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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凉州之地综述 凉州是两汉时期的十三个监察区之一，魏晋时的凉州涵盖今甘肃河西走廊和青海湟水流域。因于黄河西，故称河西。西晋亡后，河西之地相继建立五个政权。史称五凉的政权中，南凉据今青海东部地区，以乐都(今青海乐都)、西平(今青海西宁)等都城为中心的政权，其他四凉多以河西走廊为主要地域。 因此，对于五凉，可首先关注古代西北地区的概况，以及河西走廊的历史及其地理概貌作简略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河西政权的性质、特征。 河西走廊，又称甘肃走廊。地处黄河之西，整个地区狭长如走廊，故名。这条走廊东起乌鞘岭，西至甘肃、新疆交界的安西、敦煌一带。海拔四、五千米的祁连山脉居于南，也称其为南山。在走廊的北边有许多山脉，称为北山。从东到西的龙首山、合黎山以及马鬃山等山脉组成的，中间还夹着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个大沙漠。南北两山虽然是对峙的，但北山就明显地不如其南的祁连山了。北山山脉的整体而言，东南的龙首山和合黎山比较高拔，它逐渐地向西北倾斜，愈往西愈低，整个地形呈现出由东南向西北倾斜的一个被面。还因为北山正处于蒙古高原的南缘，北来风沙的长期侵蚀，使北山许多地方已变成了一些中断的小山，与地面的相对高度仅在500米左右．在有些地方则出现了缺口，强劲的风沙竟由此直入走廊，给当地人民生活带来了威胁。 河西走廊除了它狭而长这一特点之外，从地形分布看。因为这条走廊东面有乌鞘岭，南面有祁连山，所以走廊地带是东南高、西北低，总体上是由东南向西北倾斜。也正是这一地形，造成了走廊走廊的河流的流向也完全与我国其他河流的流向相反。河西走廊内部却都是一些由东南向西北的“倒淌河”，祁连山的冰水，就是顺着这些倒淌河滋润了整个走廊，使这块少雨的高原充满了生机，祁连山由此也获得了“高原水库”的美称。 河西走廊虽狭而且长，但以面积来计，却有十一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朝鲜半岛的一半或保加利亚人民共和目的面积。在这块土地上，现今设有武威、张掖、酒泉三个地区和嘉峪关、金昌两个市。在走廊地带，除了武威、张掖间有大黄山，酒泉、嘉峪关西北有黑山以外，基本上都是平原。但也正是这两山的分割，使走廊自然地形成了三块平原，这就是武威、永昌平原，张掖、酒泉平原和安西、敦煌平原。与三块平原是相对的，每一块平原中都有＝条以祁连山为源头的、由南向北的内陆河。即武威、永昌平原有石羊河，在张掖、酒泉平原有黑河，在安西、敦煌平原有疏勒河。这些内陆河象人体的血管一样，给河西走廊带来了营养和活力，使之成为一块可耕可牧的沃土。 河西走廊这块沃土不仅因为它水草丰茂、宜耕宜牧，是古代以来西北著名的农业区，同时还因为它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地区，为历代中原政权所重视。 河西走廊之祁连山以南，仍是一层层的高山，著名的如大坂山、大通山、宗务隆山．陶勒山等等，道路极其艰险。要翻越这些大山．其艰难是可口想见的。走廊北山之外，是布满着沙漠、戈壁的辽阔的蒙古高原。在古代人行马走的条件下，要经过这些干旱无水的区域是极端困难的。相比之下，经过河西走廊倒是最理想的道路，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人们把这个地区叫做走廊，突出了一个“走”字。 在古代，中原行人向西进入河西走廊的路线大致有这样三条，一是北线，即由长安经平凉、固原、海原而至今日甘肃景泰县，再由景泰县沿着腾格里沙漠的边缘而进至武威，然后循走廊西行到达敦煌。从地图上看，这是一条最短捷的道路，但也因要沿着格里沙漠边缘西行，路途是比较艰苦的。近年以来，考古学家在居延汉简中发现有媪围、循次等地名，据考证是在今景泰以西的古浪、武威之间。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测，汉代行军大多是走这条最短捷的道路。二是南线，即由长安过今陇县、渭源而至临洮，然后南转至西宁，由西宁循大通河至扁都口而进入走廊。据史书记裁，当年法显西行求法和隋杨帝西巡都是走的这条道路。 若比较南道与北道，南道比北道更长，但南道所经之地多是农业区，行人取得供应比较方便，这也就是南线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通道的原因所在。 在北线和南线之间还有一条线，通常称之为中线。中线和南线一样，同是由长安经过今陇县、渭源而至临洮，只是在到达临洮之后，不是南去西宁，而是北上兰州，然后由兰州西北行，沿庄浪河河谷，翻过乌鞘岭，至今日的古浪县，这就进入走廊了。 这条道路比起南北两道来也有它自己的优点。它比南道短，却又比北道容易得到供应。除乌鞘岭一段以外，路途都是平坦的。大概是因为这条道路兼有南北两道之长的缘故，故至隋唐以后行人多走此线。唐代著名高僧玄奘和大诗人岑参都是由此路进入河西走廊的。现在兰新铁路和兰新公路大体上也是循这条道路修筑的。 至于走廊西出的道路，一般来说也有三道，一叫北道，是由张掖、酒泉而至敦煌，出敦煌西的玉门关(今敦煌县西小方盘城)，北去至高昌(今吐鲁番)，再沿天山南麓经焉耆、龟兹(今新疆库车)、妨墨(今新疆阿克苏)到喀什，过帕米尔高原而入中亚，一条叫南道，是至敦煌后，出南边的阳关而至楼兰(今新疆若羌)，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经且末、于阗(今新疆和田)过葱岭而进入中亚。因此，敦煌境内的玉门关、阳关自古以来是中原王朝通西域的两个孔道。玉门关，就是因西域于阗出玉，向中原王朝进贡时必须经过此地而得名的。阳关则因它在玉门关之南，故称为阳关。不过这里要说明的是两汉的玉门关，原是在敦煌以西，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玉门关就向东移置了。隋唐的玉门关在今安西的双塔堡附近，不是在敦煌的西面。 向西出河西走廊的道路，除以上两条外，还有一条是经酒泉、安西，不过敦煌而是直向西北，穿过莫贺延碛而直至伊吾(今新疆哈密)，再由伊吾西行到高昌与原来的北道相合，人们称这条路为新北道。唐代玄奘就是由这条道路进入西域的。今天兰新铁路亦基本上是按这条线路修筑起来的。 对于河西，我们前面已认知了前凉与后凉。 前凉（318—376年），都城姑臧，是淝水之战前建立的割据西北的政权。其国为前秦苻坚所灭，残余势力最终被吕光攻灭。 张氏的前凉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能不被一些人所知，但历史意义却非常重大。晋朝大乱，北方的汉文化差点灭绝，但前凉却接纳了大批中原士人，成为当时“士族北上”的最大聚居地，可以说保留了汉文明的火种。在五胡十六国大乱世中，前凉出现了少有的文化繁荣。就凭这一点，历史也应该感谢张姓为中华文明做出的贡献。 前凉对之后南北朝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的政治、军事、宗教、建筑、艺术都有深远影响。 前凉政权自张轨至张天锡，凡九世，历七十六年。而立国五十八年。 后凉（386——403），都城姑臧，是吕光建立的政权，十七年，一个短命的政权。前凉灭后十年，淝水战后北方新乱之三年后建立起的政权。以地处凉州为国号。前秦建元十九年（383年）吕光据有姑臧（今武威）于大安元年（386年）称大将军、凉州牧。后凉大安四年（389年），吕光称三河王，后改称天王，建立大凉，史称后凉。后凉龙飞四年（399年）吕光卒，嫡长子吕绍继位，吕纂自立。401年吕光弟吕宝之子吕隆自立，国势日益衰弱。403年，吕隆因后秦、南凉、北凉交相攻逼，被迫降于后秦，后凉告终。 后凉存在不过十七年，期间一直是严刑峻法，诸子争立，内讧不止，其国运短祚也不为奇。但通过吕光征西域的胜利，进一步影响西域，而且迎来鸠摩罗什 ，特别是在姚兴获得后来使得鸠摩罗什后，佛教在后秦大兴，使佛教得以发展。 二、南凉 （一）、南凉立国 后凉吕光的统治是十分残暴的，河西各族的反抗从未间断。龙飞二年(397年)，秃发氏首领秃发乌孤首先发难，在湟水流域建立起了南凉政权。 南凉政权是河西五凉中存在时间最短、控制地段最小的政权。比较起来，政治、经济和文化建树也不如其它几个凉州政权。但南凉立国于湟水流域，在我国西北地区的历史上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秃发乌孤的早期战略 南凉为秃发乌孤所建。 “秃发乌孤，河西鲜卑人也。其先与北魏同宗。八世祖为秃发匹孤。据《新唐书》记载匹孤是北魏先祖拓跋诘汾的长子，而拓跋诘汾死于220年，弟弟拓跋力微生于174年，可推秃发匹孤出生时间当在174年之前较早时间。但诘汾以另一子拓跋力微为继承人，其于甘露三年(258年)在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北)建立起一个由拓跋、鲜卑、匈奴、丁零、柔然等数十个部族组成的强大部落联盟，而后世拓拔珪于385年建立北魏。 拓跋力微之兄秃发匹孤则率其部落自塞北沿黄河与贺兰山西进，最后到了甘肃河西地区，成为河西鲜卑的一部分，史称秃发鲜卑。其地东至麦田（今甘肃靖远县）、牵屯（今宁夏固原市内），西至湿罗，南至浇河（今青海贵德县），北接大漠。匹孤死后，子秃发寿阗继位，其后由孙秃发树机能继位，卒，由从弟秃发务丸立，死。由孙秃发推斤继位，去世。子思复鞬继承推斤之位。思复鞬去世后，其酋长之位传至南凉建立者秃发乌孤手中。 汉末以来，鲜卑族就是河西境内一支非常活跃的政治力量。在秃发乌孤之前，河西鲜卑部落联盟曾出现过两次强盛时期，一次在西晋司马炎泰始（265年12月-274年）初年秃发树机能举兵反晋，一度“尽有凉州之地”；另一次在秃发思复键时“部众转盛，遂据凉土”。到秃发乌孤时，因后凉建立，“诸部背叛”于是，雄勇有大志”的秃发乌孤决心重振部族，再显昔日辉煌。 及嗣位，即“务农桑，修邻好”，另一方面，审时度势，“坐以观变”，利用各族反抗吕光的形势，积极策划争夺凉州。 吕光于后凉麟嘉元年（389年），自称三河王，但由于实行氐族本位政治，对其他民族进行排斥和压抑，故激起其他民族和部族的反抗。其中就有“雄勇，有大志”的乌孤，他看准这个时机，开始了反抗后凉以谋谅州。与大将纷陁计议此事，纷陁为他策划说；“公必欲得凉州，宜先务农讲武，礼俊贤，修政刑，然后可也。”要乌孤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军事素质，广集治国用兵的人才，推进和增强中央集权政治等几个方向入手，积蓄力量，持机而动。纷陁的建策被乌孤采纳，成为南凉的建国大纲。 后凉麟嘉六年(394年)春，吕光为缓冲来自秃发部方面的压力，遣使到湟中，策封乌孤为冠军大将军、河西鲜卑大都统, 广武县侯。乌孤问部下：“可受否?”众咸曰：“吾士马众多，何为属人！”唯大将石真若留说：“今本根未固，理宜随时。(吕)光德刑修明，境内无虞。若致死于我者，大小不敌，后虽悔之，无所及也。不如受而尊养之，又待其衅耳！”此意见与纷陁建策大体相同。乌孤采纳了这一意见，瑕受吕光之委，但同时又加紧发展自己的势力。于是，秃发乌孤率众南下，进入湟水流域。 后凉麟嘉七年(395年)七月，乌孤首先兼并邻近鲜卑部落，并选取廉川(今青海民和县西北)作为政治军事据点，“讨乙弗、折掘二部，大破之，遣其将石亦干筑廉川堡以都之”。与此同时，他广招英才，“广武赵振，少好奇略，闻乌孤在廉川，弃家从之。乌孤喜曰：'吾得赵生，大事济矣!’拜左司马”。吕光见其日益壮大，遣使拜他为“广武郡公”。 此后直到399年迁都乐都以前，廉川堡一直是秃发氏在湟水流域的政治中心。建都廉川后，乌孤根据苻浑等建议，振旅誓师，讨伐这些叛部，使其他鲜卑部落重新归服自己。还收编了活动于金城以南的“河西鲜卑”吐秣等十二部，获得了地域及军事力量方面的基础。 乌孤部落联盟重新倔起，并控制了东起洮水，西到西平，北达拱池岭的广大地盘。当乌孤经营湟中时，后凉主吕光己感觉到日益增大的政治威胁，为了诱使乌孤向南发展，吕光于后凉麟嘉八年（396年）六月，吕光遣使拜乌孤为征南大将军、益州牧、左贤王。乌孤决意摆脱吕光控制，并有称帝之心，“吾当为帝王之事耳。”谢绝封爵。“乃留其鼓吹、羽仪，谢而遣之。” 2、南凉的建立 南凉太初元年（397年）一月，乌孤在廉川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西平王，建元太初，表明南凉立国。 而此时，乌孤乘后凉与西秦大战于金城、两败惧伤之机，出兵袭取了西秦统治下的金城郡允吾以西之地。接着，又耀兵广武，攻克金城，在街亭(今永登县北)大败凉兵。 南凉太初元年(397年)四月，段业与沮渠蒙逊在张掖起兵反抗后凉，攻凉临松郡，拔之，屯据金山。 南凉太初二年（398年）八月，因后凉发生郭黁叛乱，乌孤欲乘此机会，谋湟中各郡。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当时，郭黁的谋土杨轨屯廉川，拥夷、夏众万余。杨轨的部将河西鲜卑人王乞基向杨轨建议说：“秃发氏才高而兵盛，且乞基之主也，不如归之。”杨轨从之，遣使向乌孤纳降。不料，羌酋梁饥也谋并杨部，对杨轨用兵，迫其率部逃奔西海(今青海湖)，后袭乙弗鲜卑而据其地。接着，梁饥又转攻西平。“西平人田玄明执太守郭倖而代之”，与梁饥对抗，并遣子为质于乌孤，求乌孤救援。乌孤欲救之，其部下“惮饥兵强，多以为疑”，惟左司马赵振和平西将军浑屯认为当救。赵振认为：“杨轨新败，吕氏方强，洪池以北，末可冀也。岭南五郡(广武、西平、乐都、浇河、湟河)庶几可取。大王若无开拓之志，振不敢言；若欲经营四方，此机不可失也。使羌得西平，华、夷震动，非我之利也。”乌孤的想法与赵振不谋而合。于是先攻西平，克之，饥败退浇河(今青海责德县西)，乌孤俘斩羌兵数万，逼使后凉湟河太守张稠、浇河太守王稚皆以郡降，岭南羌、胡数万落皆附于乌孤。十一月，“光将杨轨、王乞基率户数千来奔。”在占领后凉岭南五郡的乐都、西平、煌河、浇河四郡后。十二月，乌孤改称武威王。 南凉太初三年（399年）正月，乌孤徙治乐都(今青海乐都)，授官任能，正式建立了南凉政权。 在其政权中，汇集了各种头面人物，署弟利鹿孤为骠骑大将军、西平公，镇安夷(今西宁市东)；傉檀为车骑大将军、广武公，镇西平(今乐都)。以杨轨为宾客。金石生、时连珍，四夷之豪俊；阴训、郭倖，西州之德望；杨统、杨贞、卫殷、麴丞明、郭黄、郭奋、史暠、鹿嵩，文武之秀杰；梁昶、韩疋、张昶、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树、薛翘、赵振、王忠、赵晁、苏霸，秦雍之世门，皆内居显位，外宰郡县。官方授才，咸得其所。形成了以秃发氏为核心，以投附于他的河西士人和诸夷酋豪为骨干的统治集团，为进一步“廓清西夏”，“坐定姑臧”奠定了基础。 建制之后，乌孤与部下进一步分析河西形势，商讨政治决策。他从容问其部下说：“陇右、河西，本数郡之地，遭乱分裂至十馀国，吕氏、乞伏氏、段氏最强。今欲取之，三者何先？”杨统认为“乞伏氏本吾之部落，终当服从。段氏书生，无能为患，且结好于我，攻之不义。吕光衰耄，嗣子微弱，纂、弘虽有才而内相猜忌，”杨统还说：“若使浩亹、廉川乘虚迭出，彼必疲于奔命，不过二年，兵劳民困，则姑臧可图也。姑臧举，则二寇不待攻而服矣。”南凉立国初期的外交、政治、军事方略就这样确定了。 事实上，乌孤只建立起南凉政权，并未来得及实施“坐定姑臧”的政治宏图。因为太初三年(399年)八月，乌孤因酒醉坠马伤肋而死。 乌孤于397年正月叛后凉自立，建立南凉。而399年八月因酒后坠马伤肋而亡，在位三年，其里时间太地短了。 （二）、秃发利鹿孤的政治 秃发利鹿孤继位之时，正处于河西境内各割据势力纷争的形态，秃发利鹿孤为谋求自身发展，他审时度势，对外采取务实的外交政策，对内兴理政务。在他统治的三年(399—402年)中，南凉政权继续保持了乌孤以来的发展势头。 1、修结邻好 南凉实行兄终弟及制。利鹿孤是乌孤之弟，乌孤死后，他即武威王之位，改元建和，将都城再由乐都迁到西平(今青海西宁)，开始实行乌孤所确立的内政外交方略。 早在乌孤时，南凉就根据当时河西之形势，确立结盟北凉、修好西秦、联合打击后凉的外交方针。 利鹿孤即位之初（399年），首先是与北凉结盟。便派麴梁明出使张掖，受到北凉王段业的热情接待，时段业之北凉初立。他问麴梁明：“贵主先王创业启运，功高先世，宜为国之太祖，有子何为不立?”明答：“有子羌奴，先王之命也。”段业说：“昔成王弱龄．周召作宰；汉昭八岁，金、霍夹辅。虽嗣子冲幼，而二叔休明，左提右挈，不亦可乎?”明答：“宋宣能以国让，《春秋》美之；孙伯符委事仲谋，终开有吴之业。且兄终弟及，殷汤之制也，亦圣人之之格言，万代之通式，何必胤已为是，绍兄为非。”业曰：“美哉！使乎之义也。” 但利鹿孤的外交并不成功，因为他结好北凉的同时却得罪了西秦。早在乌孤太初年间，南凉己与西秦“修邻好”。南凉以宗室女嫁西秦主乞伏乾归，约定两国诚信相托，互为唇齿。但利鹿孤一即位，这种唇齿关系就出现了裂缝，原因是南凉不以义为重。 原来，在建和元年(400年)七月，后秦主姚兴派姚硕德率兵五万，自陇西入南安峡攻西秦，并击败西秦主力，迫使乞伏乾归步步向西败退，从金城渡黄河退保允吾(今甘肃皋兰县境)。