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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晋，有这样一个显赫的官职，位高权重，其权势之重，不逊于皇权。东晋重臣执政时，必加此衔，它就是录尚书事。东晋的录尚书事权力极大，总揽朝政，位列百官之首，是名副其实的宰相。录尚书事不是单独授予的官衔，而是一种加官，需要和其它官衔一起授予给官员，魏晋南北朝时期皆是如此。 东晋是建立在南北方士族合作基础上的政权，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施行门阀政治的王朝。士族门阀在东晋政权中，处于核心地位。所以东晋皇权不振，而由士族执政。为了方便执政，当权士族历来以录尚书事的身份辅政，使得录尚书事成为东晋官职中的执牛耳者，文武百官都唯录尚书事马首是瞻。故而东晋出任录尚书事的，绝大部分都是士族。 东晋后期，士族门阀衰落，政局也日趋动荡，权臣如司马道子、司马元显、刘裕先后掌权，他们也效仿士族，给自己加录尚书事的头衔。 那么录尚书事究竟是个这样的官职呢？为什么掌权者者这么重视录尚书事，一定要把录尚书事握在自己手里呢？以此为题，聊聊东晋的录尚书事。 东晋录尚书事制度概况录尚书事起源于汉昭帝时期的领尚书事，当时权臣霍光以大将军、大司马、领尚书事的身份辅政。领尚书事中的“尚书”，是汉朝本来就有的一种官职，是皇帝身边的近侍，负责管理宫廷奏章文书。领尚书事相较于其它尚书，权力大得多，拥有“纳奏”的权力，可以决定哪些奏章递交给皇帝审阅，哪些不用交给皇帝。领尚书事可以主动审阅尚书收到的奏章文书，并提出初步处理意见，供皇帝参考。  东汉建立后，领尚书事被改名为录尚书事，但职权没有太大变化。汉光武帝还设立尚书台，以尚书令和尚书仆射作为尚书台的长官，并把重要事情都交给尚书台处理。汉光武帝之后，尚书台权力越来越重，但尚书令和尚书仆射品秩都不高，无法统领文武百官。为解决这个矛盾，皇帝寻找变通之法，即为三公和太傅这类重要官员加一个录尚书事的头衔来监管、主持尚书台工作。 太傅和三公不是尚书令也不是尚书仆射，而是皇帝在尚书台的代理人和高级顾问。如此一来，太傅和三公之类的朝廷高官既保持了原来的官衔，又能参与国家重大决策的谋划，遂解决了上述矛盾。这是东汉尚书制度的一大革新，成为后世王朝的借鉴。 曹魏、西晋和东晋三朝，都沿袭了东汉的尚书制度。到东晋时期，尚书制度已经相当完善了，而且录尚书事权力也发展到顶峰。东晋的录尚书事，其权力比东汉、曹魏、西晋任何一朝都大。录尚书事在东晋是文武百官之首，总揽朝政大权。不管是制度上，还是政治权力上，录尚书事都手握大权，是东晋事实上的宰相。  东晋初年，王导担任假节、侍中、司空、录尚书事、中书监，他启用羊鉴讨伐叛乱失败时，曾上表朝廷自请处分，其中有“臣受重任，总录机衡，使三军挫衄，臣之责也。乞自遍黜”之语。其中的“总录机衡”就是录尚书事在政治上负实际责任的明证，事实上，其他担任录尚书事的官员，也是“总录机衡”。 王导、庾亮曾向朝廷推荐何充，曾说何充能力出众，有“总录朝端”的能力，建议朝廷重用何充。王导死后，何充和庾冰共同录尚书事。
