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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永贤 一、古碑破译过程 民勤《镇番乾隆县志·古迹》：苏武庙台：县东南三十里苏武山，上有庙址，古碑，大书“汉中郎将苏武牧羝处”。 这通碑作为重要的历史文物，收藏在民勤县博物馆院内（即圣容寺第二进一座配殿廊檐之下），并被罩上了玻璃罩，很好地保护了起来。 碑宽56cm，高130cm，厚16cm，主体部分为矩形，顶端为圆弧形。碑体材质粗观既类砂石，又类青石，色微红；经有关人士初步鉴定为河西地区常见的青砂石，学名为沉积砂岩。从感官看，古碑似曾在泥土中掩埋过或被土泥涂抹过，有风化感，剥蚀比较严重。碑的正面，正中阴文竖刻碑题——“汉中郎将苏武牧羝处”九个大字，字号颇大，一目了然。碑题两边隐隐约约似有文字，但模糊不清，难以辨认。碑的背面、侧面，经考，没有发现刻过字的痕迹。 我爱好文史，尤其对民勤历史多有涉猎。原博物馆馆长李辉年先生，与我相交甚欢，约我对石碑文字考证，以备领导及相关人士参考备用。他拿出拓片，拿出有关人员考证出的不到20个汉字（也有错误），和拓片做以比较，发现他们考识出落款的“崇祯岁次”是准确的，便知该碑是明末的文物，这四个字给了我信心，因为笔者曾经整理过一本明朝镇番卫的档案，故对明朝民勤历史颇为熟稔，更对明朝古物有发微探究的兴趣，所以，也是抱着一试又志在必得的态度，接受了这项艰巨的工作。 工具是必要的。但面对挂在墙上的拓片，放大镜却发挥不了什么作用，而照相机则显得格外神奇：藏在石头里面的工工整整的正楷字，在它的多次照探扫描之下，必然会在某天的某一时刻露出清晰美丽的脸庞。这时除了收获成功的喜悦之外，考识工作也大步向前迈进。 这项工作的困难在于，有些字已经磨灭不显，有些只剩偏旁，有些姓名中只可以看清其中一字，怎么办？ 联想显得十分重要。比如第一行出现了两个“鞏”字，当你联想到鞏昌府或鞏昌卫的时候，照相机的镜头就会马上会对你的联想做出完全正确的评判。 推理是也是一个重要方法。比如第四行第一字磨灭，第二字可以看清一个半截字“工”字，由第二三行“钦差”可知，此处磨灭的两个字一定也是“钦差”，是谓推理。 查资料则将完成最后一公里的工程。比如“参将王之鼎”的“鼎”字就看不清楚，结果一查相关资料，答案就出来了。落款处镇番卫的这些官员中，除了王胤昌、毛捔宜外，能够辨识清楚的只有“何光祖”的“何”字，“吴三长”的“长”字，“裴居敬”的“裴”字，“周鷹揚”的“周”字，其余都荡然无存，幸好《明朝档案总汇·镇番卫卷》记载的清楚，崇祯二年前后，在镇番卫担任指挥佥事的就是何光祖，担任指挥使的是裴居敬，吴三长担任指挥同知，周鷹揚担任镇番卫左所千户，至此，落款三个把总（一般由千户担任，有时也可以由指挥同知和指挥佥事兼任）中仍然有两个名字无法辨认，亏了这本档案，它清楚的记载着，崇祯初年在镇番卫担任把总的另外两人是陳溢彩和李昌颀，于是这项艰苦的工作于是圆满的画上了句号，坚信它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也许是赖于对明朝尤其是明朝民勤历史的熟悉和宝贵资料的占有，正所谓精诚所至吧，连自己也感到吃惊，经过20多个日夜的艰苦考证辨识，最终竟将隐没在石头中的小字找寻了出来，并且自信一字不差。 