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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以为风景都在远方，从来没有想到离南昌市区如此之近的新建大塘乡还保留着汪山土库这样规模宏大号称“江南一绝”的迷宫般的家族式院落。我们不仅为建筑之美所倾倒，更为在这院落里生活学习过人们的人生跌宕起伏所惊诧。都说富不过三代，可是土库家族从一门同时出现三个红顶子，被人们称为绝世奇观开始，追随着时代的步伐，在中国从晚清嘉庆年间到民国近现代漫长的历史舞台上却延续辉煌了一百五十多年，几乎每一个时期每一个领域都有他们留下的深深的脚印。我不知道要铸就这样一个庞大而持久的文化群体，需要怎样一种坚毅和勇气？需要怎样一种隐忍和大度？需要怎样一种克制和牺牲？需要怎样一种责任和担当！这种顽强不屈精神的源头又来自哪里？土库现象在史学家们看来已经成了一个文化奇迹。后来虽然由于政治的原因原来意义上的土库没有了，但是他们的后人带着长风般的翅膀过尽千帆后飞向了更远，散落在了世界各地，在那里继续开花、结果。 ——题记 不知什么时候，脑子里有了“汪山土库”这个名词。是从网上那些靓男俊女发上来的照片里得到的信息吧。这些照片有的是在春天的暖阳里，一色青葱的少男少女站在一大片金黄的油菜花地里，显得那样水灵；也有那梳着一个发辫的清纯少女倚在一扇古色古香老房子门前留下的倩影。哦，一座民宅。心里好像并不那么在意。“乱世逃命，盛世建楼”似乎已成了历史的一条规律。改革开放以来，各地都对许多古村落采取了保护性抢救恢复措施。这几年很多古代建筑民间老宅并没少去，如，江西的安义古村落、最美乡村婺源，深圳的大鹏所城。所以看到这样一座老宅也没太在意。 去年春节儿子从深圳过来团聚，于是和兄弟家一起开了两部车子去看新发现的震惊全国的海昏侯墓。到了那里才知道，该墓已经被一个临时搭建的房子围住，外面并不能看到什么，稍稍溜达了一下便只有打道回府。这时儿子说，到汪山土库去。儿子长期在外地，对南昌的事居然这么熟悉，不得不佩服现在年轻人的脑子灵光。去看看这个地方也不枉此行，心里也就欣然同意。于是两部车子旋即调转了方向向土库驶去。 土库离海昏侯还真是不远，一会儿就到了。 土库外面看不出什么，平淡、平凡。走进去才发现就像进入了一座迷宫。一个占地七万多平米的豪宅，里面纵横广阔，犬牙相错。每一个结构，每一种装饰都极有讲究，富含寓意。每一幅雕刻、每一块匾额都有禅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这是歌德说的。因为它保存着人类文明中那些最动人心魄的旋律；金字塔的永恒、古希腊廊柱的经典、古罗马穹顶的宏阔、巴洛克建筑的雍容，无不证明这个论断的无比正确。北京的故宫，从正阳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到太和殿、保和殿、中和殿直到景山，沿长达七华里的中轴线展开，十几个院落纵横交错。有前奏、有渐强、有高潮、有收束，几百所殿宇高低错落，有主体、有陪衬、有烘托，雄伟壮观的空间序列俨然一组“巨大的交响乐”。 让我们回到土库，不平凡的宅子必定有不平凡的的过往。 再往里走，三个红顶子的画像赫然摆在最醒目的位置，这是我们首先必须要认识的三个重要人物，因为土库的故事就是从他们身上开始的。三个红顶子分别为程矞采、程楙采、程焕采。他们当年科第高中，官至总督、巡抚，在晚清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叱咤着风云，放射出夺目的光彩。“一门三督抚，五里六翰林”，这是历史的一笔记录，族人因此引以为耀。为了将这些荣耀变为一种意志，成为一种家风遗传下去，三个红顶子决定由他们出资来建造这样一个土库，通过严格的祖训家规来统一全族人的意志。这看起来有点残忍，但古人认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土库人觉得有责任将老祖宗的东西传播发扬下去。继三个红顶子后，从这里又走出了4名进士，11名举人、遍布清朝各部各省官员100余名，受封为“总督”、“尚书”、“一品夫人”的有十几位。 参观时，发现一直在屋堂里忙着收拾什么的那个人有点像是这个家族的后人。于是上前和他搭话。问：这房子看起来这么恢弘霸气，享有“江南小朝廷”之美称，怎么取个名字叫土库呢？他笑着作答：因为它座落在“汪山”，又因鄱阳湖滨湖地区常把规模大的青砖斗式瓦房称为“土库”，自然就叫“汪山土库”啰。听了他的回答我也笑了。现在很多开发商给楼盘起名字喜欢讲噱头，似乎越牛叉越好，什么世界名人苑、丹枫白露、盛世经典、地中海阳光等等。而真正的豪宅却又叫土库，真是让人有点不可思议啊。那人又接着对我说，这房子的图纸出自一位设计过圆明园、北京故宫等宫廷建筑的设计师的后人雷氏之手。