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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于物道（wudaoone） 那是我生命中最冷的一个冬日，大雪漫天，山上没有一只鸟飞过，山里小路没有一点人迹。 我骑马慢行，看到远处一个渔翁，披着蓑衣在江中垂钓。老翁一脸超脱，安静地钓他的鱼，孤高绝俗，与世无争。 我心有所感，不由脱口而出：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钓，是人生的姿态。放下鱼钩那一刻，你就钓上了寒江的白雪、山间的静谧。 人生开始进入了下半场，学会放下名利，放下愤懑，才能超脱释然，也才能继续前行。
我是柳宗元，曾是个富二代，生在一个名门望族。 少年时我拿着一手好牌，却在中年时给打输了。 我21岁考上进士，第一份工作就当国家图书馆管理员。28岁当上蓝田县的县尉，32岁就已是文化部兼教育部的高级公务员。 长安无人不知，王公贵族都想笼络我，甚至互相吹牛说“柳宗元是我的门生。” 我才不满足于当个门生，我要做大事，要名留青史。当时的大唐积病已久，我联同刘禹锡等一帮人大刀阔斧搞起了改革。 我们大胆改革弊端，比如废除“宫市”。唐朝的“宫市”，是太监为皇宫采购日用品，他们涌入街市，看到好东西就顺走，开心就给钱，不开心还索钱。废除后，百姓大呼痛快，相聚庆祝。 我沉浸名利的喜悦中，想着，以后我就能靠“永贞变法”，留名历史课本。 八个月后，改革失败了，我就被贬到了邵州当刺史。 一时间，敌人的污言秽语不绝于耳，我的名誉一落千丈。 那时，我33岁，从长安的繁华中隐退。秋末，北雁南飞，我亦南下。我骑着瘦马，携家带口赴任。这时，远方一匹快马向我跑来。 “且慢，有诏书。'那人念了很久，我都没听进去，只听到最重要的一句： “柳宗元，改贬永州，降为司马。” 永州比邵州更苦，司马比刺史更难，当时黄沙漫漫，不知是沙子还是泪水，我眼睛不太舒服。 去永州的路上，我在驿站喝茶，漫不经心地听着过往来人讲故事。其中有个小虫子的故事我印象深刻，我还为它写了传记《蝜蝂传》。 这只小虫子很好玩，见到任何东西都想要背到背上，直到重得爬不动，有时有人帮它拿掉一些，不久，它又开始不停地背东西。有次，它爬到高处，因为太重，跌落地上摔死了。 小虫子的死去，只因没学会放下。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小虫子即是我，我即是小虫子。我年少成名，一路上爬，逞强好胜，锋芒毕露。不断地将功名利禄背到身上，直到有一天没站稳，落得这般境遇。 人生不如意，皆因欲望太大。想解脱，唯有放下欲望，回到初心，才能继续前行。
我，来到了永州。极目所见，到处是蝮蛇、毒虫、马蜂。 身处恶劣之地，领着微薄工资，担着养家责任。午夜梦回，我常惶恐惊醒，睁眼所望，都是要依赖我的人。我做梦都想回长安，在长安不仅工资高，还能实现为国为民的理想。 直到有次我碰到个捕蛇人，我放下回长安的幻想，在永州深入平凡的世界里。 永州产有药用价值的毒蛇，每年都上贡，捕蛇人可免交当年的重税。 为这个事，我采访了个姓蒋的农民，他祖宗三代都捕蛇，爷爷死在蛇身上，老爸死在蛇身上，他好几次也差点死在蛇身上。 我同情他，说：“老蒋，这事太危险了，要不我去说说，让你恢复纳税，别做这卖命的事儿了。” 他一听，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重税下，交税的人360多天，天天玩命，不是被压榨而死，就是被迫背井离乡；我一年捕两次蛇，只要玩命两次。你让我不捕蛇，不干不干。' 我把采访记录整理成《捕蛇者说》，企图告诉遥远的长安，这里有一群人竭尽全力，才过上一个平凡的人生。 这些人是平凡人，只求一屋三餐，养活一家。而我整日却只想回长安，不事生产，对比之下，无比惭愧。 我在永州置办了些土地，自己开垦后就种点菜蔬和果树，收成时，除了自己填饱肚子，还可以去卖。 中年人的成熟，也许就是放下不切实际的幻想，回归平凡，用最朴实的方法养活自己，担起一个家庭的重担。
