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朽 1950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和龚古尔奖失之交臂；1961年，《长别离》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1964年，《劳儿之劫》出版，拉康撰文“向玛格丽特·杜拉斯致敬”；1974年，《印度之歌》获戛纳电影节艺术和实验电影奖；1984年，《情人》荣膺龚古尔奖；1992年，让-雅克·阿诺执导的同名电影海报贴得满大街满世界都是，梁家辉和珍·玛琪演绎的情爱在欲望都市泛滥成灾，杜拉斯终于成了一个“通俗作家”…… 盖棺论定，死亡会加快时间的筛选，要么被读者淡忘，要么成为一种共同的文学记忆得以流传。2006年，杜拉斯辞世十周年之际，我们已经有种强烈的感受：杜拉斯的作品正在被经典化。那一年，《音乐》、《痛苦》、《广场》、《死亡的疾病》、《夏雨》、《广岛之恋》被再次改编搬上舞台，巴黎的影像广角（Forum des images）举办了杜拉斯电影回顾展，法国国家图书馆举办了她的手稿展和系列讲座，冈城的现代出版档案馆推出“关于爱”的展览，特鲁维尔的黑岩旅店举办一年一度的“杜拉斯日”……与此同时，法国各大报刊杂志如《欧罗巴》、《文学杂志》、《读书》、《新观察家》、《观点》、《解放报》、《世界报》、《费加罗报》等，也纷纷推出纪念专号或刊登大篇幅的纪念文章。而随着2011年杜拉斯作品全集一二卷在“七星书库”出版，三四卷2014年面世，杜拉斯已然是端坐文学先贤祠的标准姿态：不朽。 写一辈子 她说：“写作如风，赤条条来，就是墨，就是写，和其他任何进入生活的东西都不一样，它就是生活，只是生活，别无其他。”的确，从某种意义上说，杜拉斯体是一种自传体，不论小说、散文、戏剧，还是电影，“主题永远是我”，她写下了自己整个的人生。“我这么做就像一个傻瓜。这样也不6错。我从来没有自命不凡。写一辈子，在写作中学会写作。写作不会拯救。这就是一切。” 虽然写作不会拯救，但写作可以是抵抗死亡的理由，填满了那些庸常、荒疏、乏味、琐碎的日子，给存在一抹近似神话的迷离色彩，让人心向往之。杜拉斯喜欢打乱所有线索，模糊真实和虚构的界线，很多的重复，但每次出现都有一个变调，说到底，最后连她自己也不记得原来的key了。1995年7月31日，她曾大声地问最后的情人扬·安德烈亚：“谁知道我的真相？如果你知道，那就告诉我。” 魔力 她有自己的风格，杜拉斯的小音乐有一种咒语般的魔力，那些女人的名字，那些东方的地名，似乎只要一经她叫出口，一切就都中了魔，仿佛睡美人的城堡和森林。用那些“被解构、被挖空、深入骨髓的句子”，从欲望、激情、孤独、绝望中勾勒出一个“特殊的领地，杜拉斯的领地”。她有她的幽默，黑色的、固执的，在《广岛之恋》中有一句经典台词：“你害了我，你对我真好。”还有一段对话，日本男人说：“在广岛，你什么都没看见。没看见。”法国女人回答：“我什么都看见了。看见了。”在杜拉斯的作品里，“看”是一个出现频次很高的动词，更像是一个隐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伊甸园的故事： 耶和华神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么？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惟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 这是《圣经》对人之初的描述，承载了人类所有痛苦的原罪来自人类对“看”——认知的渴望，渴望获得和神一样的智慧。眼睛睁开了，在那一刻亚当和夏娃看到了，知道了世界的善恶、自身的善恶，于是人类的历史开始了。但杜拉斯又说：睁着眼睛也会迷失，女乞丐迷了路，劳儿迷了心，而我们，在更深人去的寂静里，我们在迷恋什么，在失去什么？ 某种契合 虽说阅读和研究杜拉斯已经快20年，我却一直不肯承认杜拉斯是我最喜欢的法国作家，哪怕只是之一。我给自己找了很多借口：她太自恋，太招摇，太自以为是，文字不是太温吞就是太凌厉……但这些年下来，慢慢慢慢她占据了我书房整整三排书架，以后想必还会更多。我之前做过的江苏省和教育部社科项目是关于她，拖拉着像黄梅雨天没完没了的国家社科“青年项目”还是关于她，虽然我早已感觉自己不再年轻，眼睁睁看着时间的马蹄踏过头顶，一地的晚春残花…… 我想我只是嘴硬。 