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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与定量之争由来已久,不少学者也发文论述过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作者创新性地从研究的目标和手段两个维度对学术研究进行分类,综合探讨了定性和定量研究的效度与价值议题。 作者：郑丹丹 来源《求索》2020年第1期 定性与定量之争由来已久,定性研究尤其是个案研究的科学性遭受的质疑更为严厉。本文从研究的目标和手段两个维度对学术研究进行分类,综合探讨个案和定量研究的效度与价值议题。个案研究多采取归纳方式,致力于新知识的发现,定量研究则多以演绎方式开展,更关注知识的验证,二者的效度要求和目标导向各不相同。个案研究和定量研究各司其职、相辅相成,应该走向多维度融合。 个案研究; 定量研究; 内部效度; 外部效度; 代表性; 在社会学研究中,定性与定量之争由来已久。虽然双方各执一词,但总体来说,定性研究尤其是个案研究的科学性遭受的质疑更为严厉。也正因为如此,针对个案研究的价值及规范的论述常常可见。笔者认为,以往的学者尚没有从知识生产的目标这个角度去对两种研究方法进行辨别和区分,从而导致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难免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一种竞争关系,出现了不少无谓争论。实际上,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侧重的是知识生产的不同方面,前者致力于新知识的发现,后者则更关注知识的验证,它们应该是各司其职、相辅相成的关系。正是由于对这种关系不够明晰或者不能认同,导致了方法之争。本文从研究的目标和手段两个维度对学术研究进行分类,综合探讨定性和定量研究的效度与价值议题。 个案研究的代表性议题 实际上,个案研究并不等于定性研究。其一,个案研究并不排斥使用大规模数据的做法。其二,定性研究还可以采取个案研究之外的其他方式进行。但是个案研究确实被认为是最主要、最常用的定性研究方式,且常常处于与定量研究方法论争的最前沿,因为这二者确实存在着研究取向上的本质差异,它们对现象进行解释的逻辑是不同的。简略说来,定量研究是将每一个被调查对象(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组织等)的不同特征(变量)剥离出来加以量化分析,个案研究则将被调查对象整体而不是变量置于研究中心,考察在具体的个案中各种不同特征如何配合并发挥作用1。因此,为了表述方便,下文基本使用个案研究来简化替代定性研究这一说法。 个案研究所面临的最普遍质疑是“代表性”或者“超越性”问题。大家关注的是,基于对个别的有限系统进行的研究,有没有可能获得对更大范围事实的认知以及更具一般性的理论概括,其原理和具体做法是怎样的23。 关于“走出个案”或“获得超越性”的方式,学者们归纳出几条路径。第一种以早期社会学家涂尔干及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他们认为典型个案是总体的微缩景观,必然蕴含普遍法则,从中发展普遍性具有天经地义的正当性。虽然这种做法屡受批评,但其对全局把握的追求、能够且应该通过见微而知著的观点始终被一些学者所坚持4。第二种以费孝通的类型学—普遍主义研究范式为代表,试图“超越个案进行概括”,以实现对整体的认识。第三种以格尔茨的深描说为代表,主张“在个案中进行概括”,或称“理论概括”:忽视个案本身而着重概括个案之中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特征56。 学界通常把布洛维的“扩展个案法”作为与上述做法有着本质不同的超越方式,认为一般的个案研究方法使用的是类属解释,即通过比较不同个案中的相似性提炼普适法则,从而形成新的一般化理论;布洛维则采取基因解释,即通过比较相似情境中的差异性形成实质性的因果解释,从而实现对既有理论的重构。前者主要是从个案中发现实质理论进而迈向形式理论,从而将微观社会学用作宏观社会学的建筑材料,构建宏观社会学的微观基础;布洛维则意在揭示微观社会学的宏观基础,去理解微观情境是如何被诸如国家、经济等宏观力量所形塑。他对“意义”问题的处理实质上混合着两个维度:一是个案作为一种特殊事实,可以借助已有理论推演出新的理论;二是个案作为部分性事实,可以显示整体性事实7。然而,笔者认为,仅从本文探讨的议题而言,布洛维的做法与格尔茨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依然是弱化个案本身而侧重理论概括,只是概括的认识论、方法论和技术有所区别,故此并不单独列为一类。 仔细琢磨后我们会发现,这些解决方案在个案研究本身的意义、价值和研究在其他情境的适用性两个方面存在缠杂,这是导致问题难以澄清的可能原因之一。