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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记者和阜阳市博物馆副馆长杨玉彬一同来到阜南县朱寨镇三河村润河北岸一块高大台地上，四周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和炊烟缥缈的村庄，3300多年前的台家寺遗址埋于厚土之下。沧海桑田，大地无言，没有人能抵挡时光侵蚀万物的力量。杨玉彬说，这里是淮河流域商代高等级贵族聚落，国家一级文物龙虎尊的出土地，是目前我市唯一一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014—2016年间的考古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大量铸造青铜器的遗物遗迹，青铜铸造技术与器形纹样与中原地区一脉相承，是商代都城以外淮河流域青铜铸造中心。 再访台家寺1957年6月，阜南县朱寨镇徐海孜村村民徐廷兰在小润河畔打鱼，撒到了包括龙虎尊在内的8件青铜器，拉开了小润河流域殷商文化研究的序幕。半个多世纪后的2014年，武汉大学考古系的15名师生在龙虎尊出土地不远处台家寺发掘到一座距今3300年左右的殷商大型宫殿遗址。六年来，台家寺遗址考古有哪些重大发现，这里是不是商代淮河流域重要的青铜铸造中心，当时的贵族过着怎样的生活？这些问题如今都有了答案。四月下旬，润河湾里麦苗青青，薄雾如纱。抬头望去，一处高出地面约四五米的大型台地静卧在芦苇从生的河道旁。这里是目前我市唯一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台家寺遗址，商代都城安阳以外的另一处青铜铸造中心。台家寺遗址位于阜南县朱寨镇三河村白庄自然村，流经该遗址的润河河道内曾出土过两批商代青铜器，其中，1957 年出土的青铜龙虎尊和饕餮纹尊是我国古代青铜器的瑰宝。龙虎尊高50厘米、口径45厘米、重约20公斤，铸工精致，整体形成三层花纹。肩部以圆雕和浮雕相结合，腹部以三道扉棱为界，圈足平雕饕餮纹饰，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2012年，台家寺遗址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10月7日，台家寺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8月，安徽省文物考古所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组成考古队，对台家寺遗址进行实地发掘。当年12月，记者跟随原阜阳市博物馆馆长韩自强第一次踏上润河边这块高地，深入方格状探方与考古队员面对面交流。其后三年多时间，台家寺遗址的神秘面纱被慢慢揭开，一处自早商时代晚期到晚商时代早期的高等级贵族聚落被发现。从三河村去台家寺，有一条通往润河码头的水泥路，这条路在台家寺东侧拐了一个弯，绕过台家寺遗址和南侧的润河故道。沿着一条细长的泥巴路登上高台，两侧的麦子正在扬花灌浆，一路上高大的杨树在微风中哗哗作响，像是不间断的雨声。记者随手捡起几块大小不一的陶片，请同行的市博物馆副馆长杨玉彬鉴别。轻轻抠掉表层泥土，杨玉彬发现这些残存的陶片属于商周时期，有陶鬲、陶豆的口沿、圈足等。“2017年发掘工作告一段落后，考古队按照田野考古的规范对探方进行了回填，这些陶片在台家寺遗址很常见。”杨玉彬说。  考古三大发现根据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安徽省文物考古所专家撰写的《安徽阜南县台家寺遗址发掘简报》，台家寺商代遗址是安徽乃至南方地区商周考古的重要发现，主要学术意义有以下几点。第一，通过发掘，了解到台家寺遗址的规模、布局和基本文化内涵。台家寺遗址最主要的遗存年代为商代，相当于洹北商城时期，是研究商文化分布及其在淮河流域存在状况的重要资料。台家寺台墩则是认识这类台墩型遗址规划与布局的重要资料。第二，台家寺台墩北部大型台基及其上的大型房址是典型的商文化建筑，建筑规模在商代南方地区仅次于三星堆和盘龙城遗址的大型建筑。这些高等级建筑说明了台家寺遗址的规模和地位，应是淮河流域已知的最高等级商代聚落。第三，台家寺遗址中铸铜遗迹和遗物俱存，发现了商代铸铜作坊和大量铜容器陶范。这是在郑州商城和殷墟遗址以外的商代遗址首次发现铜容器铸造活动，也是在这两处遗址以外发现陶范数量和铸造器类最多的铸铜遗存，填补了早商与晚商之间铸铜手工业遗存的空白。这对研究商代对金属资源的控制与分配、铸铜技术的控制与传播十分重要。  商代贵族聚落台家寺遗址由5个台墩组成，核心是台家寺台墩，台墩西南部因润河改道被冲毁，现存面积约1万平方米。该台墩地层堆积可分为两层，第一层为现代耕土层，褐色沙土，厚约0.15～0.3米，包含大量植物根茎。第二层为商代地层，灰色沙土，夹黄色土斑厚度约0.3米，出土有陶片、红烧土块、动物骨骼。在台家寺遗址3个年度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发掘了16座商代房屋、273个商代灰坑、7座商代墓葬，确定了以台家寺遗址为代表的淮河流域的商文化属于中原商文化系。考古人员发现，台家寺遗址商代大型建筑都分布在贵族居住区内，这些建筑规模较大，单体建筑建设范式为商式，排列密集，结构和功能十分丰富。目前，揭示出属于高级贵族的大型建筑主要为北部的一组和东部的一组。其中，北部的一组大型建筑建设在一处长方形台基上，包括了大型宫殿建筑、专用储藏室和青铜器铸造作坊；北部建有一座仓库建筑。“这是安徽省第一次发掘出商代大型建筑。