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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王朝历史中，明君加贤相是一种最常见的统治模式，尤其在王朝更迭的过程中，贤相的作用尤为突出。最著名的明君贤相组合莫过于商汤+伊尹，周文王+姜子牙，刘邦+萧何，刘备+诸葛亮。其中，商汤+伊尹是历史上第一个最佳组合。 《史记》记载了伊尹得到商汤的聘用，尔后辅佐商汤夺取天下。商汤逝去之后，伊尹摄政。因太子早死，伊尹立太子弟外丙继位，外丙在位三年故去，伊尹又立外丙弟仲壬继位，仲壬在位四年亦故去，伊尹见原太子的儿子太甲已长大，于是立太甲为帝。 太甲在位三年，可能身体长大，心还在孩提，贪玩不成人，于是伊丞相把少帝关禁闭，自己临朝专制。几年后，少帝改过自新，于是伊丞相迎回少帝，归还其政。 基于司马迁的史笔，伊尹成为第一代名相，被后世儒家推崇为千古贤相楷模，加以顶礼膜拜。 然而，在司马迁作古三百七十年后，西晋一位名叫“不准”（读如否彪）的盗墓贼，挖掘了战国魏襄王的坟墓，一部战国史书《纪年》从地下重返人间。只不过因为墓穴黑暗，《纪年》的部分竹简被“不准”点火照明。也正因为残缺，引发了联想，产生了很多故事，最终导致迄今为止仍在争论不休。 因为挖掘坟墓地点在汲县（今河南卫辉市），所以也叫《汲冢纪年》，又因为文字载体都是竹简，也称为《竹书纪年》。《纪年》因为长眠地下，躲过了秦的“焚书坑儒”，是研究先秦的重要历史文献，具有非常珍贵的历史价值。 这部《纪年》的横空出世，有如石破天惊。因为它上面的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记载，与传统儒家经典《史记》的记载大相径庭，甚至完全反向。这些颠覆性的人和事我有空再慢慢写出来与大家讨论，本文先讨论伊尹。 《竹书纪年》记载：（一）桀伐岷山，得二女，曰琬，曰琰，而弃其元妃妺喜于洛。妺喜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二）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 寥寥数语，有如惊雷。首先，荒淫。伊尹作为商汤派出的间谍，偷偷潜入夏朝，与夏朝被打入冷宫的王后妺喜勾搭成奸，然后了解到了夏朝内部的很多情况。尽管是出于工作需要，如果作为一名普通的地下工作者，问题不大，但伊尹什么身份？千古贤相啊，焉能做如此苟且之事？！其次，篡位。流放合法君王，自立为王，后被反杀。 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史记》和《纪年》关于伊尹的记载孰是孰非？ 应该说《史记》的记载更接近史实，而《纪年》的记载近乎杜撰。首先，《史记》的记载有互证，而《纪年》是孤证。其它史料，如《尚书》、《左传》、《国语》等，关于伊尹的描述均与《史记》接近或一致。 其次，现在出土的大量甲骨文，很多地方都记载了伊尹死后受到了历代商王的祭祀与尊崇，如果是篡位被杀，根本不可能再受到后代商王的祭祀。 那么，为什么《纪年》要诋毁伊尹呢？ 从汉高祖第一次以皇帝的身份祭祀孔子，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汉朝一直把儒家推崇为三教第一的地位。又经过司马迁如椽巨笔的粉饰，儒生们纷纷为圣王先贤树立了高大全的光辉形象。 然而，到了魏晋，外有“五胡乱华”，直至整个北方建立拓跋氏少数民族政权；内有东晋士大夫厌倦战火，重修“黄老之术”。儒家地位一落千丈。因盗墓事件，一部残缺的战国史书重返人世。因为残缺，需要修补文字，这就给了一些喜好阴谋论的参与机会。阴谋论者们，开始凭主观臆想进行《纪年》的补订工作。