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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到了秋天的阳光像英子的面容一样绽放着 生产队里清资的通知是那个叫端午的小队长两天前下的，父亲因此在他的办公室里与他的同事汗流浃背地忙了两整天，最后得出的结果是父亲有二百块钱的帐去向不明，这像是正中了端午的下怀，他当场就指着父亲的鼻尖说，你这是贪污。父亲站在昏暗的煤油灯光里张了几张嘴想说明点什么，可什么也没说出来，看着那个叫大爷爷的会计显出了孤苦无助的样子。他坐在堂屋的板头上抽完了烟后，把烟袋锅子往接脚石上磕了几磕，就一头扎进那堆旧帐本里去了，头顶槐树冠里的虫屎间或掉下来砸在他的头上又蹦在他的帐本上，他皱紧了的眉间像是表明着他的信心，直到母亲和大奶奶把两大盆糊糊在鏊子上变成了盖锭上的厚厚的一大摞煎饼，他仍在执着地寻找着。 母亲和大奶奶开始吃饭的时候，太阳已升到了槐树顶上，阳光透过树冠落在刚洗过脸的母亲身上，她和大奶奶坐在天井里的一张放暖瓶和茶壶的桌子边，各自卷起她们刚烙好的一张煎饼，就着桌子上盘子里的咸菜咬了起来，新煎饼被嚼的脆声从她们的嘴唇间传了出来，她们说的话父亲好像一点也没听见。奶奶咳嗽着从她的房屋里走出来，那件蓝紫色的棉褂子看起来像绸缎的质地，让她穿了好几个夏天，脊背上的那些都曳了色，她像是和父亲一起吃的早饭，在早饭之前她会吃父亲给她买的百喘朋药片的，要不她的咳嗽会把她的脸憋得由红变黄，坐在她的那张老木椅里半天起不来，她颀长的身材被这痨病摧残着日渐消瘦，苍白的脸上皱纹跟着她费力喘出的气一块跑动，她手里拿了把蒲扇来到桑椹树下，在那片有阳光的地方晒着刚淘好的麦子，一领上好的苇席让麦子压在下面，她用一只手将蒲扇遮在头顶另一只插进还有些潮湿的麦子里划拉着，修长的手指和麦粒摩擦出哗哗的声音，她看了父亲一眼，根本没在意他在做什么。 我走过去，阳光把我的影子缩得像个木头墩子，在苇席的麦子上晃来晃去，奶奶边划拉着麦子边说，你大大在那里做什么怎么不去上工去他的办公室里。我说，没什么，他在找一个帐本。我说话的时候奶奶的手指停止在麦粒间，在听了我的话后放心地噢了声就又划动起手指，透过越来越热烈的阳光我似乎看见了麦粒间的湿气蒸发的样子，这可能是幻觉，像饭碗里的糊糊冒着的热气弯曲着上升。奶奶直起了腰，用蒲扇扇了扇，她的脸上冒着汗，我说，奶奶，到树下凉快一下吧。她用手指抹了抹汗水说，等麦子干了，让你二姐送到磨坊里去磨。我听了心里倏地升起了一阵惬意，我知道麦子磨成面粉就意味着可以吃水饺，像三个姑姑来时吃的那种水饺。这种饭在平时是很少能吃得上的，只有在家里来了重要亲戚或逢年过节时才能吃上的。 奶奶坐在桑椹树底下的板头上扇着蒲扇，风拂动着她的头发，乌黑的头发在她的眼前飘来飘去，我说，奶奶，我那三个姑姑什么时候再来呀？奶奶听了打了个激灵，继而说，是不是又想吃饺子啦？我点了点头，她说往后咱家不用非等着你三个姑姑来才吃饺子，等把麦子磨成了面咱就包了水饺吃一顿。她的话随着她掉了牙的唇缝里流了出来，和她的笑容一样灿烂慈祥。三个姑姑是您的女儿吗？我问奶奶。她听了又是一惊，手里的蒲扇差点滑落在地，多亏了她的双腿并拢着接住了。小孩子问这个干啥？她有些嗔怒地看着我。我只是问问。我看着奶奶讳莫如深的样子讪讪地笑笑，没事一样地冰释了奶奶刚才的紧张和嗔怒，她在喘着像风吹布条一样的气息，一绺一绺的环绕着她。 