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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贞观之治被历史所传颂，文治武功彪炳史册，是一个光耀千古的伟大帝王，不过他在育子方面与之个人成就而言却是形成鲜明对比。要说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一生的污点，那么嫡长子李承乾被废就是唐太宗贞观年间中不可磨灭的痛苦。 李承乾，武德二年即公元619年出生，为长孙皇后与太宗嫡长子。到武德九年，即贞观元年，唐太宗即位，八岁的李承乾被立为太子，一个继李建成之后不仅无缘皇位且下场惨淡的太子就这样登上了唐代历史波云诡谲的政治舞台。 李承乾被废黜，历史上的原因不少，而其在杀害其弟李泰未遂，转而政变谋逆是其真正被拉下马的不可抗因素。李承乾作为太子，又有着李世民的宠信，本来前途不可限量，而其被史书所载的乖戾性格也并非一蹴而就，纵观其一生，我们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来看，贞观十年就是其分水岭，一个前期贤明、聪慧且承载朝堂上下一片赞誉；一个后期嚣张跋扈、甚至杀机频频且备受群臣深恶痛绝。 被立为太子之初，史书记载其：“性聪敏”“特敏惠”，“丰姿峻嶷、仁孝纯深”，大受帝国文武的好评。那时候的太子虽然年幼，可是却谦谦有礼，尊师重道，处处表现，俨然一个小太宗贤明的形象。 李承乾对待老师李纲就可见一斑。因为李纲年长且腿脚不方便，所以李承乾总是亲自将其引上殿且恭恭敬敬的行礼，其礼敬的态度足可见太子的仁厚谦和。 贞观四年，李承乾尚不过12岁，李世民就让其于尚书省“听讼”，如此年纪就培养其对朝政的耳濡目染，也算是唐太宗煞费苦心了。从贞观六年开始，唐太宗已经有意让李承乾监国，在此时间前后，发生一些小插曲，即贞观五年和七年，李承乾两次生病，虽说李世民表现的极为忧心，连平时不信佛不信道也开始尝试为儿子改变，还修建了寺庙，请来了天竺高僧为其祈福，这一切的一切无不再诉说太宗的爱子之情。 遗憾的是，父爱如山，李承乾的身体却是大不如前，《旧唐书》：“承乾先患足，行甚艰难。”虽然是先天性的病，不过其后来严重的足疾可能就是因为两次大病下，身体每况愈下而造就的，而这也将成为日后朝臣要求改换太子的重要借口。 “先论刑狱为重，深得经邦之要也”。这是李世民于贞观千年考核太子治国之策后，其对群臣的炫耀，可见此时的太宗对太子的肯定和认可，而这一年，太子不过才14岁。 在其位谋其政，太子身份尊贵，是帝国未来的接班人，太宗又对其满满的厚望，自是对其处处的培养。从个人学识到朝堂听讼，从高居庙堂到深入民间。 太子左庶子于志宁、杜正伦等大儒担当了对太子种种民间艰苦的教导。老师们勇敢直谏，太子虚心求教，俨然其乐融融之象，恰似一副和谐的亦师友亦君臣形象。不过笔者认为这都是一种表象，此刻太子有多谦和好学，他日就有多乖张叛逆，弹簧正在蓄力之中，等待着某一时刻的迅速反弹！ 贞观九年，李承乾大婚，虽然祖父李渊病逝，可在居丧期间，太子监国权知军国大事，李世民的放权再一次的表现出对太子由内而外的喜欢，“颇识大体”，“颇能听断”这是对李承乾理政的认可，可见这一年中李承乾有小登科的欢喜，更有庙堂的政治基础，循序渐进之下，他日登基大宝几乎情理之中。 谁曾想，贞观十年，长孙皇后的病逝会成为李承乾一生的分水岭。朝政上的光耀将大打折扣，其所作所为与之前的贤明可谓是泾渭分明。一个被佛长期压制的魔被释放出来了，它将主导李承乾劣迹斑斑的后半生。 长孙皇后是贤达的，作为历史上有名的贤后，太宗贞观之治的硕果定是有其一份的。唐初的那种群臣“犯颜直谏”，而太宗“兼听则明”，帝国上行下效的清明之风，这都有着长孙皇后的“干预”作用。自然这样一个贤内助也会是一个好母亲，就如同孝庄太后之于少年康熙。 李承乾对病重中长孙皇后的孝道足见他们母子情深，相信在皇后身前必定对李承乾有过不少的规劝和教导，可惜的是贞观十年后，再也没能有人扮演这种居中劝勉的角色，而恰逢此时的李承乾又是年少气盛，叛逆的时期。 行事疯癫，偏执，乖戾在之后频频显现，再加上叛逆期的出现，李承乾学坏了，而且是在错误的道路上再也难以挽回。 