也许,引入另一套术语可以更为清晰地表述问题甚至解决问题,因为在很多时候,一旦新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旧的问题就会消失8。 外部效度:代表性议题的视角转换 效度是衡量研究质量的指标,因此也能衡量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可以更好地涵盖前述个案代表性争论中涉及的复杂议题。 内部效度是研究设计架构能使我们根据结果得出清晰结论的程度。如果研究结果有且只有作者提出的一种解释,不会让人感觉该结果很可能实际上是受到其他干扰因素的影响,那么该研究的内部效度就高。因此,研究过程所有导致对结果有其它解释的因素,都是对内部效度的威胁。比如变量x的变化总是一贯地、明显地伴有y的变化,如能肯定变量x的变化是引起变量y变化的直接原因,那么这个研究就具有高内部效度。相反,任何其他可能引起变量y变化的因素都是对其内部效度的威胁9。换言之,内部效度衡量的是研究提出的观点的可靠性:你提出的观点确实存在,不是由于各种误差或者你没有考虑到的其他因素造成的。显然,内部效度高的研究,其质量更高。 外部效度是指某一研究结果能被推论至特定研究以外的程度,基本等同于前述的代表性议题。一个研究可能具有较高的内部效度,研究本身比较可靠,质量较高,但如果研究结果只能应用于特定的研究对象,其适用范围非常有限,外部效度不足,则其研究意义有限10。 用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概念来回顾前面罗列的个案研究者对代表性问题的解决方案,我们发现,所有的研究都会关注内部效度问题,因为这是高质量研究的本质要求。但所有的个案研究都很难具有“科学”意义的代表性,只能因为具有理论意义而具有某种超越性11。 这一结果的根源在于逻辑学的常识:从逻辑学的观点来看,显然不能证明从单称陈述(不管它们有多少)中推论出全称陈述是正确的,因为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总是可以成为错误的。不管我们已经观察到多少只白天鹅,也不能证明这样的结论:所有天鹅都是白的12。也就是说,如果个案研究应用的是归纳法,它在获得知识的外部确定性(外部效度)方面存在先天的致命缺陷。只要是涉及从局部到总体的提升,永远存在错误的可能性,永远只能达到“可能”的真实。更重要的是,人们没有很好的办法衡量这种犯错的可能性。 实际上,著名哲学家波普尔认为,亚里士多德以及培根说的“归纳”,与其说是指从特殊观察事例得出普遍定律的推理,还不如说是一种引导我们能直觉或知觉一个事物的本质或真谛的方法13。一个科学家,不论是理论家还是实验家,都提出陈述或陈述系统,然后一步一步检验它们。说的具体一些,在经验科学的领域里,他们构建假说或理论系统,然后用观察和实验,对照经验来检验它们14。这就是目前学术界流行的定量研究方法的哲学基础。随着现代数量统计学的运用,这种演绎的研究方式,其外部确定性可以估算15,这才是定量研究方法的本质优势所在:它的衡量标准更为明确。 然而我们并不能因为个案研究法在外部效度确定性方面的不足而否定其价值和意义,因为科学研究并不仅仅只有一种方式。如图1所示,人们对世界的探索和研究往往构成一个循环圈,对任何问题的研究无论何时都会处在推理过程循环圈的某一点上:从基础结果(左下角椭圆所示,即事实、观察所得)经过归纳逻辑变成普遍性推断(或理论,左上角方框所示),然后又从这些普遍性推断(或理论)经过演绎逻辑,变成待检验的假说或对特定事件和结果的预测。研究可以从这个循环圈的任何—点开始:一些研究者从理论或抽象概括开始,一些研究者则从观察开始。实用主义者认为,在研究一个待解问题的过程中,他们会有选择地使用归纳逻辑或演绎逻辑。 根据“研究之轮”,在归纳研究环节,更重要的是提出有想象力、解释力的理论假说,而在演绎环节,则更注重验证理论的确定性和适用性,这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也是这些研究的不同目标。也就是说,当我们对研究进行评判的时候,不仅仅要考虑效度,尤其是不能只是考虑外部效度(代表性),还需要根据研究的不同类型进行效度和目标的综合评估。据此,我们的知识生产也才可能更加有的放矢,产出高质量的研究。 图1 研究之轮(科学方法论之轮)(15) 值得注意的是,个案研究并不必然是归纳式的,定量研究也并不必然是演绎式的。所以,对研究进行评价以及指导研究,需要对经验研究的类型进行细致划分并有针对性地探讨其效度及目标问题。 经验研究的类型划分、效度要求及研究目标 如前所述,确定研究的侧重点关键在于研究目标而不是研究手段,理论建构的研究,不论采取定量还是个案研究范式,都会侧重内部效度和理论的想象力与解释力,相对忽视外部效度。而理论验证的研究,不论采取定量还是个案研究范式,都会在确保内部效度(即研究质量)的基础上侧重外部效度,即确定性。表1从研究的目标和手段两个维度对学术研究进行分类,并列出这四种类别的研究在想象力和确定性两个方面的要求。 表1 研究的目标与规范要求 下面笔者分别对这四种研究类型进行简要的分析说明。 (一)理论建构的个案研究:强调内部效度和理论想象力,忽视外部效度17 虽然波普尔认为,每一个科学发现都包含“非理性因素”,或者柏格森意义上的“创造性直觉”18,但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加特·密尔在其著作《逻辑系统》里提出的并被世人称为“归纳推理的密尔方法”一直被科学家普遍地用于因果推论中19。 理论建构的个案研究,格尔茨的《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堪称典范,已经被反复分析2021,笔者在此另用徐进、赵鼎新的论文“政府能力和万历年间的民变发展”22来加以展示。从标题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文章要对万历年间的民变发展提出自己的分析框架和理论解释。文章开篇简述了万历年间民变的两个典型案例:苏州和武昌地区均发生了抗税民变,但是苏州民变历时仅为五日而武昌民变却前后拖了两年才得以根本解决。显然,作者把苏州和武昌两地民变的不同类型看作因变量,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变量“政府能力”,希望通过案例分析过程建立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联系。这是一种归纳推理,作者运用了密尔方法中的求异法。即:如果两个个案各方面都相同,但一个个案有A有B,而另一个个案无A无B,那么A和B必有因果联系23。作者用的是类似的求异法,展示的是,在苏州和武昌两地其他情况未有重要差异的情况下,苏州与武昌两地政府能力这一重要差异导致了两地民变的不同结果,由此作者建立起了两者的因果关系,并赋予自己用国家社会关系理论解释历史上的民变现象这一解释框架较高的合法性。那么判断这一研究的价值和质量的核心点在于两点:第一是该文章是否为我们研究某一现象提供了新颖而有想象力的理论解释;第二是这种解释是否可靠,即是否具有内部效度。因此,对该文的批驳应该集中于想象力和内部效度两方面,第一是该文作者一直强调的运用该研究框架的创新性不成立(比如已经有了类似研究);第二是该文所建立的解释并不唯一,也就是说,两个案例之间并不是只有政府能力和民变结果的差异,比如说两地民变领袖的行为差异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因果联系可能是虚假的,实际上是由于没有被充分关注和讨论的第三变量:民变领袖行为差异所导致的。可见,这是鉴赏和写作此类研究的关键点。如果对论文分类及其衡量标准没有足够的认识,则往往无法很好地理解、评价有关研究,更难以写出令人信服的文章。 至于这种解释框架到底在解释其他历史时期或其他地域的民变现象时是否适用,这种外部效度有待以后其他研究来验证(“研究之轮”的第二步),当然其前提是其他研究者认为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确认。换言之,不论看上去多么有说服力、多么充满灵感的个案研究理论建构,其实质都只是一种理论假设,其外部效度或者说代表性、可推广性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加以确认24。 (二)理论验证的个案研究:强调内部效度、外部效度和确定性 著名的个案研究学者罗伯特·殷在指出解决个案研究外部效度的方案时明确提出应该进行案例复制研究:从两个或更多案例中总结出来的结论会比从一个案例中总结出来的结论更扎实、更具说服力25。 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和《云南三村》可以看作是这种研究的典范。最初,费孝通根据江村的个案研究建构了自己的理论发现,得出了研究结论:家庭手工业的衰落和现代工商业的入侵导致了土地向离地地主的集中26。云南三村的研究可以被看作是江村个案研究的后续,费孝通有意识地选择了手工业基础及工商业入侵有不同取值的三个村子,对比它们的土地集中情况。通过比较发现,无论以农业为主的禄村还是以手工业为主的易村,由于没受到现代工商业的直接影响,都没有发生土地外流;但农工相辅的玉村则由于受现代工商业的冲击和江村一样发生了土地向离地地主的集中(程度比江村要低)27。因此,这一比较研究似乎厘清了现代工商业对土地集中的净影响,从而验证了最初的假设,即江村个案研究的理论发现。 很明显,这一系列个案研究有了清晰的研究设计脉络,其实质类似于前述赵鼎新对万历民变的研究设计思路,通过对比案例揭示更为可靠的变量关系,获得内部确定性较高的理论认识。如果费孝通的意图就是要建构一种理论认识,建构现代工商业入侵程度与土地集中的方式和程度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一系列的个案研究可以说较好地实现了研究目的,使我们对这一理论认识有了较高的确信度(内部效度)。 然而,费孝通不满足于此。正如其在《云南三村》序言里面讲到的,应用类型比较法,是为了逐步识别出中国农村的各种类型,逐步由局部接近全体,步步综合,接近认识中国农村的基本面貌28。可见,费孝通做三村个案的初衷也许并不是如上文指出的进行多个案研究设计以获得理论的高度内部效度,而是希望通过案例的验证来获得对事实层面的知识确认,即达致对中国农村生活的总体把握。