母亲吃完了饭开始把碗筷碟盘往一只黑瓷盆里放，弄出了叮叮当当的声音，她用饭刷涮里面的东西，不多会儿吃饭桌子上就摆放着干净的碗筷和碟盘，整齐地像她从灶房里端出来的煎饼在盖锭上平整地舒展着。父亲抽着烟，一只腿圪蹴在红石台上一只腿着地地继续他的寻找，一堆堆帐本把他的身子都要遮住了。大奶奶回到她的屋里歇了一会儿，就挎上筐要去河西崖的地瓜地里翻地瓜秧子，母亲洗着手对她说，一块去吧，中午正好可以吃地瓜秧子渣腐。初秋的地瓜秧子正是鲜嫩疯长的时候，需要经常翻拢才不至于长到另一沟里，翻拢掉下来秧子拿回家中放在锅里用水一炸，就可以施上黄豆沫和盐做出味美的渣腐，那是我们家里以至富屯溪的村人们最喜爱吃的饭食。 我挎着大奶奶的那只歪把提篮，母亲见了就笑着说，芦苇，你也去吗？我点着头，和她们一块出了家门，家里就剩下了奶奶和她那正在拚命寻找帐本的儿子。大奶奶的腰弓得很厉害，她的身子和两腿几乎成了四十五度角，她说这毛病和奶奶的痨一样是饿伤落下来的，那几年没的吃，一天只能吃两顿饭，吃的只是稻糠或青草磨的煎饼和地瓜干子汤。来到长坝，大奶奶弓腰的身子像纸一样地在阳光里挪动着，轻盈闪烁，河道里吹过来一阵凉爽的风，把她花白的头发摇曳起来，在她的耳边和眉间拂动不已，我知道她只有一个闺女，和父亲的名字德隆一样，她叫德琴，早已远在东北的黑龙江，要不是德琴在那儿，大奶奶无论如何也不会记住东北一个叫鸡西的小城。我不明白她为什么把仅有的一个女儿嫁到了东北的那个小城，而不让女儿守在自己的身边等老了好有个照料。她每年都在盼八月节和春节，每到这两个节日到来之前，她的嘴里总是咕哝个不停，总是让我到村子边的路上看邮差来了没有。那个骑绿色自行车车座上搭着个绿色邮袋的邮差来到我家门前时，就高声叫德隆大娘，大奶奶就从她的屋子里快步出来，满脸都是笑地和邮差说话，然后在邮差拿出的一张纸上摁了个红红的手印，手里就接到了三十块钱，我隐约地知道这是她的女儿我的大姑德琴从鸡西寄回来给她过节用的。 生产队里的地瓜地就在学堂西边，我们走过长坝和学堂，就来到了绿油油的地瓜地里，在这里我看见了英子，她穿了件水红色的汗衫弯腰在那时里翻着地瓜秧子，她直起颀长的身子把翻掉地瓜秧子甩手放进筐里时看见了我，我仿佛看到了她那夜在佛手湾像鲢鱼一样的身影，她笑了起来，红润的脸颊上飞奔着让我心动不已的笑容，初秋的阳光沐浴着这样的笑容，闪闪烁烁地向我旋转而来，我差点让这晶亮的笑靥击倒在地瓜垄里，我回过神来掩饰着向她招了招手，大姐，我去学校找过你了，你不在那里。她说，学校里今早村里在那里开会，王老师回家了。我和英子说话的当儿，母亲和大奶奶已经来到地瓜地里每人一沟开始翻开了，大奶奶的腰正好弓着不用再弯多少，母亲把地瓜秧子轻轻地翻拢着，很长时间才碰掉了一根秧子尖，她喊我让我过去，我还没来到她的跟前她就把那根秧子甩了过来，我拾起放进那个歪把提蓝里。 从富屯溪飘散过来的微涩雾气把父亲的那个帐本濡湿了 晚上一家人坐在堂屋的吃饭桌前，当着如豆的煤油灯头，美美地吃了顿母亲和大奶奶馇的渣腐，中午没能吃成，因为翻掉的地瓜秧子太少了，够不上馇一顿的，下午母亲和大奶奶就又去河西的地瓜地里翻拢地瓜秧子。父亲还没有找到那个帐本，滑溜溜的渣腐在他嘴里嚼起来也像嚼米糠一样糙涩，我想起了食不甘味这个成语来，觉得用给此时的父亲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平时晚饭后邻居家的叔叔和英子还有很多村人经常聚拢到堂屋里，听父亲说书，因为他读过私塾，《西游记》、《三国演义》这些书他几乎倒背如流，尤其是《西游记》吸引了不少像我这般大的孩子，可现在就很少有人过来，就在奶奶和两个姐姐起身要往外走时，母亲说，芦缨留下来涮碗。 