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远兵变，是场被忽略的动乱，预示着明朝从内部开始瓦解明熹宗病逝后，朱由检登基称帝是为明崇祯帝，因其在位期间勤政务，远离女色厉行节俭，被视作最能挽救明朝危局的帝王。 崇祯帝除魏忠贤及其党羽，重新启用东林党掌握朝政，意欲力挽狂澜重振朝纲，但辽东前线宁远前屯大火，拉开了宁远兵变的前奏。 宁远兵变，又称十三营兵变，按照《明经世文编》，明朝营的编制“三千人为营”，相当于宁远外地驻兵全部都卷入其中。 叛乱中辽东军政长官皆被拘禁，而身居蓟辽督师高位的袁崇焕，却孤骑入兵营安抚躁动的叛乱官兵，使宁远兵变迅速得到平息。 但为何短时间便被平息的宁远兵变，却被后世称作明末政权崩溃的开始？笔者带您剖析，宁远兵变所引发明朝体制的危机。  明代蓟辽督师袁崇焕 关宁铁骑的卓著功勋，却昭示着明王朝兵役制度的崩溃明朝的卫所制度，是明太祖朱元璋总结历代王朝经验，制定的兵农合一的制度，努尔哈赤创建的“八旗制度”，与卫所制度颇有渊源，亦可被视作卫所制度优化。 卫所制度，有效分散驻边将领的军事权威，既能保持边疆战事有足够的兵员，又能防止武将拥兵自重威胁皇权，所以明朝武功虽盛，却从未有将领反叛。 明朝辽东的乱局，从朵颜三卫的反复作乱便已开始，直到万历年间的“朝鲜之役”，明朝的辽东精锐损失殆尽，建州女真部首领努尔哈赤趁机起兵反抗。 努尔哈赤完成对女真部的统一，于“萨尔浒之战”击败明军主力，旋即攻略沈阳、辽阳等辽东重镇，“后金”实力暴涨，蒙古诸部也趁机攻略关外“五城七十二堡”，令明王朝统属的辽东区域迅速减少。 卫所沦陷，无法再为辽东防线提供足够的兵源，而内陆军队驻防辽东，驻防的成本高昂，又并不习惯后金的战术，致使明朝与后金交战败多胜少。 天启二年(1622年)孙承宗担任蓟辽督师起，惩治冒领军饷并裁汰老弱兵员，摒弃卫所挑选兵员的惯例，从辽东难民中择精锐编组军队，开“以辽人守辽土，辽土养辽人”的先例。
孙承宗坐镇辽东，令袁崇焕等沿辽西走廊推进，命袁可立发动登莱战役，与朝鲜李氏王朝形成对后金的战略包围，迫使努尔哈赤撤离选定的国都辽阳，退守更加靠近根据地赫图阿拉的沈阳。  天启五年辽东形势图 祖氏家族在明宣宗年间便已是军官级别，奉命迁居宁远后逐渐累积军功，万历年间祖仁便已升至总兵官，其后家族愈发强盛，成为宁远甚至辽东的望族。 数代镇守辽东的祖氏家族，接纳民风剽悍的辽东人，包括蒙古各部及女真各部，辅以精良装备打造出优质骑兵，即日后威震天下的关宁铁骑，成为保障辽东稳定的利器。 关宁铁骑只接受祖氏家族的调遣，并且需要高额的薪俸作为回报，两者缺一不可，因此最贴切的描述应当是，“祖氏家族统属的亲卫雇佣军”。 袁崇焕依托宁远，抵挡住后金努尔哈赤的进攻，取得“宁远大捷”，成为朝野传颂的英雄，并接手辽东防务的重担，但无论资历还是军功，都不足以震慑辽东将领。 面对声势日隆的后金，袁崇焕选择拉拢同在孙承宗麾下效命的祖大寿，对其麾下的关宁铁骑，不仅未予裁撤夺权，反倒是鼓励其扩编，并给予后勤的保障。 祖大寿与关宁铁骑，在对抗后金与农民军的战斗中屡建奇功，带给风雨飘摇的明王朝些许慰藉，因此明王朝只能默许，关宁铁骑对明朝兵役制度的破坏。