虽然这一想法非常值得尊重,但是这一做法很难完成这一目标。因为相对于中国农村这样一个庞大的总体而言,四个村子在数量上是微不足道的,无法在对总体的认识上达到很高的确定性(外部效度),虽然多进行几次复制研究确实有利于提高个案研究的外部效度,但实际上这种作用通常不是太明显。 我们在鉴赏和进行个案研究的时候需要进行仔细的区分:如果个案研究是设计来对已有的理论本身进行验证的,我们需要关注的仍然是前期理论的内部效度,这一目标通过个案研究来实现是可能的,而且往往很有力度。但是,如果作者是希望通过个案验证来获得对已有理论认识的情境超越性,那么需要关注的就是已有理论认识的外部效度,这就无法回避代表性问题。这样的验证由个案研究来完成往往具有较大的缺陷,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具体说来,这种验证的效果如何,取决于我们希望超越的范围(总体,N)与我们的个案数(n)之间的关系。如果二者之间差距太大,这样验证的外部效度较低。反之,如果二者差距很小,这样的验证还是可以达致较好的外部效度的。 比如说,有些研究的个案是个人,那么初始研究的价值主要在于能否深入地挖掘一些新颖的、富有理论想象力的解释框架,个案到底是几个不是问题的关键,当然,通过对比设计等来达到内部确定性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不做出好的研究设计,个案人数的增加本身并不能提高文章的价值。这样的研究由于总体N特别巨大,无论你选取多少个案(n),一般都无法达到验证的要求,而且最根本的是,个案研究的抽样方式也是非概率的。所以,类似的个案研究,用个案研究来进行复制验证,效果是非常小的。相反,有些研究的个案总数(N)比较小,比如国家,由于N和n之间的差距较小,每一次复制研究的外部效度都可能是令人满意的。这也是比较历史研究方法比较盛行的原因。 (三)理论建构的定量研究:强调内部效度和想象力 理论建构并不是个案研究的专利,通过定量数据的展示照样可以建构理论,艾尔·巴比在其经典方法教材《社会研究方法》中描述了一个这样的案例。葛洛克和巴比等人一开始有一个研究选题:关注圣公会教徒卷入教会活动程度不同的原因。资料收集过程并没有按照演绎的思路来设计,只是希望获得部分教区居民参与教会程度较高的资料。资料收集之后按照惯例会先分析几个基本的人口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社会阶层和家庭状况。结果发现,这四个变量和宗教活动卷入程度有很大的关系,也有累积性效应。这时候,研究者们其实并不是很清楚如何进行解释,通过讨论引发了进一步的推理过程,他们关注四个自变量之间的内部关联,发现可以将这四个变量综合成一个指数“宗教参与度倾向”,而且他们发现,这四个变量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在世俗社会中的不同地位,因此想到了其中可能也牵涉到寻求慰藉。这是巴比在方法层面去展示归纳法从具体观察出发,得到一个一般化理论解释的例子29。 不论用何种方式建构理论,其评价标准就是理论建构的意义和深度,也就是理论对已有认识的突破,是否有新意,是否有解释力。但是由于定量研究的特征,一般来说,没有理论指导就不会有相应的数据收集30,所以用定量方法建构理论与用个案研究方法验证理论一样,使用比较少,而且力度往往不够。我们在阅读以及写作的时候,也要注意去区分,如果旨在进行理论建构,到底选取何种方法更为合适。 (四)理论验证的定量研究:强调内部效度、外部效度和确定性 目前社会科学的定量研究已有较成熟的规范,可以概括为“洋八股”。绝大多数定量研究都采取这种范式进行理论验证,鉴别、欣赏和进行定量研究更看重的是其确定性追求。定量研究的内部效度主要通过剥离、验证变量之间的“真实”关系来实现,相反的表述就是要去除“虚假”相关,学术界已经发展出很多技术来进行好的因果分析,其中常用的是统计控制的思想313233。提高外部效度最主要的手段就是保证样本的概率抽样方式和提高样本容量等。这方面文献颇多,在此不赘述。 定性34、定量研究的融合路径 对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呼吁与追求,在学术界存在了很长时间。总结来说,至少有如下三种方式。 (一)定性、定量思维的互嵌 马戎认为,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定性与定量研究通常本身就是融合的。首先,定量研究不能缺少对事物的定性把握,比如根据某种特征和规则把社会现象进行类型的划分,是定量研究的前提,而这本身就是定性分析。可以说,定量分析通常是以定性分析的结果为基础,再对社会现象的变化过程、社会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数据分析,从而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结论。 其次,社会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一些“变量”的内涵及其对社会现象的解释能力,也必然处在变化之中,对于这些变化的分析,可能就需要定性研究者的观察和概括。