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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1080期  陈才生 在石板头村，七十岁以上的人，健在者已经不多了，吴连才、苏同书、张有富、久长、明善，其他好像也没有谁了。只要提到五八年的大办钢铁运动，他们脑海里都会浮现出同一个地名——申村。 “那是大跃进的头一年，大食堂才开张，中国和老美竞争，要发展工业。”老主任吴连才记得清楚。 “当时的指标是，年产钢一千零七十万吨。” 退休后回村闲居的张有富回忆说。 “要是堆起来准比东山还高！”久长至今都不知道这个数字有多大，在他眼里，村东的那架山是他见过的最高的山了。 “那要靠全国人民齐动手才能完成。”苏同书说。 “你说的不假，连大奎那样的初中生都上阵了。”久长至今还为自己的儿子感到骄傲。 于是，在豫北地区，林县、南乐、清丰三县联合，建立了钢铁集团协作区，简称“林南清”，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办钢铁运动。 运动的指挥部就设在河顺公社西南方向的申村。 申村，古称利城，寓意“盈利之城”。据重修林县志载： “利城在县东北三十里，城址已湮，今名申村。村北里许，尚有村名城北，即以此城得名者。唐初有冶铁，宋至和二年，以官无利岁鼓铸，韩琦奏罢之，元时复置……” 可见，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此地已有冶铁的历史，宋朝仁宗时，这里还有过铸钱的工厂。据《文献通考·征榷门》记，它是宋代四大冶铁场之一。解放初，在申村的东河沿，曾发现一个直径七八米、高两三米的烧焦炭残炉，还有矿粉、陶瓷片、铁钱，在附近的东寨西、郭家庄北，也有类似遗物。 在申村周围绵延起伏的大山中，有无数含铁量丰富的矿山…… 那是五八年的秋天，天气阴冷。各个村的支书们都集中在公社大礼堂里，听书记崔大炮传达文件。 崔大炮披着军大衣，坐在主席台上，念完了文件，仰起脖子咕嘟嘟喝了半瓷缸水，然后咳嗽了一声，大声说： “同志们，大办钢铁人人有责，每个村都要上人。” 吴连才感到头大，要说种地开山抬石头，咱是内行；要说抗日、支前、打老蒋，咱也不怵，搞钢铁这玩艺儿，可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啊。 在场的其他干部更是个个发懵。炼钢的高炉长啥样？谁也没见过。 吴连才站起来说： “年轻时，我往彰德府送杮饼，路过一个村叫铁炉，问浇地的老汉，你村里有铁矿？老汉摇头，有人做铁器？他还是摇头。那为啥叫铁炉？老汉笑了，传说两千年前汉朝时炼过铁，现在连铁炉的影儿都没有了。” 牛庄的牛怀山也表示心里没数： “我到过安钢，见过几十丈高的烟囱，还有穿蓝制服的工人，但人家咋炼的钢、炼的铁，咱也不知道，更没见过什么土法炼钢。” 羊洼村的周二则说： “要‘点石成铁’，必须有文化，懂科学，通技术，还得有设备，可是，单靠我们这些土包子，哪样都是七窍通了六窍——一窍不通，这行吗？” 崔大炮听不下去了，砰的一声擂了下桌子: “这不行，那不行，不行也得行，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号令！” “可以学中干、干中学嘛。”副书记赵林在一旁附和着。 领导说的是理，但村干部们还是在云里雾里。 第二天，吴连才通知久长和崔方，带领二十个精壮劳力，去申村炼铁。 “炼铁？”崔方老汉盯着吴连才的脸，“你没弄错吧？” “还炼钢呢！”吴连才没好气。 “就我们这泥腿子，炼个蛋啊？”