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不是农民，他脸上没有纵横交错的沟壑，如果有人将父亲的像画下来，定然没有罗中立的油画《父亲》那样沧桑，那样震憾人心。
但父亲与农民有着割扯不断的关系，他只是一名小干部，用现在的叫法，就是公务员。父亲原来在县委机关工作，因为家人都在农村，就调到了与家乡邻近的乡镇，并在乡镇工作了大半辈子。
父亲去世后不久，即将高中毕业的我也成了一名乡镇干部，有点巧合的是，我被分配到父亲生前所在的乡镇工作，并在那里一呆就是三年，直到后来考上了干部脱产进修中专班，才离开了那里。
那乡镇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许多农民得知我是身世后，都当面对我说，你父亲是个好人，这样的话，我当时至少听过一千遍。
当我下乡包队时，有些农民在刮宫引产、缴粮纳款等最不乐意配合的事上，因了父亲的缘故，都主动地照顾我，配合我，迁就我，不让我太为难，有人甚至特意把我请到自己家中去吃猪肠、搅团、凉面什么的，然后就跟我聊父亲的好，谈父亲对他们的小恩惠，当然大恩惠以父亲一个小公务员的身份，难免力有不逮。由此我知道，父亲在乡里是很得人心的，我也为有这样的父亲而自豪。
父亲写得一笔好字，不论钢笔字，还是毛笔字，都写得潇洒俊逸，很能体现方块字无以伦比的美感来。有次我下乡住在一户农民家，男主人从加了锁的炕柜里翻出自己保存了十多年的结婚证，指着上面填写的字对我说，这结婚证就是当年你父亲给开的，瞧这字写得多漂亮，不像有些人字写得狗爬猪拱一样，把好好的结婚证都写遭踏了，不仅冲淡了喜气，而且让人心里添堵，咋看咋别扭。听了他的话，我很为自己汗颜，因为我的字就写得像狗爬。
这个乡镇有些农户家的照壁、门格上，至今还保留着父亲当年敬录的毛主席语录等“墨宝”。当年该乡下属机关单位及邻近村农家大门上贴的春联，几乎都是父亲的手笔，许多人家都以能贴上父亲写的春联为荣。我知道写春联对父亲来说，其实是一件苦差事，不仅费力劳神，还要贴上烟茶、墨汁、纸张等，但父亲却乐此不疲。
除了特别嗜烟，父亲没有其他嗜好。但父亲的烟瘾却很大，每天都要抽两包，因为手头紧，当时乡镇干部抽的“黄金叶”、“三门峡”、“飞马”、“大前门”，父亲都抽不起，就改抽九分钱一盒的“沙河”。后来父亲未届天命之年而英年早逝，我不知道与嗜烟有没有直接关系，但烟对父亲的戗害是显而易见的，父亲后来咳得很厉害，一咳起来好半天都止不住，脸憋得通红，弯腰抚胸的，显得痛苦不堪。但咳罢了，父亲又照抽不误，右手的食指和中指被香烟熏得焦黄焦黄的，但父亲仍是嗜烟如命，我至今不明白父亲是不知道吸烟有害健康，还是烟瘾太重了，实在戒不了。
父亲也很爱书，那年头可读的书本来就很少，加之父亲不爱读小说之类的“闲书”，因此可供选择的书更是寥寥无几。我记得父亲最爱读的书是范文澜编著的《中国通史》，厚厚的十几本，全压在枕头下，读了一遍又一遍，每本上都密密麻麻地划满了线段，有的还有眉批，读书札记也有十几本，都写在那种缎面的精装日记本上，保存的相当完整。父亲去逝后我在整理遗物时，将它们拿到父亲的坟前火化了，现在想起来挺可惜的，说不定那上面有父亲思想的结晶，至少能窥见父亲当时的所思所想。除了范文澜，父亲还比较喜欢郭沫若，《十批判书》、《甲骨文研究》、《李白与杜甫》之类的都读。在古籍中，父亲最喜欢的是《诗经》、《庄子》和《论衡》，如果有兴致，就会摇头晃脑地对着孩子们吟诵起来，“苍苍蒹葭，白露为霜……”由于父亲的嗓音很浑厚，虽然用方言诵读，但抑仰顿措，听起来别有韵味。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是不善于表达感情的，或者说父亲将自己的感情隐藏得很深，从我记事起至到父亲逝世，他似乎从未对我说过一名关爱的话。唯一的一次例外是我读小学的时候，有天早晨我闹肚子，过了上学的时间都不起床，父亲以为我想逃学，连着催了好几次，都不见有动静，就来到床前询问我哪儿痛，并将他粗大的手伸进被子里，在我肚子上面轻轻地抚起来，脸上也布满了关切之情。为之我很感动，父亲走后用被子蒙着头哭了好半天，我知道父亲其实是疼我的，只不过他把这种疼爱装在心里，不轻易表露出来罢了。我至今不明白，像父亲这样一个不善于表露感情的人，和群众的关系咋就处得那样好。