二姐就乖乖地停住脚步倒回身来涮碗，她和母亲一样把碗筷放在盆里弄得叮当作响，昏红的灯光映在她的脸上，倒把她的脸衬得更加柔和了。这时外面的大门哐地响了声，满屋子里的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到这声音上来了，不约而同地把耳朵朝外一转。屋子里一点声音也没有，可几颗心却地咚咚地跳个不停，外面的脚步声近了，堂屋的门接着被推开了，我的心提到嗓子眼上了，我想父亲和母亲也是。二姐继续涮她的碗筷，动作比以前变得快了不少，声音里响彻着焦燥。我看到了一张和蔼和脸，他微笑着走进堂屋，是和父亲在一个办公室里做会计的那个大爷爷。父亲立即站了起来，噢，是大叔。下边的话还没说出来就让激动给噎了回去。 二姐连忙端走了涮碗的盆子，把桌子用抹布擦了一遍，桌子上干净地留下了湿湿的一片，父亲伸手示意让大爷爷坐下，在堂屋当面的那张带抽屉的桌子里找出了盛茶叶的茶筒，嘴吹着上面的尘土，母亲找来了茶碗和茶壶摆放在吃饭桌上，茶筒里根本没有茶叶，只是几块茶砖，即使是茶砖，父亲也从没自己一个人喝过，都是在来了重要客人才拿出来。茶砖放进茶壶里，母亲冲上了开水，一会儿父亲就往茶碗里倒，倒了一碗，又把它倒进壶里，然后又开始倒，倒了两碗，把其中的一碗往大爷爷那边一推说，喝吧。大爷爷端起茶碗小口地喝了一下然后放下，他瞅着坐在一旁的父亲笑着，我看见他的笑由刚才的和蔼变得讪讪的不自然，他把手打成个扣襻放在膝盖上晃动着，然后解开那扣襻伸手端起茶碗又喝了口水说，他大哥呀，今晚是端午让我来的，要收你办公室里的钥匙。他又喝了口水，好像他要把满脸的尴尬用喝水这个动作来掩饰掉一样。唉，他大哥，干咱这行的，哪能没有个差落？你再仔细找找那本帐，要不，先把门上的钥匙给我，桌子上的你先留着？ 父亲眨巴一下子眼睛，满脸的无奈在大爷爷面前跑动着。大叔，您别难为，我知道您最了解我，我不是那种人，我在努力找那个帐本。他喝了第一口水接着说，我还是把所有的钥匙都有给您，省得端午起疑心。他说着就把裤腰间的那串钥匙解下来放在大爷爷面前的桌子上，钥匙从父亲的腰上解下来到放在桌面上都有在响着清脆的碰撞声。等我找着那个帐本，您可得替我话。父亲看着桌子上的钥匙嘱托了一句。这你放心，他大哥，咱俩谁跟谁啊。大爷爷点着头说。你好好找那帐本，找着了，我再把钥匙给你，咱爷俩离开不得，我年纪大了，往后这会计活呀还得靠你，端午那边我给说去，我不信这毛小子能把咱咋的。大爷爷的话制造出了父亲这几天的第一个笑容。 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父亲就起了床，我听见里屋里床上的响声，吱吱嘎嘎的是父亲的身子压得床笆子在响，母亲仍然躺在床上，我推了推她，她也像是听见了父亲起床的动静，就惺忪着睡眼朝蚊帐外面说，你起这么早干啥，那帐本你不是找了一整天了吗？父亲站在堂屋的地板上抽了口烟说，我没贪污，我相信能找着那个帐本，我还得继续找。烟炝得他发出了一阵猛烈的咳嗽，这声音是我还有家里的人都熟悉的，母亲就说，还抽，再抽命都快搭上了。父亲不理母亲的话，推开门来到天井里，那块红石台上还摆着他成摞的帐本。