对处于较为剧烈的社会变迁之中的对象的研究,必然要更注意探索量变和质变的边界、量变到质变的条件等问题,这也是进行定量研究的前提。 实际上,即便是最为定性的人类学研究,也必然会使用一些基础性的量化指标,譬如村民们的年龄、上学年数、收入水平、外出天数、家庭规模等。如果完全没有这些带有数字的指标,他的民族志和访谈记录就只剩下带有感情色彩的描述性语言了。那些重视定性研究的学者,在他们的实际调查中还是必然会使用一些基本的量化指标,也完全没有必要把定量研究看作是“另类”的研究方法予以排斥35。 除去这种嵌入在一种研究方法之中的对另一种研究方法的运用,或者说两种研究方法本质上存在的相互渗透性之外,定性、定量方法在研究中的混合运用也日益普遍。 (二)定性、定量方法的混合运用 阿巴斯·塔沙克里和查尔斯·特德莱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当前学术界对定性、定量方法的混合运用情况,将之归纳为混合方法和混合模型两大类。混合方法是指在一项研究的方法论中(如在资料收集阶段)融合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路径,而混合模型研究则是指在研究过程的所有阶段(如概念化、资料收集、资料分析和推论)中都融合了定性和定量两种路径。 由于学术界长期蔓延的定性、定量范式之争,混合方法和混合模型研究目前尚处于初级阶段。如今,范式之争逐步消散,实用主义研究方法论日益流行,研究者开始自由地使用最适合于他们所研究问题的各种方法,混合研究范式日渐盛行。 在这种方法论指导下,学者们认为,进行研究时应该确立明晰的目标,相对于范式而言,研究的问题才是最重要的,具有优先价值。研究者为了回答其研究的问题,应当同时从定量和定性两种路径中选择合适的方法,不应因为范式之争而有所偏颇。对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的大多数课题来说,其研究的问题大都可以用混合方法或混合模型设计来求得最佳的解答,其效果远胜于单一地依赖于定性研究或定量研究路径。相比较而言,混合模型研究是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研究中日益强化的—种发展趋势36。 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混合研究方法是放宽了研究的视域,不进行绝对比较,不局限于某一个具体研究(环节),而是允许在一个环节并用两种方法达致相互补充的目的,或者在一个完整的研究轮的不同环节使用不同的方法完成不同的目的。前面已经说过,提出假设环节更适合用定性的归纳方法,而验证假设环节更适合定量的演绎方法。那在这一完整的研究轮中,定量定性相结合当然是更好的研究方式了。 (三)定性、定量研究的相互依托 个案研究对外部确定性的追求,是本文探讨的重点之一。但是定量研究对理论想象力的追求,则由于其遮蔽在演绎逻辑之下而往往被人忽略,也因此很多学者批评定量研究刻板、琐碎、乏味。实际上,好的定量研究往往也追求获得深刻的理论认知。增加新的研究视角,寻找新的解释和被解释变量,剖析因果关系的具体作用机制等涉及增加人们新的认知或者说理论想象力的做法,虽然不能说是定量研究的全部合法内容,但也属于相当重要的部分(其他还包括新数据的运用、新方法的使用、新测量方式的纳入等更侧重追求确定性的内容)。 当然,定量研究和个案研究对理论想象力的追求存在细微的差别,前者对引入新解释的过程不是特别注重,更注重考量新解释框架的确定性。它十分吻合波普尔对理论发现和验证的观点:知识不可能从无——白板——开始,也不可能从观察开始。理智的直觉和想象极其重要……它们作为我们理论的主要源泉是必不可少的,但我们的理论大都是虚假的。观察、推理甚至是直觉和想象的最重要功能,是帮助我们批判考察那些大胆的猜想,我们凭借这些猜想探索未知。知识的进步主要在于对先前知识的修改37。换言之,定量研究对新解释框架的提出本身不是非常重视,因为它们只是猜想和知识的起点。它关注的重点是对这种猜想的验证过程,是通过验证过程达致的对知识的确认过程,以及较高的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 相比之下,个案研究由于较难以做到确定地进行外部效度的验证,所以对提出新解释框架的过程更重视,它必须通过研究的对比案例设计、深入细致的事件过程勾勒等方式建构研究的高内部效度,使研究更有价值和意义。 在此基础上,定量和个案研究既有融合的需求,也有融合的可能性:定量研究选择研究起点的时候如果能借鉴定性研究的成果,也许可以产生更多有创见有新意有深度的研究成果,而避免过多的重复琐碎的常识验证性研究;定性研究的选题如果更关注定量研究的需求,其结论随后被定量研究验证以获得外部确定性的可能性会大增。如此,学术研究的主题可能更为凝聚,整体效率大为提高,相互之间的交流、对话更具可能性,将极大地促进学术繁荣。 具体说来,这种融合不应该建立在某种方法的消融之上,而应该坚持两种方法各有所长、各司其职的观点,在对二者的类型划分和特征、旨趣、取向等进行深入把握的基础上,不去争取做不到也不应该做的,比如让个案研究提高外部效度,而是做好自己擅长的事情,比如强调个案研究结论的理论想象力。