久长也感到好笑。 “骑驴看唱本，你们走着瞧吧！”吴连才交了实底。  林虑山的秋冬之季，朔风呼啸，寒凝大地，路面、草地、屋脊、树梢到处凝结着白霜，从石板头村出发，一路萧杀气象。当久长他们赶到申村时，这个平时只有数百人的村庄，已是人山人海，从各公社集结的民工已有五万多人。 指挥部设在惠明寺，天王殿的高墙上，挂着标有红黄蓝绿各种小旗的巨幅示意图，可以清楚地看到钢铁工地的全貌。河顺营扎村东；采桑营扎村北；小店营扎村南。原康营、任村营、姚村营等扎在现在的林钢工地一带，在马家山、蔡家沟、达连池、马店、龙章沟等离矿山较近的地方，设立了六个钢铁分团。分团下面，以公社为单位，建立兵营。以申村为中心，还成立了“洹北市”，修起了通往县城的公路，建成了剧院、舞台、食堂，规划了街道、厂房、花园、办公楼，寂寞的村庄在数日之内摇身一变，成为一座繁华的工业城。 石板头营设在路家垴。 民工们按分工组成三个排，碎石排、运输排和冶炼排，崔方和明善当天就被编入伐木队，到姚村集结去了。久长等人则分到了运输排。 最初，是去申家垴背矿。那儿道远，有三十多里山路，早上六点起床，中午才能返回，一天顶多背两趟。强壮劳力每趟能背三五十斤，妇女老人背一二十斤。久长带领的十几个人，因为大都年轻，算是比较强壮的，每天都能完成任务，但对老人妇女来说，就有点赶不上趟了。有一次，久长见老邦总是找不到一块合适的矿石，安慰说：“老叔，你年纪大了，随便背一块走吧。”老邦说，“我想找块光滑点的。”久长感到奇怪，“越光不是越不好捉拿吗？”老邦笑了，“你是不知道，光石头在路上歇息时好垫屁股。” 后来，两半垴也发现矿石，距申村只有六里地，路近了许多，但趟数多了，每人每天要背八趟，往返近百里，别说还背几十斤矿石，就是空走也够呛。久长他们也感到吃不消了。为了节省时间休息，他让大家下山时背两块，半路上存一块留给下次，这样一天下来，就可以少走五六里。但依然疲劳难支，无论白天黑夜，可以看到地头、路边，到处都是躺着喘息的人。后来上面领导发现这个问题，改为既按次数计工，又得过秤，整壮劳力一次不少于60斤。 为了给民工鼓劲，工地和路边，每天有宣传队在说快板： “小担子，两头翘，宁担木炭不睡觉。 今天我们吃苦头，为了共产主义早来到。 小担子，两头尖，两个肩膀抢着担。 赤着身子还嫌热，为了任务提前完。” 他们看到背矿的男女青年，就说： “男女青年干劲雄，背起矿石跑如风。 个个都把决心表，任务不完不结婚。” 看到推煤推木炭的民工，就说： “同志们，不用问，今天推煤到大众。 互相之间来挑战，一车能推一千斤。 同志们，加油干，你到西山推木炭。 去时跑，回来窜，三天任务一天完。” 有了他们，工地似乎热闹了许多。 终于有一天，矿石堆成了山，石板头营的炼钢材料大都备足，此时，久长和老邦几个被调到冶炼排。 老邦做过泥匠，负责盘炉子。他虽然年过五十，但挥起瓦刀来，操作自如，不仅干活速度快，而且盘的炉子质量高，要圆有圆，要方有方，棱是棱，角是角，没过几天，石板头的高炉开工了。 久长所在的司炉班，每班四人，各拉一个从农户收来的大风箱，往炉里鼓风，运料的苏同书、二木楞抬着荆筐快步如飞，把冶炼需要的石灰石、碎矿石、炼饼子弄得很充足。 开炼了，他们细心兑料，用力拉风箱，呼嗒呼嗒，不到半晌工夫，满炉的原料便凝成了一大块，大家都说是“铁”，让技术员胡进来鉴定，胡进端详半天，含含糊糊地说：“也算铁。”于是，皆大欢喜。用台秤一称，重达500斤。公社赵林书记赞扬他们“放了卫星”，并将他们的土高炉评为“跃进炉”。久长也因此由跃进炉抽调到了指导炉。 指导炉也是一种土高炉，红砖砌就，一丈多高。在它旁边，收来的生铁、木材、木炭，堆放摆摞得像一座座小山。 这种大型的炉子，建炉组共砌过十个，实际上都是炒铁炉。