父亲对待别人很友善，但对待家人却极严格。他长期在公社担任秘书工作，手头也还多少有一点小权力，在当时，一些乡村干部甚至生产小队长，都能依仗权力让自己的子女亲属跳出“农门”。只要父亲愿意，为自己的兄弟姐妹及子女搞几张招工招干的指标，自然不在话下，但父亲硬是顶住家庭内的压力，从未给自己的家人谋过私利，不仅如此，他还两次主动将调工资的指标让给了别人。记得二姐当时为了找工作的事，多次跟父亲闹，父亲被逼无奈，就在县农机厂为二姐找了个临时工，但二姐在农机厂只干了一年多一点，就又让父亲叫回家参加了集体劳动。直到今天，父亲的兄弟姐妹和儿女们都在乡下务农，只有我作为侥幸的“另类”，靠顶替父亲的班成了“公家的人”，算是父亲身后硕果仅存的唯一“吃皇粮”者。
父亲是个孝子，在一个有着十多口人的大家庭里，他一直忍辱负重，模范地尽着一个长子和长兄的义务。由于弟弟弟媳都在家里务农，且因年龄的关系，孩子都比较少，而我们却有五个兄弟姐妹，只有母亲一个人劳动，因此父亲在弟弟弟媳面前总有一种负疚感，认为是他拖累了兄弟们，为之每领到薪水，除了留下必要的伙食费和烟资外，将其余的钱全部交给爷爷补贴家用，自己连衣服都很少做，直到衣服破的实在不能将就时，才勉强做一件。逢节假日，只要单位上无事，父亲都会回家帮着家里人干活。年关时，家里准备全家人过年的衣物，面对扯回的布料，父亲总是让弟弟弟媳及其孩子们先挑，挑剩下的才归母亲和我们兄妹，对此我们兄妹心里很感不平，但父亲硬是不让我们说，我们也就无可奈何。
记得那时候家里的口粮总是不够吃，为此父亲经常为全家人的生计煎熬，自己工资的一大半，不是给生产队交了口粮钱，就是买了返销粮。没有返销粮指标时，父亲就打听着从有存粮的社员家去买。作为一名乡镇干部，跑到自己属下的农民家中去买口粮，这对父亲来说无疑是件很尴尬的事，我想父亲的心里一定很痛苦，但在当时全家人经常为缺吃发愁的情况下，父亲不得不这样做。
我和弟弟读小学时，每天的中午饭便到父亲那儿去吃。因为那里有白面馒头，这对平时连粗面杂粮都吃不饱的孩童来说，无疑是种天大的诱惑。但父亲当时的口粮标准只有28斤，勉强刚够他一个人吃，平白增加了两张嘴以后，其拮据就可想而知了。但我和弟弟因年幼，不知为父亲着想，每天中午都到父亲那里照吃不误，这样父亲每天就只能吃两顿饭，大约是经常饿着肚子的。
我读高二时，叔叔们都已分家另过了，父亲又患了严重的胃病，人显得黑瘦黑瘦的。有次家里又缺口粮，父亲就从生产队借了一头毛驴，到公社粮管所买口粮。买好了口粮以后，父亲因有事到学校来找我，我见父亲赶着头毛驴，驴身上又搭着口粮袋，觉得父亲一名堂堂的国家干部，赶着头毛驴实在有点不伦不类，加之担心家中缺粮的事让同学们知道了讥笑，便对父亲表现得很冷淡。父亲大约也猜着了我的心事，匆匆地说过了要说的话，便赶着驴踽踽地走了。谁知那头驴欺生，走着走着，就屁股一扭将布袋掀在了地上，父亲抱着软溜溜的布口袋，想竭力把布袋重新搭到驴背上，但由于驴子又踢又跳地不配合，父亲费了好大的劲也没能成功，反倒累得自己满头大汗，瘫坐在地上气喘嘘嘘。看着父亲病弱的面容和花白的头发，我的泪水禁不住扑嗦嗦地流了下来，一瞬间忘记了一切，猛冲过去对着驴子狠踢了几脚，帮父亲把布袋搭在了驴背上。就在这之后不久，父亲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在父亲的葬礼上，他生前曾工作过的那个乡镇的二十几位农民，联合送来了一幅挽联：“不见吟吟微笑倍觉冬寒；曾闻煦煦温言犹忆春暖”，横批为“好人安在”。因为父亲是在冬季去世的，所以对联有“冬寒”云云。读着对联上的话，我想父亲是无憾的，作为一名普通人，能得到人们如此的评价，是可以含笑九泉的。
愿父亲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