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牧尔台中学的辉煌历史
【编者按】前几天本平台刊发了张书亮老师对昔日土牧尔台中学辉煌历史回忆的叙事散文，引发了曾经在此学校读过书的许多老师和学生的感慨，大呼过瘾，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今天再把两篇文章略作删改，合编在一起以飨读者，谢谢你们的热情。
其实我一生的读书过程，最高学历是初中一年级，这一年就是在土牧尔台中学度过的，尽管我在那里读书的时间很短，但恰逢那个时候正是它的全盛时期，今天我不妨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来，和大家一同回忆我们曾经的青春年少……
一九六五年秋天，我考上了察右后旗第一所国立中学一一土牧尔台中学。土牧尔台是啥地方？那时的我心里非常迷茫，我想象不出这地方是个什么样子，也是个城市吗？龚占美的父亲说，就是九台，那地方可灰了，一年四季的大黄风。我有些失望。后来听我爹说，那地方是个大集镇，属于清朝康熙年间的设置的第九军台（就是军事驿站），当地人都称九台。据说当时从北京到外蒙有二十多个台，九台是其中之一。解放后察右后旗旗政府就建在那里，1953年修建的集宁到二连的铁路又穿过土牧尔台，且算作一个大一点的车站。原来这土牧尔台也有点历史了，听着父亲的讲述，我像一个旧时蒙着头纱坐在轿子里的新妇揣测夫家一样，想象着我心中的学府所在的大集镇的红火样子。它像集宁市一样大吗？我想肯定比不上，但它是后旗的大地方，大概总比四王柱中心小学好吧。
九月一日开学那一天，我和几个同学坐上火车奔向土牧尔台镇。一路上我从车窗向外张望着。因为此前我从来没有到过家乡北边任何的地方，连最近的白音察干都没去过。火车晃荡着，一路也过了几个大小车站，白音察干、乌兰哈达、阿贵图，这些地方看起来还好，有些集镇的味道，尽管都是蒙古名称。
火车经过土牧尔台的时候，列车员用好听的普通话说：土牧尔台车站到了，各位旅客请准备好您的行李物品，准备下车……我们居然也是旅客了？我一边满脑子想着这个问题，一边慌忙地去拿行李，朝车门口挤过去，一边又朝车窗外望去，远远地瞭见车站高高的水塔、那高大的俄式站房以及周围的木栅栏，车站北边高大的工人俱乐部，还有不少砖瓦的房子……我的心里有些欣喜，还真有点城镇的味道。乡村里的人，那时看到村里的房子，全是泥土石头的，见不到一块砖头。当看到砖瓦的房子时，便觉得是城镇了。我们随着下车的人群，东张西望地走出车站。因为是学校开学的日子，站前的小广场及马路上满是背行李的学生，闹哄哄的一片，阳光下扬起一层厚厚的尘埃，我如同一条浅沟里的泥鳅，与同类拥挤着游弋前行，忽然眼前出现了一幅写着“热烈欢迎新同学”的红色横幅，横幅下有不少土中的高年级学生热情地帮我们这些新同学搬运行李，只见他们把我们的行李放在几辆小平车上，一同拉走。这时我还意外地遇见了小学时隔班同学李月梅，她说这是学校派他们来接新同学的。这时我心里暖暖的，似乎一下子少了些陌生。
混沌中我随人流拥进一座歪斜在墙角的大门，他们说这就是我们的学校了。看着这大门我心里有些茫然。此后便随着同学们的引导去这里报名，那里领书，找宿舍，领饭票，认教室，糊里糊涂地在这偌大的校园里跑了几大圈儿，总算办完了一切，长吁一口气，就等着上课了。
第二天是个星期天，学校还在报名，我们早来一天的便无事。我在47班，夜里跟本班同学住了一宿，还是不熟。我又和本村的龚占美两人满校园里转，如刘姥姥进了荣国府的大观园，看看那青砖青瓦宽敞的教室，有走廊的办公室，能容纳千人开大会的大礼堂以及砖铺的甬道，宽阔的大操场、足球场、篮球场等等，把校园里那些边边角角都踩了个遍。唯独对那个开在校园西南角上的大门感到不满意，我们俩人站在大门口遗憾了半天。
