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见证中国崛起—庆祝建国70周年】入围作品：王力先生“对仗一说”不容否定——与钟振振教授再商榷 || 毕振东

国际诗歌网 2020-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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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先生“对仗一说”不容否定★

♢ 毕振东（辽宁省）

语言大师王力先生在《诗词格律》中说：“古代诗人们在应用对仗时所分的词类，和今天语法上所分的词类大同小异，不过当时诗人们并没有给他们起一些语法术语罢了” 。在他主编的《古代汉语·骈体文的对偶》中还说：“骈偶（对仗）的基本要求是语法结构的相互对称：主谓结构对主谓结构，动宾结构对动宾结构，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复句对复句。古代虽没有这些语法术语，但事实上是这样做的”。

然而，钟振振教授却全盘否定王力“对仗一说”。他在《对仗宜分解到单字》一文中说：“当下许多介绍诗词格律的普及读物，包括王力先生的《诗词格律》、《诗词格律十讲》等，谈到对仗，都说上句与下句须语法结构一致，相对的词语须词性相同，如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之类”。“按这些规律去对仗……虽然中规中矩，却未必能写出精彩的对仗来”。其理由有三：一是，“古人写文章，写诗词，靠的是熟读经典，举一反三；靠的是语言感觉，习惯成自然，哪里讲什么‘语法’”？二是，“古人讲词汇，只粗分两大类——‘实词’与‘虚词’”，与现代汉语里的“实词”与“虚词”不是同一概念。三是，“在古人的诗词实践创作中，不同词性的词语相对仗，不同语法结构的句子相对仗的情形并不少见”。

鉴于上述三点，他认为王力“对仗一说”，“并不见得就是古人的‘规矩’，更不是‘金科玉律’；必须‘敢’越雷池，打破那些条条框框，万不可画地为牢，‘守’法自毙！”

于是，他以“分解一说”为议题，以“字面相对”为论据，应用自己创作的15首诗作，进行判断、推理、论证，最后推导出一个“对仗不必拘泥于语法结构和词性，宜分解到单字”的非常规语法通则。

一、词类相同或句法结构相同，是对仗的基本共同之点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指出：“把词汇的变化和用词造句的基本共同之点综合起来，并用这些共同之点组成语法规则，语法定律。”王力先生，即从《诗经》、《楚辞》、《汉赋》、《乐府》等古体诗与《唐诗》、《宋诗》近体诗中，寻到了的基本共同之点，发现了对仗的结构规律，形成两种对仗语法通则。

古体诗对仗，不讲平仄，不避同字，只求词类相同或句法结构相同。从上古、中古到近古皆是。虽然当时没有语法术语，但是，先人都是遵守这一共同之点，创作出对仗修辞技法的。例如：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王世纪《击壤歌》）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吴越春秋《弹歌》）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楚辞《渔父》）

旦授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汉赋《解嘲》）

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乐府《木兰诗》）

近体诗的对仗，讲究平仄，避忌合掌，但也要求词类相同或句法结构相同。例如：

㈠词组对仗

1、联合词组相对：草木尽能酬雨露，荣枯安敢问乾坤。

2、偏正词组相对：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

3、动宾词组相对：上山随老鹤，接酒待残鹰。

4、补述词组相对：翠柏苦犹食，明霞高可餐。

5、主谓词组相对：砧响家家发，樵声个个同。

6、专名词组相对：故人越五岭，旅雁留三湘。

㈡单句对仗

1、主谓宾对主谓宾：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2、定状对定状：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3、补语对补语：朔风鸣渐渐，塞雨下霏霏。

㈢联合复句对仗

1、并列复句对仗：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连贯复句对仗：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3、递进复句对仗：雨急青枫暮，云深黑水遥。。

4、选择复句对仗：或聚如斗蚁，或散如惊鸟。

㈣偏正复句对仗

1、转折复句相对：林花扫更落，径花踏还生。

2、假设复句相对：白日若不落，红尘应更深。

3、条件复句相对：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

4、因果复句相对：竹叶于人既无分，菊花从此不须开。

5、目的复句相对：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㈤紧缩复句相对：马嘶古道行人歇，麦秀空城野雉飞。