就是在地上刨个坑，肚大口小成瓮形，上边垒砌土坯，放上风箱，让风从上边吹到炉内，生铁和木材、木炭都放到炉中，点燃木柴，紧拉风箱，让炉内急剧升温，熔化生铁。“炉前工”手持约二十斤重的铁棍，将炉内的炭与半熔化的生铁充分揽拌，等木炭与铁粘到一块时，也就是到了一定的火候了，得赶紧从炉内把铁浆分成小块，用铁钳取出，用大铁锤砸成每块约十来斤重的椭圆形铁蛋，就成了。一盘炉子配八个人，两人拉风箱，两人抡大锤，四人管“司炉”。司炉工必须懂技术，识得火候，什么时候该出炉，分秒不能耽误。否则，炉子里的铁块不能取出，整个炉子就报废。炉子一直建，一直毁，最后只剩下五个。 久长到了指导炉，感到责任重大，先问炉旁打盹的民工： “炼的钢铁质量到底咋样？” 民工眼睛半睁半闭： “出的力不小，流的汗不少，有的像铁，有的不像铁，不能用的多，能用的少。” 据了解，过去的几天，他们下了矿料烧上煤，有的炼了炉，捅不出来，有的连炉也烧崩了，变成哑炉。后来似乎摸到些经验，高炉里能像小炉匠那样流出红水了，钢钎一捅，飞花四溅，大家欢呼雀跃。可是仔细看看，流出来的东西，似铁非铁，似石非石，表面发亮，颜色杂黑，沉甸甸的，弄不清到底是啥玩意儿。 “这东西究竟是不是铁？”久长捧着他们炼出的黑疙瘩，问胡进。 “里面有铁啊。”胡进扶了扶眼镜，话音还是含含糊糊。 旁边一个县领导见大家心生疑惑，赶忙解释： “我们炼铁搞的是第一个工序，把这些半成品运到钢厂，往高炉里一过，省时省工，很快就成了纯铁。” 这一通解释，更让久长心里没底，感到事情没这么简单，他身后一个下过煤窑的民工在嘀咕： “胡扯，怕是铁没炼成，连铁矿石也毁了。” 久长赶忙向他请教，他又不闭口不敢说话了。久长知道，这些人只是背地嘁嚓，谁也不敢站出来明说。当时，“反右”和“大鸣大放”的余威，依然在敲击着人们的心灵，谁都怕说错了，引来不测之祸。不管炼出来的是什么，哪怕是石头蛋，都少有人妄加评论，只要领导不发话，那就一刻不停留，懵着顶子干。 “矿是公家的，炭是公家的，木材也是公家的，咱一个平头百姓，搭上点臭汗算什么！”有人自我宽慰。 弄不清楚也要做，运动中没有犹豫可言。凭着满腔热情，人们大喊大叫大哄大干，一天又一天，一炉又一炉，料没少用，炭没少烧，力没少出，高炉里流出的却是些成分复杂的黑渣。高炉周围的场地，石渣一堆又一堆，越堆越多，越堆越高，以致形成一带高高低低乌黑的山包。久长的困惑越来越多，明明炼出的不是钢，不是铁，却没人敢说真话，只是晕着头，猛冲盲干，这将造成多大浪费！但工地的最高领导有指示，“既不要指手画脚，伤害群众的积极性，又要尽快炼出真铁。”领导的话总是对的！指导炉担负着指导的任务，长期炼不出铁来，咋向党和人民交代？久长和炉前的几个领导日夜不离高炉，一起讨论、切磋，探讨着“点石成铁”的真术。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指导炉出铁了。久长看到了最令人激动的一幕。但见钢棍一捅，火蛇飞舞，约有巴掌大的一块粘流出现了，“铁，灰生铁！”胡进惊喜若狂。指导炉党委立即组织起报喜队，敲锣打鼓，向指挥部涌去。指挥部指示，要再接再厉，彻底突破技术难关，夺取更大胜利。 可惜天不随人愿，这一炉出了铁，下一炉又不出铁了，这一炉出铁多了，下一炉出铁又少了。产量很不稳定。久长找不出原因，几个领导也抓耳挠腮，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日夜不离高炉。书记趴在炉前，眼巴巴地盯着火苗，几个副书记围着高炉团团转，几个烧炉的一遍又一遍地分析、试验，几天后，大块生铁终于又出现了。赵书记在炉前沙中预先刻下了“毛主席万岁”“向党报喜”等字样，凸现在流出的生铁块上。