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老板闫吉英开创绵山旅游，在民间至少有两个版本的源起传说。 绵山抱腹寺毁于亲华日军的炮火。上世纪九十年代，介休市政府决定复建抱腹寺，资金筹措的目标自然就落在了当地首富、三佳集团董事长阎吉英身上。阎吉英也毫不犹豫，直接拿出200万用于抱腹寺修建工程。一年以后，抱腹寺复建开光，闫吉英自然是在被邀请之列。 走在绵山崎岖坎坷、艰涩南行的山路中，身边的一位市领导直接和闫吉英说，干脆你把路也修了吧，绵山归你管理。修路需要多钱？二百来万吧，修建景区也不过两千来万。 成交！ 就这样，绵山属于了闫吉英，也成为他此后余生最关键的事业之一。绵山投资并非是区区两百万和两千万的限额。十余年后，三佳集团追加在绵山的投入接近了二十亿人民币，绵山也在闫吉英的努力下，跻身中国景区最高荣誉和最严格管理序列的5A序列。 另一个版本则来源于闫吉英对家乡的热爱。传说闫吉英所在的村子连续几年征兵役时，没有一个合格的青壮年，理由是当地污染太重，严重影响了青少年的身体健康。阎吉英听到此消息后，二话不说，直接上了绵山开发景区。 无论这两个版本是否属实，绵山的成功让山西煤老板们看到了另一种希望。一度时期，旅游成为山西转型发展的标志，绵山和另一煤企皇城集团的皇城相府共同誉为民营企业转型的标杆。时至今日，山西大部景特别是持续宣传和营销的景区还掌握在煤企手中。因为只有煤企才能为景区源源不断地输送资金，使景区资金链条不至于断裂。而因为国企改革或者其他原因脱离煤企保护，过早融入市场化行为的景区，除少数部分可以独立生存在，一些景区的门票收入，甚至不足以支付银行的贷款利息。 煤炭资源配置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私营煤矿在行政行为干涉下对荒山、荒岭改造的必要社会责任。简单举例就是你想地下挖煤，就必须地上种树，同时绿化的面积与挖煤的数量成正比。 也就是说，目前所看到的山西景区，绝大部分并非是以旅游景区开发为本意，更多的是以煤炭开采为目的的“被迫”行为。在九十年代末期和本世纪初，这些经过煤企“绿化”的荒山又经过相关手续被置换为三十年到五十年不等的土地使用权，从事景区开发。此外，本世纪初的煤炭资源整合，使部分私营煤企老板在获得资金补偿后也开始进行景区开发。 两部分合力，除了部分知名景区外（如国有的五台山景区），基本上构成了山西山岳型景区现在的雏形。诚如上一节所言，当时山西旅游景区开发，还处于“文旅搭台、经贸唱戏”的被利用的低级阶段，在煤炭卖方市场背景下，投资人本身就缺乏市场化开发意识，观望、等待的思想严重，甚至有充当“山大王”的嫌疑，因此很多景区在设计和建城后的效果上，投资人的个人喜好决定了景区的基本品质。 同时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现象是，按照A级景区序列看，除晋东南外，山西大多数优质景区均集中在大运公路两边，而并非是按照景区自然品质和社会属性分布。这也从另一个层面说明，景区开发的热度取决于当地煤炭对市场的依赖程度，依赖程度越高的地区，旅游开发的热度也越高。如晋中平原地区的县如平遥、祁县等地对旅游开发比较热衷，而太行山上的寿阳、榆社、和顺等县，相反在煤炭持续刺激下，依然对旅游开发保持着不温不火的态度。而山西忻州、临汾、吕梁等县对煤炭经济持续热衷，山岳型旅游开发明显滞后于其他地市。 资金起到了景区兴衰的关键作用。煤炭市场低迷后，很多景区再也得不到煤炭市场雄厚资金的有效供给。单凭从资金角度看是山西景区区域间同质化严重的直接原因，有的县域内可以同时存在两到三家投资在十亿元以上的景区，而有些地区守着迤逦秀色而无钱开发，部分景区二十年前修的路早已荒废。 景区开发像个无底洞，一旦踏进去就很难脱身。煤炭市场的供给平衡被打破后，景区投资人被迫追加投资的压力在景区门票收入逐渐降低的情况下越来越大，骑虎难下的现实窘态，将他们再次创造财富的神话打破。一些尚未涉足旅游业的老板们则持币观望，甚至拒绝对景区投资。 没有闫吉英的魄力和资本，景区建设举步维艰。当闫吉英成为英雄的时候，闫吉英却倒下了。2015年的春天，闫吉英面对秀美的绵山还雄心勃勃，希望恢复绵山景区2000年黄金周接待游客的天文数字。但是身体并没有给他任何机会，带走了他七十岁的残躯。他走后，绵山或者三佳集团的人才知道，绵山的成功开发，成为闫吉英的身家性命。即便如此，绵山的艰难也只有他们内部的员工心里最清楚。 作为山西旅游标志性的人物，山西旅游很难再出现第二个闫吉英了。 当然，闫吉英的故去，也宣告了山西煤炭黄金十年的彻底结束，山西景区开始告别本土化投资，在房地产商所谓旅游地产的口号下，逐渐侵蚀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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