土牧尔台中学始建于1956年，占地面积8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6千多平米，是一所全部由国家投资建立的公立学校，当时有蒙文授课班和汉语授课班，是全旗第一所初级中学。特别是蒙文班，周边各旗县的蒙生大都在这里就读。土中的第一任校长是阿嘎栋色，第二任校长是宝音陶克陶，留日学生，第三任是德力格尔，第四任是苏永庭，第五任是闫捷，以上五任校长当时都是副职主持工作。我到土中上学时闫捷仍为副校长，行校长之职，那时我们还经常看见闫校长带着手枪在校园行走。听说那时土中的校长与旗长是同级别干部，我们很少见到校长，偶尔见一次很是稀罕，不像现在的校长每天在大门口站岗。据说司明65年调来担任书记兼校长，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一时期的教导主任是雷英，学校开大会时见过几次，后来担任过旗教育局副局长。史秀老师教过我们政治，也担任当时学校的团委书记，我当老师时，史老师已经是教育局人事股长。
在土中读书期间，使我非常感叹的是土中的校舍建设，其一是当时国家刚解放没几年，一穷二白，为让内蒙的孩子能学上文化，居然能在这后山荒漠投资建设如此完备的一所中学；其二是校园整体设计得非常合理，甚至很有些艺术的味道。
这里我不妨再说说当时土中校园的建筑布局。整个校院为长方形，东西宽200多米，南北长近400米，院墙是五尺多高的土坂墙。1966年春天，学校在校园南墙正中新开了大门，并且建了传达室，于是歪在西南角的大门也成为历史的记忆了。新大门虽然比旧大门宽大漂亮也合理，可跑校生却觉得还是旧大门更方便些。
近五十年过去了，土中当时的一切对我而言似乎还记忆犹新。从大街上走进土中的大门，左边是新盖的传达室，一个叫邢俊山的中年男人日夜驻守在这里，他既是大门的看守者，也管着全校师生的书信往来及学校报纸文件的送达，他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敲钟，每逢上下课和其它时间节点，他便提着锤子悠悠地走上教师办公室后面西边那高高的钟台上，于是清脆响亮的钟声便传遍了校园，甚至整个镇子，其实那钟只是一截三尺长的钢轨，但声音极响亮，全校师生的行动全听他指挥。他和我们开玩笑说，全校他的官最大，校长也听他的。我让你们上课就上课，睡觉就睡觉。说完，笑笑，提着锤子去了。他敲钟敲得好，分秒不差，而且节律控制得好，他说敲钟是：“三上两下五预备，起床睡觉一嘟气”，你一听钟声便明白该干啥。他还有超强的记忆力，全校师生的名字大概都记得，那个学生来信，他都能直接送到你手上。学生们常和他说笑，不叫他老师，就叫老邢。唉多年了，不知老邢现在在哪儿呢？
土中整座校园坐北朝南， 进了大门是一条大道，左右又各分一条，象树枝分叉一样斜着通向两边的教室，中间一条直通办公室大门，三条道形成的夹角是绿化区，各种花草树木郁郁葱葱。
站在大门口，向北望去，是东西一列三栋青砖青瓦砖木结构的高大平房。中间一栋是教师办公室，东西各一栋是教室，各有五间大教室，每间教室开前后门，前后黑板，白色纸顶棚，前黑板下有水泥讲台，还有高高的半圆形讲桌，课桌是油漆的单人单桌，可容纳五十多名学生上课，这是我当时见过的最阔气的教室。
办公室这一栋开着三米多宽的大门，大门上面的屋顶凸起一个三角的造型，三角里镶一个红色大五角形，使人觉得很有气势。这一栋略比东西两栋高大些。走进去是一个宽大的门厅，东西两侧是走廊，约有十多间教师办公室。门厅直通后院，顺着砖砌的小甬道，走上十多步，便是一栋南北走向，东西两侧开窗，中间是直通南北的长长的走廊，走廊左右两边墙上开门，通往各办公室，有教师办公室，器材室，图书室，校医室（原来的校医室在旧大门口）等等。这栋竖办公室（我们这样称它）东西两侧各又是坐北朝南的四间大教室，与中间竖办公室合起来看，象大鹏张开的两翼，有腾飞之态。东边是四间教室，西边的四间分别是音乐室，乒乓球室、书报阅览室（阅览室占两大间）。