可能是多年来身心俱疲所导致，此刻的李承乾已经成为了被历史所记载的那个“跛子”，可以说是有碍观瞻。察觉到太子的突变，太宗前后为其挑选了不少的老臣入东宫辅佐，于志宁、李百药、杜正伦、孔颖达、张玄素、房玄龄、魏征、刘洎、岑文本等人，无不是贞观名臣，各个流传青史。 好心却竹篮打水一场空不说，还让得太子变本加厉，所以后世不少认为是教育问题导致太子心性出现了严重的偏差。 作为太宗老臣子，朝堂上连太宗也敢顶撞的人，又怎么会对太子而有所迁就呢？他们的劝谏不曾有过片刻的停息，俨然将李承乾当做了太宗第二规劝，古语有云：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偏偏这么简单的道理，让得那些个名臣当局者迷了。 面对太子，张玄素是这么劝谏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苟违天道．人神同弃。…’。慎终如始，犹惧渐衰，始尚不慎，终将安保!”；应该“学文以饰其表”，不可“骑射数游，酣歌戏玩，苟悦耳目，终秽心神。张玄素虽然是出于一片好心，可是终日间聒噪，难免令人烦扰，何况还是一个正处于青春期，喜爱玩乐的年轻人呢！不过，当我们细看这些劝言时，不难发现，其中确是有少将太子贬谪的一无是处，试问，如此强势而直接的一点都不委婉不顾忌太子心态的劝言是良言吗？好心做恶事不得不说是天大的讽刺，难怪对于这所谓的“逆耳忠言”，李承乾会不惜派人将其暗杀！ 太子就是在这种劝谏和教导的氛围中走向了堕落、暴力、乖张的深渊，昨日之日不可留，往者已矣！太宗心目中良善、谦和值得托付社稷的最佳人选已经在其深切的期待中渐行渐远。 要说李承乾的不纳谏和派人暗杀的戏码使得太宗派去的股肱们对其失望非常的话，那么太宗的态度就是对李承乾身心上的一次次重击。 对于李承乾的变化，太宗是看在眼里的，于是他的做法是让大臣们规劝太子行为，只不过对于此时性格上乖戾的太子而言，只能是火上浇油。太子在东宫中模仿突厥可汗，曾言：“我作天子，当肆吾欲，有谏者，我杀之，杀五百人，岂不定，”这俨然性情大变，哪有前期尊师重道的样子。 娈童，在古代虽也是常有之，不过却还是难以启齿的。偏偏李承乾就喜欢上了一个太常乐人，从对其取名叫做“称心”就可知李承乾对其喜爱程度，纸终究是保不住火的，太宗知道后，就将其赐死，太子为之几个月负气而不上朝。 而与此同时，李承乾之弟李泰的崛起，让得李承乾感到了危机，如芒刺背。《括地志》的完稿，让得太宗对李泰表现出极为强烈的欣赏意味，对其赏赐的数量之多超过了太子规格，这种敏感时期，难免令李承乾内心不安。 从贞观十年，特别是十三年后，李承乾的表现上到皇帝，下到群臣，不满意程度与日俱增，改换太子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值此之际，同样身为嫡子的李泰却是愈发的能干，两者形成鲜明对比，而太宗的态度成为了李承乾接下来作为的风向标，他毅然的将矛头对准了弟弟李泰。 暗杀李泰失败后，李承乾如坐针毡，于是意欲效仿父亲玄武门政变谋夺帝位，遂与汉王李元昌、城阳公主的驸马都尉杜荷、侯君集等人勾结，这就是初唐继玄武门之变后的李承乾兵变。 其实纵看李承乾的一生，从众人寄予厚望到群臣抨击，最后到政变失败而被废黜，其实也在诉说着李承乾压力剧增下的心态崩溃。 娈童一事虽不堪，但这更像是李承乾压力宣泄的一种方式。千古明君古来也未有几人，而唐太宗却是用对自己的高标准来标榜和规范太子，这自然使得太子身心上压力倍增，终究是小小年纪，叛逆期中，在老生常谈的乏味的劝谏中，李承乾生出逆反心理是正常现象，正确的引导、心理上的疏通才是其成长的关键，可是换来的却是更加频繁的规劝，娈童称心成为了其日常最主要和期待的宣泄，而一朝被杀，宣泄口被堵，自是让李承乾心灵备受创伤，值此之际又碰到了李泰有夺嫡之心，慌张心惊之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所以才造就了后来不可弥补的错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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