己具有高雅的情趣，一些人开始在奢靡的基础上追求雅致，力求使日常生活变得艺术化。
一部地方志中说:“二三十年前，峻宇雕墙必朱丹金碧，游侠子弟必红紫靓衣。今若见此，则嗤笑欲呕，此大雅将还之验也。”这种“大雅将还”的迹象，首先出现于文化名城苏州，而后传播到其他地方。
参考文献：
《金瓶梅词话》
《客座赘语》
《越中园亭记》
《云间据目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