综上所述，从词组、单句、复句，到紧缩复句，这些精彩绝伦的对仗，哪个不是句法结构相同的语句相为对仗？皆是。这便说明，句法结构相同的对仗，即是一一囊括词组，单句、复句所有对仗规则的正格对仗通则。与此同时，王力先生还发现了另外一种对仗，只要求字面相对，不要求句法结构相同。即是一一囊括九大相同词类所有字面相对规则的变格对仗通则。如苏轼“天外黑云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

如按句法结构衡量，“吹海立”与“过江来”结构相异。海，既是“黑云吹海”之宾语，又是“海立”之主语，身兼两职，叫兼语式；而“飞雨过江来”中的“过”与“来”，皆是主语“飞雨”连续发出的两个动作，叫连动式。出句与对句结构不同。但是，字面相对，词性相同即可。因此，王力先生在他主编的《古代汉语·唐诗的对仗》中说：“句法结构相同的语句相为对仗，这是正格。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近体诗的对仗还有另外一种情形，就是只要求字面相对，不要求句法结构相同。”

钟教授写的15首诗，并无新见，不过是王力两种对仗通则的模拟而已。如《沂州怀古》：

山有奔腾势，水无柔媚声。

大农劳馈响，颇牧作干城。

颔联是句法结构相同的语句相为对仗，即主谓宾对主谓宾。颈联则是相同词类互为对仗。其中，“大农”是户部长官的代名词，“颇牧”则是廉颇与李牧的并列词组，两者不能相对。但无所谓，只要“大与颇、农与牧”字面相对词性相同即可，不考虑语法结构如何。

这首“怀古“之作，写得不错，很有气势。但也有差的，如“迁移曾活国，苦难只生民”中的“生”字，用词不当。如当名词，生字多余，句子残缺；如当动词，意义相反。“苦难”怎能“生发”百姓呢？只能改用“殃”或“伤”字。倘若改为“殃民”或“伤民”，都是动宾结构，与“活国”无异。如此说来，明明是句法结构相同的对仗，偏偏拼凑相同词类的对仗。这是何苦？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钟教授在近体诗创作实践中，完全拘守王力两种对仗语法通则，即句法结构相同的语句相为对仗和词类相同的单字互为对仗，中规中距，毫不走样。但在理论上阐释对仗语法通则时，却同规异说，偷梁换柱，把“只要求字面相对，不要求句法结构相同”，篡改成“对仗不必拘泥于语法结构与词性，宜分解到单字”。把两种“古为今用”的对仗通则。纂改成一种“变古乱今”的对仗通则。这种言行不一的两面行为，叫人百思不解。后来，在他写的前言中，终于找到答案。原来他是想“结合自己的创作体会，说一说自己所理解的对仗”。他所理解的对仗，即王力对仗一说，“不见得就是古人的规矩，更不是金科玉律。……万不可画地为牢，守法自毙。”实际，就是趁机，掠人之美，窃为己有，标榜新说。

钟氏“分解一说”，果真是“旧体新说”吗？不，是“以假乱真”之说。例如：

“卷帘黄叶落，锁印子规啼”。这是一首声色相兼、动宾对动宾、主谓对主谓的句法结构相同的对仗。倘若分解到单字，“子规啼”势必变成“子、规、啼”三个单音字。试问，这还是主谓型复合词吗？还是杜鹃鸟叫吗？不仅瓦解了语法结构关系，而且改变了词汇意义。如此分解，还有甚么应用价值？因此，多数句法结构相同的对仗，不宜分解。再看：

