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也是一个大雪天
文/ 张书亮
一九六六年正月二十三，已是早春时节，那天早晨天气就阴沉沉的，感觉快要下雪了。一上午我在家里准备开学的事情，主要是捆行李。
那时我和村里的龚占美、杨有福三人都在土牧尔台中学念初一，刚刚念了一学期。我们村不缺读书人，比我们大些的，有在呼市念过中专的，有在集宁一中念高中的，不过我们也总算跻身于中学生的行列，心里也是很美气的。回到村里的一行一言也表现得象个中学生的样子。特别是能在土牧尔台中学读书也很不易，那是全旗第一所中学，虽然只是初级中学，但在人们心里那也是一所比较高等的学校。尤其是我们在那儿念了一个学期之后，见识了一个大学校的气派。
土牧尔台中学了不起，我们上课的教室是清一色的青砖青瓦房，有好几排，教室里单人单桌，可容纳五六十个学生上课。教师办公室有两大排，还有图书室、阅览室、乒乓球室，上音乐课有专门的教室，还有很宏大的礼堂，可容纳上千人，据说它当时在土牧尔台镇是最大的礼堂，连旗里的人委礼堂、工人俱乐部也没有我们土中的礼堂大。这礼堂，平时是我们的饭厅，有几十个长方形油漆大饭桌，开饭的时候，我们一齐拥入，场面很壮观。每当开学的时候学校要举行开学典礼，全体学生和老师坐了满满一礼堂，大舞台上坐着学校领导，校长、教务主任、教师代表、学生代表都要讲话，那场面又是何等的庄严气派。
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也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老师。据说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有上海的，有天津的，有北京的，有四川、湖南的，而且大都是大学本科、专科毕业。走起路来也特神气，讲课也非常带劲。我们这些农村来的学生，每当看見一位老师，似乎看见了一位高大的伟人一样，暗暗地欣赏他们一举一动，也暗自庆幸自己能在这样一所学校读书。
放了寒假，我们高兴地回到村里，和父母及村人描述我们伟大的学校，也引起人们的羡慕。和家人过了一个年，过了正月十五，我们就迫不及待地盼着开学，想早早地回到向往的学校。
这一天我和其他俩约定好，晌午吃过饭就走，去卢家村火车站坐6点的火车。上午在家准备行李，我的行李有一条旧毛毡，半块山羊皮褥子，一张被窝，把这些卷在一起，同时里面还有母亲给拿的四五斤炒面，还有枕头、书包一并包在一起。然后用一根指头粗的长麻绳紧紧地捆起来，还要留下两个套在肩上的绳套，捆好了，还有一个半大的白茬羊皮袄，在背行李走的时候搭在行李上就好了。
也许有的年轻人会说，放个寒假为啥要背回这么多行李呢？现在的人当然不能理解。我们那时候，一家六七口人，家里有五张被子那就算好人家了，更别说褥子了。兄弟姊妹们多，三五岁的孩跟母亲一张被子，十来岁的兄弟或姐妹，两人一张被子，有的男孩就一个乱大皮袄，白天穿，夜里盖。半大小子们睡得半夜还打架，你嫌他盖的多了，他嫌盖不住了。所以放假回来就得背行李，要不回来盖啥呢？
上午我把行李捆好了，又跑去龚占美家，看他捆行李，他和我一样，只是被子小点，看起来行李卷不大。我们又去杨有福家看他的行李，帮他一起捆好了，各自回家吃饭。
因为我要去学校，半年不回来，妈妈凑合着给全家包了一顿萝卜馅饺子，放了点猪油，虽然没有肉，但是一家子吃得很香甜。别人吃饱没吃饱，反正那天我吃得饱饱的。吃饭的时候，妈跟弟妹们说，你们少吃点，你哥念书半年不回来，多吃点。弟妹们大概也没怎吃饱。不过这是我现在这样想，那时我才不管他们饱不饱呢，我要去远处念书，好象理应饱食一顿，因些肚子吃得鼓鼓的，狠不得吃上这顿三天不饿。
还没吃完饭，院子里就飞来大片大片的雪花。母亲望着外面的飘飘洒洒的雪花，发了愁了，嘴里说，这个老天爷不开眼的，快别下了，再下的大了这孩子们怎走呀？我却不以为然，心想才薄薄一层雪，没啥。
吃过饭，父亲赶忙跑出院子，四面张望了一会儿，又进了家，对我说，看来这雪停不了，赶快走哇。我也忙着穿好衣裳，背上行李朝门外去。妈赶忙出来，叮嘱我一些话，让我路上快走，别贪玩儿，上火车要小心，炒面要慢慢吃，饿了少吃点，能多吃几天等等。我一边走一边胡乱应下，她那里知道，我们一进宿舍，那炒面口袋就被饿狼似的同学们抢跑了，用不了三两天，大家的干粮就吃完了。这时龚点美、杨有福也背着铺盖出来了。我们三个便朝村东的大车路上去了。几家大人送至村口，眉头紧皱，显出焦虑的神色。但也没有办法，那时谁家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要出门办事，三十里五十里全靠步行。多数人即使去一回集宁八十多里路也是步行。而我们三个却一点也不愁，从小在村里上山下河，冰天雪地捕鸟撵兔，搂柴拾粪，一天走三二十里路是常事，今天刚下了一寸来厚的雪，对我们来说，跟没下一样。