 关宁铁骑 辽东军饷积弊，并非魏忠贤之过，东林党才是罪魁祸首与待遇优渥的关宁铁骑甚至辽东兵相比，远调而来的外地驻军，面对辽东恶劣的环境与待遇上的差距，心态上难免有些失衡，只剩下微薄的薪饷能够维系军队士气。 魏忠贤虽打压东林党，但是却懂得民间疾苦，对内能够抚灾保民，对外能够抗敌护国，使得辽东从未见缺少粮饷的记载，战局也保持对后金的优势，弥合万历时期的社会创伤。 崇祯帝于1628年提拔毕自肃，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担任辽东巡抚，因为宁远前屯的劫掠，令毕自肃深知兵变蔓延的可怕，遂多次向朝廷催要积欠饷银。 担任钱粮管理的户部尚书毕自严，向崇祯上奏：“岁入银326万两，实际收入不满200万两，边饷银327万两，入不敷出，赤字太大。”将辽东欠薪推到魏忠贤身上。 但事实上明熹宗朱由校八月病逝，而魏宗贤十月便已交出权利，十一月被安置凤阳途中自缢身亡，崇祯元年七月爆发的宁远兵变，至少与魏忠贤脱离九个月的时间。 宁远十三营的蜀、楚士卒，宣称要讨回拖欠的四个月薪饷，反倒是侧面证明，魏忠贤主政时期，至少留下五个月薪饷供朝廷调拨，因此宁远兵变，魏忠贤并非是罪魁祸首。  魏忠贤像 崇祯帝骤然登基，面对权势滔天的魏忠贤极为畏惧，因此在得到东林党人的辅助下，迅速架空魏忠贤党羽，使东林党掌握朝政大权。 世人皆知明末江南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大型的工坊使用雇佣制，商品经济井喷式发展，天启年间有限度征收税赋，有助于维持国家的运转，也能够促进资本的竞争创新。 东林党遭受打压时期，通常靠书本版权收益，及商铺货品流通获利，因此当崇祯帝清查“阉党”之际，奏请崇祯帝取消工商税，理由是鼓励文化兴盛，拉拢天下士子，实则将减免的税赋充实自己的腰包。 为填补辽东的军饷亏空，朝臣无视西北连年的灾祸，将西北军民逼迫走上反抗的道路，农民起义愈演愈烈，最终由李自成率领，挥军攻入北京灭亡明朝。 朝臣皆以勤俭示忠诚，崇祯帝欲筹措百万两犒赏将士，满朝勋贵却仅筹得万两，面对步步进逼的起义军与清军却束手无策，令崇祯帝对朝臣充满绝望，以至于城破之际自缢于煤山。 诸臣误朕的愤怒高呼，可谓总结得异常精准，农民军进城后刘宗敏拷打功勋权贵，共得白银七千万两，若是能够拿出十分之一，大明王朝也尚有翻盘的希望。
 明朝官员 崇祯帝时期的明王朝积重难返，并非崇祯帝一人之过宁远兵变，表明传统卫所兵役制度，与新兴亲卫兵的摩擦激化，卫所驻军已丧失军纪，而亲卫兵却能够优先享有补给而置身事外。 崇祯帝盲目惩治阉党，导致各级官员惶恐难安，国家政务处于瘫痪，东林党人不顾民间疾苦，在国家动乱之际敛财加剧社会矛盾。 此时的明王朝兵将无上阵杀敌之勇，朝臣无尽忠爱民之举，百姓亦无拥戴崇敬之心，王朝注定在内忧外患中走向灭亡。 宁远兵变，是明王朝兵役制度与赋税制度崩溃结果，向明王朝拉响了警钟，却没能真正警醒崇祯帝与满朝文武。 文献参考：《明史》《明经世文编》《朝鲜王朝实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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