指导炉一片沸腾，再次向指挥部报喜。 久长觉得，有一块真铁，就会有无数块真铁。但这代价真的是太大了！  在指导炉的推广下，各公社的营地也逐渐出了“铁”，但成绩都没有超过指导炉。 就在零星铁水流出的时候，指挥部要求剩下的五个指导炉放“卫星”，即在二十四个小时内炼“钢”一千斤，只许多不许少。于是，久长和其他炉子的炉长们慌了，带领几十个人，从头天夜里十二点钟开始，到第二天夜里十二点结束，有四盘炉子中途夭折，只有九长这一组，放了一个“大卫星”。 在石板头村，对于陈明善来说，由于父亲陈玉开的右派帽子，他头上始终罩着一层乌云，二十五岁了还没对上象，在队里干活总觉得低人一等，无论表现如何积极，“黑帮子女”这个标签是摘不掉的。 这次大办钢铁，未等吴连才宣布名单，他就主动报了名。他要在运动中好好表现，他是村里少有的几个高中生之一，他有自己的梦想，他想过一种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 他们是林南清钢铁基地的第一批民工，到申村的次日，便被编入伐木大队。据说，入选伐木队的民工必须身手利索，都是精兵强将，明善很自豪，有点像在战斗中参加了关刀班、突击队的感觉。 在姚村邢家墁的一片收割过的玉米地里，县里召开了一万五千人的誓师大会，十多个伐木营成方成阵地排列着，红旗飘扬，歌声不断，十分壮观。 当时的口号是： “千军万马战太行，伐木烧炭支产钢。” “支产钢”三个字放一起，有点别扭，但老百姓都能看懂。口号用黄漆写在几十米长的红布上，挂在动员大会的主席台上方，十分醒目。 指挥长在大会上宣讲伐木的重大意义和竞赛要求，并颁布纪律： “凡是果树，不准砍毁。” “只准砍树，不准刨根。” “用材林间伐，薪炭林轮伐。” “坑木、窖条一律禁伐。” …… 后来证明，在浮夸风盛行、“大跃进”的形势下，这些纪律只是说说而已，根本无人监督。对竞赛中的人来说，如同一阵风吹过，瞬间就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伐木队以营为单位，散布在北至任村牛岭山，南至原康的西太行山上，南北长180里、东西宽70余里的作业面，哪里有树木，哪里就有伐木队。男女老少，车队人流，到处是锯斧的声音，到处是烧炭的浓烟。 当时有人还编了快板诗： “鸡叫三遍东方红，伐木战士出大营。 扛着武器排成排，班长队长站齐兵。 喊着口号步伐齐，一二三四五六七。 个个都是英雄汉，身强力壮赛武松。 多烧木炭支产钢，狠狠打击美国狼。” 这也是伐木队战报上的豪言壮语。 明善和崔方老汉被编入烧炭组。崔方负责建炭炉，他用石头垒成一个方型的炉子，高约一米，长宽约两米，两头垒两堵墙，以便前后都能掏火炭，中心烧木料，一面掏火炭。明善等人将运木组抬来的木料截成1.5至2米长，放到烧木炭的炉子上，加火，烧至九成时，就自动掉下来，用锨掏出，及时用水泼灭，撩到一边，即浮炭，冷却后装入袋中，分批运往工地。这种流水作业叫“六随”：随伐、随截、随烧、随处置、随装袋、随运走。干净利落，效率甚高。 他们每天劳动十三四个钟头。在工地上，不时会听到战地宣传队的女孩子们的歌声： “伐木大军喜洋洋，决心大战在太行。 斧锯锨镢叮当响，要和树木战一场。 大战苦战加劲战，要叫树木烧成炭。 烧炭任务不完成，死在山崖也甘心。 伐木大军可真行，男女老少赛英雄， 男的赛过杨宗保，女的赛过穆桂英。 老婆赛过佘太君，老汉赛过老黄忠。” 在伐木组队员眼里，除了果木树、杨树未砍伐外，其他树木不管大小，一扫而光。较直的，直径九至十公分粗的，当了坑木，鸡蛋粗的当了窖条，运往大众煤矿；粗的、不直念（方言：挺直）的，烧成木炭，运往钢铁工地。  