我说，我看过介绍了，说它糅合了皇家宫廷建筑、徽派建筑、苏州园林、赣南围屋和南北民居之精粹。他点点头。否则怎么会显得这样精巧、合理、大气呢，对吧？他又点点头。 虽说是一幢豪宅，却并不奢华。足迹所到之处，闻到的是阵阵书香。土库是没有绣楼的，唯一能满足的就是书，看得最多的也是书。土库的女孩要和男孩子一样，“幼承庭训，上私塾、读经史，工诗词。”她们中也有漂洋过海，也有当选为“国大代表”、“立法委员”成为一代女杰的。记得余秋雨先生在他的《风雨天一阁》一文中说过这样的话：“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也有人说过，读书是世界上门槛最低的高贵举动。土库当年的学子们一定也和照片上那些让我对土库留下最初印象的青年男女一样，朝气蓬勃，对未来充满着期盼和憧憬。但他们更多的是把功课做到了实处。在土库，有供学子们读书用的“稻花香馆”、有鼓励后人勇于登攀的“望庐楼”、有官宦们回家以后自觉反省的“退思堂”；更有无处不在鼓励学子们奋发上进的楹联对联：“春风大地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万卷诗书教子弟文章报国，一言忠厚建功名道德传家”、“游宦一身存正气，归家两袖带清风”、“为政不在多言，须息息从醒身克己而出，当官务恃大体，思事事皆国计民生所关”，读起来真是让人荡气回肠呀。 自孔子以来，历史上就产生了一个独特的“士”阶层。这个阶层在中国延续了二千五百多年。“士”忠于道，追求君子、圣人人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士"阶层的存在、"士"精神的张扬，是华夏民族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人类历史上的其他文明古国先后覆灭，唯有中华文明延续至今。这其中必然包含其他民族未曾拥有的坚强精神。当文天祥在过零丁洋吟诵“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时、当于谦在鞑靼铁骑吟诵“粉身碎骨不怕死，留得清白在人间”时，他们的声音，他们跃动的精神已经跨过了时空，跨越了具体的时代。成为人类只要存在就不会过时的精神财富。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种中国的“脊梁精神”在汪山土库无处不在。程懋型是三个红顶子之一程焕采的第四代子孙，生性敦敏，读书一目十行。二十岁东渡日本，学成回国后在省里任电学教师，一时俊彦多游门下。他的才学得到高层的赏识，进入了仕途。职务不断地迁升。1945年刚过完五十岁生日，程懋型被调任粮食部参事。不久日本投降，江西省政府复归南昌，程懋型又荣膺新命，受任为江西省政府委员兼田赋粮食管理处处长。这时的江西已经是元气大伤，民生颠沛，饥馑流亡。程懋型深以为忧，为谋一裕国苏民的方略常常是焦虑万分、寝食难安，以致常常咯血。此时内战开始，各地军需催缴公粮的命令又十分紧急，数字比以前还要加倍。程懋型总是因完不成征粮任务常常遭到上面的苛责。无奈之下，程懋型只有扶病亲征，督促各地田粮人员大力运购。可青黄不济时节，农民已生饥荒，此时向百姓征粮如何下得了手？程懋型进退维谷，忧愤交集。征粮任务没有完成，政府又广告职责给了他更大的担当。既不能强迫农民，自己又完不成任务。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有以死殉职。他给妻子留下了一封长长的遗书交代了一些相关后事后，携随从一人，步行至吉安白鹭洲江畔，自沉殒命。终年五十一岁。程懋型的死令业界震惊，万民悲痛。省、市各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四周挂满了挽联。“逝者此斯夫，己溺竟先天下溺；千秋有公论，官悲不及路人悲”是百姓对他最公允的评价。 土库里还有一副楹联重复镌刻在了好几个显眼的立柱上，这是林则徐撰写的。内容为“湖山意气归词苑，兄弟文章入选楼”。当年土库中的第一个红顶子程矞采和林则徐同榜录取，同成为朝廷的一品大官，因而成为好友、知己。后来徐又与第二个考上进士的程楙采同在翰林院中共事；再后来程矞采的胞弟程焕采考试时林则徐又是江西乡试的副主考官。徐与程氏三兄弟可谓有同学、同事、师生的情谊。林则徐十分钦佩程氏兄弟的学识、文采。在嘉庆庚辰（1820）程焕采中试二甲第53名进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后，便亲临汪山土库祝贺。他在这里看到了巍峨的庐山和浩淼的鄱阳湖，感慨万千。特意索来笔墨为他们兄弟题写下了这副对联，成为他们兄弟仨和林则徐友情结交那段佳话的一个佐证。