何充有“总录朝端”的能力，所以让他出任录尚书事，可见录尚书事是宰相无疑了。和何充共录尚书事的庾冰，颇受好评，更是有贤相之名。  士族在东晋权力架构中，居于核心地位。故而能出任录尚书事的，除了极少数宗室之外，几乎都是当权士族。士族通过掌握录尚书事，以辅政大臣的身份操弄权力，进而控制东晋的朝政大权。 从东晋建立到淝水之战前，东晋一共产生了十三位录尚书事，其中皇室两人，西阳王司马羕和会稽王司马昱。尽管皇室也有两人出任录尚书事，但并没有发挥实际作用。西阳王司马羕出任录尚书事，是晋元帝以宗室来抵制士族的体现，但彼时士族权势极盛，这种抵制作用非常弱。晋明帝死后，士族权臣庾亮以谋反的罪名诛杀了司马羕。会稽王司马昱出任录尚书事，则是士族推举的结果。时值龙亢桓氏的桓温掌权之际，司马昱没有发挥作用的空间。司马昱后来登上帝位，也是桓温扶他上位的结果。司马昱在位期间，甚至表示可以禅位给桓温。可见，司马昱在政治上，是代表士族的，而不是皇室。  司马羕和司马昱的例子说明，在淝水之战前，士族一直掌握着东晋的最高权力，皇室成员即便出任录尚书事，也不能发挥实际作用。真正能发挥录尚书事权力作用的，一定是士族。东晋先后由琅琊王氏、颍川庾氏、龙亢桓氏和陈郡谢氏这四家士族执政，他们执政时，都加录尚书事之衔，可以看出，录尚书事是东晋最重要的官职，也是士族掌控权力的政治手段。 士族执政和录尚书事作为东晋权力核心的士族，当然知道录尚书事的重要性，所以任何一家士族执政时，不管自身兼了多少职务，一定要加个录尚书事的头衔才行。 琅琊王氏是东晋第一个登场的士族门阀，其代表人物王导为助建东晋立下了汗马功劳。东晋建立没多久，王导就出任侍中、司空、假节、录尚书事，领中书监。在中枢执政的王导，形同皇帝，朝廷的各种施政措施，都是王导一手制定的。  王导担任录尚书事十多年，在琅琊王氏执掌东晋时，一直是东晋的最高决策者。王导执政时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南北方士族矛盾和冲突的问题，特别是江东士族对掌握实权的北方士族意见非常大。 为了缓和南北方士族矛盾，缓解江东士族对北方士族的敌意。王导极力保障江东士族的利益：江东士族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庄园，王导不仅没有收归国有，还刻意避开江东士族的核心区域-吴郡，到远离吴郡的会稽等地开发土地，安置流民。江东士族有作奸犯科的行为，只要没有涉及危害东晋政权的，王导一概不闻不问，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王导利用录尚书事的身份，制定这些举措，极大地缓和南北方士族的矛盾，最终促成了北方士族和江东士族的合作。而南北方士族能达成合作，也奠定了门阀政治的基础。 颍川庾氏执政时，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庾亮并没有录尚书事，安排弟弟庾冰录尚书事。庾冰颇有才学，也是颍川庾氏的代表人物之一，只是名气不如庾亮。庾亮以中书令的身份执政，再配合庾冰的录尚书事，使得颍川庾氏也掌握了东晋的朝政大权。  庾亮之所以没有录尚书事，原因有三点，一是庾亮执政初期资历非常浅，明显不如王导；二是庾亮同时还有外戚的身份，他能以帝舅的特殊身份执政，不需要录尚书事这个头衔了，所以录尚书事就让给了王导；三是庾亮执政时，因为操作不慎引发了苏峻之乱。庾亮为了平息众怒，主动离开朝廷出镇芜湖，自然谈不上录尚书事了。当然了，庾亮如果能多活几年，在北伐上有所成就，那么他回朝廷后，必定是要录尚书事了。 苏峻之乱平定后，庾冰出任中书监、录尚书事、扬州刺史、都督扬豫兖三州军事、征虏将军、假节。为了尽快让战乱后的百姓休养生息，庾冰以录尚书事的身份在朝廷执政，不分昼夜处理政务，在重臣何充的配合下，让刚经历苏峻之乱的东晋，逐步恢复了元气。万民归心，众人交口称赞。朝野都称庾亮为一代贤相。