我爬起来推了推窗棂子，天井里下满面了雾，是从富屯溪里飘散过来的，带着芦苇荡里微涩的腥气，乳白色的雾在天井里逡巡着，父亲蹲在红石台上的身影缠绕在这硕大的雾气里，干扰着他身边雾气流动的定势。 雾气濡湿了父亲那一摞摞的帐本，我看见了他模糊的脊梁在红石台上晃动，想象他正在专心至致地搜寻他所要找的帐本。蓦地父亲的身影剧烈地颤动起来，他手里拿着本已经发了黄的黑皮帐本想从红石台上挪下来，可已经蹲得酸麻了的腿不听他的使唤，在他发出我找到啦的叫声时，整个身子也跟着歪到红石台的下面。咕咚声把正在穿衣服的母亲吓了一跳，她穿衣服的窸窣声让父亲在天井里的叫声淹没了。母亲推开堂屋门看见父亲艰难地挪动着身子，手里还在不停地晃着那个帐本，他看见母亲过来就说，芦苇他娘，我可找到这个帐本啦。虽说的好可就是不见他能站起来，母亲拎着他的身子往上提，他哎呀哎呀地叫起来。找到帐本了虽好，可你不能把身子摔成这样呀。母亲责备着，父亲是把胯摔错了位，平时很健硕的他一激动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二姐芦缨、三姐芦絮听到声音也起了床，分别跑出了大奶奶和奶奶的房屋，看见父亲崴胯着坐在天井的地上，就和母亲一起抬起他进了屋里，放在他睡觉的木床上，那床立即响起了一阵嘎吱吱的响声。父亲躺在床上忍着疼痛把我叫过来说，芦苇呀，快把你大爷爷叫来，我有话和他说。我听了父亲的话转身就往外跑，雾气没有褪去的样子，质量明显地在加大，只能看清周围三四步远的东西，我敞开大门，拐了几个胡同就来到了大爷爷家的门前，大爷爷也住在长坝东侧的村子里，我拍他家的门鼻子，哐哐当当的响声在寂静的早晨响得很远，我听见里面的天井里有脚步声朝这边响过来，是大爷爷的声音，他噢噢着给我开了门，见是我就说，我猜是你，果然就是你，你大大那个东西找着啦？我点着头说，他让您这就过去。我和大爷爷来到父亲住的里间屋里时，坝西的赤脚医生伍佰正在父亲的胯间做着推拿动作，伍佰每动他胯间的身子一下，他就作痛苦状地揪一次嘴，脸怨圈一次，就是不把疼痛喊出声来。 父亲看见了大爷爷就想抬起身子来，可一阵看来是钻心的疼痛袭击了他，他无可奈何地躺了下去，把手伸了伸说，大叔，我找到那个帐本啦，我记得不错，是七年前生产队里卖白布换来的那二百块钱。说着他把那个发了黄的黑皮帐本朝大爷爷晃了晃，大爷爷向前接过那个帐本，他清晰地看见这是本七年前的往来帐，在收入科目里写着卖白布二百元，经手人就是父亲，上面有着他亲笔签名，德隆两个字写得让大爷爷几乎不用辨别，因为他太熟悉父亲的字体了。很快父亲贪污一事在大爷爷的公正下得到了澄清，当大爷爷拿着钥匙来到父亲的床前时，父亲欠了欠身子，他是想挪动一下身子，可还是不行。他说，大叔，你理解我，帮了我，我很是感激了，不过这些日子我想了很多，再干会计是不可能了，不是我不听您的，是我实在不能再干了。大爷爷巴唧了几下嘴，没说出一句话来。 那个穿中山装的男人来到富屯溪走进了父亲住的里间 富屯溪的水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涨起来的，椭圆形状的长坝坝墩把从上游湍急而来的水倒呛出了层层涟漪，墨绿色的芦苇荡淹在齐腰深的水里，迎着渐凉的风发出了唰啦啦的响声，天阴罡着整日雾气不断，像是要下雨可就是没见一粒雨滴，两岸的村子承接了微涩的雾气开始了一天的生活，太阳在黑白色的天空里像块粘了白糖的柿饼子高高地悬挂着，连照出了光也不见热烈的色彩了。