当我徜徉在这样的一座宅子里的时候，恍若走在了一个隔绝了一切浮躁的世外桃源里，只感觉一股清风扑面而来。 人们说，即便汪山土库被夷为平地，不复存在，在汪山这一垅土地上，仍有一座不倒的精神家园，这就是数百年来被汪山程氏发扬光大的家风。 这时由于天色已经向晚，我们还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带着一些迷惑，一些疑问便匆匆离开了。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在华夏文明几千年的绵延传播中，汪山土库的现象并非孤立存在。只是他们没有汪山土库走得这么远。在我们江西，最典型的有和汪山土库相隔不远的新建魯江村曹氏家族、有婺源坑头的潘氏家族和号称千古第一村的乐安流坑。这些老宅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村里出了个读书人，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了功名，在当地成为一颗耀眼的明星，给村子里带来了福利。人们在羡慕的同时也争相效仿，用现在的思路来说，就是一带一路。但大多到了近代便退出了历史舞台，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位于新建县的曹氏家族，在早于汪山土库一百多年的乾隆年间，出了一个和纪晓岚齐名的人物曹秀先。曹秀先宦海50年，和纪晓岚两人先后担任四库全书馆总裁。任礼部尚书，最终成为帝师。在曹秀先的影响下，小小的鲁江村、小小的曹氏家族（直至清末，也不足百户），从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开始，直至清朝末年，出仕为官者竟然有一百余名，其中进士出身者36人，而且大多为两榜进士；举人出身者有三十余名，秀才一百七十余名，成为华夏奇观。嘉庆皇帝曾御封为“江南望族”。但到了近代就很难觅见这个家族的踪影了。现在，昔日的古村落已被夷为了平地。成了一个经济开发区。所剩古董只有原来曹秀先老宅门口的一对红石回头狮。其凄惨、凄凉之景令人潸然落泪。 婺源坑头的潘氏家族历史上曾经出了九个进士，明代进士潘潢曾先后在四个部当过尚书，相当于现在正部级啊，那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事。因此村中有副对联：“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地方官吏只要一见这幅对联，武官下马，文官下轿。这个村至今还能看到有三十六座半桥。桥的来历是这样的，根据这里的风俗习惯，每出一个官就要建一座石桥，一共做了三十六座半桥。其中一座桥之所以称为半座桥，是因为有个官衔是一个商人花钱买的。当地人不买账了。认为买来的官不算数，最多只能算上半座桥，于是就有了三十六座半桥的说法。这也可以算作是最早的反腐拒腐吧。如果走下拱桥，贴着水面向远处看去，桥桥相连，活像是龙的脊梁，龙头就在潘潢的故居。 号称“千古第一村”的古宅位于乐安县的流坑。也许是交通相对闭塞的原因，村里历代民居大多都保存了下来。这里最早的村民来自五代，一董姓家族因避乱迁入客居于此。自那一天起，他们就将这个地方当作了故乡，在这里繁衍生息，因此村里清一色姓董。宋朝的时候这里出了一个好玩的人叫董德元。董德元自幼读书勤奋，少时工诗，16岁考中秀才，20岁时参加乡试，获魁首。后来总是累试不第。于是作《柳梢青》词一阙：“满腹文章，满头霜雪，满面尘埃。直至如今，别无收拾，只有清贫。功名已是因循，最恼恨，张巡李巡。几个明年，几番好运，只是瞒人。”让人读起来颇为诙谐沉痛。绍兴十七年（1147）丁卯秋试时，已经51岁的董德元，进取之心已失，不想赴考。无奈诸考生强拉他同行，才勉强上路。途经临江（今江西樟树市内），地方太守彭合对他不以为然。并说“老榜官何足道！”用我们现在的话简单一点解释就是，你这个老是榜上无名的考场老油子，都多大年纪了还考什么功名呀！于是不给资助路费。谁知，董德元当年预荐时选中。第二年，即绍兴十八年（1148）戊辰科中进士，居第一。与理学名家朱熹同科。董德元中第之后，授左承事郎，任镇南军（今江西南昌市）节度判官。归家时，又路过临江。彭太守赶紧迎接，设宴招待。宴席上，董德元即赋诗一首：“黄牒初开墨未干，君恩重许拜金銮。故乡知己来相迓，便是从前老榜官。”让彭太守好生尴尬。后来，董德元为相时，捐弃旧怨，启用彭合为户部郎中。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现在流坑保存最好的宅子是“理学名家”董燧的故居。董燧因累试不第在外潜心心学多年，成了有名的心学家。归乡后，除继续办学讲授心学外，更主要的是倡集族人对社区进行大规模的整治。