在得知我贬到永州时，我母亲比我还要看得开，她怕我去那里孤苦伶仃，执意要跟我来永州。 我内心愧疚，老人家已近暮年，还要跟着我流浪。她似乎看出我的忧虑，安慰我说： “真正聪明的人，是不会这些往事忧愁，儿子，我并没有因为你被贬谪辞退感到难过。” 初来永州，我们只能住在寺庙里。寺庙大堂野鸟乱飞，野草茂盛。白天，香客嘈杂，香火烟熏，晚上老鼠乱串。 有天晚上，一阵风吹来，香火的火苗黏上了布幔，房子陷入火海。我在墙上开了个大洞，抱着母亲赤脚冲出去。背后，是一根根带着烈火的梁柱，狠狠砸在地上，溅起火花。 住处环境差，水土不服，加之缺医少药。来永州不到半年，母亲就撇下我，去了。 少年丧父，中年丧母。我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孑然一身活在这人间。 我万念俱灰，悲伤与失意如烟雾般笼罩我，心态的崩溃使身体加速衰老。走路时膝盖打颤，读书时健忘，坐下时浑身疼痛，三十多岁的人身体已像五十多岁一样。 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失去的过程。上天带走了属于我的一切，不能再让它带走我。余生不易，我必须坦然面对，放下悲伤，继续前行。 于是，我常携着一壶酒，上高山入深林，一遇好山水，就倒尽壶中酒，一醉方休，醉在这山水中。 山水无意，人有情，我为它们写下《永州八记》，还替他们改名字，把河溪叫愚溪，山丘叫愚丘，泉水叫愚泉，还有愚池、愚岛、愚堂、愚亭...... 我想：“要不是因为我愚钝不合时宜，也不会有此遭遇，更不会与你们相遇，不如改个名字，大家一起愚。” 竹石清泉带走亲人离去的伤怀，爬山涉水强健我羸弱的身躯。我心灵逐渐重归宁静。 有人说：“中年人有一种无言的伤痛。目送生命的逝去，目送生命的远行，却只能目送，无法挽留。” 人一生终会面临目送的伤痛，只有放下伤痛，保持平静，才是一种更强大的自救，也才能走得更远。
自我被贬谪的那天起，昔日酒肉之友、官场之交，都因利益相关，翻脸不认人，甚至说我坏话，以得到我的敌人认可。 而在我遭受亲人离去，无依无靠，感到被世界抛弃时，刘禹锡一直没有抛弃我。 他常写诗勉励我，他说： “老柳，不要在寂寥的秋天伤悲了，晴空万里，鸟鹤凌云时，不如就趁着诗兴，写首诗吧。” 十年后，我们终于被赦，回来长安两个月，刘禹锡就写了首诗：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言外之意是朝上那些新人，都是我走了后才提拔的吧？我走了你们都发达了吧？
这次，我们又被派到更远的地方当官了。我被贬柳州，刘禹锡最惨，被贬猿狖所居，人迹罕至的播州（遵义）。 他母亲已八十几，难以承受遥远路途的颠簸，但如若不跟刘禹锡一起，就要与儿子生别离。我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流着泪上奏说： “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 我宁愿自己去更偏远的播州，只求能给个机会，让刘禹锡去好一点的柳州吧。也许是上奏起了效果，刘禹锡最终去了连州。 一个人落难时，是最能看出朋友的气节和真情。 分别那天，我对刘禹锡说：“老刘，二十年来，我们做什么都是一起。一起改革，一起被贬，一起回京，又一起被贬，如果将来能退休，晚年就当邻居，种种田，喝喝酒吧。” 只可惜，这个愿望没能实现，这一别就成了永别。
47岁那年，我在柳州生了场大病，自知大限已至，披衣点灯，写下绝笔信： “我不幸，卒以谪死，以遗草累故人。” 我希望刘禹锡能帮我把文稿都整理出版，把我的儿女抚养成人。 那是我对这个世界最后的期待。 记得有人说：“人没有朋友是最纯粹最可怜的孤独。” 其实中年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孤军奋战。人活到中年，朋友会越来越多，交心的会越来越少。放下无谓的社交，交二三知己足以。 我是个天生孤独患者， 我不像刘禹锡，乐观豪放，笑对人生苦难； 也不像苏东坡，一路被贬，一路洒脱豁达。 我只能一路放下，才能继续前行。 我知道，中年过后，就是不断在失去，也不断在得到。 失去的时间越来越多， 得到的年龄越来越大； 走过的路越来越长， 剩下的人生越来越短； 离青春越来越远， 离坟墓越来越近。 而放下，恰恰也是拥有的开始。 正如一句话所说的：“当你紧握双手时，里面什么都没有；当你打开双手时，世界就在你手中。” 人生下半场，学会放下，才有圆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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