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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母亲，我们一般会想到的形容词是“坚毅”“伟大”“高尚”之类，因为许多人认为女性天生会做一个合格的母亲。但其实，母亲形象可以有更多面的可能性。 恰如西蒙·波伏娃提及——
而许多文学作品中也消解掉母爱温柔、圣洁的一面，反而走向了对立面。比如现代作家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却多是刻薄的、疯狂的、甚至是变态的，对最亲近的人不吝伤害。 张爱玲笔下的负面形象的母亲有： ·传统的、依附的母亲 张爱玲作品中出现不少传统女性，她们习惯于依附丈夫，在家里几乎没什么地位，也没什么擅长，在张爱玲看来，她们是没有名字的，只是被符号化称为“某某太太”，更不用说完整的、独立的个性，她们的存在大约是因为丈夫才有意义。 “刻薄”的张爱玲曾在《谈女人》一文中嘲弄说，“现代婚姻是一种保险，由女人发明的。” 依附型母亲形象表明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弱小无力，即使有改变命运的愿望，却又很难被社会所容，因此最终也只能选择软弱与屈服。 ·冷漠自私的母亲 这类母亲的表现是：在面对重大情感与经济问题时，首先更关注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更多地考虑到子女的处境。 如《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的母亲白老太太。当白流苏离婚后回到娘家，遭受冷嘲热讽时，她向母亲求助，结果这位亲生母亲却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你跟着我，总不是长久之计，倒是回去是正经。领个孩子过活，熬个十几年，总有你出头之日。” 表面听起来是为流苏打算，实际上就是有意赶流苏走，让流苏很是寒心。白老太太之所以不站在白流苏这边，我们可以想见，她是为了后半生的生活而讨好儿子、儿媳。 《半生缘》中的顾太太，表面上是一位温顺善良的母亲，而当面对生存困境时，曼璐要做舞女她不阻拦；面对更大的经济危机时，明知曼璐设计陷害曼桢，但是一摸到曼璐的钱就很容易动摇了，毫无愧疚地当起了的帮凶。 除此之外，顾太太又是封建伦理思想的忠实信徒，从一而终的观念让她又在有意无意中将曼桢推向更加痛苦的深渊。 ·病态的母亲形象 这一类母亲不仅没有发挥母爱，反而因为个人的心理问题造成孩子的不幸、摧毁孩子的未来。 这类母亲以《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最为典型。作为母亲的曹七巧完全不符合传统母亲印象，她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散发着邪恶与疯狂，她的后半生简直就是在谋害生命、制造死亡。 她不仅掌控儿子的自由，断送了女儿的幸福，而且使孩子失去了鲜活的生命力：长安重复了七巧的生活，成为一个“苍凉而美丽的手势”，而长白也成了一个“纸糊的人儿”。 又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葛薇龙虽然不是她的亲生女儿，而是娘家侄女，为求学而投奔于她，从传统伦理道德的角度讲，梁太太应该发挥母亲的保护职能，但她却把薇龙当作报复娘家与维持自己生存的工具。 梁太太用尽手段将葛薇龙牢牢控制住：先是用物质麻醉了薇龙的心，然后利用薇龙对乔琪的感情牵制她，最终将其变成进退两难的“高级交际花”。 张爱玲之所以塑造了这些负面的母亲形象，除了作为作家对生活有敏锐的洞察力之外，童年经历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正如弗洛伊德所说：“一个人的每一种显著的态度，都能溯源于儿童时期。一个人未来的全部态度在托儿所就形成并准备好了。” 张爱玲之所以在作品中流露出对于母亲形象的怀疑与失望，源自她不幸的家庭与糟糕的童年体验。 冷漠的父亲： 童年时期的张爱玲经历了父母离异、父亲续娶、母亲为追求自由远走他乡等一系列家庭变故。张爱玲从小缺少母爱和母亲的教育，而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则使她显得敏感不安，天资聪慧的她过早地领略了人情世态的炎凉。 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又名张廷重），清末名臣张佩纶之子、李鸿章外孙，典型的贵族出身，却也是没落的贵族，他没有前辈的一腔壮志，但更可悲的是，他生活的年代，也没有像前辈那样尽情展示风采的舞台。 家道中落总是与纨绔子弟相伴而生，张志沂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垮掉的一代”：他吸鸦片、拈花惹草，全然没有做父亲的模样，甚至与后妻一起虐待女儿，将张爱玲囚禁了半年，病了也不为医治。 破碎的家庭，冷漠的亲情无疑使张爱玲支离破碎的童年印象雪上加霜，这些所有不愉快的童年经历都将投射进张氏日后的创作中。 因此张爱玲作品中有对于当时社会的深刻反思和男权社会的无情揭露。