上音乐课的时侯学生们直接去音乐室，晚上自由活动时间许多同学便拥向阅览室。顺着南北走向的竖办公室（我只能这么表述，因为其他所有屋均为座北朝南，只有这一栋是南北走向，东西开窗，中间走廊，而且比其他房屋更高大，是砖套边瓦顶建筑。）的走廊向北，出了走廊又是一条砖砌甬道，（甬道两边各有一块揭示板。）走十几步远，是三栋略矮的砖套边瓦顶正房，屋檐都有红色木围板，甬道直通中间一栋房子正中过道，过道左边是后勤办公室，右边是伙食部，我们每星期订饭、领粮票就在这里，其余为宿舍，东西两栋也都是学生宿舍。从中间过道穿过去，再往北便是学校最宏大的建筑一一大礼堂，平时也是我们的饭厅，开饭的时候住校生都拥进礼堂，每十二个人为一组，统一打饭，每组有一张一米宽两米长的黄油漆大饭桌。只有开学或放假举行典礼仪式，或举行全校文艺晚会时，全校师生都有序进入，那时礼堂蓝色木顶棚上的吊灯全部打开，舞台上也灯光全开，这时的礼堂显得格外辉煌。礼堂属砖套边瓦顶建筑，屋檐都有红色围板，据说是全旗最大的礼堂，可容纳八百多人，我为学校拥有这样高大威武的礼堂感到骄傲和自豪。自此从学校大门进来，中间一条路穿过三栋房子直通大礼堂南面中门。这条路是整个校园的中轴线，将两边对称的建筑像串珍珠似地穿起来，非常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大礼堂后边是食堂，食堂与大礼堂有一封闭的通道，可供学生领饭。礼堂东西两侧各有一个篮球场，木制的篮球架涂成蓝色。再往后便是宽阔的操场，木制足球门蹲守在东西两头，似乎在等待着驰骋疆场的体育健儿。操场南边有一朝北的露天主席台，每天早上做操的时候，由体育老师徐成领操，学生们跟着做操，徐老师高大骄健的身驱和优美舒展的领操动作，使同学们格外钦佩。操场西边有四五排砖套边平房，是教师宿舍和家属房。东边靠院墙是学校的猪舍、马圈、饲养室及饲料储藏室（学校是要种校田的）。学校的院墙全部是五尺高的土坂墙（土坂墙是那时一种简便快捷省钱的垒墙方式。建的时候在墙基两边横立长木板，中间填上湿泥土，夯实，然后层层叠起，省工省料，而且比较坚固），那时也是整整齐齐。同时校园内还合理种植了树木，我来土中读书时，早已绿树成荫。现在想来，当初建校时的规划师也颇具匠心，使整座校园既规模宏大，结构合理，又很有艺术造诣。后来我也见过不少学校，比得上土中建筑格局的不多。多年了，我时时忆起曾经给了我希望的母校，遗憾的是我在那里仅上了不到一年的课，到了1966年的6月份，文*革便开始了。从此我就离开了土中，再也没有在学校念过书。
终于要上课了，我们这些新生个个欢欣雀跃，早早来到教室。我们的教室是在前排西边一栋向东数的第一个教室，新油漆刷过的紫红色门窗，还散发着油漆的香味，教室前门的高处挂着一个白色木牌，上面用红漆写着“47班”，我抬头望望这块新鲜的木牌，心里想，到底是大学校，啥也不一样。我又朝西面望去，挨着我们的是48班，这个班里有同乡李月挴，49班有杨有福，50、51班还有李忠青、崔凤祥他们，我和小学同班龚占美、孙翠云都在47班。
我踏上门口的两级水泥台阶走进教室，啊，真宽敞！青砖铺地，新刷的墙壁，白得耀眼；抬头看看，还有纸糊的顶棚，一律白色，上面还吊着六个电灯泡。这是我第一次在有顶棚有电灯的教室里学习，当然我们住的宿舍也是有顶棚的，只不过没有教室高大。同学们大概与我一样，大都显出新奇的神色，东看看西瞧瞧，伸手摸摸紫红油漆的桌凳，这里是单人单桌，我们先各自找了个座位坐下。当然那些本镇跑校的男生却并不显得生疏，他们显示出城里人司空见惯的傲气，似乎在说，这有什么呢，我们原本就阔多了。
