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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做官不是为了俸禄，不是为了荣华富贵，故“上为国体而辞之”。范仲淹又申述另一层理由，“下为私心而辞之”。他所言之“私心”，是自知之明，最终还是为了公，不致误事而已。他自言是一个读书人，“儒者报国，以言为先”。  他危言危行，三次被贬斥。“前春延安之战，主将不利，大挫国威，朝廷有使愚使过之议，遂及于臣”。范仲淹对自己在文武朝臣中的地位处境一清二楚，他并非人们所期望的那种“不斩楼兰誓不还”、“不教胡马度阴山”的叱咤风云式的将帅，临危受命，朝廷有“使愚使过”之议，或可有所补救之益。倘若招致失败，那可别说不重用你范仲淹，那可是你自己身败名裂了。  范仲淹并没有战阵的经历和磨炼，也没有高超的武艺，自言“非将相之才”，因为“国家急难之际，边鄙乏人”，才临时调他守边应急。他个人期望“俟将帅得才”，“臣即引退丘园”。“况臣懦尪之质，宿患风眩，近加疾毒，复多鼻衄，肤发衰变，精力减竭，岂堪专为武帅？”实话实说，言辞恳切，一片公心，日月可鉴。最后，他表示心志，这次宁肯冒犯天威而死，也不“贪此厚禄，败名速祸，死于寇乱之手”。  在连上三表的同时，范仲淹又给宰相吕夷简写信，申明辞让观察使的理由，“自以无功，受国重赏，于己安乎”？在西北边防大局极不稳定的情势下，范仲淹的处境真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他忧心忡忡，自言“无出奇之策，惟知守御而已，日常自讼，以待来者”。 朝廷最终同意了范仲淹仍以龙图阁直学士之职任边事的请求，范仲淹谢表云：“上得其体，足以宁家邦；下兴其行，可以导风俗。臣亲逢盛美，得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与天下称庆哉！”这就是范仲淹异乎常人的所思所想，所言所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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