因为，造成母亲压抑心理甚至是变态性格的正是由于男权社会中女性待遇的种种不合理，即便在某些作品中，男性是缺位的，他依然在无形中发挥着一种父亲的、家长式的角色功能。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认为，“男性不但被视为主体，而且是完整绝对的象征性，而女性则被贬为‘他者’，处于一种非本论的现实状况之中”，张爱玲正是通过对父权的怀疑探究到负面母亲形象的根源所在。 社会压抑和自身对幸福追求的巨大反差下造成了母亲们自我与主体的丧失，这是张爱玲对于女性或者母亲命运最深刻的思考之一。 自私的母亲： 母亲黄逸梵无法忍受丈夫的颓靡气息，离家出走，此时一双儿女尚且年幼：张爱玲4岁，张子静3岁。六年之后游学归来，张爱玲对这位“陌生的”母亲表示极大的热情：在她看来，母亲身上有一股神秘的吸引力，她布置新家，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其实是不怎么和谐的，但在张爱玲看来，一切都美得不行，甚至向从前天津的玩伴写信炫耀。 但不久黄逸梵正式和丈夫离婚。也许是怕女儿深受“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也许是儿子在没落贵族家中分量太重不能轻易带走，黄逸梵把女儿带在身边。 追求独立自由却也让这位母亲经常陷入“经济危机”，张爱玲因此断续辗转于父母亲身边。与母亲住在一起，张爱玲发现她们母女的相处模式和普通人家不同——她永远不能像普通小孩子一样亲昵地撒娇向母亲伸手要钱，因为这样很容易引起母亲反感。这让张爱玲感受到了女性在寻求独立的道路上面临的艰辛。 18岁张爱玲不堪父亲的毒打再次投奔母亲时，就面临一个重大的选择：“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读书了，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要继续读书，就没有余钱兼顾到衣装上。” 张爱玲选择了后者，也许这种不依附于婚姻与男性的“固执”是来源于血液中的遗传。 因此她在作品中经常思索女性的存在意义与出路。早在17岁时，张爱玲写过一篇短篇小说，用自己独特的视角改写了《霸王别姬》，赋予虞姬自杀以时代特色——虞姬思来想去，自己不论怎样选择、不论结果如何，她都不过是一个霸王身后苍白空洞的附属品了，绝望的虞姬因此自杀。 《多少恨》里的虞家菌和《半生缘》里的顾曼桢，她们都是有理想的、独立的职业女性，对未来生活充满向往，但时代之于女性的生存空间实在有限，她们不得不为生计奔走操劳。隐约就是张爱玲母亲经常遇到的生存困境的缩影。 张爱玲对母亲的情感其实是很复杂，她赞同身为女性的母亲们追求独立与自我，却也深深地懂得过分追求自由的母亲往往是自私无情的、对子女亲情是冷漠的，乃至有可能是疯狂变态的。 于是，她笔下的许多女性，即便是所谓“新女性”形象示人的，一旦做了母亲，就容易给人留下一种“不及格母亲”的印象。 张爱玲作品中的负面母亲形象其实是对人性的深刻剖析。 由于黄逸梵的经济经常“捉襟见肘”，离开依赖不得的生母，张爱玲回去找父亲就不得不面对阴阳怪气的后母，重组家庭里父亲对张爱玲来说是如假包换的亲人，可父亲也只有在寂寞的时候才是喜欢她的，多数情况下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能引起后母的叫嚣，随之而来的是一顿拳脚相加。 这些童年体验会持续参与到她未来的人生体验建构中，即便后来她有了新的人生阅历，但童年体验所独具的心理底色还是会不时蔓延出来。 这样经历的张爱玲，如果你认认真真地告诉她说：“这世界上只有父母为无私为你付出，不求回报地爱你”之类的，她绝对不会相信。 正如她的散文《私语》里写到：“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因此张爱玲以犀利的笔锋把人性的弱点剖析得淋漓尽致，因此她作品中母亲形象的是异化的，当然父亲形象一般也好不到哪儿去。 正是这种创作思路无情地揭露了人性的丑陋一面，而正如前文分析，女性深受所谓“传统文化”的毒害更深，再加上张爱玲本身性别优势长于对女性心理洞悉，因此她选择塑造一系列的负面母亲形象，从而使得作品主题更加深刻。 可以说，她从生活的一地鸡毛中写出了生活的底蕴，从人性的麻木中触碰到了人性的复杂。 传奇作家张爱玲的成长，固然有末世这样一个特殊环境的造就，但也应承认，她骨子里散发出的萧条、冷峻的气息与她那不完满的童年脱不开关系。 母爱的缺失与变质的亲情让她对女性命运有了新的思考，她热衷于写各种各样的女人，这些女人无论怎样貌美、无论有怎样的能力，但最终多半有一个苍凉的结局。 张爱玲通过许许多多的负面母亲形象来揭示人性的复杂，也使得现代文学人物画廊更加气象万千。 而这些负面母亲形象，对当下仍有深刻的启发：母亲就要无所不能吗？做人母亲就要非常无私吗？“不合格的母亲”就应该深受谴责吗？ 当今女性的生存环境更加复杂，“母亲”的这一角色认知也应该与时俱进，比否认母爱无私更实际的是，我们更需要转换思维：做母亲不是天经地义地伟大付出，家庭幸福也是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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