他们也不完全凭空捏造、无中生有，而是捕风捉影、见风是雨，把一说成十。 《史记》记载伊尹受命去夏朝刺探情报，《纪年》则记载夏桀王后妺喜被冷落。天造的精彩预设啊，一个外国间谍来刺探情报，发现被冷落的王后，于是伺机靠近并从其口了解夏国情况；而要俘获一个被冷落的怨妇，最佳手段莫过于男人的温存。于是经补订的《纪年》就有了“妺喜与伊尹交”这段文字。当然这个“交”也未必就一定是男女之交，但孤男寡女，偷偷躲在后宫交往，发生情欲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也许，伊尹并不想这样，但为了取悦妺喜不得已而为之。妺喜也许不知道伊尹的真实目的，美女的智慧往往有限，尤其是恋爱中的美女，在不知不觉间把本国的家底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伊尹，客观上扮演了间谍的角色。 再说说伊尹篡位之事。在阴谋论者的眼里，“禅让”这样理想化的事情，完全违反自私贪婪的人性，不可能发生。所以，《纪年》出现了“舜囚尧”这样的刺眼文字。舜这样伟大的帝王都是篡位者，那么身无寸功又贪玩懒政的年轻帝王太甲被四朝元老、顾命摄政大臣篡位更是理所当然的了。 历史来到了隋唐，南北朝混乱的局面终于结束了。天下重又归于汉人的统治，经历唐宋的发展，儒家重新回到了崇高的地位。尤其是儒家的分支理学的兴起，宋朝儒家士大夫完全不能容忍修订后的《纪年》那样忤逆诋毁古圣先贤，于是也不通过朝廷，自发自觉地开始销毁《纪年》。这样，经有宋一代，《纪年》重新消失，这次是真的消失，地上地下都不存在了。 宋以后，又有人重新编写《纪年》。新版《纪年》为了掩人耳目，故意托名作者为南梁名臣沈约所著。同时，为了生存，新版处处符合儒家的价值观。 《汲冢纪年》没有被点火照明烧掉的大部分文字还是忠于史实的，后面少数修补的部分有阴谋论的成分，不足为信，比如关于伊尹的描述。 新版《竹书纪年》（沈约版）因为太过于强调儒家价值观，更需要粉饰，杜撰的成分更多了。到了清朝，沈约版《竹书纪年》受到了纪晓岚等学者的严厉质疑。再后来，学者朱佑曾干脆无视沈约版《竹书纪年》，决定自己从新编著。做法是从各种古籍、典籍中寻找引用《汲冢纪年》的章句，只言片语地摘抄下来加以整理，虽然这样不是很连贯和流畅，但毕竟有史以据，保存了珍贵的历史真相，让先人们的足迹得以继续在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流传。 多种版本容易混乱，这里梳理一下，从墓穴中出土的并经阴谋家稍作修补的第一版本叫《汲冢纪年》（已经不存在）；《汲冢纪年》被宋朝理学儒生们销毁后，托名沈约的新版叫《今本竹书纪年》；清代学者朱佑曾试图还原而编著的版本叫《汲冢纪年存真》，或《古本竹书纪年》，其内容完全忠实于《汲冢纪年》，可以把《古本竹书纪年》看成不完全的《汲冢纪年》，或是其一部分。大家购买时注意区分。 《古本竹书纪年》纠正了许多《史记》的谬误，如商中宗名为祖乙，《史记》则记为太戊；又如，自盘庚迁殷后，又经过273年，周灭商，而《史记》则多记了500年。甲骨文最终做了裁定，《史记》错了，《古本竹书纪年》是对的。所以，《古本竹书纪年》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但是，《古本竹书纪年》由于原版在西晋初年刚一出土，便被烧残，经阴谋论者修订后，便先天地带有某种偏见。关于千古贤相伊尹的记载，纯属阴谋论者故意中伤，《史记》所载是正确的，最终的裁定还是甲骨文，1972年河南安阳小屯村大量出土的商代甲骨文，是中华文明的远古见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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