此时，利鹿孤仍遵守盟约，遣广武公傉檀迎乾归，并迎至晋兴(治今青海省民和县西)，待以上宾之礼。 但此时，镇北将军俱延却对利鹿孤说：“乾归本吾之属国，妄自尊立，理穷归命，非有款诚。若奔东秦，必引师西侵，非我利也。宜徙于乙弗之间，防其越逸之路。”他要利鹿孤落井下石，利鹿孤虽不从其议，“吾方弘信义以收天下之心，乾归投诚而徙之，四海将谓我不可 以诚信托也。”但当得知“秦兵既退，南羌梁戈等密招乾归，乾归将应之。”的时候，却部署其弟吐雷屯军于扪天岭(今甘肃永登县东南)，以防乾归逃奔南羌。此事使乾归既惧又忿，他对儿子炽磐说：“利鹿孤义兼姻好，冀存唇齿之援。乃背亲背义，谋人父子，忌吾威名，势个全立。” 于是，送兄弟炽磐等于西平。八月，乾归南奔罕，遂降于秦。 利鹿孤在处理与西秦关系上的失策，给南凉后期政治带来严重后果。乞伏炽磐时，西秦连年蚕食南凉，构成南凉的肘腋之患，并最终使南凉陷入灭顶之灾。 2、兴理内政 在处理外交的同时，利鹿孤也兴理内政。一即位就下令：“二干石长吏清高有惠化者，皆封亭侯、关内侯。”这一时期，南凉由单纯以武兴邦开始向文武兼倍过渡。 南凉立国之初，其政治层面带着浓厚的游牧生活遗风。在兴邦治国的方略上，鲜卑贵族和汉族官僚之间分歧很大。鲜卑贵族主张不设园都，不置府库，兵农分离，胡汉分治，专征为务。如鍮勿仑说：“昔我先君肇自幽朔，被发左衽，无冠冕之仪；迁徒不常，无城邑之制，用能中分天下，威振殊境。今建大号，诚顺天心。然宁居乐土，非贻厥之规；仓府粟帛，生敌人之志。且首兵始号，事必无成，陈胜、项籍，前鉴不远。宜置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以供军国之用。我则习战法以诛未宾。若东西有变，长算以縻之；如其敌强于我，徙而以避其锋，不亦善乎！”依照鍮勿仑的意见，南凉政治始终要与部落制度结合在一起，并依靠掳掠汉族人口来维持经济存在。 开始时，利鹿孤接受了鍮勿仑的建议。他乘吕光死后后凉变乱屡起，对后凉发动了频繁的袭击，并一次次地迁役人口。 南凉建和元年（400年），吕纂在兄弟残杀中取胜，遂于三月发兵反击南凉，四月，双方激战于三雄(今甘肃永登大通河南岸)，利鹿孤以傉檀为统帅，以弱胜强，大败后凉，斩首两千级。六月，他在吕纂攻北凉之际乘虚出兵，“将万骑袭姑臧”，“耀兵于青阳门，虏八干余户而归”。 南凉建和二年（401年）三月，“利鹿孤伐凉，与凉王(吕)隆战，大破之，徒二干余户而归”。 南凉建和三年（402年），攻克显美，俘后凉昌松太守孟祎，“徙显美、丽靬二千余户而归”，又“至昌松而蒙逊已退，傉檀徒凉泽、段冢五百余家而归”。 为频繁的军事活动所局限，利鹿孤即位之初，兴理内政成效并不显著。因此，建和二年(401年)他下令臣僚检讨政治得失。谓其群下曰：“吾无经济之才，忝承业统，自负乘在位，三载于兹。虽凤夜惟寅，思弘道化，而刑政未能允中，风俗尚多凋弊；戎车屡驾，无辟境之功；务进贤彦，而下犹蓄滞。岂所任非才，将吾不明所致也?二三君子其极言无讳，吾将览焉。” 针对秃发贵族落后保守的治国思想，以祠部郎中史暠为代表的官僚建议利鹿孤实行文治，并提出从稳固民心、改革选举、兴教育等方面入于，破除旧俗，增强国力。史暠说：“古之王者，行师以全军为上，破国次之。拯溺救焚，东征西怨。今不以绥宁为先，惟以徙民为务，安土重迁，故有离叛，所以斩将克城，土不加广。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马，文章学艺为无用之条。非所以来远人，垂不朽 也。孔于曰： “不学礼，无以立。”宜建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训胄子。” 根据史暠的建议，利鹿孤开始兴办教育。他“以田玄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同时，注意珍惜人才。如杨桓，原是后凉右仆射，401年被俘；孟讳，原为吕隆昌松太守，402年被俘。二人同时受到利鹿孤礼遇，杨桓任为左司马，孟讳恩释归姑臧。时利鹿孤虽称制，但仍称臣于姚兴。杨桓兄杨经佐命姚苌，早死。姚兴闻杨桓有德望，征之入长安。利鹿孤饯桓于城东。临别之际，依依不舍，“为之流涕”。 利鹿孤志在争夺姑臧，也不放弃掠民，这使他难以克服部落军事习气，也难将文治持之以恒。这一点也影响到褥檀。褥檀入姑臧后，随北凉和后秦对姑臧围攻的加紧，南凉就完全变成了一部战争机器，所谓的文治活动也因此荡然无存。 南凉建和三年（402年）三月，利鹿孤病死。死前，遗令传位秃发傉檀。 （三）、秃发傉檀的政治 1、入主姑臧 秃发傉檀是秃发利鹿孤之弟。他“少机警，有才略”。利鹿孤时期，担任都督中外诸军事、凉州牧、录尚书事，“军国大事皆以委之”。袭位后，改元弘昌，称凉王。又将都城从西平迂回乐都，并在弘昌二年(403年)“大城乐部”。 傉檀即位时，河西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四足鼎立的局面业已形成；另一方面，后秦重兵压境，后凉政权危在旦夕。此时，南凉的主要敌人不再是后凉吕隆，而变为北凉主沮渠蒙逊。同时，因为此前利鹿孤得罪了西秦王乞伏乾归，已建国于苑川(今甘肃榆中县)的乞伏炽磐也将报仇。褥檀要在河西立足，要实现“坐定姑臧”，就必须适应形势的变化，在复杂多变的各种关系中进行周旋，于是他将结好后秦，争取西秦，抗衡北凉作为基本对策。 弘昌元年（402年）四月，“南凉王傉檀归其妻子。”即遣使将乞伏炽磐妻子送还苑川。十二月，后秦遣使封拜傉檀为车骑将军、广武公，傉檀受而不拒。 已结后秦和西秦之好。 傉檀这样做，是为了实现其坐定姑臧的政治战略，因为这时南北二凉围绕姑臧进行的角逐正在逐步升级。情况是每逢北凉出兵，南凉也随之出兵。总之，谁都想得到姑臧，谁都不想让对方得到姑臧。如利鹿孤就曾对婆衍仑说：“姑臧今虽虚弊，地居形胜。河西一都之会，不可使蒙逊据之。”又如姜纪对姚硕德所说：“今秃发在南，兵强国富。若兼姑臧而据之，威势益盛，沮渠蒙逊、李暠不能抗也，必将归之。如此，则为国家之大敌矣。” 弘昌二年(403年)八月，后凉吕隆投降后秦，姑臧一带处于后秦管辖之下。然，后秦势力远在关中，虽以王尚为凉州刺史，但鞭长莫及。“地居形胜”，为河西都会的姑臧，便成为河西各割据势力争夺的焦点。 后凉亡国与后秦的强盛使秃发褥檀和沮渠蒙逊以武功争夺姑臧的图谋化为泡影。但双方都知道，即使姑臧为后秦所得，后秦也难以长据。将姑臧交给谁，这取决于后秦主姚兴。于是双方都极力与后秦搞好关系，以防产生对自己不利的后果。 后秦并灭后凉后，即以王尚为凉州刺史。王尚派宗敞为使节，到乐都见秃发傉檀。宗敞名重凉州，其父宗燮与褥檀为故交，早年曾将宗敞兄弟托付给褥檀。宗敞的到来，给了褥檀一个启示，就是设法从后秦手里讨得姑臧。 但要讨取姑臧，谈何容易。首先得对后秦表示臣服，承认后秦是自己的宗主国。傉檀在这点上做得很及时。弘昌三年（404年）二月，他“密图姑臧”，又因“畏秦之强，乃去其年号，罢尚书丞郎官”。政治上解除姚兴之疑，又遣参军关尚使于秦。当时，姚兴针对“大城乐都”一事责问关尚：“车骑（傉檀）献款称籓，而擅兴兵造大城，岂为臣之道乎？”尚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先王之制也。车骑僻在遐籓，密迩勍寇，盖为国家重门之防，不图陛下忽以为嫌。”姚兴笑了。使后秦主姚兴完全放心后，傉檀于当年上表，请求姚兴委任自己为凉州刺史。姚兴虽未准其请，但“加傉檀散骑常待，增邑二干户”。 注意，自弘昌三年（404年）二月，南凉没有年号。 两年之后的406年六月，傉檀采用贿赂手段，“献马三千匹，羊三万头于秦”，于是，“秦王兴以为忠”。接着委任傉檀为都督河右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凉州刺史，“镇姑臧”， 即以凉州武威、番禾、西郡、昌松、武兴之五郡，付与南凉傉檀。征王尚还长安。时凉州人申屠英等选派主簿胡威奔赴长安求见姚兴，转达凉州吏民的请求。胡威流着眼泪对姚兴说：“臣州奉戴王化，于兹五年。土宇僻远，威灵不接，士民尝胆抆血，共守孤城。仰恃陛下圣德，俯仗良牧仁政，克自保全，以至今巳。陛下奈何乃以臣等贸马三千匹、羊三万口；贱人贵畜，无乃不可！若军国须马，直须尚书一符，臣州三干余户，各输一马，朝下夕办，何难之有!昔汉武顿天下之资力，开拓河西，以断匈奴右臂。今陛下无故弃五郡之地忠良华族，以资暴虏，岂惟臣州士民坠于徐炭，恐方为圣朝旰食之忧！”姚兴听后有些反悔。而此时，傉檀与其镇南将军文支已率步骑三万到达了五涧(今甘肃武威市南)，原凉州刺史王尚也已进行了权力的交割。“(王)尚出自青阳门，镇南文支入自凉风门。”这样，秃发褥檀兵不血刃，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河西重镇姑臧城，随之控制了半个走廊，国势发展到鼎盛时期。 至少，从表面上看，傉檀自去年号，称臣于后秦，南凉政权表面归于秦。然而，南凉实力并未弱化，而更有加强与发展，取姑臧，“兵不血刃”扩五郡之地，一时成为河西的霸主。然而，傉檀的强大，导致河西北凉、西凉和原西秦的割据势力，因傉檀取姑臧而为众矢之的，加之南凉内部各矛盾愈加凸现，取姑臧后不过一年，南凉就又很快走向衰弱。 2、姑臧时期的外患内优 秃发傉檀占领姑臧，既是南凉政权发展到鼎盛的标志，也预示着南凉已由盛转衰。河西鲜卑秃发部自秃发乌孤以来，由一个军事联盟迅速发展为具有封建性的国家政权，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飞跃。但是建立政权后的秃发氏，仍保留了很多原来落后的习俗，严重阻碍了它的进一步的发展。最明显的莫过于草原民族以“掠略为职志，具有军事民主色彩的最一般的关系”依然很深蒂固的存在，这就决定了仅仅依仗武力进行统治的南凉是不可能长久的。 史家云：“秃发累叶酋豪，擅强边服。控弦玉塞，跃马金山，候满月而窥兵，乘折胶而纵镐。”这说明秃发部是个英武善战的部族，习于马上生活。因此，除少数首领外，一般成员汉化程度不深，不熟悉政治。王位的兄终弟及，都城的一迁再迁，频繁地进行征战，不断地掳掠人口，都说明南凉政权在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处于落后状态。在利鹿孤时期，史暠等官僚已指出—些落后性，并力图进行匡革，并提出一些文治土张，说服傉檀实行。但长期形成的部族意识和生活习惯，小可能通过一两项建议和举措便得到扭转。好在利鹿孤和傉檀等都愿意接受汉族的政治经验，并且喜听谠言，这有助于南凉政权沿着封建化轨道发展。在入主姑臧后，秃发部又与汉族发达的封建人文环境结合了起来。假如能把握这 历史机遇，积极推进社会改革，学习汉族的政治经验，克服自己部族的弱点，那么，南凉的割据局面定会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并保持得长久些。 对求得长治久安的道理，南凉的君臣们是懂得的。傉檀进入姑臧后，宴群臣于宣德堂，谈到创业与守业的关系，“仰视而叹曰：'古人言作者小居，居者不作，信矣！。’”前昌松太守孟讳乘机向他讲述政治兴衰与宣德堂的关系。他从张骏构筑宣德堂时的全盛光景讲到前凉亡于前秦，又从梁熙拥十万强兵讲到他败死吕光之手，再从吕氏以排山之势称王建霸讲到衔壁秦雍和投降后秦，最后告诫傉檀说：“此堂之建，年垂百载，十有二主。唯信顺可以久安，仁义可以永固，愿大王勉之！”就是说，要傉檀行仁德之政以保持基业长久。 孟讳借人事言兴废，讲出了一般性政治道理，而宗敞则具体地向傉檀献策。此前，傉檀能入居姑臧，宗敞功不可没。因此，傉檀对宗敞感激备至。姚兴征王尚返长安，宗敞以别驾相从，临行，傉檀说：“吾得凉州三干余家，情之所寄，唯卿一人！”他请教宗敞，用什么样的“怀远安迩之略”才能治理好凉州？宗敞先向他“荐本州名士十余人”，再建议他从使用人才和刷新政治做起，并说：“段懿、孟讳，武威之宿望；辛晁、彭敏，秦雍之冠冕；裴敏、马辅，中州之令族；张昶，凉国之旧胤；张穆、边宪，文齐杨(雄)、班(固)；梁崧、赵昌，武同(张)飞、(关)羽。以大王之神略，抚之以威信，农战并修，文教兼设，可以纵横天下，河右岂足定乎?”对孟讳讲的道理和宗敝提的建策，傉檀虽喜闻乐受，但就姑臧时期的政治而言，产生的作用并个很大。究其原因，传统政治生活方式的影响是一方面，外部环境的限制也是一方面。所谓外部环境的限制是指敌国的军事包围，它使傉檀很难得到喘息的机会，更不用说有兴理文治的时间了。 406年十一月，南凉迁都姑臧。此前的八月，傉檀已“车服礼章，一如王者”。这等于否定了后秦是宗主国，也必然要激怒姚兴。另外，他为防备北凉与后秦等对姑臧的进攻，借巡游为名，行掳掠人口之实，大量集结军队，屯扎于姑臧周围。“袭徒西平、湟河诸羌三万余户于武兴(治今武威西北)、番禾(治今永昌西)、武威(治今甘肃武威)、昌松(治今古浪西)四郡。征集戎夏之兵五万余人，大阅于方亭。”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这些活动，反而加速了敌人的进攻并引起百姓的骚动。不久，外患内忧迭至，使他遭受到一次次挫折。 首先是阳武之败，这是南凉建国以来遭受的最严重挫折之一。 定都姑臧后，南北二凉的关系更加紧张。从407年始，要么傉檀以攻为守，进攻北凉；要么沮渠蒙逊先发制人，围攻姑臧。张掖到姑臧之间，战争越来越频繁。但多数情况下，都是北凉占上风。如407年九月，南凉有均石(今张掖东)之败，继而失掉西郡(治今山丹县东南)。 总之，傉檀自都姑喊后所行措施，弊多利少。与远在敦煌立国的西凉结好，对北凉影响不大，难以发挥作用，而过早地同后秦决裂及进攻北凉更是得不偿失。 当傉檀因北凉攻击无暇顾及其他时，新崛起于高平川(今宁夏固原境)的夏主赫连勃勃趁火打功。407年九月，他先向傉檀提出联姻，又以傉檀不许为口实，于407年十一月，带兵二万攻姑臧。至于支阳(今会宁县)，使南凉死伤万余人，被掳居民二万七干余口，被掳牛、马、羊等数十余万头。赫连勃勃撤兵时，诱傉檀率兵追击，勃勃在阳武下峡(今兰州东黄河峡口)凿凌埋车以塞路，勒兵逆击傉檀，大破之，追傉檀八十里到南山上(今兰州南山)，又损失以万计，名臣勇将死者什六七。赫连勃勃得胜后，将杀死的南凉将土尸首堆积起来，“号曰骷髅台”。 这次失败，是南凉立国以来遭受的最严重挫折之一。 阳武峡的惨败，使南凉朝野极为震动。傉檀在心有余悸之下，深感政治上的压力。他“责躬悔过”，表示不再恃勇轻出，却反过来实行堡垒政策，“傉檀惧东（夏）西（北凉）寇至，徙三百里内百姓入于姑臧，国中骇怨”。结果，乘姑臧及周围人心不稳，屠各部成七儿率其部民三百余人据北城作乱，一时响应者数千人。 在阳武之败和成七儿事件的影响下，南凉朝廷内部的一些官僚更对傉檀不满，借机滋事。“军谘祭酒梁裒、辅国司马边宪等七人谋反，傉檀悉诛之”。史称“边梁之乱”。边梁之乱发生在南凉统治上层，属于高级官僚反对傉檀的政治活动，又因它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与民族矛盾的综合反映，故对南凉政权造成的震动十分强烈。 内忧外患加在一起，使傉檀入居姑臧的本意未能实现，也使南凉统治更加艰难。如胡三省分析的那样：“自是之后，秃发氏之势日以衰矣。”因此，我们把407年十一月作为南凉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四）、南凉灭亡 1、“韦宗观衅”与“东苑之诛” 姑臧时期的南凉政治是十分脆弱的。借着这种脆弱，周围列强蜂拥而至，又促使南凉社会的各种矛盾更加激化。列强中首推虎视南凉的是后秦。这与傉檀妄自尊立和与后秦为敌有关。他入姑臧前讨好后秦，入姑臧后马上对后秦翻脸。不但如此，还派使者游说乞伏炽磐与后秦绝交，被炽磐将使者斩首报告姚兴。在阳武之败和边梁之乱发生后，后秦姚兴认为教训傉檀的时机成熟，便于408年五月，派尚书郎韦宗到姑臧“观衅”，实则为侦察虚实。韦宗到姑臧后见到傉檀。傉檀与宗坐而论道：“傉檀与宗论六国纵横之规，三家战争之略，远言天命废兴，近陈人事成败，机变无穷，辞致清辩。宗出而叹曰：'命世大才、经纶名教者，不必华宗夏士；拨烦理乱、澄清济世者，亦未必《八索》、《九丘》。五经之外，冠冕之表，复自有人。车骑神机秀发，信一代之伟人，由余、日磾岂足为多也。” 韦宗返长安后向姚兴汇报情况，对姚兴说：“凉州虽残弊之后，风化未颓。”认为河西有山河之固，傉檀有惊世之才，主张不对南凉用兵。但姚兴不听他的，说赫连勃勃能击败傉檀，自己也定能征服河西。 408年六月，后秦军队在面临赫连的压迫下，锋转南凉，姚兴派姚弼和敛成等率步骑三万为前锋，另派姚显等为后继进攻南凉。为了麻痹南凉群臣，“兴遗傉檀书曰：'今遣齐难讨勃勃，恐其西逸，故令弼等于河西邀之。’” 傉檀信以为真，不再作防御准备。因此秦军很快进到漠口(今甘肃古浪县境)，并杀昌松太守苏霸。又很快到达姑臧城下，屯驻于西苑。 当此之时，姑臧城内骚乱再起，州人王钟、宋钟、王娥等谋应秦军。事泄，傉檀欲诛王钟等以儆效尤。而前车将军伊力延侯认为非常之时当用非常之刑，傉檀听从了“不悉坑之，何以惩后”的建议，“杀五千余人，以妇女为军赏” 这就是“东苑之诛”。 同时，傉檀采取了散牛羊于野，诱秦兵抢掠，分兵击之，秦兵大败，斩首七千馀级。 对于这次后秦与南凉的战争，傉檀虽取得了胜利，但损失也大，而后秦的失败，对其本国的损失和影响，则远不及齐难为勃勃败后所造成的后果严重。后秦在河陇地区势力的衰弱，为陇西原西秦乞伏氏的复起，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乞伏氏的复起，无疑对南凉更为不利。而南凉统治者并未认识到这一点。 