可以尝试的路径包括:力争建立一些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领域,在其中优秀的个案研究可以激发后续定量研究对其提出的理论进行验证,使得知识得以确认和积累,使人们对这些领域的认识得以推进。在这种融合思路中,选题是至关重要的。个案研究的选题除去学者个人的兴趣之外,还可以考虑结合目前现有大型数据所涉猎的范围,有针对性地对定量研究的不足之处加以弥补,这种做法比一味批评指责定量研究过于苍白无力、空洞无趣要高明且有建设性得多。定量研究者也应该更注重对个案研究领域新进展的把握,让好的理论建构(个案研究)成为好的定量研究的起点,这样可以达到理论的外部效度,实现想象力和确定性的完美融合。 以美国的家务劳动研究为例。家务劳动分工及其对个人及家庭的影响是家庭社会学及性别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亚莉·霍希尔德(Hochsehild,A.R.)描述了一系列婚姻,从个案中总结出家庭内部劳动分工维系婚姻不平等的结论,明确提出“第二轮班”(the Second Shift)概念来概述这样一种情形:尽管妻子的经济地位日渐提升,丈夫所承担的家务并没有增多,而妻子除了在办公室进行第一轮班的工作,还要在家里进行第二轮班的工作38。以这样的优秀个案研究为起点,研究者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定量研究设计,探讨家务劳动对个人工资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责任的承担可能对个人的工资收入产生负面影响。控制对人力资本的测量,近期研究通过定量的方法检验了已婚男性和女性的家务劳动对工资的直接影响效应。学者认为家务劳动通过以下途径来影响工资:一个人能用于工作的时间、所选择或被安排的工作类型、能够投入工作的精力以及雇主的歧视,因此女性承担着格外多的家务劳动就可能是性别间收入差距的原因之一39。研究者同时发现,家务劳动对工资的负面影响存在性别差异,也就是说,相比男性,女性花费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会引发更大的工资损失40。 这样的个案研究与定量研究互动就是笔者提出的两种研究方法融合的未来趋势之一:在一些重要的研究领域,聚集大量的优秀个案研究学者和定量研究学者,他们各司其职各展所长,使得定量研究有富有理论意涵的研究起点,而优秀的个案研究的结论也能够很快获得外部验证,进而促进新知识的产生。 注释 1[澳]戴维·德沃斯:《社会研究中的研究设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8页。 2王宁:《代表性还是典型性?——个案的属性与个案研究方法的逻辑基础》,《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5期。 3王富伟:《个案研究的意义和限度——基于知识的增长》,《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4渠敬东:《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社会》2019年第1期。 5卢晖临、李雪:《如何走出个案——从个案研究到扩展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6张静:《案例分析的目标:从故事到知识》,《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 7王富伟:《个案研究的意义和限度——基于知识的增长》,《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8[法]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9李欣、石文典:《内部效度、外部效度及其关系》,《心理研究》2009年第1期。 10[澳]戴维·德沃斯:《社会研究中的研究设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 11王富伟:《个案研究的意义和限度——基于知识的增长》,《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2[英]K.R.波珀:《科学发现的逻辑》,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13[英]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14[英]K.R.波珀:《科学发现的逻辑》,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15在目前的认识框架内情况如此。实际上,目前流行的假设检验统计方法和标准(a值小于0.05)也在遭受质疑,此处悬置不论。 