虽说下雪，但没有一丝风，雪片悠悠地飘落，落在地上，落在身上，钻进脖子里，甚至亲昵地飘落在你的眉毛上，嘴唇上，凉丝丝的，使你觉得那么爽快，觉得那轻盈飞舞的雪花是那般可爱，象淘气的白蝴蝶。我们—路走着，说笑着，还要伸出手去逮那飘飞的雪花。
这时大概是下午三四点钟，雪一阵比一阵大，已有二三寸厚。在那泥土石子路上走起已经很不方便。我们三个望着远处的山梁上，河槽里全是一片白，再加上密密麻麻洒落的雪片，早已分不出那是山那是河了，眼前只剩下一个白茫茫的世界。龚占美踏着厚厚的雪，笑着说，这要是白面那可好了，咱们天天吃白面大馍头也吃不了了。杨有福说，要是下雪就变成白面，人们就不用种地了。我心里想，要真那样，咱们啥也不用干了，那将是怎样的幸福生活呀！再不用吃食堂的二代窝头了，天天吃馍头花卷。三个中学生边走边遐想，说着笑着，东拉西扯，学校的事，村里的事，扯得无边无沿。
不知不觉走出了十来里路，快到四王柱村了。四王柱是我们最熟悉的地方，这里是公社所在地，有全公社最大的完全小学。我们在这里念了五年级和六年级，又从这里考上了土牧尔台中学。四王柱中心小学是周围几个公社最好的小学，每年能考十几个中学生。这里也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地方。
然而这时的雪更大了，雪片铺天盖地般抛落下来。路上一个行人也没有，野地里却多的是麻雀、画眉、百灵，叽喳呼叫着飞来飞去。最强大的阵容是沙鸡，上百只一群接着一群“哗哗”地疾速地飞过，它们一下雪便到处寻找觅食之地。野地里时而有野兔被惊起，迅急跳跃着向山坡上驰去。
这时我们已经累了，三个人已不再说笑遐思了，默默地只顾着埋头走路。背上的行李越来越沉，而且满身大汗，头上的狗皮帽子也满是汗水，头上的汗流到脸上，流到眼晴里嘴里，时不时地用袖头擦一下脸。路过四王柱村时在一家矮墙上，我们不约而同地把行李倚在墙上，歇息一下。杨有福显得更加疲倦，说，歇一会儿哇，走不了了。我说，大概还有七八里路，得快点走，看误了火车的。这时的雪也有半尺厚了，我们三人互相看着都笑了。龚占美说，咱们三个成了三个雪人了，就剩下个脸了。果然我们每人的行李上，帽子上身上全是雪，那鞋子也变成雪墩子了，跟本没有鞋的样子了。
歇了一会儿，身上的汗落了点，觉得轻松了许多。雪还在下着，天色也渐渐暗下来。龚占美先背起行李，说，走哇，还有七八里路哩。我们俩个也挺起腰背好行李，三个半大小子，踏着半尺深的积雪朝火车站去。像三个滚滚的雪球在雪地里翻滚着。这时早已没有了先前的兴致，一步一滑地艰难行进，我不时回头看看他俩。其实当时我的身体最强壮，走在前面，龚占美最瘦，但是并不落后，只有杨有福却显得有些吃力。
当我们跌跌撞撞地走到离车站大约还有二里路时，杨有福落在后面了。我回头看看，跟龚占美说，咱们要不就等等他哇。龚占美回头望望，说，别等他。咱们要等他，他就走得更慢，咱俩前头走，他得忙着追。这样就更快些。唉，聪明人就是聪明。我至今记得龚占美这个伟大的分析判断。于是我俩继续前行，杨有福在后跌跌绊绊地追赶。大概他觉得无望，也使出浑身力量，竭力奋进。接近车站时，已听到南来火车的汽笛声。这时杨有福已离我们不远，三人一齐拼力前进，三人手脚并用爬上高高的站台时，火车已经停在车站上，喷吐着粗气，显得何等豪壮。我回头看了一眼杨有福，只见他满脸通红，也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抹了一把又一把。我们已经来不及买票，那戴着大顶帽的女列车员一边叫着，快点、快点，一边伸手把我们扶上火车，还没等我们站稳，列车便长嘶一声，载着我们冲开雪雾向北去了。
那是我们最后一个学期读书了，那年六月份文革便开始了，我们在学校读书的生活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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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张书亮，网名山里闲人，察右后旗退休语文教师，自幼喜欢书法、摄影、写作。退休后整天埋头于自己的爱好之中，笔耕不辍，所写文章和书法受到许多读者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