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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国三十年的杜甫研究 新中国成立伊始，马列文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原则，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成为分析和评判文学作品最基本的方法和手段。反映在建国三十年的杜甫研究中，就是围绕着杜甫的政治性、人民性、现实性等命题，展开讨论。期间，发表相关研究论文1100余篇，专著近70种。较之民国时期的杜甫研究，建国三十年的杜甫研究继续向前，虽然前进的道路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建国三十年的杜甫研究以1962年杜甫被评为世界文化名人为分水岭，前后的杜甫研究总体来说，都不太令人满意。尤其是1962年以后的杜甫研究，因受“文化大革命”风暴的冲击和影响，几乎完全处于一种停滞状态。1962年以前的杜甫研究，因五十年代后期极左思潮的泛滥，亦受到波及。这些时候的杜甫研究，虽然也出现了一些有见地的研究成果，但总体来说显得死气沉沉，惟阶级论的研究方法使杜甫研究陷入了教条化和简单化的僵硬局面。1962年，杜甫诞生1250周年，同年杜甫亦被评为世界文化名人，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世界各地都在举行纪念杜甫的同时，北京也隆重召开了纪念杜甫诞生1250周年的大会。大会开幕式上，郭沫若作了题为《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讲话，冯至则作了《纪念伟大诗人杜甫》的主题发言。这次会议，给予了杜甫极高的评价和肯定，掀起了建国后杜甫研究的第一次热潮，杜甫研究成为了当时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的热点。仅这一年，全国发表相关杜甫研究文章就超过300篇，占了当年整个古代文学研究成果的一半，⑤多出民国三十八年所有杜甫研究成果总和的一倍之多。建国三十年的杜甫研究虽然总的来说是一路向上，但走着的却是一条崎岖道路。五十年代初期，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杜甫研究秉承民国研究余绪，开始步入正轨，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其中尤以冯至的《杜甫传》为重要代表。该书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本杜甫研究专著。但是随着五十年代末期中国浪漫主义政治的抬头，极左思潮的出现给杜甫研究造成了严重损害，这个时候有学术价值的成果并不多见。六十年代初期，随着左的思潮慢慢隐退，加之杜甫在1962年又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杜甫研究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天。但好景不长，1966年马上又进入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时期。在那样的年代里，知识分子们战战兢兢，朝不保夕，哪还有什么心思来进行学术研究。十年当中，整个中国除了香港和台湾还在继续研究杜甫外，大陆地区的所有研究工作几乎都停了下来，期间因配合政治运动需要，也零星刊发了一些文章，甚至专著，但其学术价值和水平亦可想见。七十年代末期，“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个时期的杜甫研究主要是清算和纠正“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各种谬论和错误观点。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彻底结束了杜甫研究中的各种乱象，李、杜研究，也自然而然地被推到了古典文学研究的前沿。这个时期，杜甫的生平、思想、行踪、交友，杜诗的创作手法、风格特征、修辞艺术、分体分类等，无一不被涉及和关注，且这些研究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令人鼓舞。建国三十年的杜甫研究，我们拟分三个时段来叙述，即：建国十七年的杜甫研究、“文革”时期的杜甫研究、“文革”结束后的三年杜甫研究。 (一)建国十七年的杜甫研究 这个时期的杜甫研究，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原则，围绕着杜甫的人民性、现实性、政治性等问题作了很多的探讨和分析。认为杜甫是一位人民诗人、政治诗人，其诗歌的艺术创作手法和风格都达到了现实主义的最高峰。此时的杜甫研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政治的扈从，但对杜甫的评价毕竟还是正面的。在研究中虽然受苏联模式影响，存在有简单化、公式化的弊病，但其成绩是不容抹煞的。 建国后发表的第一篇杜甫研究文章是冯至的《爱人民爱国家的诗人——杜甫》，第一部杜甫研究专著是冯至的《杜甫传》。《杜甫传》的出版，是新中国成立后，学者们运用马列文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来进行文学研究的重要代表成果。