今日之流坑，一走进村，便见村内宗庙祠堂星罗棋布，房房有祠，巷巷有祠，房巷对应。大宗祠，小宗祠，总祠，分祠，家庙，系统支派严整，源流谱系清晰。还有遍地匾联，字体篆、隶、楷、行、草齐备。书法多出自名家之手，或飘逸俊秀，或凝重端庄，或气势雄浑。虽经数百年沧桑，仍可细赏。董燧应该是最劳苦功高。千年流坑，前五百年仕宦，后五百年经商。鸦片战争之后，江右商帮也就是赣商帮逐渐衰落，流坑便被隐匿在了历史的风烟中。 而汪山土库正是这些先人的继承者并将这些传统发扬光大的典范。 选择了一个晴天朗日，我又一次站在了汪山土库前，是由老公陪着来的。为了弄清土库的来龙去脉，我用相机在里面足足拍摄了三个多小时。出来时已到下午，外面已经没什么客了。于是就走到收门票的那里和他交谈了几句。谈到最后他告诉我，如果你要仔细了解的话，可以买两本书带回去看看。“哦，有书吗？”我有点意外。他指着一位正朝这边走过来的中年人说，你跟他去好了。这个人听了又把我们带进了土库，然后打开一扇房门的锁，里面像个办公室。进去后他从抽屉里拿出两本书：一本的书名为《神秘的汪山土库》，另一本为《府第书香》。书的作者为潘后军。后来知道，潘是从教育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专门在土库负责景区管理和搜集整理文史资料工作，最终就将这些资料汇成了这样两本书。我有一次为了从网上搜集资料无意中发现了他的手机号码，试着加了一下。便和他成了微友，偶尔会就一些问题向他请教。他能回答的也作了一些解答。 汪山土库的先人最早来自中原，迁到大塘以后世代为农。从第一个红顶子程矞采的太祖开始，萌发了通过读书入仕的梦想。他们也参加过科举考试都以落败而告终。但读书使他们懂得了做人的基本道理：自省自律，乐善好施。读书也使他们懂得了经营之道。大塘地处低洼地带，经常会闹水灾。当别人家因欠收揭不开锅盖的时候，他们家却从一汪汪被淹的水塘里发现了商机，那就是养鸭。忙时种田，闲时养鸭，被人称作“鸭太公”，所以家里的光景要比其他人好很多，村里生活困难的人会常常得到他们的帮助。虽然读书的风气一直在延续，甚至出现老子、儿子、孙子同窗苦读，同科进考的情景，但也还是屡试屡败，又屡败屡试。 及至到了程逢寿程逢禄两兄弟这一辈。他们的家这时已从大塘迁到了汪山。正值乾隆盛世，国泰民安之时。程家也鸿运当头，所养鸭子一天生两个蛋，晚上进笼生一个，早上放出来又生一个。大好年成里，两兄弟哥哥程逢寿连着生了两个儿子，这就是程矞采和程焕采；弟弟程逢禄也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程楙采。汪家土库的历史大幕就是从这三兄弟出生正式拉开……。 三兄弟稍大一点的时候，他们的父亲就商量一定要让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在孩子还没上学之前他们就做了一个有心人，对当地一位久负盛名、傲骨铮铮的先生颇为关照，经常会上门去嘘寒问暖。及至到了孩子上学的年龄便正式登门聘请到了这位不轻易出山的先生授教，这就是程聘野先生。“笔插安峰写就乾坤锦绣，墨磨厚石读通古今文章”正是这位先生一生的写照。 聘野先生在教给三兄弟知识之前，先教给他们必要的礼节。如着衣、叉手、作揖、行路、视听以及各种称谓等，让他们养成良好的品德和生活习惯。在教给他们知识时，也是因人而异，根据兄弟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格施与不同的方法和内容，给他们今后的成长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三兄弟在这位先生的悉心调教和培育下，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三株小树苗正在茁壮成长。先生对他们也寄予厚望。只是没过几年，聘野先生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临终前把他们三个叫到床前叮嘱他们要把书继续念下去。并告诫说：“读书之要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不可随波逐流。”良好的品行来自于良好的培养和社会的价值认同。古代录取生员的标准有对品行考察这一项，品行不好的人绝对不能被重用。一旦这位考生被录取后成了国家的栋梁，皇上的赐匾也会到。在汪山土库“退思堂”的后堂上就摆着一块两米多长一米多高上面满刻着表彰和鼓励之词的圣旨碑。这是道光皇帝颁给第一个红顶子程矞采父亲程楷的“表扬信”，表彰其“教子有方。”后面提到的熊豹文先生也得有皇上赠“钦赐国子监”金匾一块。 在痛失良师后，程楙采的父亲又不惜重金让三兄弟去拜了另一名高师熊文豹先生。