父亲找到了那个旧帐本洗清了污名，即使摔了胯心里也畅快，赤脚医生伍佰使出了他浑身的关于推拿的本事，父亲的胯因此日见好转，这几天他能下床走路了。 我没有忘记学校的王老师向父亲借《富屯溪史考》这本书的事，放了早晨学回到家里我就向父亲说起了王老师的想法，父亲正在天井里转圈表面上是活动胯部实际上是在想心里的事，我推门进来差点和他撞了个满怀，他听了嘴角露出一丝笑意说，这年头谁还看那种书？他自语着慢慢地踱着步向堂屋走去。我跟了过去，看见屋里的木椅上坐着一个妇人，五十岁左右的样子，正和母亲抻着头低咕着什么，母亲见我进来就指着那妇人说，叫大姨。我对着那妇人干燥地喊了声大姨，那妇人满脸堆笑地瞅着我说，哎哟，几年不见的芦苇呀，长这么高了。说着从她手里的那个兜里掏出几个糖果放在手里朝我伸过来，吃吧。我走近她接了那糖果，转身就跟父亲到他的里间去了。 父亲站在里间的破书架前寻找着那本书，他说他更多的书，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也是在七年前的“四清”运动中让一群红卫兵给掳了去，放在村西的芦苇荡里烧掉了，书架上的这些书是他趁夜间放在瓷缸里扎好口埋进猪圈里才得以保留下来的。他的书桌上经常放着那套上海印书局铜版印刷的十六卷本《康熙字典》，厚厚的用一个硬纸壳包装了，边上还镶有两个骨子别签，没事时他总是打开那两个骨子签让硬壳敞开，露出用铜版纸印制的绛紫色的书身，随便翻开一本，书页跟着他的手指哗哗地向他的右手方向落去，在书页哗哗声里便有书香飘逸出来，我经常看见他嗅着鼻翼陶醉的样子。父亲最终在他书架的第三层找到了那本《富屯溪史考》，这本书放在了书架最不起眼的地方，他把身子向上倾了一下就用右手指拽了出来，是在宣纸上誊抄的，厚厚的用线装订起来的，蝇头小楷清晰仔细，是父亲的手迹，他说的没错，那个真本的确是随王老先生到阴间去了。在我把这本书带到学校给王老师时，父亲一再叮嘱让王老师看完就归还给他。 后来过了好多日子，我才知道那个早晨在堂屋里和母亲低咕着说话的大姨是个媒婆，她是来给二姐芦缨提亲了。怪不得自从那个早晨以后，二姐芦缨的目光就和以前不一样了，每天早晨总是要打扮一番，嘴里还哼着洪湖水浪打浪那首歌曲的调子。相亲是也是在一个早晨，太阳从富屯溪两岸的芦苇荡里升起的时候，那个大姨领着母亲、奶奶和芦缨来到了学校西边的羊肠道上，在一棵杏树底下停了下来，对方也来了三个人，他们是镇子上的人家，其中的那个妇人梳了齐耳的短发，虽然有些灰白了，但看上去还是很新鲜，因为在我们家里没有一个梳这样头发的，两个奶奶和母亲都绾了个发髻，在上面别了个银簪，两个姐姐也梳了长长的辫子，一甩一甩的怪好看。 听媒婆大姨说这个妇人曾做过区上的妇救会主任，参加过淮海战役。他的儿子也就是面前的这个青年人，在镇上的一所中学教书。是民办的，大姨曾当着母亲的面说，这一点俺瞒不住你。母亲张开嘴笑了笑，她的笑里好像在说，别说是民办老师，就是在学校里做小工，俺芦缨将来也是镇子上的人啦。那个妇人见了母亲就握着她的手不放，嘴里直喊嫂子，那个亲切劲着实让母亲感动一番，在以后的场合里她总是说，人家确实是个公家人，见的世面多。那个青年人长得眉清目秀的，穿着兜上卡了一只钢笔的中山装，见了二姐芦缨，脸红了一阵，低着头不说话，芦缨穿着碎花红褂，梳着两个乌黑的长辫，两脚一直在杏树裸露在外面的老根上磨蹭来磨蹭去，在芦苇荡泛起的腥气里，母亲和那个妇人瞅着对方的孩子会意地笑了。