秦兵撤退后，傉檀以胜自傲。408年十一月，复称凉王，改元嘉平，置百官。404年二月到408年十一月，傉檀没有年号。 嘉平二年(409年)二月，因后秦的衰弱，原西秦乞伏炽磐克抱罕，遣人告亁归，亁归即从后秦逃还苑川．七月，亁归建国，号秦王，改元更始。在西秦复国的最初几年里，因为忙于巩固内部和扩展地盘，还无力与南凉争战，但它的强大无疑对南凉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南凉对复国的西秦没有跟取任何积极的对策，而是不顾国内的经济实力，不断与西边的北凉争战，把国家的强盛寄托在对邻国的掠夺之上。 东苑之诛发生后，姑臧城内人心惶惶。因此，当411年沮渠蒙逊进围姑臧时，“百姓惩东苑之戮，悉皆惊散。叠掘、麦田、车盖诸部尽降于蒙逊”。这使傉檀的堡垒政策失去防御效能，而傉檀也不得不以司隶校尉敬归及其子佗为人质，向北凉请和。 2、穷兵默武以至于亡 从阳武之败到边梁之乱，再到东苑之诛，这一系列的事件表明了姑臧时期南凉所面临的困难和危机，也反映了南凉统治者在处理内部矛盾时表现出的残忍与暴虐，它与孟讳当初讲的仁德为政的道理大相径庭，也与宗敞所献的“文教兼设”策略背道而驰。于是，南凉政权只能沿着秃发部族“礼容弗被，声教斯阻”和“穷兵黩武，丧国颓声”的方向滑下去，最终还得将姑臧拱手让人，并滑向穷途末路。 如前所论，南凉政治有许多落后性，一味征伐弱小部族和暴力掠民两点是最突出的。从乌孤立国时起，专征和掠民就作为一种传统性国家职能而存在。专征的结果，使南凉徒具国家形式而实则仍是以秃发氏为核心的军事联合体，它内部松散，基础极不稳固。大量掠民虽使南凉获得兵源、劳力和物资方面的补给，但却造成种种积怨，导致秃发部与汉族及其他民族之间的尖锐对立，这是形成众叛和内乱的根源。在强敌压境时，种种矛盾都会在内部起作用，这又最终造成南凉的崩溃。 傉檀时期，对弱小部族的武力征伐仍在不断进行，如405年，“遣其将文支讨南羌、西虏，大破之”。406年迁都姑臧前袭击西平、煌河羌部，徒其民于武兴诸郡；414年临亡前夕，远袭乙弗部，掠其牲畜。诸如此类的活动屡见不鲜。关于徙民，更是傉檀惯常性的活动。所以史称其“唯以徙户为务”。 嘉平三年(4l0年)，南北二凉在武威以西和张掖以东地带拉锯作战，以南凉数次失利而告终。 临松本是沮渠蒙逊老家，嘉平三年（410年）二月，南凉掠徒临松人千余户之后，“蒙逊大怒，率骑五千至于显美方亭，破车盖鲜卑而还”。接着，南凉反报复，派俱延再攻北凉，又大败而归。傉檀还不甘心，坚持要率军亲征。当赵晁及太史令景保谏止时，他对赵、景说：“蒙逊往年无状，入我封畿，掠我边疆，残我禾稼。吾畜力待时，将报东门之耻。”景保坚持说军个可动，动必无利，傉檀十分生气，鏁（同锁。锒铛也）保而行曰：“有功当杀汝以徇，无功封汝百户候。”于是，又于三月亲率五万大军讨伐沮渠蒙逊，结果又大败于穷泉(今张掖东)，所带五万骑兵丧失殆尽，而自己单马逃回。北凉军队乘胜追击，包围了姑臧。姑臧城内，百姓怕再有像东苑之诛那样的事发生，纷纷逃散，包括叠掘、麦田、车盖诸部鲜卑在内的“夷、夏万余户降于蒙逊”。傉檀无计可施，在将司隶校尉敬归与其子佗作为人质向蒙逊请和时，敬归又半路逃回。蒙逊一怒之下，徙姑臧居民八干余户而归。 这时，把守姑臧通往湟水的南凉右卫大将军折掘奇镇又据石驴山(今武威西南)以叛。傉檀担心失去退路，遂留大司农成公绪守姑臧，自己率群臣撤回乐都。傉檀一退走，姑臧城内人士马上开门献城，投降了北凉。但是，沮渠蒙逊并不以占据姑臧为满足，接连对南凉湟水地区展开攻击。 嘉平四年(411年)二月，沮渠蒙逊即入姑臧，派其弟沮渠挐为秦州刺史镇姑臧，自己则率军入湟中攻乐都。沮渠蒙逊在包围乐都一月后，派使者传信城中，提出要傉檀以子为质换取退兵，遭傉檀拒绝后，“蒙逊怒，筑室返耕”，为持久之计。傉檀不得已以子秃发安周为人质，蒙逊才引兵退还。。 与此同时．活动在河曲一带的吐谷浑树洛干亦乘机攻掠南凉辖地，并大败褥檀世子秃发武台，浇河郡遂为吐谷浑所有。 从姑臧到乐都，南凉接连失利。所以，胡三省评论说：“傉檀自据姑臧之后，与四邻交兵，所遇辄败，不惟失姑臧，亦不能保乐都矣！” 亡国在即，褥檀仍不思养兵蓄民，而一味穷兵黩武。以质子换得北凉撤兵后，他再谋雪耻。孟恺等一班臣僚阻止他，劝他固守伺隙，不要妄动，们他听不进去。既而“五道俱进，至番禾、苕藋，掠五千余广”。小胜后，鲜卑将领屈右与伊力延又各执一词，屈右主张退兵，伊力延主张进兵。“其将屈右进曰：“陛下转战千里，前无完阵，徙户资财，盈溢衢路。宜倍道旋师，早度峻险。蒙逊善于用兵， 士众习战。若轻军卒至，出吾虑表，大致外逼，被户内攻，危之道也。”卫尉伊力延曰：“我军势方盛，将士勇气百倍，被徒我骑，势不相及。若倍道旋师，必捐弃资财，示人以弱，非计也。”傉檀竞不用屈右之言，以致屈右含愤告其诸弟说：“吾言不用，天命也。此吾兄弟死地。”果然，蒙逊乘风雨晦暗挥军进击，大破傉檀军，再次追奔到乐都城下，迫使褥檀又以子染干为质。蒙逊乃归。 在南凉与北凉兵连祸结，南凉屡告失利之时，西秦火中取栗。嘉平四年（411年）七月，乞伏乾归派他的儿子炽磐与审虔进攻南凉。八月，秦军渡过黄河，傉檀子武台逆战于岭南，阻击失利，被掳走牛马十余万头。嘉平五年（412年）四月，乞伏炽磐攻南凉三河郡白土城（今青海隆化境），克之，以乞伏出累代之。 至此，南凉西北的北凉、东边的西秦和南边的吐谷浑，先后夺取南凉武威、番禾、武兴、西郡、昌松、三河、兴晋(治枹罕)、浇河等郡地，南凉仅余湟水流域的西平、乐都、湟河、晋兴、广武五郡之地。在周围各政权的攻击和吞食下，南凉领地越来越小，处境日益艰难。 嘉平六年（413年），傉檀再向蒙逊寻衅，遣安西将军纥勃耀兵于西境。蒙逊则用突袭西平和掠其牛马进行报复。 而此时，傉檀弟、湟河太守文支，他“荒酒愎谏，不恤政事”。邯川护军孟恺上表诉之，傉檀召文支责训，于是文支有叛离之心。接着，邯川人卫章等谋杀孟恺，以应西秦，被郭越密告，“恺诱章等饮酒，杀四十余人”。四月，傉檀再伐蒙逊，蒙逊败之于若厚坞，又败之于若凉；因而进围乐都，二旬不克。而此时，南凉湟河太守文支举郡降于蒙逊，徙五干余户百姓于姑臧。 嘉平六年（413年）四月，蒙逊复伐南凉，傉檀不得己又送太尉惧延入北凉为人质。蒙逊乃引兵而还。 北凉为了最终攻克乐都，从412年起一直采用袭扰和围困战术削弱南凉。南凉虽一次次用送宗室成员作人质的方式换得北凉姑息，但无法克服因受围困造成的困难，也无法组织农业生产。 到414年时，仅保有湟水流域一隅之地的南凉，面临着“不种多年，内外惧窘”，“连年不收，上下饥弊”，“百姓骚动，民不安业”，经济境况越来越不佳，粮食和一应物资的匮乏，对政治形成沉重压力。这时，孟恺等主张通过“结盟炽磐，通籴济难，慰喻杂部，以广军资”的途径渡过危难，然后再“畜力缮兵，相时而动”，而傉檀则要用掠夺其他部族来补充给养，最后竟决定远袭乙弗。乙弗又称乙弗敌，在吐谷浑之北，“众有万余落，风俗与吐谷挥同。然不识五谷，唯食鱼与苏子。苏子状若中国杞子，或赤或黑。西有契翰一部，风俗亦同”。远袭乙弗的原因一是乙弗契翰都背叛了南凉，二是两部都盛产牲畜。出军时，傉檀对太子武台说：“蒙逊近去，不能猝来；旦夕所虑，唯在炽磐。然炽磐兵少易御。汝谨守乐都，吾不过一月必还矣。”但他万万没料到，他这次远征乙弗却招致了亡国，而亡其国的正是乞伏氏。 嘉平七年（414年）五月，秃发傉檀留世子武台坚守乐都，自己率七千骑兵西出，西征游牧于青海湖以西的乙弗部，大破其部，获马牛羊四十余万。企图以此掠杀其牛羊财产来暂渡难关。 就在他西征不久，西秦乞伏炽磐帅步骑二万大举进攻南凉，兵锋指于乐都。乐都守将太子武台凭城固守，炽磐四面围攻。 与抚军从事中郎尉肃等商讨守城之计。尉肃提议聚“国人”(指秃发部人)于内城，由自己带“晋人”(指汉族人)拒战于城外。武台则认为西秦军队旦夕可退，不足为虑，他忧虑的是城中汉人。“武台惧晋人有二心也，乃召豪望有勇谋者闭之于内。” 其中甚至包括忠于南凉的邯川护军孟恺在内。孟恺哭着向武台说：“炽磐不道，人神同愤。恺等进则荷恩重迁，退顾妻子之累，岂有二乎！今事巳急矣，人思自效，有何猜邪？”武台不听，结果，“一旬而城溃”。武台及南凉文武大臣尽为西秦所俘。 六月，乐都被西秦军队攻陷后，驻在西平的安西将军、乌孤之子樊尼赶往乙弗向傉檀报告消息。时傉檀己破乙弗部，“获牛马羊四十余万”。得知乐都陷落，谋“藉乙弗之资，取契汗(即契翰)以赎妻子”。又挟众西攻契翰部。途中，部众多数逃返湟中，去追逃亡者的镇北将军段苟也一去不返，“将士皆散，唯中军纥勃、后军洛肱、安西樊尼、散骑侍郎阴利鹿在焉”。 傉檀自知无路可走，痛悔万分。他对樊尼等说：“与其聚而同死，不如分而或全。樊尼，长兄之子，宗部所寄。吾众在北者户垂一万。蒙逊方招怀遐迩，存 亡继绝，汝其西也。纥勃、洛肱亦与尼俱。吾年老矣，所适不容，宁见妻子而死。” 傉檀投降西秦时，身边只有阴利鹿。他问阴利鹿，为什么在众叛系离时他却跟随?阴利鹿回答说：在国破家亡时，虽不能效申包胥哭秦庭乞北凉出兵，“而侍陛下者，臣之分也。惟愿开弘远猷，审进止之算”。檀感叹说：“知人固未易。”阴利鹿说出了南凉亡国的要害，即只图武功而不知进止。 嘉平七年(414年)六月，秃发傉檀到西平投降了西秦乞伏炽磐。至此，南凉灭亡。一年后，傉檀被鸩杀。 南凉政权共存在十八年(397—414年)。其中，傉檀在位十三年(402—414年)。共历3主。 三、西凉 （一）、建国 李暠(351-417年)，字玄盛，小字长生，祖籍陇西成纪(今秦安县北)，西汉李广的第十六世孙。“广曾祖仲翔，汉初为将军，讨叛羌于素昌，素昌即狄道也。众寡不敌，死之。仲翔子伯考奔丧，因葬于狄道之东川(今临挑县)，逐家焉。世为西州右姓。”自汉及晋，李暠家族累世簪缨。西晋时，他的高祖父李雍任东莞太守，曾祖父李柔任北地太守。祖父李弇仕张轨，官至武卫将军、天水太守，封安世亭侯。父李昶，初有令名，任前凉世子侍讲，早卒。李暠是李昶的遗腹子。李暠家族累世为官，“荷宠前朝”，“著功秦陇”，“世为西州右姓”，在陇右一带拥有很高的声望。 李暠好学，幼时受到良好教育。他“通涉经史，尤善文义”，“颇习武艺，诵孙吴兵法”。又喜结交名士，与郭黁、宋繇志同道合。郭黁是西平人，精通易学，明习占侯，尤擅长于卜吉凶，测未来。言诸事，多所应验。吕光时任太史令， “光比之京(房)、管(辂)，常参帷幄密谋”。他后来起兵反吕，“百姓闻黁起兵，咸以圣人起事，事无不成，故相率从之如不及”。宋繇，敦煌人，宋配之后，是李暠异父同母兄弟，二人常共起居。他“博通经史，诸子群言，靡不综览”，是著名的敦煌学者。 尝与吕光太史令郭黁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黁起谓繇曰：“君当位极人臣，李君有国土之分，家有騧草马生白额驹，此其时也。” 吕光末年，后凉失政。建康(今甘肃高台骆驼城)太守段业、沮渠蒙逊及秃发乌孤等纷纷起兵反对吕光，李暠、郭黁、宋繇等响应段业。隆安元年（397年）五月，推业为大都督、龙骧大将军、凉州牧、建康公，改元神玺。第二年，即隆安二年（398年）四月，以敦煌太守孟敏为沙州刺史，拜李暠为效谷(今敦煌市西)令。不久，孟敏卒，敦煌护军冯翊人郭谦、沙州治中敦煌索仙等以暠“温毅有惠政”，“推(暠)为宁朔将军、敦煌太守。玄盛初难之，会宋繇仕于(段)业，告归敦煌，言于玄盛曰：'兄忘郭黁之言耶?白额驹今已生矣。’玄盛乃从之。”隆安二年（398年），即遣使请命于业，李暠进号冠军，称藩于段业。业委为安西将军、敦煌太守，领护西胡校尉。西凉进入建国时期。 隆安三年(399年)春，段业称凉王。此时，其右卫将军敦煌人索嗣在段业面前构陷李暠，称“李暠不可使处敦煌。”，谋自代之为敦煌太守。而段业也怀疑李暠有异志，便同意索嗣代之。于是，索嗣卒五百骑，从张掖赶往敦煌。在离城二十里处传语李暠迎接自己。李暠拟将出城迎接时，被效谷令张邈和宋繇劝止。张邈言于暠：“吕氏政衰，段业闇弱，正是英豪有为之日。将军处一国成资，奈何束手于人！索嗣自以本邦，谓人情附己，不虞将军卒能拒之，可一战而擒矣。”宋繇也说：“大丈夫已为世所推，今日便授首于(索)嗣，岂不为天下笑乎!大兄英姿挺杰，有雄霸之风。张王之业不足继也！”当当机立断，与段业决裂，效法张轨，成就霸业。 李暠之人望在陇西士族，但非是敦煌籍人。而当时敦煌不仅地理位置特殊，而且文化发达，人物荟萃，具有独特的人文环境条件。李暠也曾说：“此郡世笃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时，海内犹称之，况复今日!实是名邦。正为五百年乡党婚亲相连，至于公理，时有小小颇回，为当随意斟酌。”他深知自己不具备乡党与婚姻缔结成的社会基础，难以在敦煌地域政治中立足。他所谓的社会基础，是指索、宋、阴、张等敦煌著姓家族。而索嗣敢于取代李暠，正是因为具备“自以本邦，为人情附己”的条件。虽然“玄盛素与嗣善，结为刎颈交”，但李暠不属于敦煌著姓家族，因此在坐镇敦煌这一点上，索嗣是当仁不让的。而李暠也正是惧于敦煌著姓豪门不支持自己，在受索嗣构陷后虽“深恨之”，但也只能不听命于段业，坐等索嗣来取代自己。张邈、宋繇作为敦煌著姓和士人领袖，提出拒索嗣于敦煌城外，无疑给李暠增添了信心，至少使他了解了敦煌著姓豪门的态度。他说：“吾少无风云之志，因官至此。不图此郡士人忽尔见推!向言出迎(素嗣)者，未知士大夫之意故也。”这道出了他的心血，也说明西凉政权的产生，是陇西和敦煌两大右姓集团实现政治联合的结果。 按照张邈、宋繇的主张，李暠遣子李歆、李让与张邈、宋繇及司马尹建兴等率兵拒战素嗣。索嗣兵败逃回张掖后，李暠又上书给段业，历数索嗣罪状。而北凉权臣沮渠男成素与索嗣有芥蒂，又有图谋剪除段业羽翼，于是怂恿段业，使其杀掉索嗣，并“遣使谢玄盛”，“分敦煌之凉兴(治今敦煌东、安西西)、乌泽(治今安西东)、晋昌之宜禾(治今安西县)三县为凉兴郡”，“复进玄盛持节、都督凉兴已西诸军事、镇西将军、领护西夷校尉”。西凉的割据局面初步形成。 隆安四年（400年）十一月，北凉晋昌太守唐瑶叛段业而支持李暠，还传檄敦煌、酒泉、晋昌、凉兴、建康等张掖以西六郡，共举李暠为冠军大将军、沙州刺史、凉公、领敦煌太守。“玄盛乃大赦境内，建年号为庚子。追尊祖弇曰凉景公，父昶凉简公。”并大事策封勋望。这标志着西凉正式立国。其以敦煌为都城，疆域广及西域。疆域在今中国甘肃西部、内蒙古西南部及新疆部分。 西凉政权在河西五凉中尽管存在的时间不长，统辖的地域很小，然而却是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较为先进，因而也产生过较大影响的汉族政权。 西凉庚子二年（401年），沮渠蒙逊攻杀段业，建北凉。段业兵败后,河西汉人无首,李暠以其声望遂被段业余部推立而与沮渠蒙逊形成对峙之势。其中沮渠蒙逊在原后凉东,李暠的势力范围在原后凉西，405年，改元建初，遣使奉表于晋，并迁都酒泉，与北凉长期争战。 （二）、李暠的政治 1、著姓政治，敦煌大族与西凉政权 敦煌既为两汉以来河西经济繁荣、人口众多的地区。进入魏晋，随着我国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在敦煌也出现了一批经济上实力雄厚，政治上操持权柄，在地方上颇有影响的望门大族，这些望门大族往往左右着这一地区的政治动向。 敦煌文书中有—件《西凉户籍残卷》，是李暠建初十二年（公元416年)正月的户籍。这件户籍虽有残缺，但仍保存了当时住在敦蝗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的部分居民姓名。户籍上载有居民共十户，残存八户，分作五姓，其中裴氏二户，阴氏一户，吕氏二户，随氏三户，唐氏一户。此外，户籍还记载了嫁到这里的妇女七姓，分别为赵、冯、高、袁、张、苏、曹等姓氏。据陈垣先生考证，这些姓氏原来都是中州旧姓，西迁来后又成为河西大族。为了说明这一问题，这里不妨举其中几姓作一介绍。 阴氏。祖籍为河南新野人，汉时“荣升紫府，贵贱黄门”。曾因“野战十年，留连至此，至今为敦煌人矣。”据《晋书·张轨传》载：张轨“威著西州，化行河右”，他在建立基业的过程中，曾经以阴充、阴澹等为“股肱谋主”，又以阴浚、阴豫、阴鉴等为大将，阴据为从事。到张茂时则以阴澹为敦煌太守。根据这些材料来看，敦煌阴氏一门，可谓材兼文武，盛极一时。 唐氏。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称：“唐彬子熙娶凉州剌史张轨女，永嘉末，遂居凉州，熙子辉仕前凉陵江将军，弘西凉武兴太守”。晋昌太守唐瑶，更是李暠霸业的积极推戴者。 张氏。也是从内陆迁来的河西大族。前凉时，张氏一门位居显要者最多。《十六国春秋辑补·前凉录》记有敦煌人张谘，在张轨处任著作郎，撰《凉记》八卷。张斌作《葡萄酒赋》，文辞甚美。张冲家财巨万，悉以济贫。《十六国春秋辑补·北凉录》记有敦煌人张穆，博通经史，才获清赡，被沮渠蒙逊招为中书侍郎。又有教煌人张湛，“知名凉土，好学能属文”，“仕沮渠蒙逊，黄门侍郎、兵部尚书”。敦煌人张芝、张昶兄弟，并善草书，世称“草圣”。由于敦煌张氏一族人才辈出，故后世人张太素特意撰写了《敦煌张氏家传》二十卷。 除见于《西凉户籍残卷》中的姓氏外，也还有—些大族，没有在户籍残卷中看到，如索氏，原为钜鹿大族．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太中大夫索抚回因“直谏忤旨徙边”，遂世居敦煌。索氏一门人才辈出，如索班、索迈，曾因经营西城著称；索靖则以善草书而“驰名海内”。汜氏，据称是在汉成帝时，有—个御史中丞汜雄，因为“直道见惮”，遂从原籍济北卢县迁到了敦煌，“代代相生，遂为敦煌望族。”前凉时，有汜讳、汜腾等均在凉州做官，权势显赫。再如敦煌宋氏，其祖上曾在西晋任西平太守。