龙亢桓氏的桓温崛起以后，被朝廷任命为侍中、大司马、扬州牧、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成为一代权臣，掌握着东晋的军政大权。桓温第三次北伐大败而归，为了立威，他擅行废立之事，立司马昱为帝。很显然，帝位上的司马昱，只是个桓温的傀儡。  桓温早有篡权之意，而司马昱也很清楚桓温要当皇帝，于是临终前，遗命由桓温摄政，但是侍中王坦之放手一搏，力劝司马昱不要让桓温摄政，于是将遗诏中的“摄政”改为“辅政”。这对一心当皇帝的桓温而言，是个致命打击，桓温在距离皇位只有一步之遥时，被人绊倒了。桓温心有不甘，始终对桓温念念不忘，甚至妄图武力逼宫。彼时陈郡谢氏、太原王氏联合其他士族，共同反制桓温篡权，迫使桓温放弃了称帝的计划。桓温尽管手握大权，但是面对士族门阀的一致反制，不得不选择了妥协。 桓温死后，陈郡谢氏崛起，作为陈郡谢氏的代表人物，谢安被朝廷任命为中书监、骠骑将军、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后将军。谢安执政时，北方的前秦日益强大，对东晋虎视眈眈。于是谢安举荐自己的侄子谢玄为兖州刺史，镇守广陵，负责对前秦的军事防御。 公元383年，前秦天王苻坚统帅八十万大军南侵东晋，当时建康的文武百官慌作一团。倒是谢安镇定自若，把谢玄、谢石等谢氏子弟叫过来，交代作战任务，安排前线将领的人事任命。谢玄率8万北府兵，前往前线迎敌，并在淝水之战中击溃前秦，使得东晋政权转危为安。淝水之战的捷报传到建康时，谢安正在朋友下棋，谢安看完捷报以后，随手放在一边，继续下棋，朋友忍不住问前线战况如何，谢安淡定地回了句“小儿辈已破贼矣”。  淝水之战后，谢安和陈郡谢氏的威望达到了顶峰。这引起了晋孝武帝的忌惮，为了钳制谢安，晋孝武帝任命自己的弟弟司马道子为司徒、录尚书事。尽管谢安仍然是执政官，而且威望远高于司马道子，但他无意和晋孝武帝发生冲突，交出一切权力后，出镇广陵，不久病死在广陵。谢安之死，标志着门阀政治悄然落下帷幕。 琅琊王氏、颍川庾氏、龙亢桓氏和陈郡谢氏执掌东晋期间，其代表人物执政时，虽然往往身兼数职，但大部分都是虚职，只有录尚书事真正在发挥权力作用。士族牢牢把录尚书事之职握在自己手里，就是因为录尚书事权力巨大，可以有效左右政局，对东晋政局的走向，产生决定性影响。士族也借录尚书事的权力，来控制朝政。 东晋后期的录尚书事东晋后期的政局陷入了长期的混乱之中，朝廷先后由司马道子、司马元显、桓玄和刘裕掌权，他们掌权时，往往身兼多种官职，但一定不能缺录尚书事的头衔，可见对录尚书事的重视。  淝水之战后，士族门阀衰落，皇室力量开始崛起，门阀政治开始向皇权政治过渡。原先被士族掌握的录尚书事，亦归于皇室之手。谢安死后，夺回权力的晋孝武帝沉迷于酒色之中，不理政事。司马道子以扬州刺史、录尚书事的身份执政，司马道子执政的本事，完全没法和谢安相比，朝政日趋混乱。晋孝武帝死后，即位的晋安帝和西晋的晋惠帝晋惠帝，智商都有问题，朝政大权归于司马道子之手。 司马道子掌权以后，把自己的儿子司马元显也引入朝廷，任命司马元显为中书令，兼领中领军，持节。司马道子和司马元显把持朝政，弄得朝政日非。司马道子更是每日喝多醉醺醺，无法任事，司马元显见状暗示朝廷给自己加录尚书事，随后司马道子和司马元显共录尚书事，时人把司马道子叫东录，把司马元显叫西录。因为司马道子好酒不任事，所以掌权的是司马元显。马元显掌权期间，把朝政弄得一团糟，还由此引发了孙恩起义。  趁着东晋平定孙恩起义的时机，盘踞荆州的桓玄，袭杀荆州刺史殷仲堪，夺取了荆州。