其中，大型宫殿建筑房址长22.1、宽3.2米，建筑总面积70.72平方米。”杨玉彬说。考古队认为，台家寺遗址发现的这些建筑属于典型的商文化建筑，单体建筑规模上是整个南方地区仅次于三星堆（四川德阳广汉市）和盘龙城（湖北武汉黄陂区）的大型宫殿建筑，也是淮河流域已知的最高等级商代聚落。可以说，台家寺遗址台墩式建筑布局模式在3300年前的商代，成功引领了淮河流域和江淮地区的建筑潮流。  青铜铸造中心在历史学界，对于商朝的断代比较公认的说法是：约公元前1600年到约公元前1046年。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朝代，商王朝存在约500多年，自太乙（汤）至帝辛（纣）共十七世、三十一王。流经阜南县朱寨镇的润河属于淮河支流，这里不属于商代统治中心区域。台家寺遗址发现的淮河流域已知的最高等级商代聚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居住者非比寻常的社会地位。遗址的大型建筑东西长约6.9米、南北长约7米，是考古人员在台家寺遗址发现的青铜器铸造作坊，在东西长约4.7米、南北宽约1.4米的长方形范围内可见到红烧土面，第一层灰色土清理后，底部暴露出与铸铜活动有关的操作面，现存面积约2.5平方米，是一层以白色碳酸钙粉末覆盖的高温烧结面。经检测，其表面有大量肉眼不可见的青铜颗粒。这是在郑州商城和殷墟遗址以外的商代遗址首次发现铜容器铸造活动，也是这两处遗址外发现陶范数量和铸造器类最多的铸铜遗存，填补了早商与晚商之间铸铜手工业遗存的空白。“台家寺台墩南部的28个灰坑出土了1137块陶范。其中，近700块可以确定为铸造铜容器的陶范，可以辨识出的铜器器类涵盖了铜、觚、爵、斝、鬲、圆鼎、方鼎、尊、罄等这一时期主要的商代铜容器器类。”杨玉彬说，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龙虎尊的来历众说纷纭，台家寺遗址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纹饰精美的陶范，推翻了此前的种种推测。目前，这些陶范纳入统计的是可辨认型腔或分型面，且型腔或分型面保存面积大于2平方厘米的陶范。由于数量较多，整理工作仍在进行中。陶范均为粉砂质，质地疏松，范土一般为灰褐色或红色，型腔表面部分为青灰色，应为高温铜液流动所致。很多铜容器陶范从分型面可测量出完整厚度，多在3.5至5.5厘米之间。“从青铜器的铸造技术与器型、纹样等内容上看，以龙虎尊为代表的淮夷部族的青铜器与中原殷商部族的青铜器基本一致，可见其与中原文化同一系统的属性。”杨玉彬说，此前阜南出土的龙虎尊与郑州出土的饕餮纹尊以及安阳同时期的青铜尊在形制上差别不大，纹样上都有饕餮纹。商朝初期，曾发生过5次大规模迁都事件，主要原因有“水灾”说、“游牧、游农”说、“去奢行俭”说、“王位纷争”说，直至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之后，国都才稳定下来。“商朝经历了先商、早商、晚商三大阶段，台家寺遗址的年代自早商时代晚期延续到晚商时代早期，其中在洹北商城时期是最为发达的时间段，遗址所处位置也具备冶铜条件。”杨玉彬说，商朝都城位于北方地区，由于北方不产铜，铸造青铜器的原料全部来自长江以南的皖南铜矿（今铜陵、南陵）、湖北大冶铜绿山、江西瑞昌铜岭。当时条件下，水运是主要运输方式，长江、淮河、颍河、汝水、润河等是“南铜北运”的交通要道。铜在商代属于贵金属，占有一定数量的铜，是拥有权力、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商朝中央统治区四周是少数民族部落，在“南铜北运”过程中，不安全因素时常出现，很大程度上威胁着商王朝运铜船队的安全。“淮夷长期控制淮河流域，当时商代统治者通过武力征服了淮夷，打通了‘南铜北运’黄金水道。”杨玉彬说，从考古发掘来看，生活在台家寺遗址的贵族可能是商代王室的一支，可能是商王的父系或母系亲属，其地位略低于商王，又高于普通的“侯”。从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看，这一支贵族在台家寺驻守的时间大约有一两百年。  揭示商代生活淮河是我国地理南北分界线，阜阳地处淮河中游，四季分明、气候湿润、雨量适中、光照充足。殷商时期，这里沼泽湿地分布广阔，水草丰茂，为先民繁衍生息和野生动物的生长繁殖提供了良好条件。三年间，考古队发掘出完整的方形围沟、大型建筑、铸铜遗迹遗物、奠基坑、祭祀坑、贵族墓葬等重要遗迹，出土大量遗物，揭示了商代高等级贵族在淮河流域的生产、生活、埋葬的场景，填补了一系列商代考古空白，是近30年来安徽省考古工作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台家寺遗址出土了大量蚌类、螺蛳和鱼类。考古人员还在相当多单位的轻浮物中获得了商代炭化植物种子，证明当时的种植业以稻作农业为主、粟作农业为辅。在出土的主要哺乳动物骨骼中，猪的比重较高，其次是鹿，牛的比重极低，说明当时先民的食物来源比较丰富。“主要的勘探与发掘工作集中于台家寺台墩，共布5米×5 米的探方133个，发掘面积3325平方米，还有近三分之二的堆积层没有发掘。”杨玉彬说，随着台家寺遗址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考古发掘工作还将向纵深推进，今后这个地方将建设台家寺遗址博物馆，发生在3300年前的故事有望为更多人熟知。 本报记者 尚原野 通讯员 蔡少平 唐永坤／文本报记者 穆可亮／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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