前凉时，宋氏子弟有多人“世仕张轨子孙”，如宋繇的曾祖父配，祖父悌，父亲尞，皆在前凉任职，或操兵权，或执政事，宋氏一门，著闻河西。 2、著姓成其政权的政治基础 五凉中，前凉、西凉为汉族官僚建立的割据政权。而李暠西凉则更带封建性和著姓政治特点。 首先，李暠政权构建中，官僚阶层中是清一色的河陇著姓人士，敦煌大族和名门之后居其大半。 建国伊始的庚子元年(400年)，李暠策封的官吏中，宋、索、汜、阴、令狐、张氏等家族人数最多。计有索氏五人：索仙为左长史，索承明为牧府右司马，索训为威远将军、西平太守，索慈为广武太守，索术为武兴大守；张氏六人：张邈为右长史，张体顺为右司马，张条为牧府左长史、张林为太府主簿，张谡为牧府右司马加扬武将军，张靖为折冲将军；令狐氏二人：令狐溢为右长史，令狐赫为武威太守；汜氏一人：汜德瑰为宁远将军、西郡太守；阴氏一人：阴亮为西安太守。关陇人士中，天水著姓中的尹建兴为左司马。尹建兴是李暠妻尹氏的胞兄，西州谣谚有“李尹王敦蝗”之说，这与东晋“王与马，共天下”之谚相仿。另外，受策封者还有赵开，其郡望不明，疑与北凉赵柔同宗，为金城著姓，受任为骍马护军、大夏太守。 李暠用清一色的豪门著姓人物作为西凉统治集团核心，这在同时期的后凉、南凉、北凉等诸凉政权中独树一帜。其政治目的如李暠自己所说，在借此“以招怀东夏”，即换取汉族上层社会的支持来与其他民族建立的诸凉政权相对抗。 被李暠罗织到西凉政府中的著姓豪门大都是前凉名土和贵胄的后裔。如宋繇是宋配之后，索仙等是索袭和索紞之后，汜德瑜是汜援之后，阴亮是阴澹之后。他们的祖先在为前凉竭尽股肮之力的同时，也沉淀起门户，成为河西地方政治势力的代表。此外，令狐氏家族中的令狐亚和令狐敏也曾居前凉要职，张氏家族在前凉做官的人数更多，张谘、张质、张植、张穆是其中几个。与索、宋、汜、阴等家族相比，令狐氏与张氏的门第更古老，堪称河西旧姓。有记载说令孤氏源于西周王室，原封地在太原(今宁夏固原北)。王莽代汉，令狐迈起兵讨莽，兵败身死。三个儿子避难“皆奔敦煌”。后来，长、次二子相率入西域，幼于令狐称“为故吏所匿，遂居效谷”。也有记载说从令狐迈起，令狐家族已定居敦煌。要紧的不是落户敦煌的早晚，而是门资和宦历。如令狐迈官居西汉建威将军，为兴复汉室而死，属忠义节烈之流。这决定了其家族的社会地位和声望，也决定了其家族在河西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张轨时，“晋昌大族”张镇、张越兄弟谋逆，担任太府主簿的令狐亚用几句话就令其放杖，就是明证。河西著姓家家门宗强盛，这是他们能左右地方政治的原因。晋昌(今甘肃安西县东)张氏是一个例子。前凉时期，张氏己显示过门宗势力。张镇与张越自不必说，即如张邕，他“树党专权”，几使宋氏灭族。张氏门宗的强盛情况由张士度的事迹可见点滴。西晋初，张士度游学洛阳，遇到瘟疫，在洛的“乡人宗族”一下于死掉十多人。侨居它乡尚且如此，在本乡本土，他们家族的枝繁叶茂是可想而知的。张氏的门宗势力是从曹魏时期开始沉淀的。曹魏初，张央官居执金吾，是京城洛阳的最高警备长官。执金吾一职，秦时称中尉，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更名执金吾。平时司京城治安，遇到皇帝出巡，负责先导和防范意外。此时，“缇骑二百人，五百二十人舆服导从，光生满路。群僚之中，斯最壮矣”。刘秀贫微时，瞻仰执金吾仪卫规模，感叹说：“仕宦当为执金吾！”张央正由此显贵。他是“敦煌深泉人”，深泉即汉时渊泉县，故城在今安西县东。与晋昌是同一地域，故晋昌张氏和深泉张氏实为同宗。曹魏时，敦煌郡内，“大姓雄张，遂为风俗”，历任守宰“循故而己，无所匡革”，正为有张氏这样的家族之故。李暠深知对这样的家族只能“尽礼承敬”，不能有丝毫冒犯。所以，他见到前凉金城太守张质之子张显时，立即擢为酒泉太守，“引为功曹，甚器异之。尝渭曰：'吾之臧子原也！’” 李暠用人颇有气量，“朝为寇仇，夕委心膂”。他能恰当运用策略，消弭著姓社会内部的矛盾。他自己曾说，敦煌历史悠久，实是名邦，乡党和婚亲关系复杂，家族和门宗盘根错节，因此事事都须小心谨慎。“至于公理，时有小小颇回，为当随宜斟酌”，以此来做到“无负于新旧”。他对索氏家族的态度就是这样。按理，索嗣是他的政敌，索氏子弟理应受到黜斥，但他没有这样做，对索仙、索承明、索慈等照样重用。 李暠依靠著姓的政策确实起到了“招怀东夏”的作用。庚子三年（402年），北凉西郡太守梁中庸来奔。梁中庸与沮渠蒙逊私交甚深，蒙逊得知他投奔西谅的事后，无可奈何地说：“吾与中庸义探一体，而不信我，但自负耳。”这说明“招怀东夏”起到了瓦解敌人营垒的作用。 由于重用著姓豪门，只有一郡之地的西凉政权不仅能迅速壮大，而且群臣和和谐，内部稳定，很少发生内乱。 （三）、李暠的内外政策 庚子四年(公元403年)，姚秦政权攻灭后凉。原后凉所属之地为北凉、南凉和西凉瓜分。其中，北凉雄踞河西中部，南凉霸于河西东南，而河西西陲及今新疆的部分地区，则为李暠的势力范围。早在庚子二年(401年)九月，因原属北凉的酒泉、凉宁二郡投降，李暠领土遂扩展到张掖的弱水。 《晋书·李玄盛传》中说李暠“领秦凉二州牧、护羌校尉”，实际上，西凉所辖不过凉州西部一隅之地。据清代人洪亮吉考证，西凉统有“旧郡五、前凉郡三、后凉郡二、增置郡八”，共十八郡。 西凉政权不仅地狭民稀，就是在军事力量上也较单弱。从史书所记载的数字看，西凉境内步、骑兵总数当有三万余，多不过四万人。与北凉、南凉相比，可谓国小力单。 尽管如此，西凉政权本身也有南、北凉所没有的优越条件。首先，它是一个汉族政权，而河西之地汉人居多，是具有很大的号召力的。李暠也曾说：“自张掖已东，晋之遗黎虽为戎虏所制，至于向义思风，过于殷人之望西伯。”这一点却是其他割据政权所不能企及的。有利于西凉的立国。其次，在地理位置上，西凉地处西部，南屏祁连，北接大漠，又有合黎山、马鬃山为依托，加上敦煌“郡大众殷，制御西域，管辖万里”，西部后方极为安全，只须把兵力集中在辖区东部，就可能与北凉、南凉鼎足而立了。 西凉立国之初，“诸事草创，仓帑未盈”，李暠乃“息兵按甲．务农养土”，将富民强国、安定民生作为治国割据的第一要务，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在政治上努力做到知人善任，积极纳谏，执法宽简，赏罚分明。庚子初，李暠在敦煌南门外党河岸边建筑堂台，取名靖恭堂，“以议朝政，阅武事”，兼为教化群臣之所。“堂成，图赞自古圣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贞女。亲为序颂，以明鉴诫之义。当时文武群僚，亦皆图焉”。敦煌著名学者刘昞撰写《靖恭堂铭》以志此事。堂成当月，有白雀飞翔于其上，“暠观之大悦，颂之”。此时，吕光称凉王时被派到于阗购求“六玺”之玉的使者返回敦煌，李暠将玉收入府库，淮备作六玺之用。 李暠重视诸子之教育。他在建初元年(405年)写的“诫子书”是他寓政于教的经典作品，也是将儒家修身治国思想同西凉政治相结合的教料书。书中他要求诸子处世要谦恭谨慎，为政要公正廉明。要“杜渐防萌，深识情变”。要“详审人，核真伪；远佞谀，近忠正；蠲刑狱，忍烦扰；存高年，恤丧病；勤省按，听讼诉”。要“禁御左右，无作威福”，“广加谘询，无自专用。从善如顺流，去恶如探汤”，要“富贵而不骄”，“僚佐邑宿，尽礼承敬”，“退朝之暇，念观典籍。面墙而立，不成人也”。建初九年（413年），李暠又抄《诸葛亮训诫》以勖诸子，并针对他们“弱年受任”提出要求：“古今之事不可以不知。苟近而可师，何必远也。览诸葛亮训励，应璩奏谏，寻其终始，周孔之教尽在中矣！为国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且经史道德如采菽中原，勤之者则功多，汝等可不勉哉”。 这既是对其诸子的告诫，也是对各级官僚的要求。其目的就是要他们忠君守义，奉行臣道，忠于职守，宽简爱民。以此消弭社会内部矛盾，确保割据政权的稳定。 其次,振兴教育，尊重士人，重视贤才。为培养人才，为子弟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李暠在敦煌兴办了学校。庚子五年(404年）正月，“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为奖掖人才和招贤纳士，又“起嘉纳堂于后园，以图赞所志”。通过各种措施，来实现其“采殊才于岩陆，拔翘彦于无际”的愿望。 李暠尊重士人，尊重文化。他重用宋繇，除宋繇与他为同母兄弟以及宋繇在西凉建国中立有殊功之外，还因为宋繇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另外，他对刘昞更是祟礼有加。刘昞，字彦明，敦煌人。出身于儒学世家，又师承郭瑀，任李暠儒林祭酒从事中郎，主管文教和注记。 李暠尊重文化，从他对书籍的珍爱和与刘昞的关系中可见一斑。据《北史，列传二十二，刘昞条》记载：“昭王好尚文典，书史穿落者，亲自补葺。延明（刘昞，字延明）时侍侧，请代其事。王曰：'躬自执者，欲人重此典籍。吾与卿相遇，何异孔明之会玄德！’迁抚夷护军。虽有政务，手不释卷。昭王曰：'卿注记篇籍，以烛继昼，白日且然，夜可休息。’延明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将至，孔圣称焉。延明何人斯，敢不如此?’” 至此，刘昞“以三史文繁，著《略记》百三十篇、八十 四卷，《燉煌实录》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铭》一卷，注《周易》、 《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行于世。” 李暠与刘昞是政治与学术相统一的关系。这些做法．使西凉政治的清明，有力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 第三．健全县乡里各级行政机构．实行严密的编户制度，积极发展农业生产。西凉立国后，沿袭了汉魏西晋以来中原传统的地方管理体制和典章制度，对所控制区域内的人口，实行严密的户籍管理，作为敦促各项生产、征收赋役重要依据。敦煌发现的“建初十二年(416年)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户籍残卷(S 0113号)”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 这份户籍完整的有八户，较详细地记载了每户户主、家庭成员，性别、年龄等。自发现之日起就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注意，成为研究中国古代户籍管理及相关制度的珍贵资料。对此，王水兴先生指出：“我再强调研究此残籍的重要意义…杜会等级森严不可逾越，社会身份严重不可混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社会的主要特点之一，在此残籍中有明确的反映。此残籍为研究我国中古史的珍贵文献。”姑不论这份资料所隐含的诸多学术价值，仅从其本身而言．李暠得以在区区河西狭小之地域割据自立，与其他胡族政权相抗衡，这与西凉政权实行严密的户籍管理，最大限度发掘人口潜力是密不可分的。正是在此基础上，西凉政权充分动员民力，在战争间隙大力发展生产。 西凉立国于敦煌之一郡。其初实为敦煌、安西(今属酒泉市）两县之地。因“地狭民稀”，政治、经济和军事较弱。为了改变这种形势，创造与北凉抗衡的条件，李暠积极偃文修武，积蓄物资，扩充地盘；在立国（400年）当年，他派宋繇等向东西两翼进取，“东伐凉兴，并击玉门以诸城，皆下之”。随之在玉门关和阳关一带兴办屯田，“广田积谷，为东伐之资”。迁都酒泉后，又“敦劝稼穑”，使这一地区农业生产得到了很大发展．出现了“年谷频登，百姓乐业”的良好局面。 第四，在对外关系上，面对河西群雄割据的复杂局势，李暠对远在江左的东晋王朝奉表称臣，后又奉南朝政权为正朔。 建初元年（405年）正月，派遣舍人黄始与梁兴间行赴建康，给晋安帝司马德宗上表。表章洋洋数千言，从汉末讲到三国，再讲到西晋统一和分裂，陈述了前凉以来的河西形势和自己在“五胡僭袭”艰难世事中的心境，他希望东晋朝廷理解自己“依窦融故事”成“桓文之业”的苦衷。表章字字诚挚，句句慷慨，字里行间浸透着对国家和民族的优患感情。其中谈到，“至如此州，世笃忠义”，“江凉虽辽，义城密迩。风云苟通，实如唇齿”。这篇表章可以说是李暠的政治宣言，宣告他要依托东晋，保据河西，即“冀仗宠灵，全制一万”。为了实现他的志向和完成“东伐”，他积极推进封建政治。 显然，远处江左的东晋政权不会也不可能给予悬绝西陲的西凉实质意义上的支持。李暠此举，不过是借东晋正统的政治资源以获得汉族势力的支持和拥戴。因此，与其说是称臣江左的表文。 对于河西之东南部的南凉，由于双方利益的需要，相互修好。史载“暠之西也，留女敬爱养于外祖尹文家，文既东迁，暠从姑梁褒之母养之。至是秃发傉檀假道北山，鲜卑遣褒送敬爱于酒泉，并通和好。暠大悦，遣使报聘傉檀，赠以方物。”西、南二凉所以如此，都是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北凉。终西凉之世，西、南二凉的确没有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 第五，加强对西域地方的管理与统治，稳定后方。庚子元年(400年)，李暠派宋繇等西进，“击玉门以西诸城，皆下之。”尽收玉门、阳关”等地，所谓“玉门以西诸城”，应指伊吾以及高昌郡所领诸城，而非西域城廓诸城。西凉初创，力量单薄，东伐仅至凉兴，西进似无可能到达高昌以远。据《晋书》卷八七《凉武昭王李玄盛传附子士业传》：“是岁，朝廷以士业为持节、都督七郡诸军事、镇西大将军、护羌校尉、酒泉公”“七郡”乃高昌等七郡，“是岁”即李歆即位之第二年(418年)。又《宋书》卷九八《氐胡传》：“高祖践阼，以歆为使持节、都督高昌、敦煌、晋昌、酒泉、西海、玉门、堪泉七郡诸军事、护羌校尉、征西大将军、酒泉公。”南朝刘裕建国在永初元年(420年)，可知西凉自始至终统治高昌。吐鲁番文书有署“西凉嘉兴四年”者，亦可为证。1963年吐鲁番所出“建初十四年(418年)韩渠妻随葬衣物疏”云：“高昌郡高(昌)县都乡孝敬里民韩渠妻……”表明西凉在高昌郡设有县、乡、里的行政机构，与内陆全同。 李暠屯玉门、阳关，据有高昌等地，与西域其他地区也保持着一定的往来。他迁都酒泉后，“鄯善、前部王遣使贡其方物”。建初元年李暠复遣沙门法泉间行奉表东晋，表文云；“臣以其岁进师酒泉，戒戎广平，庶攘茨秽，而黠虏恣睢，未率威教，凭守巢穴，阻臣前路。窃以诸事草创，仓帑未盈，故息兵按甲，务农养士。时移节迈，荏苒三年，抚剑叹愤，以日成岁。今资储已足，器械已充，西招城郭之兵，北引丁零之众，冀凭国咸，席卷河陇，扬旌泰川，承望记旨，尽节竭诚，陨越为效。 据此，西凉在建初之初似乎已统彻西域，但无其他材料佐证，也许只是李暠的未来设想而已。但从西凉灭亡后，李氏后裔李宝招众二千余家一度流亡伊吾，依附柔然之事，亦可知整个西凉时期与西域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在经过五年左右的内修政理和积蓄国力后，李暠开始实施他的“东伐”战略。李暠之东迁，实则“惭逼寇穴”，挑战北凉。至此西凉与北凉冲突不断，其中，大规模军事行动有两次。其主旨是继承前凉，追踪窦融，坐镇河西。 东伐的第一步是迁都酒泉。酒泉原属北凉。401年，酒泉与凉、宁二郡叛降于西凉。为了迁都，李暠先委任张体顺为宁远将军和建康(治今高台县南)太守，镇乐涫(今高台县西北)；以宋繇为右将军，领敦煌护军，协同其子敦煌太守李让镇敦煌。迁都前，即建初元年（405年）十一月，他向群僚阐述此举的政治意图：“昔河右分崩，群豪竞起，吾以寡德为众贤所推，何尝不忘寝 与食，思济黎庶。故前遣母弟繇董率云骑，东殄不庭，军之所至，莫不宾下。今惟 蒙逊鸱跱一城。自张掖已东，晋之遗黎虽为戎虏所制，至于向义思风，过于殷人之 望西伯。大业须定，不可安寝，吾将迁都酒泉，渐逼寇穴，诸君以为何如？”。意思是招怀东夏己见成效，迁都为的是“渐逼寇穴”，然后待机直捣张掖。但因为与北凉相比，西凉显然弱小得多，可支之军不过二三万，“渐逼寇穴”不一定有利。胡三省对此也有评论：“李暠迁酒泉欲以逼沮渠蒙逊，安知反为蒙逊所逼耶！” 李暠于405年迁都。迁都以后，西凉与北凉之间的冲突加剧。 李暠推行东伐战略时，蒙逊也在推行西取战略。只是406年以后，秃发褥擅从姚兴手中讨得姑臧，沮渠蒙逊必须将南凉作为主要敌人加以对付，因此不得不暂缓对西凉的进攻。这使李暠的东伐间或也取得一些小胜。 如建初二年（406年）八月，李暠亲自率领骑兵二万，略地建康。沮渠蒙逊回击，掠建康百姓三千户东返，李暠率骑兵追击，在安弥(今酒泉市东)击败北凉军队，夺回被掠民户。但西凉更多的是失利，如建初二年（407年），沮渠蒙逊进攻酒泉，待李暠发觉敌情时，北凉军队己行进到离酒泉城仅六十里的地方。李暠仓促出战，结果失败。“(暠)闭城自守，蒙逊亦引而归”。可见，迁都酒泉后，形势开始对西凉不利。 此后，“蒙逊每年侵寇不止”，李暠遂改变策略，“志在以德抚其境内，但与通和立盟，弗之校也”。 他在酒泉发展生产，积蓄力量。“玄盛既迁酒泉，乃敦劝稼穑。群僚以年谷频登，百姓乐业，请勒铭酒泉，玄盛许之。”另外，他也不轻易消耗国力，“蒙逊每年侵寇不止。玄盛志在以德抚其境内，但与通和立盟，弗之校也”。但李暠也为东伐无功而抚剑长叹，正如他在407年上东晋朝廷的表文所说，他进师酒泉虽构成对沮渠蒙逊的威胁，只是“黠虏恣睢，末率威教，凭守巢穴，阻臣前路。