司马元显下令讨伐桓玄，反被桓玄所败，桓玄攻入建康后，斩杀了司马道子和司马元显。桓玄自任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扬州牧，掌控朝政。随后桓玄逼迫晋安帝禅位于自己，建立桓楚政权。 桓玄篡晋时，北府兵将领出身的刘裕，乘乱崛起，联手其他北府兵将领共同对抗桓玄，并最终斩杀了桓玄。刘裕随即迎立晋安帝复位，但晋安帝也只是傀儡，掌握大权的是刘裕。刘裕出任侍中、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录尚书事，成为东晋帝国实际的掌权者，并开始了篡权之路。刘裕北伐时，听闻最重要的幕僚刘穆之在建康病死，于是火速南归，并加快了谋篡的步伐，刘裕派人暗杀晋安帝，立晋安帝的弟弟为帝，就是东晋最后一任皇帝-晋恭帝。刘裕自己先后被封为宋公、宋王，做完篡权的全部功课后，刘裕正式篡晋立宋，建立了南朝宋政权，名存实亡的东晋彻底覆灭。  东晋后期，政局动荡不堪，极其混乱。但是录尚书事仍然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故而掌权者，都会把录尚书事掌握在自己手里。无论是司马道子、司马元显，桓玄，还是刘裕都是如此。当然了桓玄这个录尚书事是自封的，并不作数，但也说明了录尚书事的确非常重要。 刘裕在篡晋立宋的路上，尽管身兼数职，但他最看重的还是录尚书事，从他掌权到称帝这十几年的时间里，他一直都兼着录尚书事，直到最后建立刘宋政权。刘裕是东晋的最后一任录尚书事，也是南朝的第一个皇帝宋武帝。 录尚书事和尚书令、尚书仆射的关系如前所述，东晋的尚书制度，源自于东汉，自然也有尚书台。那么录尚书事和尚书台的长官-尚书令、尚书仆射是什么关系呢？ 在职权上，录尚书事比尚书令和尚书仆射都要大，而且大得多。东晋的核心权力，都掌握在录尚书事手里，虽然尚书令、尚书仆射也是非常显要是职位，但无法和录尚书事抗衡。 陆玩担任尚书令时，当时的录尚书事是王导。陆玩任尚书令八年，这期间一直不敢得罪王导，大事小情都让王导决断，陆玩自己无所作为。 尚书仆射孔愉曾在给朝廷的上疏中，有涉及朝廷施政得失的地方。当时负责施政的录尚书事王导听说后非常不满，在朝堂议事时，当面质问孔愉，自己施政有哪些失误。孔愉正要进行正面回应时，被尚书令陆玩阻止。后来王导让自己的亲信赵胤担任护军时，孔愉提出反对，但是王导直接无视孔愉的反对意见，照常任命赵胤为护军。
王导以录尚书事的身份，手握大权，无论是尚书令陆玩，还是尚书仆射孔愉，都没有和王导抗衡的资本。这也是尚书令和尚书仆射屈从于录尚书事的明证。 江虨传任尚书仆射时，当时任录尚书事的是会稽王司马昱。司马昱执政时，多次拜访江虨，就政事方面的事情咨询江虨，收获不少。司马昱以录尚书事的身份咨询尚书仆射江虨，就是想听取他的意见或者建议。可见录尚书事掌握实权，尚书令和尚书仆射居于次要地位，协助或者辅助录尚书事施政。 司马道子任录尚书事时，王珣出任尚书令。当时王恭和殷仲堪举兵讨伐司马道子，司马道子问王珣，朝廷应该如何应对。王珣回答，“朝政得失，珣弗之预，王、殷作难，何由可知。”这很清楚地说明，尚书令和尚书仆射在录尚书事面前，处于被支配的地位。政事的决定权在录尚书事手里，尚书令和尚书仆射最多只有建议权。这和司马昱拜访江虨是一个道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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