上课的钟声响了，那声音嘹亮极了，好像敲在我的心上，我实在有些心慌，赶忙坐端正了，眼望着教室门。伴着钟声走进来的是一位女老师，大概三十多岁，短发，大眼睛，挺漂亮；一双小皮鞋黑亮黑亮的，走路噔噔地响，显得很精干，可是个子却很矮，上讲台的时候都用了挺大力气。站定之后，那个半圆形的大讲桌把她大半个人遮住了。她略带笑意，那和善的大眼晴在教室里扫了一圈儿，然后说：“我叫张惠兰，教你们代数，也是你们的班主任。”同时她在黑板上写下“张惠兰”三个字。我见她写得时候努力伸长手臂，甚至踮起了脚跟，才探上半个黑板，离上边框还远着呢。而字却写得极潇洒，同学们说，她的字不像个女人写的。话说得干脆利落，她让我们打开书，说：“今天我们学有理数……”
第二节课进来的是一位高大的男老师，在讲台上站定之后，手里一次抓了两根粉笔，回身在黑板上写下“朱逢春”三个双道的大字，转过脸来笑笑，又用手指敲敲黑板说：“朱逢春，就是我，东北人，毕业于内蒙师院……”据说朱老师是土中建校的元老，也是三十几岁，黑红脸膛，极和善，讲课特有风趣。记得讲到对联时，他讲了一位老先生和学生对对子的故事。说一位老先生教了几名学生，一日见一只猫蹲在墙上，先生即出上联：“风吹毛动猫不动”，让学生对出下联，学生一时对不出。一日师生出游，走到一河边，见一狐狸饮水，一学生即兴对出下联曰：“浪打胡湿狐不湿。”先生手捋长髯，曰：“对得好！”朱老师的故事对我触动很大，特别是我成年之后，才真地明白这个故事的含义，它告诉人们，无论对对子，写诗作文，定要有感而发，才能写出好诗文，绝不是为了写而写，那必然空洞无物，如隔壁二大娘哭丧一样，徒见形式，而少真情。
我们那时的外语学得是俄语，教俄语的是一位高个子的女老师，叫李月英，朴实素静，教课简洁明白，开始的时候教我们一两句问候语，比如，同学们好，老师好等等，然后便是一个一个学字母。下课后，同学们不停地说老师教的那一两句短语。后来学了一些单词了，还给小个子的郭治忻起了外号“念——巴里硕衣”，意思是不大点儿。他这个外号同学们一直叫，当然现在他长高了，不知他忘了没。我那时很有信心学好俄语，觉得如果学会一门外国话，将来一定会有出息，至少可以在人前卖弄一下。可惜只学了一年，便停课了。其实李月英老师只教了我们半年，有一天李老师上课的时候，后门口坐了一位年轻而时髦的女子。此后便是她给我们教俄语，她叫杨桂芳，东北人。后来听说她的姐姐在后旗邮电局，她便来后旗代课了。那时她大概刚二十来岁，可能跟我们年纪相近吧，时常到我们宿舍来，跟我们玩儿，开玩笑，与同学们处得很和谐。平时爱唱爱跳，又要学乐器，又要学乒乓球，可好，教历史的黄老师是这方面的高手。黄老师，北京人，大学毕业来到土中教历史，大个子，长得又英俊，举止文雅，而且拉得一手好二胡。那时我时常见他晚上在一个教室里指挥着二三十名学生拉二胡吹笛子，我非常羡慕，因此时常去窗外听。他又打得乒乓球，听同学们说，当时在后旗他是数一数二的，那年的全旗乒乓球比赛就在土中，我也在窗外看过。杨老师就跟黄老师学音乐学乒乓球。那时杨老师这样妙龄女子在土中可谓稀有，当时有几位男老师也曾加入竞争行列，但还是黄老师技高一筹，后来他们比翼双飞了。文*革时期杨老师还做了我们班主任，前年我们47班聚会，还请了杨老师，虽然年过七十，依然能歌善舞，风采依旧。
就在开学第一天的下午，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全体学生带上凳子，走进大礼堂。好像并没有人刻意去指挥，同学便按班次很有秩序地坐好。礼堂宽大的舞台上有一块紫色丝绒的大幕布，上面挂着“土牧尔台中学新学期开学典礼”十几个金黄的手写大字，显得格外醒目，舞台中央摆了一张蒙着红布的大讲桌，墙壁上有几幅书法条幅，书写的内容我不记得，只是觉得那字写得好看，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整个礼堂显得庄严肃穆。我只顾向四周傻看，听得一阵啪啦啦的掌声，朝台上一望，有一位中年教师在讲话，一会儿又换一位。他们讲什么，现在却一点也记不得了。有一位小个子很英俊的老师是湖南人，叫张玉坤，也在台上讲话，说南方话，一点也听不懂，据说是团委副书记。后来还给我们上过一节代数，讲课听不懂，黑板上用粉笔磨了几个，很难看。下课后，好像郭来玉说，他那字太丑了，连我写得也不如。