窃以诸事革创，仓帑未盈，故息兵按甲，务农养士。时移节迈，茬苒三年，抚剑叹愤，以日成岁”。这一时期，李暠也实行远交近攻。他称藩于后秦，还与南凉通盟。“初，玄盛之西也，留女敬爱养于外祖尹文。文既东迁，从姑梁褒之母养之。其后秃发傉檀假道于北山，鲜卑遣褒送敬爱于酒泉，并通和好。玄盛遣使报聘，赠以方物。”他想利用南凉从东面牵制北凉。 李景虽则经营酒泉，实际仍将敦煌作为“军国之本”大力充实。406年，他进行“土断”，设置侨郡县，安置迁徙到敦煌一带的“东人”，将他们大部分编制于敦煌和晋昌二郡之间。另将一部分人口迁到酒泉。被编制和东我迁的侨人约有两万多户，他们分别来自不同地方。有的早在前秦时期己流落河西。“初，苻坚建元之末，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畴小辟者，亦徙七干余户。郭黁之寇武威，武威、张掖以东人西奔敦煌、晋昌者数干户，及玄盛东迁，皆徙之于酒泉，分南人五千户置会稽郡(治今安西县东南)，中州人五千户宣广夏郡，余万三干户分置武威、武兴、张掖三郡(三郡均治今敦煌东南)。” 为了防范敦煌以北鲜卑和以南羌人部落对敦煌的骚扰，李暠陆续整理敦煌城防，修城筑围。406年，“筑城于敦煌南子亭，以威南虏”，413年，“修敦煌旧塞东西二围，以防北虏之患，筑敦煌旧塞西南二围，以威南虏”。这一切内政外交举措说明，李暠的“东伐”战略实际在借攻为守。经营酒泉和充实敦煌，为的是攻守有据。在和北凉的较量中，他不敢轻举妄动，所谓“但与通和，弗之校也”，“我闭门不与战，待其锐气已竭，徐而击之”，都是上述策略的具体化。这样做，并非出自李暠本意，实在是迁都酒泉以后他才真正感受到了形势的压力。他的《述志赋》表述了他内心的苦闷：“玄盛以纬世之量，当吕氏之末，为群雄所奉，遂起霸图。兵无血刃，坐定千里，谓张氏之业指期而成，河西十郡岁月而一。既而秃发傉檀入据姑臧，沮渠蒙逊基宇稍广，于是慨然著《述志赋》焉。”赋中讲到张氏以后到吕氏之末：“人希逐鹿之图，家有雄霸之想……求欲专而失逾远，寄玄珠于罔象。悠悠凉道，鞠焉荒凶：杪杪余躬，迢迢西邦，非相期之所会，谅冥契而来同。跨弱水以建基，蹑昆墟以为墉。”由这里讲到他景仰张良、诸葛、周瑜、鲁肃等前世英杰，很想像汉高祖、刘玄德、孙伯符等前世明君那样：“穆穆盛勋，济济隆平，御群龙而奋策，弥万载以飞荣。仰遗尘于绝代，企高山而景行。将建硃旗以启路，驱长毂而迅征。” 总之，字里行间充满了壮志难酬的怅惘。可谓是一篇血泪之作，堪与屈原《离骚》相媲美。 建初六年(410年)六月，沮渠蒙逊伐西凉，败西凉世子歆于马庙，禽其将硃元虎而还。凉公暠以银二千斤、金二千两赎元虎；蒙逊归之，遂与暠结盟而还。 建初七年(411年)十一月，沮渠蒙逊帅轻骑袭西凉，西凉公暠曰：“兵有不战而败敌者，挫其锐也。蒙逊新与吾盟，而遽来袭我，我闭门不与战，待其锐气竭而击之，蔑不克矣。”顷之，蒙逊粮尽而归，暠遣世子歆帅骑七邀击之，蒙逊大败，获其将沮渠百年。 建初十二年(416年)六月，凉司马索承明上书劝李暠伐蒙逊，暠引见，谓之曰：“蒙逊为百姓患，孤岂忘之？顾势力未能除耳。卿有必禽之策，当为孤陈之；直唱大言，使孤东讨，此与言'石虎小竖，宜肆诸市朝’者何异！”承明惭惧而退。 建初十三年(417年)正月，李暠病重。向宋繇嘱托后事，大有“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之悲怆。他在为自己“不能一同河右”，“所恨志不申耳”，感到痛悔之余，将军国重任交给宋繇，要他辅导李歆，“世子犹卿子也，善训导之。”，“勿令居人之上，专骄自任”，“勿使筹略乖戾，失成败之要”。二月，暠卒。年六十七岁。死后，国人上书谥其为武昭王。 李暠曾著《槐树赋》：“先是，河右不生揪、槐、柏、漆，张骏之世，取于秦陇而植之，终即皆死。而酒泉宫之西北隅有槐树生焉，玄盛又著《槐树赋》以寄情，盖叹僻陋遐方，立功非所也。” 李暠在位共十八年(400一417)。死后，子李歆继位。 3、李歆的政治 李歆，字士业，是李暠的次子。庚于五年(404年)，原世子李谭死，他继立为世子。嗣位后，改年号为嘉兴。417年是嘉兴元年。 西凉作为代表著姓利益的政权，李氏家族仍处于制重地位。从李暠的诫子书中可以看出，李歆兄弟“皆弱年受任”，置身戎旅，掌握军权。建初三年(407年)，李暠给东晋的表章也说：“又生州界迥远，勍寇未除，当须镇副，为行留部分。”为此他请求东晋政府承认他几个儿子的军政权力，提出：“辄假臣世子士业监削锋诸军事、抚军将军、护羌校尉，督摄前军，为臣先驱。又敦煌郡大众殷，制御西域，管理万里，为军国之本。辄以次子让为宁朔将军、西夷校尉、敦煌太守，统摄崑裔，辑宁殊方。自余诸子，皆在戎间，率先士伍。臣总督大纲，毕在输力，临机制命，动静续闻。”因李歆等久在戎旅，不谙政治，李暠才反复训诚他们勤学静思，劝勉他们通晓古今，练达时务，懂君臣之道，识安危之机。但李暠最终并未能将其对诸子的愿望与西凉的政治完美统一起来。李歆嗣位后，倒行逆施，使西凉政权转向了衰落。 首先，李歆穷兵续武。他不顾国计民生，频繁地劳师动众。李歆嗣位时，河西己成西凉与北凉角逐的形势。当建初十年（414年）南凉亡国后，北凉解除了东顾之忧，可以专力来对付西凉。但李歆似乎不明白这一点。有人对他指出“区域三分，势不久并。并兼之本，实在农战。怀远之略，事归宽简”。但他充耳个闻，总想在军事上以求一逞。他尚未占据张掖，却己命索仙为征虏将军并张掖太守，实际是向北凉寻衅，这导致了建初十三年（4l7年）四月蓼泉之战的发生。是战，沮渠蒙逊采用诱敌深入之计，叫张掖太守沮渠广宗诈降西凉。李歆派武卫将军温宜去建康接应广宗，自己率大军继后。中途得知蒙逊已埋伏三万大军于蓼泉(今临泽境)，他即撤兵回酒泉。这时蒙逊率兵追击，“歆亲贯甲先登，大败之”，追奔蒙逊百余里，歆与战于解支涧，俘斩北谅兵士七干众级。蓼泉之战虽取得胜利，但李歆的轻躁急进和勇而少谋却暴露无遗。蒙逊了解了李歆的鲁莽，在次年（418年）九月，又带兵进攻。当李歆又要出战时，被左长史张体顺力劝而止。然而，酒泉城外农田中已成熟的粮食却被北凉军队抢掠一空。 嘉兴四年以后，李歆更是接连出兵与北凉鏖战。七月，他命中外戒严，谋攻张掖。其母尹太后劝说也无效。 宋繇又固谏，士业并不从。繇退而叹曰：“大事去矣，吾见师之出，不见师之还也！”士业遂率步骑三万东伐。 这样一次次地发动战争，即使“民力凋残，百姓愁悴”，也使兵不卸甲，帑藏虚竭。年复一年，西凉的实力消耗殆尽，最后变得不堪一击。 其次，李歆生性暴戾刚愎，生活奢靡腐化。他“用刑颇严，又缮筑不止”，杜忠拒良，一意孤行。 李歆嗣位后，气候异常，灾害不断。风、涝、沙暴及地震等频繁出现。照儒家天人感应学说讲，这是因政治不修而致“阴阳失序”和“犯伤和气”，故上天灾，进行谴责。鉴于李歆“用刑颇重”，又不听劝谏，一般臣恢只能借言天人之际进行迂回委婉的劝诫。如李歆主簿的敦煌汜称上疏，从咸安之初(371年)西平地震，有狐狸入谦光殿讲到前凉灭亡，从建元十九年(383年)姑臧南门坍塌和陨石坠于闲豫堂，讲到梁熙“外不抚百姓，内多聚敛”，以致受戮于吕光。认为举凡地震地裂，日精无光都预示着“中国将为胡夷之所陵灭”，暗喻北凉将灭西凉。在迂回委婉之后，汜称直言时弊，他要李歆做到“亲仁善邻，养威观衅，罢官室之务，止游畋之娱。后宫嫔妃、诸夷子女，躬受分囚，身勤蚕绩，以清俭索德为荣，息兹奢靡之费。百姓租税，专拟军国。虚衿下士，广招英隽。修秦氏之术，以强国富俗”。并警告说，如仍不顾仓库有没有积贮和庭中有没有文武而一味逞强，“臣恐宗庙之危必不出纪”。 像汜称这样从国家安危出发劝谏李歆的旧臣还有张显等，但李歆对他们的忠言一概置若罔闻，“并不纳”。这样，西凉政治步入穷途末路。 4、西凉灭亡 西凉亡于北凉。在五凉中，只有它是被同时期的河西政权并灭的。 李歆嗣位的第四年，即嘉兴四年(420年)夏，江南的东晋政权也灭亡了。东晋权臣刘裕废掉晋恭帝司马德文，自立为帝，建立刘宋王朝，历史就此进入南北朝。当时，宋武帝刘裕招怀四裔，册封李歆为都督高昌等七郡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酒泉公，但这已是西凉灭亡的前夕。因为就在此时，北凉主沮渠蒙逊开始了他统一河西的攻势，攻取酒泉和敦煌二郡，是统一攻势的第一步。 沮渠蒙逊利用李歆的好战和勇而少谋，仍运用诱敌远出进行打击的战术。当年七月，他扬言进攻西秦的浩亹，在虚张声势后，又悄悄将军队带回张掖。 李歆听说沮渠蒙逊东攻西秦的事后，谋乘张掖防守空虚而袭取张掖。宋繇、张体顺等都认为不宜出师，但李歆不听。尹太后也反复劝阻李歆，并对他说：“汝新造之国，地狭民稀，自守犹惧不足，何暇伐人！先王临终，殷勤戒汝，深慎用兵，保境宁民，以俟天时。言犹在耳，奈何弃之!蒙逊善用兵，非汝之敌，数年以来，常有兼并之志。汝国虽小，足为善政，修德养民，静以待之。彼若昏暴，民将归汝；若其休明，汝将事之；岂得轻为举动，侥冀非望！以吾观之，非但丧师，殆将亡国！”尹氏，天水冀城(今甘谷县南)人，“幼好学，情辩有志节”，为李暠继室。“暠之创业也，谟谋经略，多所毗赞。故西州谚曰：'李尹王敦煌。’” 李歆不纳尹氏之言，使宋繇深感痛心，他愤而长叹：“今兹大事去矣，吾见师之出，不见师之还也！” 李歆这次谋袭张掖，倾全国兵力，才步骑三万。他企图与北凉决战，毕其功于一役而夺张掖。这正中蒙逊下怀。因此，这次战役关系到最终鹿死谁手。 沮渠蒙逊得知李歆兵出酒泉的消息，高兴地说：“歆己入吾术中。”他再诈传情报，说自己浩亹之战已经得胜，不日将进攻黄谷，再诱使李歆步步深入。当李歆率军到达都渎涧（今张掖城西北）时，发兵出击，两军“战于怀城”。李歆遭到痛击。这时身边将领劝他先退回酒泉。但他负气逞强地说：“吾违太后明诲，远取败辱。不杀此胡，复何面目以见母耶！”勒兵再战寥泉，结果全军覆没，最终自己也被北凉军队杀死。 李歆前后在位四年(417—420年)。 李歆战死后，北凉军队乘胜追击，迫使李歆诸弟酒泉太守李翻、新城太守李预、羽林右监李密、左将军李眺、右将军李亮等放弃酒泉，逃往敦煌。沮渠蒙逊统军入酒泉城。据说此前，酒泉通街大树上有鸟鹊争巢，鹊为鸟所杀。“又有敦煌父老令狐炽梦白头公衣帢而渭炽曰：'南风动，吹长木，胡桐椎，不中毂。’”。桐椎是李歆小名。这些传说和谚语表明西凉百姓民心所向。 北凉军队在攻占酒泉后，继续向西挺进。李翻及包括敦煌太守李恂在内的李氏子弟再退出敦煌城，逃上北山。沮渠家逊接收敦煌后，委派索嗣之子索元绪行敦煌太守事。 西凉虽将亡国，但敦煌人对李氏家族却深怀眷恋。特别是李恂，他任敦煌太守时，在郡中实行惠政，深受土民拥戴和敬重。而索嗣子索元绪则“粗崄好杀，大失人和”，为士民所不满。在这种情况下，敦煌宋氏中的宋承和张氏中的张弘暗中送信给在北山的李恂，请他重返敦煌。李恂得信后，率数十骑返回城中，驱逐了素元绪，受宋承、张弘等推举，称冠军将军、凉州剌史，改年号为永建。 为了彻底摧毁西凉残余势力，永建二年（421年）二月，沮渠蒙逊派其子沮渠德政率兵进攻李恂。李恂紧闭城门，坚守不战。于是，蒙逊亲自率领两万军队，“三面起堤，以水灌城”。而李恂则“遣壮士一千，连版为桥，潜欲决堤”。最终，李恂因孤立无援而难以支持。当蒙逊再勒兵攻打时，宋承等先开城出降。三月，李恂见败局已定，以自杀了事。为了对李恂进行报复，蒙逊在入敦煌之后，实行了屠城。 李恂是李暠第六子，他的称制是西凉政权的尾声。李恂最小的弟弟是李翻，李翻之子李宝即北魏李冲之父。沮渠蒙逊将李宝捕获，并迁徙到姑臧。422年，李宝跟随其舅唐契逃到伊吾(今新疆哈密)，称臣于柔然(蠕蠕)。“民归附者，稍至二干。宝倾身接礼，甚得众心，皆乐为用，每希报雪。”直到北魏太平真君元年(440年)北魏扫荡了盘踞敦煌的沮渠无讳，李宝才卷土重来，“无讳捐城遁走。宝至伊吾，率流人及虏骑南袭敦煌，据之。修缮城府，规复先业。遣弟怀达奉表归降于魏。独尹氏及诸女死于伊吾”。后北魏以李宝为使持节侍中、都督西陲诸军事、护西戎校尉、沙州牧、敦煌公，承制玉门以西。“宝宽雅有废量，甚著威惠于西土。在敦煌三年，因入朝，遂留京师。”这些，仅是西凉政权的绪余。 西凉历二主，存在共二十一年(400—421年)，至此灭亡。 四、北凉 （一）、北凉是卢水胡部族建立的政权 关于卢水胡的族源，文学界一直存在争议，迄今未获圆满解决。 1、卢水胡之启地 卢水胡之名，史见于东汉初叶。卢水胡，顾名思义是因世居卢水而得名。因此，首先应弄清卢水在于何处。 《宋书》卷九八《氐胡传》：大且渠蒙逊，张掖临松卢水胡人也。匈奴有左且渠，右且渠之官，蒙逊之先为此职，羌之酋豪曰大，故且渠以位为氏，而以大冠之，世居卢水胡为酋豪。《魏书》卷九九《沮渠蒙逊传》亦云：“胡沮渠蒙逊，本出临松卢水。”由此可见，北凉主沮渠蒙逊即系张掖临松人，又世居卢水，是卢水当在张掖境无疑。 临松是山名，前凉张天锡在此“置临松郡”。《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二甘州张掖县条载：“临松川，一名青松山，又名马蹄山，又名丹岭山，在县南一百二十八里。”，“北凉改临松县，魏收志，临松郡领安平、和平二县，隋志张掖有临松县，周废。寰宇记，后魏太和中置临松郡，在临松山下，今俗名南古城。” (今属甘肃民乐县，卢水，即今之黑河)。 《明史》卷四二《地理志三》甘州左卫条：“(甘州)东北有居延海，西有弱水出西南山谷中，下流入焉。又有张掖河流合弱水．其支流曰黑水河，仍合于张掖河；又东南有卢水，亦曰沮渠川。”《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三《陕西十二》进一步明确地说：“沮渠川．在镇(张掖)东南，或曰即卢水也。《北史》沮渠蒙逊世居张掖临松卢水，即此川矣，后人谓之沮渠川。” 《水经注》云：“水黑曰卢”，沮渠水既是黑水的支流，故也可称作“卢水”。沈钦韩《后汉书疏证》：“明志，甘州卫东南有卢水，亦曰沮渠川。纪要，北史沮渠蒙逊世居张掖临松卢水，即此川。” 由上述可知，以临松郡治(个民乐南古)为中心的黑河上游地区，是卢水胡的重要支脉沮渠氏的最初聚居地。 2、卢水胡之史沿 卢水胡之名，就文献所裁，始见于东汉明帝（57—75年在位）、章帝（75年—88年在位）时期。综析文献所载，沮渠氏之初聚之地，也即卢水胡是也。 沮渠氏所属一族因世居张掖临松卢水，故称卢水胡。 《后汉书,窦融传》附弟子固传云：“明年(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固与(耿)忠率酒泉、敦煌、张掖甲卒及卢水羌胡万二千骑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陇西、天水募士及羌胡万骑出居延塞，又太仆祭彤、度辽将军吴棠将河东北地、西河羌胡及南单于兵万一干骑出高阙塞，骑都尉来苗、护乌桓校尉文穆将太原、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定襄郡兵及乌桓、鲜卑万一千骑出平城塞。”从这段记载中明显可见，当时征伐匈奴的各路大军的组合是有明确的地城划分与隶属关系的。窦固与耿忠所串队伍中的卢水羌胡，似应属于张掖属国都尉管辖的，故与张掖甲卒同被征发。 又，《后汉书·西羌传》载，章帝建初二年(77年)夏，“迷吾遂与诸众聚兵，欲叛出塞。金城太守郝祟追之，战于荔谷，祟兵大败，崇轻骑得脱，死者二干余人。于是诸种及属国卢水胡悉与相应，” 章帝章和元年（78年)，迷吾子迷唐“将五千人寇陇西塞，太守寇盱与战于白石，迷唐不利，引还大小榆谷，北招届国诸胡，会集附落，种众炽盛。”案大小榆谷在今青海贵德县西，此处谓属国在大小榆谷以北，此属国当指张掖属国，属国卢水胡应是张掖属国都尉所辖的卢水胡。再据《后汉书·邓训传》，“(章帝)元和三年(86年)卢水胡反畔。以(邓)训为谒者，乘传到武威，拜张掖太守。”据此，邓训以卢水胡反，出镜张掖，此卢水胡乃张掖属国所辖之卢水胡也是显见的。 曹魏时，卢水胡势力已扩散到显美(今甘肃水昌县东)至武威一带。黄初二年(22l年)，“琼州卢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扰”。由此可见，魏晋时的卢水胡已成为河西诸多民族中有相当实力的部族。十六国前期，世为卢水胡豪酋的沮渠氏，成为各割据政权拉拢的对象。史载：（蒙逊)高祖晖仲团、曾祖遮，皆雄健有勇名。沮祁复延、封伏地王，父法弘，袭爵，(前秦)苻氏以为中田护军。”法弘死，“蒙逊代父领部曲”，直至北凉建立。 3、卢水胡之为杂族 有研究者认为，卢水胡是融合匈奴、羌、小月氏诸族于一体的杂胡，但其中占统治地位的部族则是匈奴族。我们觉得，对历史上—些较为复杂的部族的正本清源工作，是探讨我国古代民族融合规律的重要课题。 （二）、北凉立国 1、沮渠蒙逊起义和段业初立 北凉始于沮渠蒙逊发动的反吕起义。 沮渠蒙逊，临松(在今甘肃张掖市南)卢水胡人。卢水胡为匈奴支裔。因匈奴有左右沮渠之官，蒙逊先世曾任左沮渠，便以官为姓氏。其家族“世后卢水为酋豪”。 据晋书所载,沮渠蒙逊“博涉群史，颇晓天文，雄杰有英略，滑稽善权变，梁熙、吕光皆奇而惮之”。“有勇略，多计数，为诸胡所推服”。是一位汉化程度很深，又富有才智和韬略的人物。此外，沮渠蒙逊还拥有卢水胡这支军事力量。 这些条件决定了他将在群雄竞逐的河西政治环境中倔起。而吕光时期，推行氏族本位政治和排斥其他民族的做法，给了蒙逊集合部落力量，利用民族矛盾崛起的机遇。当吕光时，“使蒙逊自领营人配厢直，又以蒙逊伯父罗仇为西平太守。仇弟麹粥为三河太守”。名义上重用而实际上隔离，使罗仇、麹粥等内心不安。蒙逊则为不引起吕光怀疑，“常游饮自晦”。 后凉麟嘉七年（395年），吕光曾发兵十万，进攻西秦。西秦王乞伏乾归接受左辅密贵周和左卫将军莫者羖羝等建策，称藩于吕光。