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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咸丰元年（1851年）农历七月开始，江苏北部、山东南部以及河南东部、安徽北部的广大地区，遭受了历史上少有的阴雨连绵天气，大雨如注，数日不绝，泄洪水道不畅，平地积水严重。进入闰八月，“因初一、初二烈风猛雨，暨十六日至二十三日大雨昼夜不停，以致甘泉县境六闸里撑堤，民捻溃塌……”闰八月二十日（10月14日）凌晨，经历了一个多月阴雨连绵的丰北厅（管理河道的水利机构）蟠龙集（今丰县大沙河镇二坝村附近），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致命打击，黄河大堤轰然坍塌，巨浪裹挟着泥沙冲决堤坝，奔腾咆哮，排浪如山，声若雷鸣，瞬间门口宽度达四、五十丈。河南总督杨以增快马驰奏：“八月廿日寅时，风雨交作，河水高过堤顶，丰下汛三堡迤上无工处所，先已漫水，旋致堤身坐蛰，刷突至四、五十丈。”此后，又很快“宽至一百八十五丈，水深三四丈不等”，黄河像一头猛兽，顷刻间将蟠龙集夷为平地，即而深埋于地层之下，几个漩涡形成深不见底的渊子之后，黄河如脱缰的野马奔腾下泄，一路狂奔，夺路向东北微山湖方向肆虐。黄河最初流经蟠龙集源于河南阳武决口，公元1194年（南宋绍熙五年），黄河因此改道南徙，经延津、封丘、兰封、东明、曹县等地，流入单县、砀山、丰县、萧县，于徐州合泗水夺淮入海。直到后来的1855年（清咸丰五年），黄河在兰阳铜瓦厢决口改道北流，挟大清河入渤海，才逐渐回复到今天的黄河下游流向，结束了流经蟠龙集长达661年的历史。在长达661年的黄河南徙过程中，黄河屡次在流经的豫、鲁、皖、苏等地决口，此次咸丰元年（1851年）的河决蟠龙集，给徐州周边尤其丰沛地区带来深重灾难，同时也开启清廷河务治理边缘化的序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蟠龙集决口是天灾，也是人祸。
如前所述，蟠龙集位于丰县与砀山的交界处，在今天的丰县大沙河镇二坝村附近，所在河道为江南丰北厅管辖，为苏鲁豫皖边境重镇，素有“南有金陵城,北有潘龙集”之说。古镇有32座衙门，81道街，相传还有行将动工的皇帝行宫，平日里车水马龙，商贾云集，城内外有鳞次栉比的庙宇，西方舶来的天主教堂和清真寺散布其间，每逢成集日或庙会日，城里的叫卖声此起彼伏，庙宇翘檐上的风铃声不绝于耳，晨钟唤醒了太阳，暮鼓迎来了月亮，人们在喧闹的街巷里互市交易，古镇在温暖的时光里宁静与安详……然而，仅仅是转瞬之间，随着黄河崩坍的一声巨响，繁华过后成一梦，所有的这一切荡然无存，即而化作一片男啼女哭、鸡飞狗跳的不堪与混乱，百姓扶老携幼、匆忙奔走，慌乱中有的避上高墩，有的攀据树杈，或长绳系妻女结队，或奔走遇洪水猛击，号呼漂浮，乱作一团。屋宇鳞次，如小舟漂泊江湖中，田亩畜牲，瞬息吞没于汪洋，一如孙运锦《纪实——八月十九日》所写：“建瓴直下十数州,蚩蚩百万生鱼头。活人竞死死人走,浮尸浮柩多于舟。”“我身幸免为鱼鳖,哀鸿中泽空悲切。”滔滔洪水，浪高数丈，骇浪覆压丰沛大地，活生生自西南而东北冲激出一个长达百余里的大沙河来，即而平地满灌，汇为巨津。据《丰县志》记：“遂经华山、栖山入沛县之微山湖。余流旁溢，逆泛浸淫，及县城之东。于县之东、南、北举为泽国。”清光绪《沛县志·河防》记载：“文宗咸丰元年八月十九日（实为八月二十日凌晨）,河决蟠龙集,沛当顶冲,入昭阳湖,淹没栖山沛县城。”这里所说的沛县城，指号称沛县屋脊的栖山。乾隆46年（公元1781年），黄河在河南青龙岗决口淹没沛城，县令郎庚迁县治于栖山，一直到咸丰元年的这次决口，栖山作为沛县县城治所已整整长达70年之久，正是这次大水,“县城隔溺，舍此迁治夏镇。”沛县县城因此不得已再次迁至夏镇，即现在的微山县城。决口的门口越来越宽，黄河下泄的流量越来越大，延至一个月后，“决口已三四百丈。”门口愈形塌宽，黄河“大溜全行掣动，迤下正河，业已断流。”黄水四处奔窜，有的“直趋东省微山等湖，串入运河”，致使运河河堤也发生溃塌，黄、运两河并决，灾难逐步扩展至济宁、鱼台、峄县、金乡、嘉祥等县。据山东巡抚陈庆偕奏报：“今自济宁以南至峄县境内，河湖一片，汪洋三百余里，八闸上下，水势尤为溜急。” 由于位置所在，江苏一省首当其冲，受灾深重，山东大部分地区和安徽部分地区也渐次成为重灾区，据灾荒史家李文海先生估计：此次黄河决口造成的受灾人数在千万左右。
