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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孩子们，倘若去得有些早，我常去附近的小操场转几圈。说是操场，其实只是一个有几棵大树的园子，供人们走走坐坐。
园子里，有一栋闲置已久的房子。往里一望，烟云雾海，闹声鼎沸。很多人围着打麻将，且都是些上了年纪的男人。
房后一块宽宽的檐下，依次摆着盆桶碗筷和衣物铺盖。树枝上，挂着清洗待干的几件女人衣裳。她为什么在此安家？环顾四周，没有身影，符合我心中揣测的她的样子。
一个晚间，月色很好，我围着园子散步，吹清冷的风，想缥缈的事。突然，站住了，铁栏杆内的一块空地，竟然平平展展铺着一床被褥。这情景，让我回到了儿时的故乡。
那时的人家，家穷口阔，不可能有备用的被套什物。母亲浆洗家里的被面被里，必是选一个晴朗的日子。黄昏时分，母亲做好一家人的晚饭后，匆匆抱出一床芦席，铺在地上，就着暮色缝被褥。这时的孩子，最兴奋，趁母亲不注意，滚在被子里，闻太阳和棉花酿制的香气，看月亮和星辰点缀的天空。
味道有漂洋过海的功能。某一种触动，会由远而近，由里到外。正闻在恍惚飘来的气息间，过来一个女子，她麻利地钻进被窝，睡了下去。
这一刻，迅速联想起白天看见的家当。一定是这个女子的。她为何流落在此？光光的地上，寒夜就着月光入睡。
过来一位奶奶，我向她打听。奶奶说，她是个痴傻人，四十多岁，穿戴整齐，在此地已经半年多了。跟她说话，问不出个所有然。
她的家当在那边檐下的走廊，有墙挡风，有壁御寒，为何选这里入睡？我只能以心度心。这里开敞，有路灯，有行人，不轨之人行不轨之事的心思，会有所收敛。
可奶奶却说，有人深夜回家，看见过男人钻进她的被窝。
第二天，特地提前半个小时去接孩子们。绕到她置放家当的屋檐下，看她在不在。不大一会儿，她回来了。手里提着几个袋子，随手往树上挂。
她身材瘦削，穿一件沾满污渍的白色长袄。花白的长头发，束成一个高高的马尾。一双手，冻得通红。眼角眉梢，荡漾着年轻时的风情韵致。
我走过去，对着她笑。她回了个笑，随即摸了摸挂在树下晾着的衣物。那行径，就是一个出门归家的主妇。
我指着地上的家当，明知故问：“这是你的东西吗？”
她说：“是的。我只是暂时住在这里，人家已经把前面那块地方分给我们了，十几个人都有份。过几天，就准备搬过去……”
她毫不设防，胡言乱语。
我打断她的话，问她：“你有没有孩子？”
她说：“有，今年二十一岁，名字叫刘威。我住在徐家棚，那铁路附近的十几个门面都是我家的……”
我又打断她的话，问她：“你今年多大？”
她坦然地对着我的眼睛说：“36岁。”我笑着打趣道：“你骗我，你说你儿子21岁，你怎么可能是36岁？”她笑了笑，一脸狡黠道：“我十五岁就跟了老公。”说完，马上又改口：“是十四岁。我是被网到徐家棚来嫁给他的，我在国棉一场上班。当年，公安局的局长，教育局的局长，武汉市的市长……”
她的话漫无边际，不成谱系。
或许，一直没有找到听众。此刻，她竹筒倒豆般，我只得见缝插针着直接问她：“你是哪一年出生的？”她马上顺着我的话回答：“66年”。我笑着说：“你六六年的，今年五十岁了。”她不好意思起来，拿起地上的一根青草，举在我眼前一本正经又略带羞涩地说：“我就是36岁，像它这样嫩……”
她不是痴傻，而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和她交流的每一句话，一开始能正常回应。但很快，话锋一转，转入不受控制的癫狂语言系统。语言里，她家有很多套房，有很多间门面，有很多人爱过她……
她的家当上面，覆盖着好多张写满字的纸张。她怕被雨淋，被撕坏，用塑料膜套着。
见我对她的纸片有兴趣，她拿起来读给我听，把家人的名字一一指给我看。她的字写得不错，很大很正很有力。古人说：“心正字正。”这一点，足以说明，精神病人的心有一种无所牵绊的强大。
纸片上的字句里，“机器人”，“政策网”，“中国网”等等字眼很多。她的一些亲人的名字夹杂其间。或许是寂寞，或许是怕忘记，她把自己想说的，用纸片记录下来。一会儿现实，一会儿虚幻。一会儿海水，一会儿火焰。呈现着分裂的状态。