送子勃勃为质，换得吕光退兵。接着乾归反悔，杀掉建策者。后凉龙飞元年(396年)，吕光即后凉天王位后，即谋讨伐西秦。后凉龙飞二年(397年)，吕光遣镇东将军吕纂率沮渠罗仇、沮渠期粥等讨伐西秦，以弟吕延为前锋，兵出枹罕，进攻金城，连下西秦金城、临桃、武始、河关等郡县。但随后，乾归运用羸师之计，诱吕光弟吕延入埋伏，一举击溃吕延统率的后凉精兵，并杀吕延，迫使吕光放弃已攻占的金城等郡县，退兵枹罕。 吕延因轻敌被乞伏乾归所杀，征讨乞伏乾归的失败而委罪于罗仇和麹粥，制造民族仇杀，这成为蒙逊起义的导火线。 这次战役，罗仇及麹粥率部从征。败回姑臧后，麹粥知吕光必嫁祸他族，便劝兄罗仇率部起义。他对罗仇说：“主上荒耄骄纵，诸子朋党相倾，谗人侧目。今军败将死，正是智勇见猜之日，可不惧乎！吾兄弟素为所惮，与其经死沟渎，岂若勒众向西平(今青海西宁)，出苕雚(在今永昌县界)，奋臀大呼，凉州不足定也！”但罗仇愚执，说什么沮渠家族“理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为一方所归。宁人负我，无我负人”。结果二人部遭吕光杀害。 吕光擅杀卢水胡酋豪，推行民族压迫政策，激发了卢水胡部族对后凉统治的反抗情绪。罗、麹二人入葬时，“宗姻诸都会葬者万余人”。当此之对，沮渠蒙逊哭着对部人说：“昔汉祚中微，吾之乃祖翼奖窦融，保宁河右。吕王昏耄，荒虐无道，岂可坐现成败，不上继先祖安时之志，使二父有恨黄泉！”于是，一场反对后凉民族压迫的起义就这样爆发了。蒙逊和诸部首领定立盟约，共谋推翻吕光。不到十天。部众发展到一万多人，并屯兵于金山(在今甘肃山丹县南)。 起义初期，蒙逊小有失利。屯军金山后，遭到吕纂的进攻，“蒙逊败绩，将六七人逃入山中，家户悉散亡”。未几复振，因为驻在晋昌的沮渠男成为配合蒙逊起兵，潜入赀虏部落，鼓动与赀虏有联系的“诸夷”起兵，聚合起数千人的队伍，屯驻于乐涫(今高台县西北)。赀虏部队击败前来讨伐的后凉军队，并杀掉酒泉太守叠滕，从西面支持了蒙逊。这样，蒙逊得以招聚渍散的部曲，再整旗鼓。 接着，沮渠男成进攻建康。他先派使者入建康城，游说吕光的建康太守段业。使者对段业说：“吕氏政衰，权臣擅命；刑罚失中，人不堪役；一州之地，叛者连城，瓦解之势，昭然在目，百姓嗷然，无所宗附。府君岂可以盖世之才，而立忠于垂亡之世！男成等既唱大义，欲屈府君抚临鄙州，使涂炭之余蒙来苏之惠。” 因段业不听，男成包围建康两月。段业等不到吕光的救兵，又因他素日与吕光侍中房晷及仆射王详有矛盾，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接受郡人高逵、史惠等劝说，答应了男成的拥戴，并在蒙逊与男成推举下自称使持节、大都督、龙骧大将军、凉州牧、建康公。又改吕光龙飞二年为神玺元年(397年)，并授任蒙逊为镇西将军、张掖太守，授男成为辅国将军、酒泉太守，并“委以军国之任”。这标志着北凉政权的初步形成。 2、沮渠蒙逊夺权和北凉立国 段业，汉族，京兆人(今陕西长安县西北)。他“博涉史传，有尺牍之才”，“儒素长者，无他权略”。原为前秦小吏，在吕光部将杜进手下任记事之职，随杜进跟吕光征西域，后转迁吕光参军。吕光入龟兹，赋诗言志，命段业著《龟兹宫赋》。吕光入姑臧，段业任著作郎，郁郁不得志，疗疾于天梯山，作诗讽谏吕光不能激浊扬清。后作建康太守，仍不受重用。被蒙逊等推举改元称制后，“威禁不行，群下擅命。尤信卜筮、谶记、巫觋、征祥，故为奸佞所误”。以段业的政治才干，难以担当推翻吕光的大任。 而此时，沮渠蒙逊却显示出过人的政治才干和胆识，不断树立功勋。 北凉神玺二年（398年)四月，在攻打西郡(今甘肃山丹县境内)时，部下都怀疑难以攻克，独蒙逊坚持认为西郡地势险要，势在必取，使段业坚定了信心。后蒙逊引水灌城，克之。生擒吕光侄西郡大守吕纯，占领西郡。西郡的陷落，使后凉所属的张掖处在蒙逊与南凉势力夹击之下。晋昌太守王德、敦煌大守孟敏闻风降附。六月，后凉张掖守将吕弘迫于处境危困，弃城东归，段业遂有张掖并都迁张掖。可见，北凉初创时期，段业主要仰仗蒙逊。 但徙治张掖后，段业开始疏远蒙逊，以致军事上的失败按踵而至。如吕弘弃张掖东逃，段业欲追之。沮渠蒙逊谏曰：“归而勿遏，穷寇弗追，此兵家之戒也”。段业不听，为吕弘所败，几乎丧命，幸赖蒙逊救援，才得以幸免。又如段业筑西安城(今张掖以东)，以部将臧莫孩为太守。沮渠蒙逊认为“莫孩勇而无谋，知近忘退，所谓为之筑冢，非筑城也。”段业又不听。不久，臧莫孩为吕纂所败。 其后，段业对蒙逊的猜忌加深，蒙逊亦“俱业不能容己，每匿智以避之”。 天玺元年(399年)二月，段业进凉王，以蒙逊为尚书左丞，以梁中庸为右丞。四月，吕绍、吕纂兴兵伐北凉，段业惊慌失措，忙向南凉秃发乌孤求援，乌孤派骠骑大将军秃发利鹿孤及后凉降将氐人杨轨前来救援。沮渠蒙逊认为：“杨轨恃鲜卑之强，有窥视之志。绍、纂兵在死地，必决战求生。不战则有泰山之安，战则有累卵之危。”劝段业不要盲目出战，段业遂按兵不功。吕绍求战不成，无功而返。 李暠背段业而立西凉，在李暠“招怀东夏”下，天玺二年(400年)十一月，原北凉晋昌太守唐瑶叛归李暠，接着，酒泉太守王德也叛变，自称河州刺史。蒙逊击败王德，逼其奔晋昌与唐瑶合军。蒙逊率兵追击到河头(酒泉郡属县)，虏王德妻子和部众而还。 蒙逊因屡建奇功，段业惮忌之，“业惮蒙逊雄武，微欲远之”。于天玺三年(401年)四月，便改派蒙逊去做临池太守，而以马权代之为张掖太守。马权武略过人，段业想借他胁制蒙逊。而马权也“每轻陵蒙逊，蒙逊亦惮而怨之”。这迫使蒙逊寻找机会除去马权。他利用段业喜听谗言和马权残忍好杀，离间段、马之关系，声称“天下不足虑，惟省忧马权耳”。终使段业杀掉马权。另一段业羽翼索嗣，也因沮渠男成的诋毁而被段业于天玺二年(400年)四月杀掉。 在翦除掉段业的羽翼后，蒙逊建议男成起兵取代段业。他对男成说：“段业愚闇，非济乱之才。信谗爱佞，无鉴断之明。所惮唯索嗣、马权，今皆死矣!蒙逊欲除业以奉兄何如?”男成认为：“业羁旅孤飘，我所建立，有吾兄弟，犹鱼之有水。人既亲我，背之不祥”。男成因段业是自己推举的，先举而后弃，未免不义而反对，于是此谋搁置。 天玺三年(401年)四月，蒙逊以段业越来越嫉恨自己，为防不测，主动要求去作西安太守。段业深知蒙逊有大志，必不肯久居人下。为防“朝夕之变”，答应了蒙逊的要求。这时，蒙逊己作好了朝夕为变的准备。他利用男成在朝廷中的威望，再次使用计谋，使段业杀男成以激起朝野愤懑。“蒙逊与男成约同祭兰门山，而阴使司马许咸告业曰：'男成欲谋叛，许以取假日作逆。若求祭兰门山，臣言验矣。’至期，果然。业收男成，令自杀。” 男成知是蒙逊之谋，就对段业说“蒙逊欲谋叛，先己告臣，臣以兄弟之故，隐忍不言。以臣今在，恐部人不从，与臣克期祭山，返相诬告。臣若朝死，蒙逊必夕发。”但段业不容男成分说，还是杀了男成。男成被杀后，蒙逊集其部下，泣告众曰：“男成忠于段公，枉见屠害，诸君能为报仇乎?且州土兵乱，似非业所能济。吾所以初奉之者，以之为陈(胜)、吴(广)耳!而信谗多忌，枉害忠良。岂可安枕卧观，使百姓罹于涂炭!”。由于男成“素有恩信”，众闻其害，“皆愤泣而从之”。比至氐池(今张掖市界)，众逾一万。” 蒙逊这次起事，是他前次起义的继续。前次是反抗吕光，这次是反抗段业。吕、段二人，虽一氐一汉，种族不同，但其所作所为实际上并无差别。首先，他们都持有狭隘的种族主义和民族偏见。他们利用卢水胡的雄武善战，却都不信任卢水胡将领，采取压制、排斥，甚至残杀态度。沮渠罗仇、沮渠麹粥与沮渠男成在不同时期的相同命运说明了这一点。蒙逊虽利用了段业的民族偏见和喜谗多忌制造出男成的不幸，但他自己也常因惧祸而“内不自安”。因此，他对段业的反抗与对吕光的反抗都带有反抗民族压迫的性质。其次，段业与吕光都“信谗多忌”，并且刚愎自用。所不同者，段业无济世之才，而吕光荒耄老病，他们的统治妨碍着河西社会的发展。由于他们都滥杀无辜，造成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导致了社会的不宁和区域分裂形势的加剧。正因为这样，蒙逊的两次起义都具有正义性。而史家讥评蒙逊“见利忘义，苞祸灭亲”，既缺乏公正，又不足为训。事实上，封建政治多有权诈。蒙逊利用段业杀掉男成，激起公愤，发动起义，这种权诈，也许正是他“英略”和“善权变”之处。男成因“愚忠”受戮，罪在段业。蒙逊反对段业之所以受到胡族如臧莫孩，汉族如“西平诸田”及梁中庸等人响应和支持，并在起兵后能迅速安定张掖一域，对北凉政治造成新的建树，这些都证明蒙逊第二次起事深得人心，正因如此，沮渠蒙逊才成为北凉政权的真正奠基人和建立者。 二次起兵后，形势进展很快。张掖镇军臧莫孩及羌、胡多起兵应蒙逊，蒙逊进壁侯坞。段业闻讯，急忙派田昂与梁中庸等迎战蒙逊。结果田昂率五百骑投降了蒙逊，梁中庸亦“诣蒙逊降”。 天玺三年(401年)五月，蒙逊大军至张掖，段业“左右皆叛走”。蒙逊一举杀段业，占据张掖。夺取了政权。六月，沮渠蒙逊在梁中庸、房晷、田昂等人的拥戴下，称使持节、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张掖公。大封群僚，改元永安。设置文武；“署从兄伏奴为镇军将军、张掖太守、和平侯，弟挐为建忠将军、都谷候，田昂为镇南将军、西郡太守，臧莫孩为辅国将军，房晷、梁中庸为左右长史，张骘、谢正礼为左右司马。擢任贤才，文武咸悦。” 蒙逊在张掖正式立国，史称“北凉”。 （三）、沮渠蒙逊时期的政治 沮渠蒙逊称凉州牧时，河西分裂的局面已经形成。397年，秃发乌孤称西平王，次年定都乐都，割据湟中的南凉政权；400年，段业属臣李暠在敦煌自立，称凉公，割据敦煌，建西凉；和都于苑川(今榆中县境)的鲜卑乞伏氏西秦政权。而都于长安的姚兴后秦政权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时常干预河西事务，此时已兵临姑臧城下。如何在夹缝中生存发展，对于刚刚建立的北凉政权而言，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雄怀大志、勇武兼备的蒙逊审时度势，采取灵活务实的内外政策，经过近20年的努力，终于在群雄中竞起，实现了廓清走廊、“擅雄边塞”的丰功伟业。 1、外交策略 北凉立国之初，面对东有后凉、西秦，西有西凉，南有南凉．外有强大的后秦的局面，采取了结好后秦，纳贡南凉，吞食后凉，对抗西凉的策略。 蒙逊是将推翻吕氏后凉作为政治目标的。在推翻段业后，他不改初衷，继续出兵打击吕隆势力。这时，李暠正在“招怀东夏”，他感到来自西部的压力越来越大，也感到吕隆必将降于后秦，怕姚顿德再率军西进使自己陷于东西临敌的境地。为了应付这种复杂的形势，他用稳妥的外交对付四邻。 首先是结好后秦。称凉州牧后，蒙逊立即派出从事中郎李典到长安去拜见后奏主姚兴，奉表入贡”以通和好”。北凉永安元年(401年)七月，吕隆归降后秦姚硕德，北凉酒泉、凉宁二郡叛归西凉后，为防止西凉的进攻和后秦攻克姑臧城后向张掖逼近。蒙逊派弟沮渠挐和牧府长史张潜去姑臧，向姚硕德表示自己愿意“率郡人东迁”。这样做，是想阻止近在咫尺的秦军攻张掖。所渭“率郡人东迁”虽是一句虚语，促却叫姚硕德信以为真，连张潜等也未辩其诈。张潜返回张掖后，极力劝说蒙逊兑现诺言，而沮渠挐私下对蒙逊说：“姑臧未拔，吕氏犹存，硕德粮尽将还，不能久也，何为自弃土宇，受制于人乎?”在这场政治游戏中，张潜因倾向后秦而被蒙逊处死。 另外是纳质南凉。南凉是反吕光的，在天玺二年（400年）秃发利鹿孤称河西王后，南凉国力正盛，又假威于后秦，蒙逊对此不能视而不见。在反吕的共同目标之下，为了减少与南凉的摩擦，他主动与利鹿孤修好，遣子奚念为质。但利鹿孤知道北凉受制于西凉和后秦的处境，向蒙逊讨价还价，提出奚念年龄太小，要以沮渠挐为人质。为此，蒙逊在永安元年（401年）冬上疏利鹿孤说：“臣前遣奚念具披诚款，而圣旨未昭，复征弟挐。臣窃以为苟有诚信，则子不为轻；若其不信，则弟不为重。今寇难未夷，不获奉诏，愿陛下亮之。”利鹿孤见蒙逊不屈服，便采取威慑之法，派俱延和文支率一万骑兵袭北凉，并在万岁临松俘获蒙逊从弟都善苟子，虏其民六干余户。蒙逊不想扩大事态，派从叔孔遮朝见利鹿孤，答应送沮渠挐为人质。对方也答应归还掳掠的人口，并召还俱延和文支。北凉和南凉暂时结成联盟。永安二年（402年），两国联合“共攻凉州”，但却被吕隆击败。 对于西凉的“东伐”，蒙逊采取了坚决抵御和回击的策略。通过几次交锋，迫使西凉李暠与之“通和立盟”。 蒙逊的上述外交策略似乎带有妥协性和软弱性，但它是在面对西凉政治上的瓦解为减少矛盾而采取的。通过这一策略，北凉至少获得了三年(401—404年)的安宁时间，这对北凉政权的巩固和发展是有利的。 2、内政举措 其一、安定民生，注重经济。与五凉时期其他割据者相比，沮渠蒙逊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他对民生和经济比较重视。他的权变性特殊外交策略，也在为安定民生和恢复经济创造条件。这一点，在他401年下达的制书中阐述得很明白。制书说：“孤以虚薄，猥忝时运。未能弘阐大猷，戡荡群孽，使桃虫鼓翼东京，封豕烝涉西裔，戎车屡动，干戈未戢，农夫三时之业，百姓户不粒食。可蠲省百徭，专功南亩，明设科条，务尽地利。”意思是说起兵以来，东有吕隆，西有李暠，战事不断，兵役与摇役无休，干扰了百姓生活，影响了农业生产。现在要休众息役，专力于恢复和发展农业。劝课农桑是制书的要义。为此。他规定要“明设科条，务尽地利”，即要求郡县长女制定必要的条例和规定，保证农业牛产的最大效益。 蒙逊知道民生状况是决定经济能否发展的关键，而民生好坏又与政治相关。因此，他经常将天灾和人祸相联系，反省和检讨政治，倡导实行惠政。如永安三年(413年)，其母车氏病重，他登张掖南景门散饯给百姓为母祈福，并下书说：“孤庶凭宗庙之灵， 乾坤之祐，济否剥之运会，拯遗黎之荼蓼，上望扫清氛秽，下冀保宁家福。而太后不豫，涉岁弥增，将刑狱枉滥，众有怨乎？赋役繁重，时不堪乎？群望不絜，神所谴乎？内省诸身，未知罪之攸在。可大赦殊死已下。” 不久车氏死。 永安七年(417年)，时雨不至：蒙逊下书曰：“顷自春炎害，害及时苗。碧原青野，倏为枯壤。将刑政失中，下有冤狱乎？役繁赋重，上天所谴乎?内省多缺，孤之罪也。” 永安二年(402年)．北凉同后凉作战失利．双方结盟而归。当时姑臧发生饥荒，为争取民心，北凉一次就送粮食“万余斛以赈饥人”。后来，在同西秦的战斗中，世子沮渠兴国被俘，蒙逊派人送谷三十万斛以赎兴国。北凉能拿出如此多的粮食，说明其农业生产是比较发达的。 其二、搜求谠言，招礼英贤。蒙逊是个明哲的封建统治者，他懂得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政治道理。将搜求谠言与广开贤路作为改良政治的措施。 永安三年(403年，他下达教令说：“养老乞言，晋文纳舆人之诵，所以能招礼英奇，致时邕之美。况孤寡德，智不经远，而可不思闻谠言以自镜哉！内外群僚，其各搜扬贤隽,广进刍尧，以匡孤不逮。” 虚怀大度和礼贤下士，是沮渠蒙逊的性格特点，也是北凉振兴的基本原因。蒙逊喜闻批评意见，对持不同政见者能一视同仁。在梁中庸和句呼勒乃至汉平问题的处理上就表现出这点。梁中庸在起兵反吕和推翻段业上，曾建有殊勋。作为蒙逊的主要信从者和拥戴者，他被委以西郡(治今山丹县东)太守重任。但他受李暠招怀，在永安二年（402年）西凉军队攻入酒泉，形势对北凉十分不利的关头投降了西凉，使西郡落入南凉之手。当时，臣僚中有人主张加罪其妻儿老小，蒙逊听后笑曰：“吾与中庸义深一体，而不信我，但自负耳，孤岂怪之?”反派人将梁中庸妻儿送住酒泉，让其全家团聚。还有句呼勒，他任张掖太守，在永安十年（410年）投降了西凉，后来又从西凉回归，蒙逊不加罪罚，并“持之如初”。沮渠汉平是蒙逊之弟，为湟河太守，北凉玄始四年（415年）乞伏炽磐攻湟河将他俘虏，五年后释放回来，蒙逊执其手曰：“卿，孤之苏武也！”以为高昌太守。 蒙逊性情豁达，他不邀取时誉，不专擅功劳。永安十年（410年），北虏大人思盘率其部落三干人归降北凉，张掖郡永安县内又发现连理木，永安县令张披上书称庆说：“异枝同干，遐方有齐化之应；殊本共心，上下有莫二之固。盖至道之嘉样，大同之美征。”而蒙逊回答说：“此皆二干石令长匪躬济时所致，岂吾薄德所能感之！” 蒙逊唯贤是举，唯才是用。永安八年（408年），他从南凉手中夺回西郡，俘虏太守杨统。时杨统为南凉之文武秀杰，蒙逊委以右长史，“宠逾内旧”，胜过一般北凉有功旧臣。蒙逊的这些做法，不仅赢得了本朝的信赖，就连敌国的一些政治家也赞叹不已。如西凉从事中郎张显就称“沮渠蒙逊，胡夷之杰，内修政事，外礼英贤，攻战之际，身均士卒，百姓怀之，乐为之用。” 永安十二年（412年），蒙逊得姑臧，在谦光殿大宴有功将士，论功行赏，“以敦煌张穆博通经史，才藻清赡，拜中书待郎，委以机密之任”。这先后用人都不拘一格。 其三，整肃纪纲，厉行法治。蒙逊重视吏治，严明政教。玄始七年(418年)，其臣僚上书中，提出建立朝纲及整肃吏治的建议。书中说：“设官分职，所以经国济时；恪勤官次，所以缉熙庶政。当官者以匪躬为务，受任者以忘身为效。自皇纲初震，戎马生郊，公私草创，未遑旧式。而朝士多违宪制，不遵典章；或公文御案，在家卧署；或事无可否，望空而过。至今黜陟绝于皇朝，驳议寝于圣世，清浊共流，能否相杂，人无劝竞之心，苟为度日之事。岂忧公忘私，奉上之道也!今皇化日隆，遐迩宁泰。宜肃振纲维，申修旧则。” 蒙逊采纳了这个建议，责成征南将军姚艾与尚书左丞房晷等撰定朝堂之制，颁行全国，“行之旬日，百僚振肃”。 就五凉政权而言，有关撰定朝堂之制的记载仅见于北凉。由上文可知其制度的核心内容是对官吏考绩黜陟。所谓“申修旧则”，是说依据传统办法，当沿用则沿用，当修改则修改。其实汉魏晋以来，对什么是传统办法，历代都有讨论，并且莫衷一是。