该书曾在《新观察》上连载，后来作者又进行了一些完善与补充，于195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来于1954年、1980年、1999年再版，现海外有多种译本流传，影响很大。类似的研究成果还有傅庚生的《杜甫诗论》和萧涤非的《杜甫研究》等。《杜甫诗论》被认为是五十年代中国大陆地区比较早的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杜甫诗歌创作成就的专著”。书中部分观点，在今天看起来虽值得商榷，但许多见解仍有可取之处。《杜甫研究》则分为上、下卷，上卷和下卷分别在1956年、1957年先后出版过，后于1959年又以合订本的形式出版。上卷主要是关于杜甫其人的研究，下卷则选注了260余首杜诗，此书“代表了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杜甫研究的水平”⑥，在今天它仍然是杜甫研究者的必备之书。这些论著的共同特点就是反复强调杜甫的人民性和现实性。萧先生在《杜甫研究》中提出“人民诗人”的观点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大，一时间，杜甫研究中形成了一种以论证杜甫为人民诗人为最高的研究之风，并迅速席卷了整个杜甫研究领域。这个时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三卷本)和游国恩等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四卷本)两部高等院校教材，均开辟专章、专节来讨论杜甫和杜诗。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杜甫一贯“同情人民”“热爱人民”“歌颂人民”“赞美人民”，他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使“中国古典诗歌走向人民”，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亦认为杜甫的诗歌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它同情人民、热爱祖国，同时憎恨统治者一切的残暴罪恶行为。这些论著都力图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探究和分析杜甫与杜诗，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五六十年代，高唱杜甫的人民性，赞美杜诗的现实性，重视和阐释杜甫的政治性和阶级性成为了题中应有之义。这个时期见诸各类报刊杂志的各种论文，亦大都围绕着这个主题来进行阐释和生发，如夏承焘的《读〈爱国诗人杜甫传〉》、刘大杰的《人民诗人杜甫》、谭丕谟的《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刘绍亭的《〈杜甫诗歌中的现实主义精神〉读后》、刘永年的《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看杜甫的基本政治态度》等。 五十年代后期，中国的政治也染上了浪漫主义的气息，全民进入了“大跃进”时代，极左思潮泛滥成灾。1958年3月，毛泽东到四川视察工作，并参观了成都杜甫草堂，他对草堂里面的杜甫塑像和碑刻诗文都很感兴趣，老人家还向杜甫草堂借阅了馆藏杜集。毛泽东认为，杜诗是政治诗。主席的观点，很快就成为了杜甫研究中的最高指导思想，之后所有相关的论著，无不坚定贯彻主席的这一思想。这个时期出版的各种杜甫研究专著，发表的各种报刊论文，包括二部《中国文学史》都或多或少，程度不一地阐释和演绎了杜诗的“政治性”。这个时候杜甫研究的主调就是：杜甫是伟大的政治诗人，杜诗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现实性。出于某种政治需要，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专门针对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提出杜甫性格具有诙谐风趣的滑稽特点的批判文章。五十年末期的杜甫研究大多脱离了文学研究的轨道，成为政治附属物。六十年代初期，中国政治上的浪漫激情有所收敛，此时的杜甫研究开始更多的关注诗歌本身的文学特征和艺术特色，对杜甫其人的研究亦不再仅仅局限于从政治的角度和眼光去解读，对杜甫的评价和认识较之以往，更为公允客观。 1962年，杜甫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后，也成为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聚焦点。与此同时，成都杜甫草堂也引起了海内外人士的瞩目，仅关于成都杜甫草堂介绍和研究的文章就有40余篇，或介绍，或缅怀，或游览等，譬如钟树梁的《杜甫草堂》、杨平的《献给诗圣——雨中访杜甫草堂》、知渐的《重游杜甫草堂》、吴寿松的《游杜甫草堂》、刘开扬的《人日游杜甫草堂》、黑瑛的《万里桥西一草堂——访成都杜甫故居》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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