“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其中，“吹海立”是兼语式，“过江来”是连动式，句法结构不同。但，衡量字面相对，只要“天对浙、外对东、黑对飞、风对雨、吹对过、海对江、立对来”词类相同即可，根本不用分解。那么，事先架构靠的是什么呢？主要靠的是修辞和语法结构调整。王力先生所举三个诗例中，有两个是修辞结构调整：如韩愈《精卫填海》“口衘山石细，心望海波平”。其中“山石细”原是“细山石”，属偏正词组，与主谓词组“海波平”词性不合。后来，诗人将修饰语“细”字与“山石”倒装成“山石细”，方与“海波平”构成不同句法结构的字面相对。又如李商隐《安定楼》“永忆江湖归白发，欲迴天地入扁舟”，其中“归白发”原是“白发归”，属主谓词组，与动宾词组“入扁舟”词性不合。诗人也是，把“白发归”倒装成“归白发”，与“入扁舟”构成不同句法结构的字面相对。另外一例，则是语法结构调整，如苏轼《有美堂暴雨》“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吹海立”是兼语式，“过江来”则是连动式，虽然句法结构相异，但是“吹海立”与“过江来”字面词类相同，符合变格对仗通则。由此断定，事先架构无须分解，事后更是不允分解。其因有三：一是，字面相对，即单字相对，单字无法分解。二是，字面相对，词性相同，不分自工，无须分解。三是，字面相对，不拘结构，不必分解。所以，他的论点“分解一说”，与其论据“字面相对”，是相互矛盾的。因此.，他的推断，也必然是虚假的。何况，字面相对，允许不拘结构，却不允许不拘词性，不拘词性的对仗，是不存在的。尤其是“不要求句法结构相同”部位，是不允许“不拘泥于词性的”。因为，“只要求字面相对”，是不允许词性变通的。一旦不固守相同词类互为对仗，便不是“字面相对”了！

事实证明，近体诗对仗的共同之点，不是句法结构相同的语句相对，就是词类相同的字面相对，根本没有“分解”一说。古时，虽然没有语法术语，但是诗人们对仗时所分的词类，与今天所分的词类确实大同小异，并未受到“实词”与“虚词”两大词类的约束。因此，王力的“两种对仗语法通则”，千真万确，勿容置疑。

二、应用对仗变通准则摆脱对仗束缚

钟教授只知对仗语法通则，不知对仗变通准则，犯了“知其然，不知所以然”的错误。王力先生早在《汉语诗律学》中说过：“有时候工整的对仗和高雅的诗意不能两全的时候，诗人宁愿牺牲对仗，来保存诗意。” 在《诗词格律概要》中再三强调：“写诗不应该片面地要求工对，因为过于纤巧，诗人反而束缚思想”。在《诗词格律》中还说：“律诗的对仗不像平仄那样严格，在运用对仗时有更大的自由”。所谓自由，即指诗人在对仗中有“四大自由”活动空间：

1、对仗部位选择自由。王力先生讲：“对仗的常规，是中两联”。首联与尾联可对可不对。还有少于两联的对仗，即颔联不对仗，只有颈联对仗，叫蜂腰体。也有首联与颈联对仗，颔联不对仗，叫偷春体。还有“三联小律”对仗。特别是一种散体律诗，不用对仗。如诗仙李白神韵兼备的《夜泊牛渚怀古》的中两联“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即没用对仗。

2、对仗种类选择自由。王力先生，从古人近体诗对仗中，综合整理出工对、宽对、邻对、借对、流水对、隔句对、句中对、错综对等，均由诗人自由选择。如李群玉《杜丞相筵中赠美人》：

裙拖六幅湘江水，鬓耸巫山一段云。

即以“六幅”对“一段”，以“湘江”对“巫山”，错综位置相对。

3、对仗通则选择自由。诗人既可选择句法结构相同的对仗通则，如“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又可选择词类相同的字面对仗通则，如“口衔山石细，心望海波平”。

4、变通准则选择自由。王力在《诗词格律》中说：“在一个对联中，只要多数字对得工整，也就算工对。”在《诗词格律十讲》中解释说：“凡五字句有四字对得工整，也就算工对”。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时”与“别”词性不合，但只差一字，仍为工对。“凡七字句有五字对得工整，也就算得工对”。如“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无边”与“不尽”词组结构不合，但未超二字，仍为工对。

按这一量化的变通准则衡量，钟教授所说的“不同词性的词语相对，不同语法结构的句子相对”的困惑，也就“迎刃而解”了。词、词组、单句、复句的对仗也都获得了自由：

如李商隐《无题》“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其中“翼”与“通”词性不符，但未超二字，仍为工对。