但作为汉魏考绩制度的要义，当如西汉京房和曹魏杜恕所说，是“令百官各试其功”，“明试以功，三考黜陟”。就是说，考察官吏履行职责的效能和效绩，如是三番以后决定其禄位的升降。从北凉臣僚给蒙逊上书的内容看，所要“申修”的正是这个旧则。所谓“百僚振肃”，是说制度一实行就起到了改进吏治政风的作用。法制是履行行政职能的保证，吏治政风是政治好坏的标志，蒙逊下令撰定朝堂之制，申修官吏考续和黜陟制度，一方面反映出北凉政治的封建化程度高于其余诸凉政权，另一方面又推动北凉政治进一步发展，变得更加昌明，更加有力。 在整肃吏治和厉行法治上，蒙逊是有魄力的。他通晓法不避亲的道理，早在永安四年(404年)，就严惩了祸国殃民的宗室勋贵沮渠亲信和沮渠孔笃。 蒙逊伯父中田护军亲信、临松太守沮渠孔笃“骄奢侵害，百姓苦之”。蒙逊曰：“乱吾国者，二伯父也，何以纲纪百姓乎！”皆令自杀。由于吏治严整，赏罚分明，北凉在诸凉政权竞争中得以生存和稳固发展。 其四，尊重士人，昌明文教。由于蒙逊本人“博涉群史，颇晓天文”，深知士人对政权的影响和作用，因此他以一个政治家的宽广胸怀，不计前嫌，对各方面的人才均予以任用，罗致了大批知识分子。玄始元年(412年)，蒙逊在姑臧谦光殿宴功行赏，“以敦煌太守张穆博通经史，方藻清瞻，拜中书侍郎，委以机密之任”。 玄始九年(420年)灭西凉，“谅之旧臣有才望者，咸礼而且之”。著名学者刘昞．被拜为秘书郎，还在西苑为刘昞修“陆沉观”，尊称“玄处先生”；著有《十三州志》的敦煌著名学者阚骃，也备受蒙逊的重视，“长侍左右，访以政治损益，拜秘书考课郎中，给文吏三十人，典校经籍，刊定诸子三干余卷，加封东都尉”；张湛亦是当时大儒，蒙逊拜他为黄门侍郎、兵部尚书。敦煌土族宋繇，学问渊博，蒙逊攻克酒泉后说“孤不喜克李歆，欣得宋繇耳。”拜为吏部郎中，委之选举。由于蒙逊重视人才，使北凉形成了尊儒贡学的良好风尚。“五凉”时期的许多名人名著，北凉占了很大比例，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蒙逊昌明学术的治国方略。 沮渠蒙逊推行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内政措施，不仅增强了国力，扩大了影响，也有力地促进了他在河西的霸业。随着后凉的灭亡和国势的日渐强大，他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统一河西的军事行动上。 3、征服南凉，迁都姑臧 蒙逊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一系列措施，有力地推进了他在河西的霸业。随着后凉灭亡，他的政治活动转向进取姑臧和统一河西。 首先，征服邻近部族。永安二年(402年)，蒙逊遣捕国将军臧莫孩“袭击山北虏，大破之”。之后，又“袭狄洛盘于番禾，不克，迁其五百余户而还”。 永安八年(408年)，又亲率“骑二万东征，次于丹岭，北虏大人思盘率部落三干降之”。玄始七年(417年)，蒙逊借祭金山之际，“遣沮渠广宗率骑一万袭乌啼虏大捷而还”。后西至苕藋，遣前将军沮渠成都将骑五干袭卑和虏……卑和虏率众迎降”。对邻近部族的征服．使蒙逊扩大了联盟，增强了军事力量。 其次，征服南凉，迁都姑臧。 当时，与他争夺姑臧的是南凉主秃发傉檀。 永安三年（403年），姑臧被后秦占领。此前南北二凉在军事上对后凉吕隆采取一致行动。这种一致行动促使吕隆将姑臧拱手交给后奏。“隆以二凉之逼也，遣(吕)超率骑二百，多赍珍宝，请迎于姚兴。” 从永安四年（404年）起，秃发傉檀策划从后秦手中讨取姑臧，到永安五年（405年）七月，他终于如愿以偿。这样一来，南凉在争夺姑臧的较量中暂时取胜。就在当年秋天，李暠也将西凉国都迁到酒泉。从而使北凉置于南、西二凉的夹击中。 面对复杂的环境，蒙逊一方面称藩于姚兴，避免后秦干涉诸凉的纷争，另一方面加快整修内政的步伐。他息役休众，力农养士，准备与南凉决战。秃发傉檀也明白，一旦北凉养成气候，势必先争夺姑臧。因此，积极拉拢李暠，试图通过与西凉结盟，增加对北凉的压力。永安六年（406年），南凉和西凉订立了盟约。 永安八年（408年），北凉经过长达七年的内修政理，国力大大增强。出兵东伐，与南凉争夺姑臧的条件已经成熟。对此，北凉君臣们取得了共识。史载：“太史令刘梁言于蒙逊曰：'辛酉，金也。地震于金，金动刻木。大军东行无前之征。’时张掖城每有光色。蒙逊曰：'王气将成，百战百胜之象也。’”这时，秃发傉擅也谋倾南凉全国之兵，进攻北凉。蒙逊抓住机会，与南凉战于均石(今张掖市东)，一举将敌击垮，乘胜夺回西郡(治日勒，即今山丹县东南)，俘虏太守杨统，获取军粮四万多石。 永安九年（409年）后，蒙逊每次东伐都有战果。东伐之隙，也作西取，屡创西凉军队。如永安十年(410年)马庙(今酒泉东)之战，大败李歆，俘西凉战将朱元虎，迫使李暠用白银二千斤、黄金二干两将朱赎回，并答应与北凉结盟。此战缓解了北凉的压力，使蒙逊可以集中力量对付南凉。 永安十年(410年)三月，蒙逊动员步骑兵共计三万进攻南凉。大军过西郡后，突然遭遇到沙尘暴，“大风从西北来，气有五色，俄而昼昏”。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北凉军队仍攻克了显美(今永昌县东)，并徙数千户居民而还。傉檀得知北凉军队徒民西撤，率五万军队造至穷泉(今永昌县界)。蒙逊回军与战，“傉檀大败，单马而还”。接着，蒙逊“乘胜至于姑臧”。他将姑臧城牢牢包围，又有“夷夏降者万数干户”。直到傉檀送人质请和，蒙逊才撤兵。南凉经此重创后一瞬不振，姑减城内城外变乱迭起，傉檀无法在姑臧立足，只得放弃姑臧，撤往乐都。接着，姑臧为焦朗所据。 永安十一年（411年），沮渠蒙逊再次统兵三万，围攻姑臧。焦朗开城投降。姑臧终为北凉所得。蒙逊又亲率大军围攻乐都，三旬不克。傉檀以子秃发安固为人质，蒙逊乃退。永安十二年(412年)，蒙逊迁都姑臧，称河西王，改元玄始。 姑臧之得，表明北凉己拥有了河西走廊一半以上的土地。同时，沮渠蒙逊从此不再有东顾之优，他可以游刃有余地对付西凉，并将统一河西作为他下一步的战略目标。 4、摧毁西凉，廓清走廊 永安十二年(412年)，沮渠蒙逊将北凉都城由张掖迁到姑臧。是冬，他即河西王位于谦光殿，改元玄始，“置官僚，如吕光为三河王故事。缮宫殿，起城门诸观”。从此开始了北凉的封建王权时代。 在占领姑臧后，南凉于玄始元年（4l2年）春，分兵五路，向北凉反扑，结果再次受挫。蒙逊乘胜进围乐都，逼秃发傉檀以子染干为质。 蒙逊即河西王位后，又在于玄始二年（413年）连败南凉军队于若厚坞和若凉两地(两地均在今武威南)，并两次进围乐都，还收降南凉煌河太守文支和湟川护军成宜侯。在委署文支为广武太守、成宜候为湟川太守、王建为湟河太守后，北凉的领土又扩展到湟中。 文支投降后，蒙逊下书，表明他必灭南凉及统一河西之志。书称：“古先哲王应期拨乱者，莫不经略八表，然后光阐纯风。孤虽智非靖难，职在济时。而狡虏傉檀鸱峙旧京，毒加夷夏。东苑之戮，酷甚长平；边城之祸，害深猃狁。每念苍生之无辜，是以不遑启处，身疲甲青，体倦风尘。虽倾其巢穴，傉檀犹未授首。傉檀弟文支追项伯归汉之意，据被重藩，请为臣妾。自西平以南，连城继顺。惟 傉檀穷兽，守死乐都。四支既落，命岂久全!五纬之会己应，清一之期无赊。方敬马金山，黎元永逸。可露布远近，咸使闻知。” 玄始二年(413年)夏．蒙逊再次围攻乐都，傉檀以太尉俱延为质，蒙逊引归。在蒙逊的一再打击下．南凉国力虚耗殆尽“土下饥弊”，“内外俱窘”。 正当蒙逊作好彻底摧毁南凉的部署时，西秦主乞伏炽磐却于玄始三年（414年）乘秃发傉檀西征乙弗的机会，袭取了乐都。灭掉南凉。 灭掉南凉后，炽磐又与北凉争湟河郡。 攻打西秦．争夺湟中。西秦灭南凉后．沮渠蒙逊对乞伏炽盘窃取战胜南凉的果实甚为不平。于是遣其将运粮于湟河，自率众克乞伏炽磐的广武郡，并多次打败西秦。但玄始四年（415年），西秦又两次进攻湟河，蒙逊之弟湟河太守汉平降炽磐，湟中落入西秦之手。玄始五年（416年），由于北凉与西凉战事日紧，蒙逊遂遣使聘于西秦．结亲和好。直到北凉承玄元年(428年)，炽磐死后，西秦渐衰，蒙逊才夺得西平和乐都二郡，占据了整个湟水流域地区。 南凉亡国后，沮渠蒙逊又于玄始五年（416年）他与西秦通和，两国在湟中罢兵并各守已有疆界。这时才开始集中兵力打击西凉，实现其统一走廊和“散马金山，黎元永逸”的恢宏志向。 在应对西凉方面，沮渠蒙逊曾对西凉发动过几次试探性的进攻。加之李暠外结睦邻，内修德政，上下一心，慎于用兵．蒙逊未能得手。但到了玄始六年(417年)，李暠病死，蒙逊又开始谋取西凉。 玄始六年(417年)，蒙逊出巡金山(在今山丹县西南)，击乌啼、卑和二羌部。又循西海(在今青海湖)向西，至盐池(今酒泉东)，再到酒泉南山祀西王母祠。“寺中有玄石神图，命其中书侍郎张穆赋焉，铭之于寺前，遂如金山而归。”这一次出动军队共四万五千，是—次向西凉扬威的活动。但截至418年以前，北凉与西凉争战，北凉并未全立于不败之地。如永安十一年（411年）蒙逊攻酒泉，因军粮不继，在撤退时被李歆追杀，主将沮渠百年也被西凉俘去。玄始六年（417年）春，西凉十李暠病逝，李歆嗣位。蒙逊在蓼泉伏兵三万，让沮渠广宗诈降李歆，谋诱李歆出酒泉后进行打击。李歆识破此计，在鲜支涧又打败蒙逊。经过两次挫折，蒙逊知摧毁西凉尚待时日，于是在建康(今高台县南)筑城置戍，探沟高垒。 李歆即位后，西凉政治败坏。由于李歆好治宫室，不断征发徭役，造成民力凋残，农业不修。当西凉经济上促襟见肘时，蒙逊在418年出动军队，将酒泉城外秋收在望的庄稼全部芟刈。 玄始八年（419年）前后，北凉政通人和，兵精粮足，而西凉却己十分衰弱。但李歆仍刚愎自用，继续对北凉用兵，不断消耗国力。形势己如张显向李歆指出的那样：“沮渠蒙逊，胡夷之杰，内修政事，外礼英贤，攻战之际，身均士卒；百姓怀之，乐为之用。臣谓殿下非但不能平殄蒙逊，亦惧蒙逊方为社程之优。” 玄始九年（420年），蒙逊按照太史令张衍“今岁临译城西当有破兵”的预言，决定对西凉实行最后一击。他部署世子政德屯兵于姑臧东南的若厚坞后，才向张衍等宣布其战略决策：“吾今年当有所定，侗太岁在中，月又建申，未可西行。且当南巡，要其归会，主而勿客，以顺天心。计在临机，慎勿露也。” 蒙逊这次也就是要用声东击西的战术，诱西凉军队进入国门，然后一举歼灭。果然，李歆听到蒙逊去取西秦浩亹的消息后，便带兵出酒泉，图谋乘虚攻打张掖。蒙逊在虚张一番声势后，将军队埋伏在川岩(今临洋县境)，等李歆带领军队进入都渎涧狭谷时，他挥军出击，逼李歆退到怀城将其击溃。接着，在蓼泉又击杀李歆。使西凉军全军覆没。七月，北凉军队攻占酒泉。入酒泉后，蒙逊“禁侵掠”，“百姓安诸如故，军无私焉”。同时，对西凉旧臣“皆随才擢叙”。十月，北凉出兵敦煌，李歆之弟敦煌太守李恂坚守城池一直到第二年正月。蒙逊见敦煌久攻不下，“乃筑长堤，以水灌城”。数十日后，李恂部下宋承和张弘等开城出降。 玄始十年（421年）四月，蒙逊率领北凉军队攻入敦煌，“杀(李)恂而屠其城”，“获其弟子宝，囚于姑臧”。随着西凉最后一个据点敦煌的陷落，西凉就此灭亡。 423年，李宝与其舅晋昌太守唐契出逃伊吾(今新疆哈密)。 在攻占敦煌后，“鄯善王比龙入朝，西域三十六国皆诣蒙逊称臣贡献”。 早在北凉草创之时，其势力己达高昌。吐鲁番出土段业神玺三年(399年)五月七日仓曹贷粮文书可以为证。此后，由于西凉李暠在敦煌崛起，北凉与高昌关系中断。西凉灭亡后，沮渠氏北凉立即控制了高昌。吐鲁番所出西凉官文书最晚者署玄始九年(420年)，而所出沮渠氏北凉官文书最早者为“玄始十一年(421年)马受条呈为出酒事”，可见北凉与西凉对高昌的统治确实是紧相连接的。吐鲁番所出高昌郡府文书以北凉时期者最多，据此可知高昌郡行政制度远承汉魏，近同晋宋，从乡里组织到军府机构与内陆郡县完全一致。北凉据有高昌后，威震西域。“鄯善王比龙入朝，西域三十六同皆诣蒙逊称臣贡献”。所谓“西域三十六国”，泛指西域诸国，说明北凉与西域诸国也保持着较为广泛的联系，且在客观上成了刘宋、北魏与西域联系的中介。 至此，沮渠蒙逊终于实现了统一河西、“勋济西服”的宏图壮志。拥有了东起黄河，西至高昌，北接柔然，南括河湟的整个广大地区。 承玄元年(428年)，他又在西秦衰亡（于431年灭于夏）声中夺得西平和乐都二郡，据有了包括煌水流域 在内的整个河西地区。其势力所及，至于天山南北。 5、通使宋魏，期应一统 沮渠蒙逊的政治才能不但造成了北凉的昌盛发达，而且也在北方“分久必合”的大势中得以发挥，从而使这位“胡夷之杰”具有了更高的历史地位。饶有趣味的是，从411年起，北凉政治几乎每十年上一个台阶：411年，蒙逊攻克姑臧，驱逐南凉；421年，蒙逊攻克敦煌，摧毁西凉；430年，北凉归附北魏；439年，北凉并于北魏。实际上，从411年起，北凉政权的政治外交活动己远远超越了河西走廊的范围，成为黄河流域重归统一历史话动的一部分。 尽管这些通贡和上表活动有时只是一种姿态，但蒙逊承认东方大国的主权地位，这一点是无疑的。作为区域性割据者，谁也不情愿别的政治势力驾驭自己，何况远在边服的蒙逊。如玄始六年（417年），东晋太尉刘裕北伐到关中，俘虏后秦王姚泓，灭掉后秦，蒙逊对此“怒甚”。恰值门下校书郎刘祥向他言事，他申斥刘祥说：“汝闻刘裕入关，敢研研然也!”一气之下杀了刘祥。但是，无论为时势所迫，还是为其“善权变”的性格所决定，在统一大势到来时，沮渠蒙逊毕竟能识时务并作出合理的选择。 针对北魏。永安十一年(411年)，蒙逊占领姑臧后开始向北魏“频遣使朝贡”。另外，他还与东晋互通使节，在玄始四年（415年）东晋益州刺史朱龄石通使姑臧后，他派舍人黄迅报聘益州并向晋安帝上表称臣，表章上说：“臣之先人，世荷恩宠，虽历夷险，执义不回，倾首朝阳，乃心王室。”“若六军北轸，克复有期，臣请率河西率戌为晋右翼前驱。”玄始十五年(426年)，当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进攻关中的赫连氏大夏政权，秦、雍一带氐羌纷纷归附北魏时，蒙逊再次遣使北魏，表明“附魏”的态度。之后，又多次派使者赴平城朝贡上表。北凉承玄四年(431年)，蒙逊又送子沮渠安周至平城“入侍”。凉玄始三年（430年），蒙逊派尚书郎宗舒与左常侍高猛到平城朝贡上表，表文中为“九服纷扰，神旗暂拥，车书未同”而抱憾，并说自己“前后奉表，贡使相望去者，杳然寂无旋返”，只有侍郎郭祇返回时带来诏书，使“三接之思始降，万里之心有赖”，知北魏对自己“诱劝既加，引纳弥笃”，甚得慰籍。郭祇之后，又有商胡带来的北魏公卿书信，“援引历数安危之机，厉以窦融知命之美”。表示要在太武帝“方将振神纲以掩六合，洒玄泽以润八荒”时，“独步知机之首”，作“老臣尽效之会”。知机，是说知道北魏将统一北方；尽效，是说要为统一效力。义和元年(431年)蒙逊送儿子安周赴平城“入侍”。年底，魏太武帝派出的使节李顺到达姑臧，策封蒙逊为假节加待中、都督凉州西域芜戎诸军事、凉州牧、凉王，并加九锡之礼。李顺带来魏太武帝命崔浩撰写的册书，其中要求蒙逊：“盛衰存亡，与魏升降。北尽穷发，南极庸、岷，西被昆岭，东至河曲，王实征之，以夹辅皇家。” 除向北魏称藩纳贡外，对南朝。玄始九年(420年)，宋晋“禅代”后，蒙逊也几次派使者到江南向宋王朝称贡。承玄二年（429年），蒙逊“又称藩于宋，并求书。宋文帝并给之。因而得“周易及子集诸书”，受到宋文帝刘义隆“诏许”，得到典籍共475卷。蒙逊又求司徒王弘亲手抄写的干宝《搜神记》。“弘与之”。 蒙逊上述政策后来也被其子沮渠牧犍所继承。永和元年(433年)，牧键遣使请命于魏，并与魏缔结婚姻，送妹兴平公主到平城，受拜为魏右昭仪；而牧键则娶太武帝妹武威公主，并遣宋繇“表谢”，献马五百匹，黄金五百斤。永和五年(437年)，牧犍再派镇西将军沮渠旁周诣魏入贡，而北魏则派侍中古弼和尚书李顺到姑臧，向牧犍等班赐官服，并要牧键送世子封坛入侍。牧键接受了这一要求。同在永和五年，牧键也遣使入宋，奉表入贡，献方物及图籍154卷，再向宋文帝求取图书数十种。 蒙逊通过一系列遣使魏宋的政治外交活动，固然带有以弱事强，求取自安和延续割据的用意，但从客观效果看，这些外交活动恰与北魏统一河西的战略相吻合，并且也确实起到了减少统一阻力的作用。另外它符合河西和整个北方士民要求结束分裂和期望消除割据的心理。因此，不能不认为这是北凉政权以及沮渠蒙逊本人对历史发展做出的又一贡献。更重要的是为河西统一后创造了较为安定的外部环境，从而使北凉能在群雄逐鹿中得以割据自立、兴国安邦。 综上所述，沮渠蒙逊是个杰出的少数民族政治、军事人物。北凉政治由他而兴，河西统一由他完成。他死于义和三年(433年)，活了六十六岁，在位三十三年(401—433年)，这三十三年是北凉政权的辉煌时期。但蒙逊毕竟是封建统治者，史载他晚年“忍于刑戮，闺庭之中，略无风纪”。 （四）、北魏灭凉 北凉义和三年（433年）四月，沮渠蒙逊病逝，年66岁。由于其长子沮渠正德、次子沮渠兴国先后战死。蒙逊在世前立兴国同母弟沮渠菩提为世子，蒙逊死后，众议菩提年幼，遂推蒙逊第三子沮渠牧犍即位。牧犍是蒙逊第三子，先为酒泉太守，后任敦煌太守。他“聪颖好学，和雅有度量”。即位后改年号为永和，433年即永和元年。 牧犍即位，继续向北魏和刘宋称臣纳贡。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派李顺封拜他为都督凉、沙、河三州、西域羌戊诸军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州刺史、河西王。拜宋繇为河西王右相。牧犍“上表乞安、平一号，优诏不许”。就是说，他要求北魏加封他为安西将军或平西将军，但未得允许。