台上又一位长者在讲话，他每讲两个字就停一下，而且嗓子里要发出一声“呃”的音，但同学们还是认真得听，没有一个人发笑或捣乱。原来他是我们学校的教导主任，叫雷英。后来我教书的时候还见过他，他已经是旗教育局的副局长。
有一天下午上美术课（小学时叫图画），进来的老师抱着一摞木像框，抬眼看一下学生，也不说话，先把那些框子整理好，书和粉笔放一边。然后慢慢地说：“今天咱们上美术课，大家先看看这些画。”于是他把原来画面朝下的画框慢慢地翻起，大概几秒钟之后，画面才展示出来，真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味，老师就问，这是哪里？许多同学说，火车站。我仔细一看，是雨后土牧尔台火车站，路上的小水洼也画出来了，大概是水彩画吧。接着便一幅一幅地翻着看，同学们都惊叹那画面的精美。老师问，谁画的？有人说大画家，有人说老师。老师便说，是我画的，大画家人家不来这儿。我叫王有义，给你们教美术……
多年以后我才听说，他是后旗有名的美术老师，文*革时土牧尔台街上画过一幅很大的伟人像，到处都有他写的美术字，我那时不懂事，只觉得他很了不起。后来他调到旗文化馆当过馆长，据说现在呼市。我很敬佩王老师，但后来再也没见过。
有一阶段班主任张惠兰老师请假四十多天，我们问朱老师：张老师去哪了？朱老师笑着说：生产啦。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生产啦”，有几个女同学笑了。来讲代数的是49班班主任李光老师，他那时在土中可是很有名，为什么？一是讲课好，一是厉害，走路都歪着头，学生们都怕他，见他过来就躲开了，可从来没见过他骂人打人。他来给我们上代数课，我只觉得黑板上的字写得好，我还见过他在揭示板上写通知，字很漂亮，讲课抑扬顿挫，可没有一点儿笑眉眼儿。至于课讲得好在什么地方，我却糊里糊涂。可后来听说在文*革中被批斗，受了许多罪。1984年我被白中招聘来教书，正是李光老师当校长，共事多年，他对我这个不知好赖的学生多有教诲，自从李老师去呼市之后，我再也没见过他，在这里顺便祝老人家健康长寿！
还有几位我颇为熟悉且特别敬佩的老师，史秀老师给我们上过一段政治课，那和善的面孔，与他的内心一样善良，后来我与史老师接触很多。安骅老师也教过我们政治，讲话有条不紊，黑板字写得工整漂亮，安老师总是叫我张书德，于是我就给我二弟起名叫张书德了。安老师后来到政府工作，我也曾多次打搅。他才是绝对的正人君子。武光华老师虽然没有给我上过课，我来白中工作时，武老师也在语文组，我以老师和长辈敬之。记得我讲了一节公开课，讲得是《拿来主义》，一上课，我便在黑板上写下“拿来主义”四个大字，而“义”还写了个繁体字。说实在的，当时有卖弄之意。评课时武老师特别指出：你的课讲得还好，那义字不该写繁体字，因为这里是学生课堂，要规范。我至今记得真切，老人是语重心长，给了我永远的教诲。
有一个星期日，我独自在街上转转，这里看看那里瞧瞧，路过街上的小饭馆，迎街的墙上有一小窗口，里面摆着一摞一摞的糖饼，看着黄葱葱的糖饼，饥饿的肚子马上叫起，嘴里立刻泛起口水，我一口口往下咽，眼晴禁不住直望那诱人的小窗。我知道那不是我吃的东西，两只脚还是向别处迈去。这时又不由得想起食堂吃饭。
那时我们一入学便转为市民户，国家供应34斤粮，虽然也不少了，但还是饿得厉害。食堂里大部分时间吃玉米和点白面的二代窝，这二代窝其实就是一个扁平的坨子。隔些日子可以吃一顿馍头或莜面饸饹，那饸饹有筷子粗，蒸出来早粘成一坨了，再加上一碗山药菜汤，哪里能填饱我们的肚子。有时吃小米粥和块垒饭，这种饭在组里分，男生为了多吃，就故意说那恶心话，什么下雨的茅坑了，谁的绿鼻涕了，女生一听，气得不吃饭跑了，男生们高兴地能多吃几口。我这样想着，走着，又闻见饭馆的香味，不知怎么又转游到小饭馆的窗口。一个糖饼1角4分钱，一两粮票，实在又馋又饿，一横心，坚决地走到窗口，看看四周没人，买下一个，服务员用一块黄纸包了递给我，我双手捧着，在街边走边品尝，巴掌大的糖饼，我不舍得大口吃，每次只咬一点儿，以期能多吃一会儿，得到更多美味的享受。
