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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辞书释“桌”为“几案”，说是“俗呼几案曰桌”。其实“桌”和“几案”是有区别的，无论大小形状还是高低。之所以如此释义，恐怕只在两者形制比较相似，而又找不到其他更确切的语词来释义的缘故。这是辞书释义中以非描述性语言释词的一个局限。 从形制相似角度说，“几案”确实可以说就是“桌”。或者说“几案”就是短足的“桌”，“桌”是高足的“几案”。然“几案”在古代原是“几”与“案”的合称，两者“浑言义同”而“析言有别”，“桌”究竟与哪一种更形似呢？“几”还是“案”？ “几”在古代是一种长方形小家具，其大小高低据承培元《引经证例》所说为“几长五尺，高尺有二寸，博二尺”。以古一尺合今不到八寸计，则几长不足四尺，高不满九寸，宽约尺半。 《说文》释“几”为“踞几也。象形”，是说“几”是象形字，象蹲踞之状。《段注》释其形为“象其高而上平可倚，下有足”，但却认为“踞几”之“踞”当作“凥”。他说：“'凥’各本作'踞’，今正。凥几者，谓人所凥之几也。凥，处也。处，止也。古之'凥’今悉改为'居’，乃改云'居几’，既又改为蹲'踞’俗字。古人坐而凭几，蹲则未有倚几者也。”段氏以为《说文》各本之“踞”皆应作“凥”，“凥”有“处”义“止”义（《说文》释“凥”为“从尸得几而止”，谓人可靠着几安坐），后被改作“居”，不久又改为俗字“踞”，于是“凥几”就成了“踞几”。段氏认为人坐时可以凭几，蹲着是没有可能倚几的。看来段氏是以“踞几”为人蹲踞时倚几之意，所以改“踞”为“凥”。其说似非。王筠《释例》释“踞几”为“似谓几之体卑，如人之蹲踞者然”。当以王说为是。 明梅膺祚《字汇》说“几”为“古人凭坐者”，这是“几”最初的功用：可以靠着坐。“几”之“靠”古代有两种：以手微靠叫“凭”，如《尚书·顾命》载周成王病重时“凭玉几，乃同”，说成王坐起时手微靠着玉几召见诸侯。以身子靠在几上称之为“隐”，如《庄子·徐无鬼》“南伯子綦隐几而坐”；《世说新语·贤媛》“韩康伯母隐古几毁坏”，韩母身子靠着古几，古几被压坏了。 汉以后“几”开始被用来放置物品，即《释名》所说“几，庪也，所以庪物也”。庪音guǐ，同“庋”，就是放置的意思，如《汉书·刑法志》“文书盈于几阁”之“几”。《晋书·王羲之传》说羲之见其学生家“棐（木名）几滑净”，于是技痒在“几面”上写字，“真草相半”。能够在几面上写字，可见其高、宽、长都已非踞几可比，其实已是“案”了。 “案”在汉时有两个基本意思。 其一指食案。如孟光“举案齐眉”之“案”。食案与今托盘大致相仿，只是盘下有脚。“无足曰盘，有足曰案”（《急就篇》颜师古注）。食案多为长方形，大致长60厘米，宽40厘米，高6厘米（足高2厘米）。“食案”与“几”无关。 其二指书案。如《东观汉记·刘玄载记》说更始帝韩夫人“尤嗜酒”，每当与更始饮酒时有人前来奏事就会发怒，“起抵破书案”。又《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之“权拔刀斫前奏案”，此“奏案”也是书案。书案之形如“几”而大，以方便阅读书写或其他劳作。因置于胸前，又称“前几”。在椅子产生之前比较低矮，有了椅子之后，案就常被用来指称高桌，如蒲松龄《促织》“成妻纳钱案上”，指的就是供佛的长桌。所以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案”的形制与功用才是与“桌”最接近的。 但“案”之初义却非食案或书案，而是坐床，如《周礼·天官·掌次》“王大旅上帝则张毡案，设皇邸”之“案”。 “掌次”是西周掌管王出行之官，负责安排王休息的一切事务。“旅”郑玄注谓“国有故而祭”，原是祭山神的，此祭上帝，因称“大旅”。王出祭上帝，掌次安排“毡案”和“皇邸”以供憩息。“毡案”之“案”贾公彦疏曰“谓床也”，《说文》释“床”为“安身之几坐”，则此“案”就是“坐床”，坐床之后“设皇邸”，就是安置一个后背可以靠的靠板。《说文》释“案”为“几属”，应为汉时之常称，但非初义。初义就是这“安身之几坐”之“床”，即“坐床”。恐怕这就是“案”之取音于“安”的缘故，“安”之于“案”是兼表义的。所以，安身之“坐床”，实为“案”之初义，也是“案”字以“安”构形之缘由。只是汉以后已无此类“坐床”用例，“案”多被用来表示“食案”和“书案”，初义因此淡出。 《说文》以“案”为“几属”，至《玉篇》释“几”为“案也”，说明到了南朝，“几”之形状功用已与“案”相仿，所以“几”常用以指“案”。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堆案盈几”之“几”就是“案”，“案”则别指案卷。《三国演义》九十五回“孔明就文几上拆开视之，拍案大惊”，这“文几”也即“拍案”之“案”。 “桌”产生之后，用“案”表示“桌”更是常见，只是“案”多用于书面，“桌”多用于口语，两者有文白之别。形制上也略有不同。“案”一般为条几状，“桌”则除长方形如办公桌、餐桌外，还有圆形和方形等。办公桌有时也称“案”，如“伏案”“案头”，圆桌和方桌则一般不称“案”。 本文刊于《咬文嚼字》2020年第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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