有些人、有些事、有些书这辈子注定躲不掉，就算你故意扯了个谎，拐了个弯，绕了个远，它还会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冷不丁从某个小巷子或记忆的闸门里闯出来，和你撞个满怀。就像一则波斯古国的寓言故事： 有一天，在巴格达，一个大臣来到哈里发面前，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原谅我这么惊恐失措，刚才在宫殿门口，人群中有个女人撞了我一下。这个黑发女人是死神。看到我，她跟我打了个手势……既然死神来这里找我，陛下，请允许我逃离这里，逃到远方的撒马尔罕。如果赶紧的话，我今晚就能到达那里。”话音刚落，他就纵身上马绝尘而去，飞奔向撒马尔罕。不久，哈里发走出宫殿溜达，他在集市的广场上也遇见了死神。“你为什么要吓唬我那位年轻健康的大臣？”他问道。死神回答：“我没想吓唬他，只是看到他在巴格达，我吃了一惊，冲他打了个手势，因为我今晚在撒马尔罕等他。” 那个黑发女人就是宿命。就像我在杜拉斯的文字里，不管我愿不愿意承认，有意无意间瞥见的是命运隐约幽微的神秘印记。某种契合。 没有谁的日子 首先是创世纪的黑水，那也是我童年的风景：大海、潮汐、台风、稻田、有点咸的河水，一成不变又望不到尽头的远方。时间很缓慢，梅雨季节很长，绝望像冲破堤坝的海水，每年夏天总有那么几次淹没番薯地、晒谷场、门前的小桥、天井和一楼的地板，所以在接下来的晴朗日子，地板的缝隙里偶尔会冒出白色粉末状的盐花，有时还带着霉斑，给人一种无法摆脱的不真实感。 之后，我随父母去了山区，我也成了那个跟在哥哥屁股后头成天上树的孩子，捕蝉抓鸟满山跑……然后父亲病了，疾病越拖得久越容易让人看透世事炎凉，比纸薄的是命，也是人情。父亲去世那年，我11岁，童年结束了。葬礼那天，我没有哭，或许是太累，太麻木，或许是我已经知道，有些人，哭不回来。 母亲一直一个人拉扯我和哥哥两个，现实让她变得能干，要强，也很忙碌。哥哥不爱读书，常惹是生非，总不让她省心，多纳迪厄夫人的疯狂，我想我母亲也一定经历过，还有我看见的，也有我没看见的，脆弱。我从小到大都很优秀，大队长、三条杠、名牌大学、翻译、出书，但母亲并不感到骄傲和安慰，她的眼中只有儿子。 和杜拉斯一样，母亲占据我童年所有的梦境，有时候绝望铺天盖地，我躲在黑暗里会天真地想，不会再遇到更坏的事情了。了解我的法国朋友说我是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因为彻底，反而乐观。既然哭没有用，那就尝试微笑。潮水总会退却，许多情绪都可以摊在沙滩上，慢慢晾干。 前年夏天，母亲死了，突发心肌梗塞，我在温哥华，改签了当天的机票飞回来也赶不及。失眠开始了，我终于发现，还有更坏的事情……突然，门关上了，我举着手，愣在那里，没有人来开门，以后，永远都是没有谁的日子。 会写作的苍蝇 2005年，我去了法国导演米歇尔·波尔特在普罗旺斯的山居小屋。2004年，她在那里拍摄了杜拉斯的《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她和杜拉斯是至交，参与过《印度之歌》的拍摄，还是国际杜拉斯学会的第一任会长。听着蝉鸣的夏日午后懒洋洋的，很适合聊天。每天米歇尔都会讲很多故事给我听，自然少不了杜拉斯讲给她听、之后写进《写作》的那只苍蝇的故事。米歇尔说她当时笑疯了，虽然一直都没弄明白苍蝇的寓意：在寂静中，杜拉斯突然看到和听到，在离她很近的地方，贴着墙，一只普通的苍蝇在作垂死挣扎。女作家走过去看着苍蝇死去，之后还把苍蝇死去的地方指给米歇尔·波尔特看，告诉她说有只苍蝇三点二十分在那里死去。“在世界某处，人们在写书。所有人都在写。我相信这一点。我确信是这样。/……/我们也可以不写，忘记一只苍蝇，只是看着它。看着它如何用一种可怕的方式在陌生、空无一物的天空中挣扎。就这样。” 女作家在这只苍蝇身上看到了孤独的死亡，因为她的在场显得越发残酷。 还有“它持续的时间，它的缓慢，它难以忍受的恐惧，它的真实。” 每个人的真实。 有时，我会想，我就是一只，会写作的苍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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