安徽巡抚李嘉瑞的奏折同样揪心：“饥民十百为群，率皆老幼妇女。绕路啼号，不可胜数。或鹑衣百结，面无人色，或裸体无衣，伏地垂毙。”左副都御史雷以諴奉命前往苏北勘察黄河情形，沿途耳闻目睹灾区百姓的悲惨状况，“饥民络绎，纷纷求食，面俱菜色，几于朝不保暮。及至滋阳、邹县，直抵滕、峄、邳州等处，则男妇老弱，仟佰成群，扳辕乞丐, 皆鹄面鸠形。所在多有倒毙，无人收痤，间为野犬残噬者。”奉命督办镇压太平军的钦差大臣胜保的描述不寒而栗：“现闻沿河饥民，人皆相食。”难民穿无衣，吃无粮，住无房，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卖儿卖女，饿殍遍地。运河决口之后，黄水还进一步殃及邳州、宿迁等地，《金壶遁墨》卷八《灾民》描述：“自邳宿而西，河北灾民携筐背金、襁负南行者络绎不绝。仲实有句云：‘朔风卷地起飞蓬，狂雨连天送去鸿。河北流民三十万，人人都在此声中。’”黄钧宰在《金壶·遁墨》中有《孝丐》一篇：“曩客彭城，行于城北之衢，见一丐，齿方壮，负一老妪，年六十余，乞食于市。观其衣，蓝缕缀结，不掩肢体，朔风凛冽，股栗不能胜。市人与之食，则置妪檐下，奉食于前。妪食已，以其余强之，乃自食。如是者再。问其姓，曰‘王’，不知其名，沛邑人，子死妻去，有田三亩，去年河决丰沛间，家被淹没而丐也。”虽然写的是徐州城北孝丐，可流离失所的悲惨境遇可见一斑。在广大灾区，极端脆弱的小农经济遭受到致命打击，“禾棉花铃受伤脱落,谷粒空瘪,即已割早稻亦因阴雨连朝,未能晒晾,类多发芽霉变。”倚农而生的广大百姓生计无着，不得不背井离乡，颠沛流离。被迫离开了田地的灾民，当无以生计之时，“弱者转沟壑，壮者沦为匪”。据学者陈华研究：咸丰元年丰工决口，大批饥民入捻起幅,其势更盛，致使揭竿而起，加入捻军。在自然灾难与清廷腐败的双重打击下，黄泛区的社会秩序已然陷入空前混乱。河务是清政府稳固政权、笼络民心的国家事务，在清廷处于重心位置，康熙执政之初，曾在宫中庭柱上写下“三藩、河务、漕运”六个大字，此后，清廷一直认为，这三个问题也是整个清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按照惯例，黄河发生较大规模决口之时，清廷会立即谕令河督，组织紧急抢险堵筑决口，并立拨帑金,其数目“多者千余万,少亦数百万”。
当年山东单县黄河决口，清政府拨付重金赈灾，嘉庆帝甚至亲临现场，面对滔滔洪水与抗洪兵勇，他毅然脱下龙袍抛入水中，随从百官见状，纷纷摘下官帽投向决口，成千上万的百姓和军士深受鼓舞，他们不顾浑身的汗水与泥水，赤膊上阵，扛着木料、门扇，抬着石头、草袋，纷纷涌向大堤决口扎木桩、下“门埽”、垒沙袋、填石块……决口堵住了，大坝合拢了，堤岸上下山呼万岁，欢欣鼓舞，并为这个决口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 “龙门口”。光阴荏苒，如今才几十年时间，距离“龙门口”不到五十里，号称“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黄河又一次决口，咸丰帝刚刚登基，也颇有些想法与锐气，他很想效法爷爷嘉庆帝，亲自到丰北厅蟠龙集现场察看险情，鼓舞士气，却被身边的一位大臣当场给唬住了。大臣说蟠龙集乃水龙盘踞，一个翻身就把八十一道玉街、上万人翻进了水底，龙头沉下的地方瞬间变成四里路宽、六里路长的蟠龙湖渊子，四两生丝都打不到湖底，它的尾巴现已伸到百里之外的微山湖，张牙舞爪，惊天动地，万岁爷您是一条金龙，它是一条水龙，这二龙相见，必有一伤呐！