正是这位精通文墨，武艺高强的先生使程氏三兄弟由三株小苗长成了三棵参天大树。经过十多年的寒窗苦读，他们先后通过炼狱般的考试和层层筛选成了朝廷的重臣，官从一、二品。程氏家族有这样一条家训：“有仇不报真君子，有恩不报枉为人。”三兄弟把这些训词牢牢记在心里，即使在仕途飞黄腾达时也没忘师恩。每次衣锦还乡时不仅要备上重礼，而且在离先生的家门很远的地方就要下轿，步行到先生家。离开先生家也要先步行很长一段距离才上轿。这种尊师重教的好品行即使今天读起来也会令我们热泪盈眶。在汪山土库里正是基于这种良好的家庭教育，良好的家风，才使汪山土库的文彦俊士如雨后春笋涌出。 汪山土库所处的时代到了晚清，由于鸦片战争的爆发使朝廷陷入内忧外患，江山只在风雨中了。土库的人们在辉煌了大半个世纪以后沉默了下来。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和清朝二百六十八年的统治，建立了民国。随着新学的建立，汪山土库的一大批后人由于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走出了私塾，分别进入了南昌心远中学（即现在的二中）、上海复旦大学和清华北大读书，然后又漂洋过海去了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留学。回国后进入了急需用人的政府部门和学界，成了各行业的领军人物，所涉及的领域有国民党中央、教育、文艺、建筑、医学等，土库人又迎来了第二个辉煌期。其中在留学人员中职位最高，名声最大的要数程天放先生。 程天放是第一个红顶子程矞采的第四代子孙。从小天资聪颖，记忆力超群。有一目观七行的本领。别人到书店去买书，他只需进书店把新到的书看一遍就记住了。精彩段落和诗句竟然可以原原本本背出来。以前学生入学讲究破蒙，即由有名望的人士教学生认四个字。程天放的破蒙老师叫吴士鑑，吴士鑑曾做过江西的学政，主管当地的教育科举。他为程天放破蒙的四个字是“国泰民安”。应该说，程天放先生一生所遵循的也是这四个字。 程天放因为家学渊源深厚，通晓诗词歌赋；禀赋优异。对新思想极易接受。1919年为响应北京五四运动，在上海复旦大学就读时组织上海学生联合会，因文思敏捷、长于辞令、雄辩滔滔，被选为会长，使上海学生成为了“五,四”运动的主力军。他也因此受到孙中山先生的接见，后又数次被孙中山先生召到寓所听其谈论对政局的看法。他讲究“忠孝廉节”，所以一生坚定地追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大学毕业后，程天放赴多伦多深造，并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公费留美。回国后，在民国外交、教育、政治等方面都显示有出众的才能和手段，是大家公认的“才德能”兼备的“江西才子”。程天放并不是学教育的，也许是对中国过去的教育有了反思，也许是他觉得民族要复兴，要纠正中国国民的许多弱点首要的问题是振兴教育。他认为，“中国人有一种惰性，无论干什么总是不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做事情总喜欢挑简单的做，而不愿呆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脚踏实地地做学问。爱出风头，凑热闹，喜欢表现自己。”他觉得这些都必须要通过教育才能得到纠正。因此，他的一生除去当过三年的驻德大使外，基本上一直从事教育管理和研究工作。他担任过多省的教育厅厅长和一些著名大学的校长，当过中央大学的总教务长和中央宣传部长。在长期的教育工作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关于教育的理论、思想和具体要实施的办法，对中国教育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程天放学贯中西，他始终坚信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以及中国人民的天赋绝不输于外国人，中国人面临的窘况是不努力。西方国家之所以先进，是因为他看到他们的学者都在那里“潜心地研究社会、研究自然，用人类的力量改造世界。最终建立了健全的政治制度和完善的社会。”他认为，“光是工商业不及人家还不要紧，最怕的是教育不及人。”他提出的教育思想内容为： 首先要普及中小学教育，要让中国人从小认清自己身上的责任。而小学和中学的侧重面又不同。小学主要是把国民教育和生产教育作为两个基本的方面。生产教育主要是让小学毕业后无法继续接受教育的孩子，能够掌握一技之长，足以让其自食其力。 而中学教育除了注重小学教育的内容外，还包括师资教育和预备人才教育。