如储嗣宗《骢马曲》“逐北自谙深碛路，长嘶谁念静边功。”。其中“逐北”与“长嘶”，词组结构不合。但其余五字，句法结构相合，仍为工对。

如王维《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字》“刁斗鸣万里，三军出井陉”。其中“刁斗”是古代军队烧饭或巡更的专用工具，“井陉”是河北县名，均属专名可以相对。然而，刁斗是主语，井陉是宾语，按语法规则是不能相对的。但是，王维运用倒装修辞格，把“刁斗鸣万里”倒装成“万里鸣刁斗”，在不改变原意的情况下，变成“万里鸣刁斗，三军出井陉”，取得了句法错综、数目工对的修辞效果。

如陆游《游山西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是偏正转折复句。其中“疑无”与“又一”词类相异，但未超二字，仍为工对，得到名家名诗名句的好评。

鉴于上述四个诗例，虽有违反语法规则的“不工”之处，却都没有超过“工对”的规定范围，仍不失为“工对”。这说明，语法规则是固定的，使用时却允许变通。出现这种语法现象实属正常，无须大惊小怪，更不可利用变通准则否定语法规则。四大对仗活动空间，给了诗人四大对仗自由。特别是王力“变通准则”，经过量化相当具体，工对界定相当精准。远比钟式“对仗不必拘泥于语法结构和词性”的空洞说教，更具操作性。因此，无须另起炉灶。

三、中国语法体系已同国际接轨

王力先生曾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多年从事中外语法研究。1944年，著有《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中国语法纲要》。后来，他在出版的《龙虫并雕斋文集》中又收集了《中国文法初探》、《汉语语法学的主要任务》、《语法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特点》、《关于词类的划分》等10余篇论文。

他曾说过：“有些语法形式古今是有矛盾的。例如‘不我欺’、‘不已知’是上古语法；‘不欺骗我’、‘不知道自己’是中古到现代的语法。……活生生的口语是语法的主要根据，文学语言也必须以口语为源泉，而口语经常是不容许相矛盾的两种结构形式存在的。就现代汉语的研究来说，在承认古代汉语语法有残留形式的同时，必须以现代语法的结构形式为主要研究对象。”

世界语言，既有语种个性，又有语种共性，语法也是。中外语法即大同小异。从清末语法学家马建忠《马氏文通》，到现代语法学家黎锦熙《新著国文语法》，皆把汉语分为名词、代名词、形容词、动词、副词、连词、介词、叹词、助词九大词类。除了“助词”为汉语特有之外，其余都与西方拉丁语法“八大类”相当。但也不能因此证明没有自己特点。语言学家吕叔湘在《马氏文通序》中说，这本语法书“值得一读”。“《文通》收集了大量的古汉语例句，大约有七千到八千句。”显然，《文通》还是以古汉语例句的词汇意义与语法结构划分词类的。后来，语法学家把数词与量词，从形容词与名词附类中细化出来，并增添了象声词，变成十二大词类。也就是说，中国语法体系，已同国际接轨。一般情况不能轻易改动。倘若改动，也要在保障语法结构、明确词汇意义、完善语法体系的合理区间进行。譬如，王力先生即把方位词从名词中分化出来；把颜色词从形容词中分化出来；把数词与量词合并为数目词；把介词、连词、叹词、助词统归虚词，形成九大词类。完全符合律诗对仗特点，毫无伤筋动骨之嫌，得到诗词界普遍认可，理应受到尊重。到此时，应该晓得，在《马氏文通》与《国文语法》相继诞生之时，即是“实词”与“虚词”两大词类逐渐消亡之日。时过境迁，仍抱残守缺，还有什么实际意义？

综上所述，王力“对仗一说”，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传承的是地道的“古人规矩”，堪称“古为今用，融会贯通”之学说。钟式“分解一说”，使“字面相对”面目全非，改了“古人规矩”，仅是“背祖非后，变古乱今”之伎俩。因此，我们理所当然，选择王力传统的“常规语法通则”，否定钟氏非传统的“非常规语法通则”。这便是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