另外宋文帝刘义隆也下诏封拜牧犍为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秦、凉、河、沙四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西夷校尉、凉州刺史、河西王。 但牧犍既没有他父亲沮渠蒙逊那样的文稻武略，也不像他的兄长沮渠正德和沮渠兴国那样长期从戎受艰苦军旅生活的磨炼。他继承的是国家强盛和王权上升的局面，难免因沾染一些封建割据者夜郎自大和骄奢淫逸的习气，而淡忘了居安思危的道理。同时，也因蒙逊时期频繁战争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加深和牧键统治的腐败，特别是北魏东方战事结束后兵锋西指，北凉政权很快走向衰亡。 蒙逊创建北凉和统一河西的过程，基本上是通过武力征服完成的。频繁的战争使人口大量丧亡，土地荒芜，社会经济遭到巨大破坏，也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对此，正史虽很少记载，但从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北凉文书中仍可窥知一二。 一是出土的北凉文书，大部分是军事性质的。内容包括派人修筑工事、调出防守边地、组织人员值夜屯田、迫捕逃兵和处罚士卒等。二是文书的落款，常常是既有郡属吏如主簿、功曹史、五官等，又有军事色彩很浓的典军、典军主簿等。说明为适应战争需要，地方行政机构已趋向军事化。三是这些文书揭示出北凉高昌地区兵役很重，百姓负担繁杂。 永和三年(435年)正月，敦煌太守沮渠唐儿给牧犍上书，称有一老者在敦煌东门留下一封书信，书信中写道：“凉王三十年，若七年。”牧键问奉常张慎其中有什么寓意，张慎回答说：“昔虢将亡，神降于莘。深愿陛下克念修政，以副三十年之庆。若盘于游田，荒于酒色，臣恐七年，将有大变。”牧犍听后，十分不说。这说明，牧犍即位后，一反其父的明哲和英武，开始纵情享乐，沉溺酒色。由于荒怠政务，顿时朝议横生。牧键也不乐意听取谏言，臣僚们有意见，百姓们有怨言，只能隐晦地说出来。如永和四年(436年)发生过一次剧烈的雷震，震过以后人们发现一块石头，上面用红笔写着一首谣谚。谣谚说：“河西河西三十年，破带石，乐七年。”带石是姑臧城南一座山的名称。“破带石”是说北凉统治河西三十年时姑减将有山崩地裂之变，“乐七年”是说快乐的岁月再多也不过七年。 在蒙逊死前，凉魏关系的发展趋势已很明显。时北魏正加紧统一黄河流域的步伐，北凉是被统一的对象。因此，当北魏派到北凉的使者李顺返回平城后，魏太武帝即向他询问北凉政事情况。李顺当时汇报说：“蒙逊控制河右，逾三十年，经涉艰难，粗识机变，绥集荒裔，群下畏服。虽不能贻厥孙谋，犹足以终其一世。”又说：“蒙逊诸子，臣略见之，皆庸才也。如闻敦煌太守牧键，器性粗立，继蒙逊者，必此人也。然比之于父，皆云不及。此殆天之以资圣明也。”魏太武帝对李顺说：“朕方有事东方，未暇西略。如卿所言，不过数年之外，不为晚也！” 北魏的“有事东方”是指统一黄河中下游的事业。截至431年前，魏军对割据北方的大夏(都长安)、北燕(都和龙，即今辽宁辽阳)发动强大攻势。大夏自407年赫连勃勃在高平川(今宁夏固原清水河)称天王后，先后据有原属后秦的长安以北及陇右安定(治今泾川县北)、上邽(今天水市)一些郡县。416年，东晋刘裕北伐，在灭掉后秦不久撤兵南返，勃勃又乘势占领长安，称皇帝。此前，他筑统万城(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其城高峻险固，“坚可以砺刀斧”。大夏的军事力量也十分强盛，这从赫连勃勃对后秦及对南凉的战争可知一斑。北魏从426年起开始对大夏用兵。时赫连勃勃刚死，其于赫连昌即位，局势尚不稳定。北魏的战略意图是通过消灭夏政权，为统一关陇及河西开辟道路，故攻势进展得很快。426年，奚斤所率五万大军占领关中，并攻克长安，赫连昌逃往上邽。427年，魏太武带拓跋煮亲率十万大军攻拔统万城，摧毁了赫连氏的军事根据地。428年，魏军攻克上邽，俘虏了赫连昌。赫连昌之弟赫连定逃奔平凉(今平凉市西北)，于431年攻灭西秦。赫连定后图谋西渡黄河消灭北凉并代牧犍割据河西，当大军半渡时，突然遭到吐谷浑军队进攻，赫连定兵败被俘，夏国至此灭亡。当此之时，北魏也正在进攻北燕，迫使北燕主冯弘于436年放弃和龙城逃往高丽。 可见，到436年前后，即北凉承和四年，北魏在东方的战事已落下帐幕，该向河西用兵了。但北凉主沮渠牧犍对此全不在意，仍在北魏和刘宋之间徘徊，同时终巳盘于游田，荒于酒色。 北凉承和七年（439年）初，魏太武帝派尚书贺多罗出使姑臧，“且观虚实”。贺多罗返回平城后，汇报北凉情况说：“牧健虽称藩致贡，而内多乖悖。”于是，太武帝决定亲征北凉。出兵之时，先令公卿作檄对牧犍进行笔伐，历数牧键十二条“罪状”，文曰：“王外从正朔，内不舍僭，罪一也。民籍地图不登公府，任土作贡不入农司，罪二也。既荷王爵，又受伪官，取两端之荣，邀不二之宠，罪三也。如朝廷志在怀远，固违圣略，切税商胡，以断行旅，罪四也。扬言西戎，高自骄大，罪五也。坐自封殖，不欲入朝，罪六也。北托叛虏，南引仇池，凭援谷军，提挚为奸，罪七也。承敕过限，辄假征、镇，罪八也。欣敌之全，幸我之败，悔慢王人，供不以礼，罪九也。既婚帝室，宠逾功旧，方恣欲情，烝淫其嫂，罪十也。既违伉俪之体，不笃婚姻之义，公行酖毒，规害公主，罪十一也。备防王人，候守关要，有如寇仇，罪十二也。为臣如是，其可恕乎！” 北魏公卿所数牧键十二罪中，或认为“魏人欲伐之而无由，乃为是阴谋诡计，终则其所据为口实者，仍支离不可洁也。”或认为北魏公卿所数牧被十二罪中，有的是事实。如“外从正朔，内不舍僭”，据新疆社会科学院侯灿据酒泉文殊山经塔残石刻铭和吐鲁番出土古文书进行考证，北凉有“缘禾”年号。“缘禾”年号与北魏的“延和”年号同音。牧犍既使用“缘禾”年号，又在上冠以“凉故大沮渠缘禾”。另外，魏太武帝的延和年号只用了三年(432-434年)，当改元太延后，沮渠牧犍违而不改，至有“缘禾五年、六年”之渭。当然，牧键“内不合僭”的主要问题，可能还在于他对外使用“缘禾”年号，对内使用“义和”年号。另外如罪状第三条：“既荷王爵，又受伪官”，当时北魏视刘宋为僭伪，而牧键对刘宋也称藩致贡，并接受宋文帝刘义隆的策封。以此为由斥责他政治上首鼠两端也有根据。罪状第十条、第十一条申斥牧犍在对待与北魏婚姻上的无礼和失于检点也符合实情。蒙逊晚年“闺庭之中，略无风纪”。而牧犍则私通其嫂李氏，史载：“河西王牧犍通于其嫂李氏，兄弟三人传嬖之。李氏与牧犍之姊共毒魏公主。魏主遣解毒医乘传救之，得愈。魏主征李氏，牧犍不遣，厚资给，使居酒泉。”这是切切实实得罪了拓拔焘，时间438年。还有第五、第六、第九及第十二条，牧键都难辞其咎。因为原先北魏每通使西域，都诏令牧犍派兵护送和引导越渡流沙，但当439年使者从西域返回姑臧时，牧键冷淡不说，还宣扬柔然对北魏作战的胜利。另外，对柔然可汗唆使西域诸国不供魏使的事也听之任之，甚至与柔然联络，共谋抗击魏师。 当然，北魏所数牧犍十二罪中，有些也是牵强附会。如所谓“民籍地图，不登公府，任土作贡，不入司农”以及“切税商胡，以断行旅”等，无非是为师出有名寻找口实。出兵的真正原因是此时大夏与北燕都己消灭，只剩下北凉不尊“王化”。亦如太武帝对与李顺说的那样，“卿往年言取凉州之策，联以东方有事，末遑也。今和龙已平，吾欲即以此年西征”。本来，应在437年用兵河西，所以推后两年，是李顺用“国家戎事屡动，士马疲劳”劝阻太武帝。李顺这样说，是因他常常出使河西，接受过牧犍的贿赂。从432年开始，李顺来往于姑臧与平城之间，“凡十二返”。接受了北凉不少财宝，常为牧健父子美言，又隐晦其“骄慢之语”，还买通奚斤与古弼等一般元老重臣制造有关河西的假情况。奚斤对太武帝说：“牧犍，西垂下国，虽心不纯臣，然继父位以来，职贡不乏。朝廷待以藩臣，妻以公主；今其罪恶未彰，宜加恕宥。国家新征蠕蠕，士马疲弊，末可大举。且闻其土地卤瘠，难得水草。大军既至，彼必婴城固守。攻之不拔，野无所掠，此危道也。”古弼也附和说：“自温圉水(即温围水，指甘肃靖远至景泰之间黄河河段)以西至姑臧，地皆枯石，绝无水草。彼人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积雪，深至丈余。春夏消释，下流成川，居民引以灌溉。彼闻军至，决此渠口，水必乏绝。环城百里之内，地不生草，人马饥渴，难以久留。(奚)斤等之议是也！” 只有崔浩支持太武帝出兵，并指出李顺等河西水草之语的虚谬。 其实北魏用兵河西，是北方政治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魏凉之间政治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李顺等人故作危言，还有崔浩对李顺的反驳，乃至所谓十二条罪状，都是一种舆论。北魏对北凉采取军事行动，是要用军事占领来对业已形成的凉魏关系进行肯定。所以，北魏虽动员了庞大的军队，但使用的主要还是招怀河西百姓和分化北凉的方略。其中，源贺起了很大作用。源贺，本名秃发贺，是南凉国君秃发傉檀之子。乐都被西泰军队攻占后，他逃跑出来，投奔了北魏。“世祖(太武帝)谓贺曰：'卿与朕源同，因事分姓，今可为源氏。’”源贺给太武帝上“取凉方略”，建议太武帝先招怀河西鲜卑旧部，瓦解北凉外援。他说：“姑臧城外有四部鲜卑，各为之援。然皆是臣祖父旧民。臣愿军前宣国威信，示其福祸，必相率归降。外援既服，然后攻其孤城，拔之如反掌耳！” 另外，北魏公卿奉太武帝之命而作檄书，其意也在对沮渠牧键晓以大义。檄书给北凉君臣指出“三策”，归根结底是为实现对河西的“义取”或说“和平统一”创造条件。这“三策”是：“若亲帅群臣委贽远迎，谒拜马首，上策也。六军既临，面缚舆櫬，其次也。若守迷穷城，不时俊悟，身死族灭，为世大戮！宜思，自求多福！” 北魏灭凉也没费许多周折，其简单经过是： 北凉承和七年（439年）六月，魏太武帝使侍中宜都王穆寿辅太子晃监国，使长乐王拓跋稽敬和建宁王拓跋祟率兵二万屯驻漠南以防备柔然。以原南凉秃发傉檀之子西平将军源贺为向导，亲率大军自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境)渡黄河。及秋，至上郡属国城，太武帝问源贺平凉之策，源贺曰：“姑臧城外有四部鲜卑，各为之援。然皆是臣祖父旧民。臣愿早前宣国威信，示其福祸，必相率归降。外援既服，然后攻其孤城，拔之易如反掌耳。”即止陕西榆林，然后分兵两路，以平西将军源贺为向导，向西挺进。永昌王拓跋健所率前锋部队一进入河西，即“获河西畜产二十余万”。接着在源贺的招慰下，诸鲜卑降魏者达三万余落，姑臧外围尽为魏有。 八月，北魏大军兵临姑臧。沮渠牧犍根本没料到北魏真会对他用兵，得知魏师到姑臧时吃惊地问部下：“何为乃尔？”但又企图负隅顽抗，采用左丞姚定国之计，不出城迎接魏军，还派人向柔然求救。又部署其弟沮渠董来带兵万余拒战于姑臧城南。时源贺己先行“率精骑历(鲜卑)诸部招慰，下三万余落”，从而瓦解了北凉外援。拓跋健专力攻城，沮渠董来所率凉军望风披靡。当北魏常山王拓跋赤坚兵临城下招谕牧健出降时，牧健还想等待柔然援兵。九月，柔然不止，而其兄子万年又率其部降魏，魏军尽知城门虚实．分兵攻城不息。在此情势下，牧健难以坚持，沮渠牧犍只得率其文武五千人面缚请降。可见，对牧健降魏起主要作用的仍是北魏的分化政策。故史载：“茂虔(牧健)兄子万年为虏内应，茂虔见执。”其实，鲜卑的附魏和万年的“内应”，都是和平统一的大势所趋。 牧健降魏标志着北凉灭亡。牧健在位共七年(433-439年)，恰应“乐七年”之谚。 魏军攻占姑臧后，收城内户口二十余万，获北凉府库所藏珍宝不可胜计。魏太武帝又使张掖王秃发保周与源贺慰喻凉州杂胡，得降附者十余万落。这样，北魏基本上以和平方式统一了河西。 自沮渠蒙逊立国至牧键降于北魏，北凉共历二主，前后凡三十九年(410—439年)。 北凉亡国，也标志着自前秦政权崩溃后历时半世纪之久的北方分裂局面正式结束。从此，北魏成为北方的唯一政权。 （五）、北凉绪余 北凉亡国后，柔然敕勒可汗发兵攻怀朔镇，并深入到善无（今山西右王县南)，但被魏军击退。 439年冬，太武帝徒沮渠牧健宗族及吏民三万户于平城。牧犍被东徙后，起初尚受到魏太武帝的厚遇：“犹以妹婿待之。其母死，以王太纪礼葬焉。又为蒙 逊置守墓三十家，改受牧犍征西大将军，王如故。”但到北魏太平真君八年（447年）牧犍就被太武帝赐死。北魏加给牧犍的罪名有二：“一是盗取凉州府库珍宝，二是“隐窃杀人”并图谋造反。“初，官军末入(姑臧)之间，牧犍使人斫开府库，取金银珠玉及珍奇器物，不更封闭。小民团之入盗，巨细荡尽。”又告牧犍父子多畜毒药，前后隐窃杀人乃有百数。”是年(447年)，人又告牧犍犹与故臣民交通谋反，诏司徒崔浩就公主第赐牧键死。与牧犍一同被处死的还有魏太武帝右昭仪沮渠氏及宗族成员，唯沮渠万年因先行降魏而获免。北魏太平真君十二年（451年），万年任冀定二州刺史时也以谋叛罪被处死。在加给沮渠宗族的罪名中，“谋反”是要害。因北凉虽亡，但其残余势力犹存，并一直在西域活动。所谓牧犍与“故臣民交通谋反”之说，反映出北魏政府对牧键家族的不放心。 北凉亡国前，牧键曾委派其弟无讳为河州刺史、都督建康以西诸军事、领酒泉太守，委派另一个弟弟宜得为秦州刺史、都督丹岭(在今山丹县境内)以西诸军事、领张掖太守，而以弟安周为乐都太守。北魏军队占领姑臧后，魏太武帝分派镇南将军奚眷攻张掖，镇北将车封沓攻乐都。宜得在张掖不能守，便焚烧仓库后西奔酒泉，投靠无讳；而安周则南奔吐谷挥(今青海境内)。继而奚眷进攻酒泉，无讳和宜得携带家口逃到晋昌，再中晋昌逃到敦煌，投奔其从弟敦煌太守沮绍唐儿。在无讳与宜得分别逃离酒泉和张掖后，北魏在这里置将镇守，而永昌王拓跋傻则坐镇姑臧。无讳和宜得到敦煌后，重整旗鼓，返军复攻酒泉，并重新加以占领，还俘虏了北魏酒泉太守弋阳公元洁。无讳接着攻张掖，因未能克城，撤至临松。他在临松聚合族人四万余户，图谋保据酒泉。魏太武帝对无讳势力采取了不加征讨而持其自毙的方略。无讳占据酒泉不久，就因粮食短缺而陷入极度饥饿之中。在迫不得己之下，只能主动向镇守姑臧的拓跋健投降，并答应献酒泉城和送还在俘的魏弋阳公元洁及其部下。无讳降魏后，受北魏委署为征西大将军、凉州牧，封洒泉王。但太武帝对他终究不放心，怕他一旦保存势力，日后东儿再起形成边患，故在441年春派奚眷进兵酒泉。奚眷的威慑使沮渠唐儿背叛了无讳。无讳见酒泉已难保，于是留从弟天周留守，自己与宜得引兵击唐儿。四月，“唐儿败死”。年底，酒泉城中食尽，万余口皆饿死。沮渠天周杀妻以饷战士。未几，奚眷攻克酒泉，俘获天周，移送平城后处死。无讳一来因缺乏粮食，二来因受到魏军逼迫，于是决定西渡流沙入西域。他派遣从吐谷浑返回的弟弟安周率兵先行，进攻鄯善，自己暂守敦蝗。当安周鄯都善时，北魏使者也接踵而至，并传达太武帝旨意，晓渝行将投降安周的鄯善王比龙坚守城池。安周围攻都善都城扜泥（楼兰）前后几十天，因不能破城，于是保守扦泥东城。442年初，无讳放弃敦煌带领族属万余家，开始向鄯善进发。鄯善王闻知无讳大军将临，带领城民四千余家西奔且末。无讳留安周驻鄯善，自己带领部众再向高昌(今新疆吐鲁番)。无讳放弃敦煌后，李暠的孙子李宝带领部下二千人重返敦煌，“缮修城府，规复先业”。并遣弟李怀达奉表平城，归附了北魏。在无讳前往高昌时，高昌已被阚爽占据。另外，在432年与外甥李宝一同奔伊吾臣服于柔然的唐契，此时也因受到柔然的逼迫，带领部众向西，图谋从阚爽手中夺取高昌。阚爽为了对付唐契，派使者诈降于无讳。但唐契自己则未来得及进攻高昌，便被柔然军队击杀。442年秋，无讳到达高昌，阚爽听说唐契已死，使拒绝无讳入城。无讳发兵攻打，攻破城池，逼阚爽逃往柔然。无讳占领高昌后，派其常侍汜隽奉表前往建康称藩致贡。文帝刘义隆特为下诏说：“往年狡虏纵逸，侵害凉土。河西王茂虔(牧犍)遂至不守，沦陷寇逆，累世著诫，以为矜悼。次弟无讳克绍遗业，保据方隅。外结邻国，内辑民庶，系心阙庭，践修贡职。宜加朝命，以褒笃勋。可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凉河沙三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部将、西夷校尉、凉州刺史、河西王。 高昌北凉政权建立。444年，沮渠无讳死于高昌。无讳死后，安周继位。安周为牧犍第七弟，原任北凉乐都太守，封屋兰县(今山丹县西北)。继兄自立后，也遣使朝宋。宋文帝下诏奖掖池“才略沈到，世笃忠款，统承遗业，民众怀归”。并策封他继为河西王。安周继立后，适逢西域大饥荒，人相食，饿死者无数。“周敕以三百斛麦以施饥者，别发仓禀以赈贫民”，有惠于西域百姓。450年，支周进攻车师前部。此前，车师前都大帅车伊洛己附北魏，被北魏册封为平西将军、前部王。沮渠无讳在世时，屡与车伊洛作战。无讳死后，安周夺无讳子乾寿所领部队，引起乾寿不满，在车伊洛游说下，乾寿率部下五百余户投降了北魏。安周以此积怨车伊格，故乘车伊洛西击焉耆时引柔然兵袭取了车师前部所在的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459年，即宋孝武帝大明三年，沮渠安周再次遣使向刘末王朝“奉献方物”。第二年，即460年，被柔然袭杀。“柔然攻高昌，杀沮渠安周，灭沮渠氏，以阚伯周为高昌王。高昌称王自此始。 自439年至460年，沮渠无讳和沮渠安周盘踞西域及高昌达二十年之久。他们的活动是北凉政治在河西以外的延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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