学校可以划为三类：一是职业教育，侧重生产教育方面。考虑到选择就读职业学校的学生大多家庭比较贫困，可以减免或不收学费，多建立奖学金和助学金项目；二是师范教育，侧重师资教育；三是普通中学，侧重对预备人才的培养。 他说：“师范教育是一切教育的根本。师范生肩负了中华民族兴起的桥梁，是学生和社会之间的纽带。要达到有一个健全的国民的目标，就要有优良的小学和优良的小学教师。而现在的师范生就是将来的小学教师，所以师范生是肩负了造成大多数健全国民这个使命的。他们对国家的责任何等地重大。” “大学应绝对注重质而不是量，大学之与教育所有阶段，相当于人的头部之与整个身体。在近代中国，大学教育毋庸置疑就是精英教育，是少数人的教育。即使大学教育最终会普及全国，那也会因为要求严格而只占全国人口的少数。大学的性质和专门学校的性质根本不同，专门学校注重技能的训练，而大学则应注重学理的探讨，问题的研究。这一类的工作任何一个国家只有少数人能做，也只需要少数人去做。专门学校尽可以多设，而大学则绝对注重质而不注重量。因为大学生承担了不同于普通人的社会责任。” 程还说，教育是一项久远的事业，并非一段时期内就能完成。地方行政人员要有清醒的认识。怀着一颗真诚、宽广的心，才能造就中国繁荣的社会。我们的努力纵然一时无效果，但自有他人来收获，何必要去斤斤计较呢？ 我想，当我们现在的教育已经走入了迷惘，人们的道德观、价值观已被严重扭曲，师者已不再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神圣职责的时候，是不是可以从程天放先生的这些教育理念中重新找到一些定位呢？ 在蒋家王朝即将覆灭的头两年，对政治异常敏感的程天放似乎意识到了土库的结局会是什么，他最后一次来到了江西庐山和家乡土库。受到乡族亲人们前呼后拥的隆重欢迎。也许这时其他人并没意识到中国的政局将会发生的变化，但程天放却说了一句话：“一担谷买一斤肉可以吃，一担米买买一斗种不要买。”见大家不明白他也没多作解释。1949年他带着家人去了台湾，后来又到了美国，故园只在梦中了。 二零零八年，省文化厅副厅长汪天行视察汪山土库，作藏头诗一首： 汪氏先人别大塘， 山重水复欲断肠， 土地依稀回梦里， 库房不知在何方 中途忽至徽州客 华发孕育好儿郎 一世英名传千古 绝妙家风万年长。 “汪氏土库，中华一绝”这是在新的时代里，人们对曾经华夏文明的急切呼唤。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作为主战场，分为16个受降区接受日军投降。每个仪式最主要的一项仪式就是升国旗奏国歌。其中有一个受降区是北京故宫的太和殿。10月10日那天，阳光一片灿烂。上午十时整，景山上汽笛长鸣，国歌奏起，升旗典礼开始。在庄严肃穆、回荡着浩然之气的国歌声中，以根本博为首的五名日军降伏代表一一解下他们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佩刀双手献上，向中国人民弯腰鞠躬，低头谢罪。这令多少人泪水滂沱、扬眉吐气。 这首为中国人赢得尊严的国歌还在当年德国举办的世界国歌评比中夺得了第一名，作曲者名字 因此蜚声海内外。他就是来自汪山土库的音乐天才程懋筠。 程懋筠是三个红顶子之一程焕采的第五代子孙也是程天放的堂侄。正是这首曲子的成功奠定了他在音乐界的地位。当然也正是这首曲子，在新中国成立后他被边缘化了，他的名字被从音乐出版刊物中抹去，之后便是销声匿迹。直到半个世纪后的2007年程懋筠冥辰50周年，中央音乐学院“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遵循“尊重历史人为本，面向现实唯求真”的学术理念，策划、发起并联合西安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以及程懋筠故乡江西省新建县人民政府等单位，于6月16、17日在中央音乐学院举办了纪念程懋筠的大型专题学术会议。来自音乐界的权威人士、中央音乐学院的师生、程懋筠的亲属、学生、家乡代表和来自台湾音乐界、文化界的代表三百人莅会。形成了海峡两岸同堂纪念的感人场景。人们这样评价他：如果说萧友梅是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奠基人，那么程懋筠就是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开拓者。 程懋筠17岁随兄长赴日本留学时没有遵循父命学理工，而是自主选择了声乐专业。其中的原因也许是想到满目苍夷、受尽屈辱的祖国更需要用音乐这个武器去唤醒她的人民起来为之奋斗和献身。肖邦就这样说过：“我愿意高唱出一切为愤怒的、奔放的感情所激发的声音，使我们的作品——至少我的作品的一部分——能够成为战歌。”