星期日也要上晚自习，有同学进来的时候说，张老师叫你。我有些吃惊，干什么呢？我没犯错呀。慢慢地走向办公室，我进了办公室，张老师脸色凝重，大声问：“你今天干啥了？”我说：“啥也没干。”“上街没？”“上了。”“上街去哪了？”“就在街上转转。”“吃了几个糖饼？”呀，我明白了，吃糖饼的事让人看见了。我低下头，任由老师批评，末了，老师把我衣袋里仅有的一块一角钱收走了，说，今后不许乱花钱，本子墨水用完了，拿旧的来我这取钱，鞋乱了我得看孔大小再给你钉鞋钱。我一一应下，退出了办公室。心想，那个家伙看见我吃饼了，心里有些愤愤的，其实张老师的苦心我又何尝不知。记得我们宿舍一位同学病了两三天没好好吃饭，张老师知道了，做了一大海碗葱花面，亲自送到宿舍，那位学生感动得泪花花的，那面多香呀！我心里暗想，多会儿咱也这样病一回。
张老师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她考学校时，还是卖了姐姐一件棉袄才去报名考上的，这是她有一次在我们宿舍讲起的。文*革中她也受到折磨，头发被撕掉不少，经受了不少磨难。毕业之后我再也没见上她。前年我们聚会，想请张老师，可听来玉说，张老师老了，现在连人也认不得了。
唉，人的一生难以料想啊。
第一学期快结束时，是新年，学校举办了新年晚会。大礼堂又热闹起来，各班学生和老师都出了节目。我们班王斌毅和樊作林还演了一个小话剧《一百分不算满分》，王演爸爸，樊演儿子。那家伙们挺有才华，后来樊作林在后旗歌剧团演了几年戏。我记得有一个老师的合唱，是陶桂森老师作指挥，那动作优雅极了。
别看土中地处荒漠，那时学校的老师来自天南海北，而且多是大学专科以上学历。杨启老师没教过我们，但我们时常见他在校园里走过，据说他会自己安装收音机，还是有名的竞走运动员。他的爱人赵竞珍老师是天津人，是游泳运动员，听说还受到周总理的接见。至于语文老师贺福来，政治老师李安福，后来听说他的书法又何其了得，俄语老师王生义……我还记得教我们生物的韩文和老师，看起来那么绵善，可拉得好二胡，他女儿韩彩霞与我们同班。还有那音乐老师赵安慧是北京人，说话那么好听。有一次学校号队招队员，我听说了，也混着去考，轮到我了，赵老师慢悠悠地说，你嘴唇儿厚。给50班教数学的有一个姜繁奇老师，戴高度近视镜，拄一拐仗，走路摇摇摆摆，那时便有五十多岁，听说讲课还是很明白的。我亲眼见他戴大纸帽，挂一大牌子被游街，说他是个大特*务，我那时觉得他大概是吧。后来怎么了，我一点也不知道。
我虽然没多读书，可在土中却见识了不少好老师，他们一个个有学识有才华，风度翩翩，我羡慕他们，他们的一言一行至今激励我前行！
在班里一年，我和同学们早已混熟了，当然是男生啦。我们那时男女生基本不说话，别的接触就更没有了。我记得女生里马桂英个子高，有时表现挺厉害的，我们有几个男生还合计要打她一次，但终于没有，咦，真是些楞家 伙。
班里当然还有很多人和事，但限于篇幅这里就从简了。文中重点写了我知道的老师，也只是些简单的影响，或有谬误，敬请各位老师能谅解。也因为写作能力差，文字粗疏，材料组织不好，多有啰嗦，污人耳目，诸位读者权当消闲解闷吧。
看看这是哪里的照片？外貌酷似过去的土牧尔台中学
作者近照
【作者】张书亮，网名山里闲人，男，内蒙古察右后旗人，大半生从事高中语文教学和班主任工作，现已退休。张老师一贯多才多艺，尤其钟爱书法、文学、摄影等，但退休前因为工作太忙之故无法施展，退休后一边帮老伴料理家务，一边助儿子照看小孙子，一边重拾旧日爱好，夜以继日地舞文弄墨，生活充实得就像秋日的硕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