我不知道，她为何口口声声总念叨着一个“网”字。难道，她觉察到自己被一张网网住，挣脱不得。或者，有一张网时时刻刻正向她网来，避之不及。也或者，我们正常人的思维是一格格抽屉，而她的，如同一张网，纠缠不清。
她指着纸片上的“王菊英”三个字说，这是我的名字，爷爷起的。说完，拿开纸片，指着不远处的一排橘子树说：“你看，那都是我，他们把我栽在那里。其实，我不是那个橘子的橘，我是菊花的菊。”
精神分裂症病人，时而清醒，时而虚妄。不，不能这么说。正常人，也有虚妄的时候。应该说，精神分裂症病人，处于虚妄的时候远远多于正常的时候。她一方面说橘子树是她，一方面又能分辨清楚“橘”和“菊”的不同。她的思维里，仿佛被装了炸药，时时炸得她晕头转向，不能自己。
纸片上，有一个名字叫王容容。我问：“这是谁？”她笑着说：“是我的另一个名字，机器人帮我起的，有证据。”
她这一说，我想起年轻时候的自己，不喜欢父母起的名字，偷偷在心里改过无数个。“容容”，很可能是她多年前为自己起的名字。她一发病，也就敢于直视自己的心。曾经假想的名字，被提上现实层面。
纸片里，她还写道：“刘威，长大后不要做房子，工种，烦做房子。”病到如此，她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慈母情怀。
有言谈和纸条帮忙，很快的，我就大致了解了她的情况。她是黄陂人，家里六姊妹，姑娘时候花容月貌，气傲心高。嫁到武汉，育有一个儿子，在国棉一场上班。后来，她发病了，越来越重，离开家在外流浪。目前，她原来的家已拆迁，儿子和老公搬去武泰闸附近居住。
眼看孩子们该放学了，我抓紧时间问了她一句：“你为什么不回家？想不想回家？”她好像火了，声音大起来：“你真是个神经病，我家房子拆迁了，每月四百元钱，哪里租得起房子，吃的都只能是捡。”说完，转身走到树旁，取下一个刚刚挂上去的袋子。袋子里，装着橘子。
人的世界里，这是最不忍目睹的群体。是人，却过着流浪猫狗的生活。但是，不忍目睹又怎样？知道了她的一切又能怎么样？她的病症没有崩溃，如果能回家，再好不过。可是，她回得去吗？自由惯了，她也未必想回。精神病医院，也是属于她的去处。可是那里，没有自由。与同她一样病症的人生活在一起，她的病情会恶化得更快。
走远了，一回头，她还看着我。她的现在，我慰藉不到。也许，陪她唠嗑，也是一方。看见她的不幸，我为自己感到庆幸。我宁愿，我在她眼里，是神经病。这样，她也会因为同情我有病而感觉自己很幸福。这对于她，是一种公平。
所有的细枝末节，都蕴含着公平。就像我和她之间，反差极大，里边，也隐藏着公平。她丧失了我认为是正常的一切，却得到了永久的平顺和宁静。我奔波在所谓的正常生活里算计得失，从容和愉悦却在一点点减少。
那么，是我有病？还是她有病？我忽然迷惑起来。或许我们都没有病，只是各人有自己存在的状态。她在物质上受苦，境遇上悲戚，而精神上，魏晋似的洒脱，庄子般的逍遥。我，衣食无忧，饱暖安适。却心心念念着，什么时候，才能自由。
难怪，我问她，为什么不回家。她说我是神经病。或许，她看清了人世间，家的羁绊，牢的桎梏。她冲出去了，漫游天地间，风餐露宿，甘做精神上的“贵族”。
美国，有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名字叫约翰那什。他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家人的关爱和自身的努力下，最后，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我当然不敢渴望，她的身上，能有奇迹发生。我只想，这个社会，能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属于她和像她一样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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