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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成长中，看了很多晚清、民国商战题材的国产影视剧。这些国产剧里的男主角常常是智慧的、诚信的、爱国的的中国商人形象。出现在剧中的外商几乎都是贪婪狡诈的，他们所代表的外企总是仗着自己的技术先进和财大气粗勾结起来欺压脆弱的民族工业。 这样的形象符合我学习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里的外商形象。印象中，历史书上描述外企的词汇包括掠夺、压榨等等。 吴晓波《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 ~ 1977》（-1）中偶尔也延续儿童历史教科书的表述风格：
这里谈的是胡雪岩与外企的商战。 1882年5月到1883年9月，当时的中国首富胡雪岩先后投入资金超过1500万两（白银）垄断生丝。
胡雪岩的这一商战故事给予我许多思考，还让我想起了看过的国产商战剧里经常出现的面对外企的“欺压”，中国商人们聚集在一起同仇敌忾的场景。 洋商们勾结在一起搞垄断，压榨民族工业，就是令人义愤填膺的邪恶。 民族企业家们聚集在一起搞垄断，胁迫洋商高价收购，就是激动人心的民族大义。 上述的两种场景，在我看过的各种国产商战剧里，曾反复出现。 曾经我对近代商业史的认知就源于历史教科书上的几页描述和这样的一些国产商战剧。它们互为表里，前者构成后者隐含的主旋律。 后来我读经济学，也看吴晓波写的中国商业史。虽然他的书中偶尔也有儿童历史教科书的风格，但那只是微小的一致，吴先生的写作和历史教科书的叙述有着本质的差异。他梳理的大量史实，已足以引起我的思考，我思考到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 没有外企来华，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商业文明。 外企在华的经营极大的增加了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数量。
与本土企业相比，外企在技术、管理制度上确实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外国商人的道德低于中国商人。 评价商人和企业，要看他们生产的产品的质量。 道德评价和其他评价都需要通过对比来产生。外企不是传教士，不是NGO，企业的目标就是盈利。近代中国商业史上的外国企业家们是否道德低下，阴险狡猾，要对比同时代的中国商人的道德水平；他们是否压榨工人，也要对比当时中国企业的工资水平。
当唐廷枢、徐润、郑观应（晚清“四大买办”中的三人）在外企做买办（职业经理人）时，他们是闻名天下的巨富。他们陆续跳槽进入国企（轮船招商局），成为国企官员。然后被猜忌、被驱逐，被剥夺股权，下场凄惨。如果外企对郑观应的尊重是50分，国企对郑观应的尊重就是负500分。
理论的争执常常让人迷失，事实的对比却总是那么清晰。 将竞争对手妖魔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种常规现象，无论是政治、商业还是文学领域。 在近代史上，中国的企业家们热衷于利用一次次的爱国浪潮来推动抵制外国商品的运动，用这种不正当的方式进行竞争，妖魔化洋商。但是他们的冬天也很快到来，他们也马上成为被妖魔化的人。成为剥削、压榨工人的魔鬼，要遭遇一次次的罢工、抗议和日益惨烈的人祸。 洋商到底是坏人还是推动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功臣？中国的本土企业家到底是让社会变得更好的贡献者还是邪恶的剥削者？……近代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本身并不复杂，但是简单的事实常常被听起来高大上的理论所淹没，尤其是当理论背后的投资方太过强大的时候。 英国商人裴磊曾经天真地争辩：
可惜历史就像国产剧，那些“千真万确的事实”里没有阴险狡诈的大反派，缺乏大义凛然的英雄形象。那不是时代的演员们要倾力演绎的剧本，更不符合幕后导演的设计，所以，“并没有什么卵用”。 注： 1-6-吴晓波：《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中信出版社2014年出版. 谢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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