二、碑文注解 1.浦东陕西都转运鞏昌卫同知庄罥：浦东，地名，人物籍贯，意为浦东人。都转运：官名，全称为都转运使。宋朝诸路置转运使，掌经度一路财赋，监察各州官吏。明朝都转运，为主管盐务之长官，从三品。鞏昌，今陇西；鞏昌卫，应为鞏昌府；明朝鞏昌府隶属陕西右布政使司。卫同知：指鞏昌卫指挥同知，明朝卫一级指挥机构第二把手，地位仅次于卫指挥使，从三品。庄罥：人名，事迹不详。全句：浦东人，陕西都转运使兼鞏昌卫指挥同知庄罥。 2.江宁鞏昌府驻扎凉州同知事务秦汉高：江宁，地名，人物籍贯。依碑文可知：明朝时府卫之间有互派官员的制度。同知事务，官名，从三品，协助住在机构共同办理事务之官员；秦汉高，人名，事迹不详。全句：江宁人，鞏昌府驻扎凉州卫同知事务之秦汉高。 3.钦差督理粮储屯田水利兼理卫政分守西宁道陕西按察司按察使旷逊：钦差即钦差大臣；督理，即督查管理；兼理，即兼职管理；西宁道，应为西宁卫，隶属陕西行都指挥使所辖，称西宁道乃沿袭元朝之称呼。按察司，机构名；按察使，官名，正三品，负责司法刑事等。旷逊，人名，事迹不详。全句：钦差大臣、负责督查管理粮储、屯田、水利事务，兼理卫所行政事务，且分守西宁卫防务的陕西按察司之按察使旷逊。 4.钦差协凉州等处地方副总兵并将下级王世焯:总兵,明初为战役指挥官，遇有战事，总兵配印出征，后成为常驻边镇之武官，正三品；副总兵为从三品；并将下级：明朝副总兵只有获得任命才具备统领下级的权利，即未获得任命者，无此项权力。王世焯，人名，五凉志有载。全句：钦差大臣、甘肃镇协助凉州等处地方副总兵并将下级之王世焯。 5.钦差分守镇番卫等处地方参将王之鼎：参将，明朝武职，从三品。王之鼎，人名，《镇番县志》和《镇番轶事历鉴》均有载。全句：钦差大臣、负责防守镇番卫等处地方之参将王之鼎。 6.筑制卫印 毛捔宜，指挥使何光祖：筑制，指石碑雕刻制作负责人；毛捔宜，人名，为镇番卫执掌卫印之人，史书无载。何光祖，人名，明朝崇祯年间镇番卫指挥佥事。《明朝档案总汇镇番卫卷》有载。 7.经历署监：石碑雕刻制作之监理机构；吴三长，王胤昌，均人名，石碑雕刻制作之监理人。时吴三长担任镇番卫指挥同知，王胤昌担任镇番卫指挥佥事。史书有载。 8.崇祯岁次己巳仲冬：崇祯己巳，即1629年，乃崇祯二年，距今391年。 9.镇番营中所：应为镇番卫中所，地点在今县城，此处沿袭明初之称呼。把总，明朝对千户所负责人的俗称。时裴居敬为镇番卫指挥使，周鷹揚、陈溢彩和李昌颀分别担任镇番卫左、中、右所正千户；史书有载。 10.印：碑文中出现了三个“印”字，其中，两处为官员之印，一处为官府之印；说明在碑的设计图纸上，是盖了两位官员和镇番卫的私印和官印的。官员之印，说明了官员的严肃郑重之态度；官府之印，说明刻碑乃政府行为，而非私人行为。碑上无法将印信盖上去，故刻碑人刻“印”字以代。 碑文其实很简单，即中央（钦差）和地方的6位从三品以上的官员和镇番卫及所属三所的8位官员，在镇番卫中所共同倡议并且参与制作此碑。之后，此碑被移去苏武山，立在苏武庙前。 120年后的乾隆十四年（1749年），民勤相当出名的一群文化人，如总修张玿美，篡修曾钧、王有德、卢生莲、卢生荚等，监修杨大烈等，他们在编修《镇番县志》时，看到了已经成为废墟的庙台，也看到了该碑，但不知何故，他们并未将碑文载入县志。