音乐也是唯一不需要翻译就能让人读懂，可以跨越语言障碍进入一个民族灵魂的艺术；也许是他觉得音乐更符合他的个性。他不喜欢政治。便天真地认为音乐可以超然于一切党派之上。但政治却跟他开了个极大的玩笑。 那年，二十六岁的程懋筠学成回国。在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教育专修科第一任系主任、声乐副教授。由于性格刚直，为人清高，不懂得职场圆滑，事业上并不顺利，甚至面临着系主任一职被撤换的可能，心情有些沮丧。 一天，他从报纸上看到中国国民党以孙中山先生在第一届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的训词作为党歌征求曲谱，一时热血沸腾。便在在书房里按照孙中山先生的四字韵文，一字字地谱曲。他认为，这样的曲子，一定要韵律感强、节奏雄浑有力，因而对每一个乐句、每一个乐段，仔细推敲，反复演奏。完成后，自己却又不甚满意，烦躁之下，便将写好的稿纸一把揉烂，扔进了废纸篓。他的夫人舒文辉女士收拾房间时在废纸篓里发现了这样一张草稿，舒女士师范毕业懂音乐。她弹了一遍，觉得作品很有感染力，便自己重新誊抄了一份，悄悄地寄给了当时的“党歌编制研究委员会”。 当时，评选极为严格、公平。评选的过程是，由合唱团在幕后逐个演唱参选作者的作品，评委们则坐在台下聆听，看不到谱稿，也不知作品的作者，完全通过作品演唱的实际效果来进行评选。音乐家选精后，有4首曲谱被选出。经过再次审听，觉得第80号作品即程懋筠所作之谱庄严平和、雄壮有力，有激发民族意识之效果，最终程懋筠“大难不死，劫后余生”的作品在139件作品中拔得头筹。消息传来，连他自己都难以置信。这使他在音乐界声名鹊起，成为音乐界的一名巨擘。 一次，在上海的一场音乐会上，时任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客席指挥的日本音乐家、指挥家近卫秀磨面色凝重地登台，他深吸一口气，缓缓地拿起了指挥棒。此刻，台下观众屏住呼吸，大家都对这场精彩的音乐会充满期待。蓦地，音乐响起，“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久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当这首雄浑有力的《中国民国国歌》的音乐响起时，观众激动不已，满眼泪水。歌曲奏罢，异常热烈的掌声四起。这时，坐在观众席上的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飞快地跑到台上，与近卫热情握手，并接连向他道了两声“谢谢”。民国国歌确实成了那个时代的经典。鼓舞着亿万人民同心同德朝着国父孙中山先生指引的伟大理想前进。 虽然身为国民党党歌的曲作者，但是程懋筠却终身未入国民党。国民党内部很多人劝他加入，都遭到了他的拒绝。他觉得他的生活不需要政治，音乐应该是属于全人类的。他也不留恋官场，他只爱音乐，只希望能全心全意做个音乐人。这种独特的个性让我想起贝多芬。贝多芬成名后,许多贵族拼命地想结识他，但是贝多芬对那些依仗权势的贵族格外鄙视。一次,贝多芬应一亲王的邀请，参加一个音乐会,并将在音乐会上演奏自己的作品，音乐会在亲王的庄园里举行，那天天气十分寒冷，并且下着倾盆大雨。贝多芬坐在钢琴旁熟练而深情地弹奏那首著名的《月光曲》。沉静幽雅的旋律在大厅里回荡，让人陶醉。大家忘记了周围的一切,似乎他们不是在风雨中听演奏,而是沐浴在明亮柔和的月光中。这时,有一位伯爵旁若无人地说起话来，而且声音越来越大。贝多芬再也忍受不了，愤怒地停止了演奏。他站起来高声说道：“我绝不能为这些蠢猪们演奏!”主办音乐会的亲王不但不干涉制止那位破坏全场气氛的伯爵，却大声训斥贝多芬，以亲王的威势欺压贝多芬。面对这种侮辱，贝多芬怒不可遏，对亲王说：“亲王,你成为亲王，只不过你的出身而已，而我却是靠自己的努力成功的。亲王有成千上万个，而我----贝多芬,却只有一个!”说完,离开了音乐厅,顶着风雨，拂袖而去。 此后，程懋筠的音乐事业进入了黄金期。像是得到缪斯的频频眷顾，程懋筠的音乐创作灵感喷涌而出。他紧随时代的步伐，开全国之先河创建江西音教会，培养了一大批音乐人才和专家学者；创建音乐月刊，在上面发表了一百多首鼓舞人们与日寇决一死战的歌曲：组织民众演出，他的漂亮的男高音征服了在场所有观众。他无愧于作为音乐巨擘的光荣称号。 四十年代末即将覆灭的蒋家王朝准备撤离大陆迁到台湾，以程懋筠对国民党执政时的民国音乐文化的贡献和社会影响，他完全有足够的资格和理由像其他一些文化名人一样举家随迁台湾，国民党政权方面也希望这样。可是，程懋筠却毅然决定留在大陆，因为他的根基在这里，这里有他取之不尽的创作泉源。