媒婆大姨说，就这么的了？双方都没有作答。 第二天一早，那个大姨就笑逐颜开地来到我的家里给母亲回话，说镇子上的那户人家同意啦。母亲站在红石台边洗着手说，那你也给那个妹子说，俺家也同意。母亲是在头一天回家后给父亲和大奶奶说了相亲的整个过程，一家人都没了意见后才说的，在她问起二姐芦缨时，芦缨抿着嘴唇总是笑，母亲说，那你是同意啦？芦缨红着脸跑了出去。在这不长时间，两家在那个大姨的联络下传了小启，这个日子离八月节不远，镇子上的那个青年跟着大姨来到俺家里，胳膊上分别挎了个红色的包袱，凸囊囊的好像盛了很多东西。知了还在树上有气无力地叫唤着，天井里落下了很多的树叶，母亲拿出两个板头让大姨和那青年坐，让三姐芦絮把两个红包袱挎进了堂屋的里间。 中午吃饭时，父亲和大奶奶、奶奶都参加了，吃的仍是韭菜鸡蛋馅的水饺，在这之前，父亲和那青年、媒婆大姨喝了几杯酒，母亲炒了六个茶菜放在桌子中间，我在一旁看着嘴里直淌口水，那个青年看见了就说小弟也过来喝点酒吧。父亲瞅了我一眼，不屑一顾地说，小孩子，不会喝酒的。他又嚷着敬奶奶和大奶奶还有母亲喝酒，她们都摆着手说，俺都不会喝，你们慢慢喝吧。从她们的表情上看得出她们对这青年的通晓人理待道是满意的。果然像媒婆大姨说的那样，那青年不胜酒力，喝了两小杯后脸就如同烧火，彤红一片片地涌起，可能是矜持的缘故，连说话也都不连贯了，父亲看了赶紧刹车说，兆富呀，咱吃饭吧。原来父亲对这桩婚事是了如指掌的，连那青年的名字都熟知在心了。 传启的东西是不能押回去一些的，按富屯溪一带的风俗只有全部留下，饭后我就看见母亲走进了里间，二姐拉着我也走了进去，两个红色包袱在父亲的书桌上展开，尽是些做衣服用的各色布料，一双单鞋、一双棉鞋，还有袜子、腰带和雪花膏之类的化妆品。母亲拉开父亲书桌的抽屉，拿出了个长条形精致的塑料盒，里面嵌着一支黑色的钢笔。她把盒子往芦缨面前一伸说，你给他去。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父亲和母亲早就合计好了的，将这支父亲当会计时公社奖的英雄牌金笔回赠给那个青年，父亲说这支笔值五十元的，他保存了五年之久，预料着会有这一用场，省了家里不少的钱。饭后，父母亲和两个奶奶还有媒婆大姨都到天井里坐去了，惟独留下了那青年和二姐在堂屋里，他们在堂屋里很长时间，我想，二姐会在这个时候把这支金笔拿出来放在那个青年的手里。 二姐和那个青年一前一后地走出堂屋时，脸都涨得红红的，我看见他们都在极力地掩饰着此时不该有的红润，可就是掩饰不去，反而更红了。天井里的人看了都心照不宣当着没事一样，那青年看着我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坐在红石台上猛地跳了下来，擓了下头皮说，我叫芦苇。那青年笑着噢一声，从他的中山装的上衣兜里掏出了两张大团结的钱说，给你，买书和本子。媒婆大姨扇着蒲扇停了下来，用那蒲扇指着我说，芦苇呀，拿着吧，是你二姐夫给的。父亲、母亲和奶奶、大奶奶在一旁都笑着，我瞅了瞅他们，他们没说什么，看样子是默许了。我接过那钱，腼腆地叫了声，二姐夫。我看见二姐芦缨倚在那棵老桑椹树边也笑了起来，那笑容像朵花一样盛开在我的目光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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