为了多出炭，出好炭，大片大片的山林没了，苍茫的群山像被剃度了一般，在几十天内变成光秃秃一片石坡、石岭、石峰、石岗。 当时时兴“放卫星”，在伐木工地，也是三天两头出奇迹。工地指挥部在两个月内，出了三十多期“伐木战报”，要是当日烧的木炭多了，会套印红头出“号外”，有特大的“卫星”，还会在县报上发表。11月4日，县报就有“伐木大军放卫星，日产木炭八百吨”为标题的消息，其中写道： “战斗在太行山的伐木大军，精神奋发，斗志昂扬，不怕高山峻岭，不畏寒风刺骨，赤脊露背，日夜苦战，终于在10月30日放出了日产木炭八百吨的大卫星，创造了伐木烧炭的新纪录。” 张有富在工地当记者，曾到山中采访，正是在伐木队大放卫星的时候。明善对他说： “这些数字是怎样来的，谁也说不清，反正没有人来我们组统计过。短短的两月内，据总指挥部公报，已砍伐树木83473299棵，烧木炭8000吨。” 有富说： “这是党和国家的需要，相信不久的将来树木还会长出来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明善是读过高中的人，他一声长叹，一脸严肃，给有富讲起了历史： “你是不知道，再丰富的资源也挡不住滥砍滥伐，三千年前，咱们安阳这一带遍地是森林，风调雨顺，非常适合人类居住。那时的人口也就200万左右。商王迁殷后，增至800万，到武丁时，已发展到1000万。由于修城筑池、盖楼建馆都要用木头，林虑山，当时还不叫林虑山，南太行的森林已成为殷城的木材源头，包括老百姓修房盖屋、做饭取暖也离不开木柴，再大的山脉也经不起连续数百年的砍伐啊。” 有富听老人讲过殷纣王和姜子牙的故事，知道那是一个很早很早的年代，说： “那时候的人肯定和原始人差不多，可能还不知道烧煤呢，取暖、做饭全靠木柴，那木柴肯定很金贵。” 明善点点头说： “你说的没错。南宋有个诗人叫萧德藻，水平和大诗人杨万里不相上下，他就写过一首关于樵夫的诗，叫“一担干柴古渡头，盘缠一日颇优游。归来涧底磨刀斧，又作全家明日谋。”意思是说，樵夫每天挑着一担干柴到古渡头去卖，换的钱便足够一天的开销；回到家后又在山涧边磨快刀斧，为筹集明天的生活费用做好准备。在古代，樵夫已经是一种职业了。” 有富说： “商朝比宋朝要早上千年，靠柴生活的人应该更多。” 明善说： “是的。商朝在安阳建都273年，如果以平均500万人口，每人每年消耗5立方木材计算，就砍伐了2500万立方的木材，换算成森林面积，那可是个天文数字。当然，天长日久，最终的结果就是森林减少，树木减少，植被减少，雨水减少，水源枯竭，那个曾经如日中天的城也随之干死了！水的问题，就成了我们这方土地的致命软肋。” 有富突然想起了西门豹，说： “战国时，西门豹治邺，讲的不就是治水的故事吗？” 明善说： “是的。今天看来，西门豹最大的功绩，不在于取缔了‘河伯娶妻’的恶俗，而是在山西和河南之间，修建了十二条水渠，也叫‘引漳十二渠’，或叫‘西门渠’。这都是在偿还历史欠下的水债啊。但这笔债欠的太多了，我们的贫穷便接连不断。到秦朝，安阳已变成一个小县城，到汉朝，连个小县城也算不上了，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又恢复成一个地区，叫邺城。但此后的唐宋元明清，安阳就只是一个普通的县市了。” 有富似有所悟，但他觉得这都是老黄历了，于是说： “现在的安阳可是今非昔比了，毛主席建立了新中国，它成了一个地级市了呢。” 明善眼睛里闪着灼灼的光芒，反问道： “这又能如何？连林虑山都成了光山秃岭，十年九旱的局面能改变吗？以后看吧，百年之内，咱们这地方，要解决历史欠下的水债，恐怕老天爷下凡也无力回天了。” 