以后二百七十年间，该碑被岁月之刀无情剥蚀且四处流浪，以致面目全非，无人关注，更无人辨别考识。 今天，他终于又一次重见天日。这是可喜的事情！ 三、古碑破解的意义 一般认为，破解该碑文，也许就得到了打开苏武北海牧羊地在何处谜题的钥匙。但是笔者不是专家，对于古碑的证据意义确实不能准确界定。这里表述粗浅的看法： 首先，从立碑的朝代和时间来看。 这座碑立于明末崇祯己巳年十一月，即1629年，距今391年。 这个时间是有意义的： 一是它比首次考证了苏武牧羊地“北海”的清重量级的历史学家齐召南生年早了75年。1703年出生的他在《汉书考证》给“北海”做注，虽未考出北海的具体位置，但从历史和地貌特征对比中，可以看出许多信息和民勤相吻合的。 再是它比晚清提出苏武牧羊“贝加尔湖”说的历史学家王先谦生年更是早了213年。老先生《汉书补注》中引《唐书地理志》文字做证据，指出“……即此北海也，今曰白哈儿湖，在喀尔喀极北，鄂罗斯国之南界。‘白哈儿湖’应为现称的贝加尔湖。”注文影响巨大，后来成为主流观点。 将碑龄和两位史学家生年做比在于说明：明代或王先谦以前，在民间或学界，苏武牧羊地并不存在争议，它就是甘肃民勤县。民勤是明朝的北部边境（明西部边境在玉门关一线），其北面是北元。也许是受疆域所限想象的缘故，明时并不存在苏武到万里之遥的地方去牧羊的说法。清朝疆域的扩大以及地理知识的传播，使王先谦先生的视野和胆识等量增加，所以才能从对古书的考析中提出新颖的观点。 尽管“闻道有先后”，但晚生的王先谦先生也并不一定掌握了真理（道），他从欧阳修等编撰的《后唐书》找到的证据，确实能够证明“北海（其实是翰海）”就是贝加尔湖，但是并没有任何一个字的证据可以证明，该地就是苏武牧羊之北海。 再退一步，倘若王先谦先生给《汉书》做补注时在民勤苏武山看到了这通反映明代及以前意见的古碑，且这通古碑的证据意义要大于《后唐书》文字的证据意义，那么，不知这位老先生的补注该怎么去“补”？ 其次，从立碑者的身份和动机来看。 立碑者是一些钦差大臣和镇番卫的所有官员及三所的正千户。钦差和指挥使的身份较高，在明代，指挥使是三品官员，而钦差（多为从三品）大都进士出身，博学多识，目光远大，或具全局性视野；他们不仅是行政官员，也可视作学术权威。 这些钦差和地方官员立碑，应无什么不当动机，否则，其行为就无法理解和解释！设定当时苏武牧羊地有争议的话，那么他们是绝对不会胡乱立碑的。故可认为该碑的意愿，既是官方的，也是民间的；既是地方的，也是中央的；既是官员的，也是学术的。它揭示的可能就是一个隐藏了两千多年的秘密——苏武山即因苏武牧羊而命名。起码，它以石头的形式向世人昭示了清以前人们对于苏武牧羊地的记忆和认知。 结论：立碑人用不庸置疑的口气——“汉中郎将苏武牧羝处”在苏武山立了这样一通石碑，它反映的是当时及以前人们的集体认识和意见！ 对这种集体认识和意见，我们应该给予关注、重视和尊重！ 作者简介：柴永贤，男，收成泗湖人，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出版散文集《绿洲新韵》，教学专著《中学历史记忆宝典》。现在民勤县新河中学工作。 责任编辑：邸士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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