但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这就无可避免地使他在今后的音乐生涯中处于一种尴尬的地步，成为一个生活在夹缝里的人。 因为他留在大陆，台北国民党政权虽然还在继续用他作曲的民国国歌，却很少提及他的名字，大家甚至忘了作曲者是谁。大陆这边因为他曾经为《民国国歌》谱过曲，所以把他边缘化了。在走过了人生太多的风雨，在和音乐结缘四十年之后，五十七岁那年，我们这位伟大的音乐家带着一些愁绪、带着一些不解，悲怆离世。——一颗璀璨的音乐彗星过早地陨落了。 历史终究没有忘记它的那些优秀儿女。程懋筠今天再次被人们提起就是一个明显例证。 程懋筠不仅自己在音乐上贡献卓著，还培育了一个音乐世家的名门望族，他的三子三女除长女程应钿是读的医科大学，成为一名医生，小儿子就读清华外，其余四人都是毕业于高等音乐学府，或任高校教授，或任文艺团体艺术指导。第三代八人中有七人在音乐专业有突出成就，或任职音乐教授或在专攻音乐研究生。像这样一个在音乐园地里的名门望族，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程懋筠精神不死！ 在汪山土库还有这样一个革命家庭：九房中的七房程一烯一家。时值清末民初，战火不断，城里难以找到工作。程一烯便只好回家务农围湖造田。鄱阳湖地势低洼，有一年遭特大洪水，堤溃家淹。一家数口生活难以维继。醇厚的家风使他养成了良好的读书习惯，并且不放弃对后辈的教育培养，尽力供他们念书。有一天，程一烯看到了毛泽东同志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等书，了解到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一支“官兵一致、军民一致”，为广大人民谋幸福的队伍。程一烯敏锐地感觉到共产党有可能会打败国民党夺得天下。于是马上想办法筹集了一笔费用鼓励三个已长大成人的儿子投奔延安去找共产党。只把最小的老四留在了身边参加了当地的一些革命组织团体。 三个儿子分别是程时轩、程晓侯、程时福。老大程时轩因故没有去成延安，在皖南事变后被铺入狱，献出了年仅25岁的生命；程晓侯辗转在各个解放区，担任过中央各大报刊的编辑和总编辑、新华社分社社长等职，1947年随刘邓大军南下；程时福随西北抗日救国团的代表奔赴延安，在那里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1945年日寇投降后，进入了中央组建的干部大队。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他们兄弟几个都有了一个“革命干部”的身份，在政府机关、科研单位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直到到离休。他们迎合了时势，时势也造就了他们。 汪山土库曾是被毁了的。土库的重建有赖于当年南昌市市长李豆罗的胆识和魄力。2002年腊月二十五，一个隆冬季节，李市长来到汪山土库，看到这样一座飘摇在风雨中的陈宅老院，心生感慨。他立即作出抢救汪山土库的决定。汪山土库这一重建就是十年。 修葺一新的土库在等待着它的那些曾经的儿女。2013年9月20日上午九时许，一架银灰色飞机从台北桃园机场起飞，穿云破雾、直上蓝天。飞过台湾海峡，在江西南昌昌北机场徐徐降落。这是东方航空公司从台湾飞南昌的客机。迎着金秋的阳光，从机场五号出口走来六位客人，两男四女。除两位年龄在六十左右外，其他都有七八十岁。这六个人中有前面介绍过的一代枭雄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程天放的养孙女程宝珠，有程学恂的孙子程应钿和三个外甥女、还有一个是程时彭的儿子程懋墩。程学恂是一个怎样的人呢？现在他的孙子和亲人回来了，有必要在这里交代几句。程学恂是土库第一个红顶子程矞采的曾孙，做了一生的学问但不恋官场。其主要精力是用在工诗词、书法和绘画上，他在这些方面的造诣在同行里面已达到一个顶峰境界，被业界人士誉为“诗书画三绝”。解放前夕，因考虑到自己年岁大了，还是留在家乡好，没有和家人一道移去台湾。1951年镇反运动中因其属于著名的士绅和其他一些留在土库人一起被镇压，享年78岁。 汪山土库的重建昭示着人们理性的回归，但愿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但愿文明之花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开得更加繁华绚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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