咸丰皇帝终于还是犹豫了，确也没能亲临蟠龙集现场。非但如此，随着时局的发展，他还破天荒地开创了一个缓务河道的拙劣先例。 早在蟠龙集决口的咸丰元年 1月，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起义，随后不久，起义火焰遍及南方诸省，到了堵筑黄河决口的关键时期，清廷抬出了这条压得咸丰喘不过气来的理由，“广西贼匪窜扰，现在大兵云集，所需兵饷，尤为要紧”，因此决定暂缓办理堵筑决口。一个“暂缓办理”，足可以看出清政府精力之所向，同时也预示着此次决口的堵筑工作不可能及时、顺利开展，留给了黄泛区人民灾难深重、度日如年的漫漫长夜。
起初，清政府还有一些河务方面的作为，但一直行动迟缓，蟠龙集决口三个月后，户部拨款与各省解粮仍迟迟未到，按照已经掌握的治河规律，冬季黄河封冻，正是堵筑决口的最佳时机，一旦等到来年的桃汛，即使再花数倍的人力物力也难以达到如此效果。清廷谕令在河官员赶紧动工，“不可迟缓”，然而，由于前期准备严重不足，堵筑工作异常艰难，“两次走占，以致不克合龙。”时间在屡屡受挫的情况下一天天流逝，转眼到了桃汛时期，在河官员迫于情势，不得不停止施工，“请于霜降水落后补筑”，任凭黄水肆意漫流长达一年。在清代，高度重视黄河治理除政治原因之外，还有一个保障关系匪轻的漕运畅通。众所周知，运河河道是沟通南北、保证南粮北上的重要动脉，一年的黄河泛滥，运河也同时引发决口，面对这一严峻局势，尽管清廷对太平天国如火如荼的发展倍感惶恐，但漕运受阻导致的后果可能更为严重，正因为此，清廷不得不又回过头来重新考量河务的价值，“现在河工军务，均关紧要”，并谕令河督：“务须趁此天气晴和物料充足之时，催令进占。”霜降之后，清廷显然加大了堵筑力度，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清廷最终在咸丰三年正月二十六日将蟠龙集决口“挂缆合龙”，此时，据决口时间已长达一年又五个月之久。令人遗憾的，在政局动荡、经费支绌、河工贪冒成性的大背景下，蟠龙集“合龙”注定是一个豆腐渣工程，仅仅在堵筑工程完竣的四个月后，夏汛来临，在黄河肆虐冲刷之下，“丰北复成漫口”。据《清史稿.河渠志》记载：“水长流急，丰北大坝复蛰塌三十余丈”，咸丰帝大感意外，雷霆盛怒，下令严惩在河官员：“所有疏防之专管员、同知、借署丰北厅通判张汉，署丰北营守备贺正捷，均着交部严加议处；兼辖之徐州道王梦龄、河营参将吕邦治、淮徐游击王基棠、徐州府知府赵作宾、署砀山县知县赖以平，均着交部分别议处，其工次专委守坝之候补通判章仪林，着一并交部照例议处”。
此时，太平军已占领南京，正式成立与清政府对峙的“太平天国”政权，且呈现出摧枯拉朽的强劲势头，对清政府的统治构成了致命威胁，加之捻军在安徽、山东一带的不断滋扰，清廷已无心顾及河务等传统要务。再者，即便此时堵筑决口，也需募集数十万民夫，在时局如此震荡的形势下，如若有人振臂一呼，极有可能导致“挑动黄河天下反”的危局。王朝安危压倒一切，河务再重要，在延缓或挽救王朝的大局面前，此刻也变得轻若鸿毛了。清政府最终还是放弃丰北缺口的堵筑，再次任由黄河恣肆无羁，横冲直撞。房倒屋塌，饥民遍野。从蟠龙集决口到一年五个月后迟迟堵筑“合龙”，然后再次决口直至放弃，清廷的做法尽管在很大程度上迫于时局，但也足见其施政能力的大幅下滑。曾国藩在家书中提到元丰年间两件“大不快意”之事，一是太平天国起义，另一个就是丰北决口。咸丰帝也曾哀叹：“粤西军务未平，内外诸务因循，未能振作。”蟠龙集决口揭橥了清政府河务边缘化的序幕，仅两年之后，黄河在蟠龙集以上的河南南阳铜瓦厢再次发生较大规模缺口，并因此造成了黄河历史上的第六次大改道，清廷根据处置蟠龙集决口的“已有经验”，几乎毫不犹豫地决定“暂缓堵筑”，清廷在河务边缘化的道路上愈行愈远，最终导致了河政体制的逐步解体，并于1902年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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