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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王的天干名号相当于早期的谥号】商代帝王多以天干纪日符号为名号来命名，如上甲、帝乙，这种制度统称为日名制。 关于日名制的由来，有生日说、庙号说、祭名说、死日说、次序说等。根据学者的研究，最有可能是祭名。至于祭名是如何得到的，李学勤认为是他们的继任者选定的。因为不是按照生日或死日选定的，因此就需要面对一个根本问题：对于不同的商王，究竟应该选择十天干中的哪一个作为商王的祭名？选择的依据是什么？难道是像掷骰子一样随意或按天意选定吗？ 如果我们结合商代文献和古代文献对商代帝王历史的记载，可以看到商王的名号与商王的政绩存在某种关联。比如商王以“甲”为号的天子，有上甲、大甲、小甲、河甲、沃甲、阳甲，他们在位的时间多是商王朝王室衰微的时期。《史记·殷本纪》曰：“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河宣甲时，殷复衰”；“帝阳甲之时，殷衰”。甲，《说文》：“东方之孟，阳气萌动，从木戴孚甲之象。”是指草木尚在孕育期，尚未破壳而出之象，意味着事物尚在初起之时，力量衰微，暂时还难破困局。商王以“甲”为号借用了“甲”的本义，用来指国力尚在衰弱困顿之时。这里除了上甲初以天干立号，这里的“甲”代表开始、开初的意思外，其他以甲为号的恐怕暗含贬义。 而“乙”则不同。《说文》：“乙，像春草木冤曲而出。阴气尚强，其出乙乙也。”乙喻示的是草木萌生发芽，是草木生命的开始，具有兴起之象。乙用于政治则指国力初兴之时，虽然力量还很微弱，但毕竟是良好的开端。成汤联络诸侯，征伐夏桀，一举灭夏，开创了商王朝的政治基业，代表的是商王朝的初起，故而商后人以“大乙”为汤号。其他以“乙”为号的还有祖乙、小乙、武乙、帝乙。《史记·殷本纪》曰：“帝祖乙立，殷复兴”；“帝武乙立。殷复去毫”。祖乙复兴自不待言，武乙虽无道，但“徙河北”也是为另辟新的出路，还可以“乙”称之。小乙史记无记载，惟帝乙不可解。《史记·殷本纪》曰“帝乙立，殷益衰”，似乎不宜以“乙”为号，或许有其它的原因。 以“戊”为号者只有太戊一人。而“戊”，《说文》：“像六甲五龙相拘绞也”，是生物旺盛之象。商王太戊在位时，以伊陟为相，勤政修德，“殷复兴，诸侯归之，故称中宗”。《尚书·无逸》也曰：“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所以，“太戊”为号有赞誉商王振兴王室、繁荣帝业之义。太戊在位75年，国力强盛，商代无人能及，所以只有他能当得起这一名号。 庚，《说文》：“像秋时万物庚庚有实也”，是草木成熟之象。班固《汉书·律历志》：“敛更于庚。”《说文》：敛，收也。更，改也。段玉裁注曰：“故《小雅》毛传曰：庚，续也。用部庸下曰：庚，更事也。”段认为庚和更同义。盘庚改迁殷，兴商汤之政，百姓安宁，殷商复兴，诸侯来朝，延续商朝国祚二百多年，其功至伟，故以“庚”誉之。周灭商后，武王复立武庚于殷故地，延续商族祭祀，号武庚也有延续之义。 由此看来，商王名号中以“戊”“庚”为号者应该包含一定的褒嘉之义。与此相反，以“辛”“癸”为号者可能包含着贬义的色彩。辛，《说文》：“秋时万物成而熟，金刚味辛，辛痛即泣出。”所以，辛暗喻生物由盛转衰之象。商王帝辛奢侈享乐，荒淫暴虐，民心涣散，结果导致王朝灭亡，而他自己也因牧野失败自焚而死，未能善终。这也正好符合辛的本义。 班固《汉书·律历志》曰：“出甲于甲，奋轧于乙，明炳于丙，大盛于丁，丰茂于戊，理纪于己，敛更于庚，悉新于辛，怀任于壬，陈揆于癸。”班固的解释证明商王的名号已经具有一定的褒贬色彩，包含着其后代对其在位政绩的评价。如果商王名号确有褒贬之义，那么商王名号的命名已经具有自周代就形成的谥号的意义。或者说商王以天干名号就是早期的谥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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