16[美]阿巴斯·塔沙克里、查尔斯·特德莱:《混合方法论: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的结合》,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页。 17归纳式的研究,尤其是理论研究,是否没有外部效度的考量,存在争议,其外部效度和内部效度的关系比较复杂,限于篇幅,本文暂时这样简化处理。 18[英]K.R.波珀:《科学发现的逻辑》,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19[美]欧文.M.柯匹、卡尔·科恩:《逻辑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46页。 20卢晖临、李雪:《如何走出个案——从个案研究到扩展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21王富伟:《个案研究的意义和限度——基于知识的增长》,《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22徐进、赵鼎新:《政府能力和万历年间的民变发展》,《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1期。 23彭玉生:《社会研究中的因果分析》,《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3期 24彭玉生:《“洋八股”与社会科学规范》,《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 25[美]罗伯特·K·殷:《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重庆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页 26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38页。 27费孝通:《重访云南三村》,《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 28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序言第8页。 29[美]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 30传统调查方法的问卷设计一般都是受理论指导,遵循概念化、操作化等程序。定量研究因此颇多局限,有新意的研究有时候难以找到合适的数据进行分析,只能反复老调重弹。新的数据收集方式比如网络数据爬梳等可以部分地突破这一局限。 31王天夫:《社会研究中的因果分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 32郭申阳、[美]马克·W·弗雷泽:《倾向值分析:统计方法与应用》,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17页。 33胡安宁:《社会科学因果推断的理论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5页。 34此处涉及更为宽泛的归纳,且遵循学术界常用的“定性、定量之争”这一说法,故用“定性研究”替代前文所使用的“个案研究”一词 35谢宇:《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前言第3页。 36[美]阿巴斯·塔沙克里、查尔斯·特德莱:《混合方法论: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的结合》,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Ⅱ-Ⅲ页。 37[英]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0页。 38Hochsehild,A.R.The Second Shift.New York:Avon Books,1989. 39Baxter,J..“Domestic labour and income inequality”.Work,Employment,and Society,no.6,1992,pp.229-249. 40Hersch,J.& Stratton,L.S..“Housework,fixed effects,and wages of married workers”.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no.32,1997,pp.285-307.  一读未尽？点击图片即可再来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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