正是听了明善的这番分析，张有富的情绪一落千丈，对大办钢铁的认识亦发生方向性的转变。他说： “看来，竭泽而渔的确不是明智的选择。” 但伐木队的进度一天也没有减慢，大山像退潮一般祼露出原形。 第二年初春，伐木队完成了它的使命，明善也要下山了。他看到，满山遍野已没有一株碗口大的树了，满眼灰蒙蒙一片，像遭遇了一场洗劫。在不远处的坡岗上，有人在唱： “伐木队，实在雄， 毁的东西可不轻。 满山遍野树砍净， 啥时才能翻过劲？” 大奎做梦也不会想到，大办钢铁，居然也有他的份。 那时，他正读初二。 父亲久长去申村不到半月，学校就停了课，全体教师都投入到大炼钢铁的行列中去了。 大奎回家，参加生产队的秋收。 男人们大都上了工地，村里已没有几个劳力，小队长姜狗子看了大奎一眼，指着一群上地的妇女说：“跟上那群娘们，掰玉米。” 在向申村派工前，地里的玉米已被连秆带穗全部砍倒，几天后有的开始霉烂，有的发了芽，必须抓紧抢收。大奎这个小队有二百多亩玉米，只有十几个妇女在掰，掰不完就加班，每天晚上干到十二点还不收工。好几回，大奎掰着掰着，就趴在地上睡着了。几个老奶奶可怜他，把他用玉米围起来，等收工时再叫醒他。 过了几天，姜狗子说： “大奎，红薯地人手少，你去拾红薯吧！” 大奎从玉米地转到了红薯地，大片的红薯，因为怕上冻，队里已经顾不上用镢头刨，便用牛拉犁把红薯翻出来，大奎和几个女社员在犁后跟着拾，拾不完的，任凭翻过来的下一垄黄土掩埋。大奎回家将情形告诉了爷爷，爷爷无奈地叹息： “这是明摆着毁哩！” 拾了几天红薯，姜狗子又找上门来： “申村钢铁工地缺人手，让大奎去吧。”他说上边有通知，凡上初中的学生都得去。 久长媳妇急了，质问道： “俺家久长已经在工地了，大奎才多大，能受了那个罪？” “学生缺乏锻炼，去接受改造很有必要。”姜狗子说。 “俺孩子缺乏锻炼，你家孩子缺不缺，你家根吉都上高中了，为啥不让他也去锻炼锻炼？”久长媳妇和他理论起来。 “这是领导定的，我也做不了主，已通知了食堂，明天就没他的饭了。”姜狗子急了，态度也变得声色俱厉。这是他的杀手锏。哪个人对他有意见，马上拉出来批斗不说，最要命的是让食堂停饭。久长媳妇没办法，只好含着泪，为大奎准备了铺盖和几件旧衣服，又借了几块钱送他上路。 大奎是和明善的父亲陈玉开一起去的。照辈份，大奎该叫陈玉开爷。他比大奎多背了一领芦席。两人先买票坐车到县城，然后步行十余里，傍晚时分，才到申村。那场面，大奎是头次经历，但见来来往往的民工跟蚂蚁似地忙碌着，有背碎石的，有砸矿石的，有在高炉边用力拽风匣送风的，有手臂上载着红袖章的稽查人员押着一个上年纪的老汉过去，说是“磨洋工，破坏大办钢铁”送去批判的。大奎很好奇，心里想，多热闹啊，这比在村里跟犁拾红薯强多了。 好不容易打听到石板头连，连长一看来了一老一少，咧了咧嘴，没说啥，安排他们把铺盖放到一块未收摘的棉花地里，说：“晚上就住这儿。”又带他们去吃饭。晚饭是掺了不少黄豆的小米干饭，又稠又硬，大奎怕消化不了，只吃了半碗。因为刚到，连长让他们先睡觉。于是，他俩拔了一些半干的棉花杆摊在地上，把带来的芦席铺上，和衣而睡。  躺在八面来风星斗闪烁的荒野上，大奎不由想到了娘，不知她在如何揪肠挂肚地惦念着自己，想起娘对他的种种呵护，热泪不由夺眶而出。 陈玉开似乎在对他来日的处境担忧，坐在被窝里抽着烟，喃喃地说：“听连长讲，背矿石一天得跑一百多里，咱能跑得动吗？”大奎听了，也发起愁来，闪念之间他突然感到，一个人多像一只独木舟，社会就是那大海，在狂风巨浪卷来时，独木舟又能有什么作为？要在这个社会上做人，只能随着那风浪漂流了。 半夜，他被冻醒了，头脑激灵一下坐起来，摸摸被子，上面有一层厚厚的霜。陈玉开也醒了，对他说：“这才深秋，天就冷了，若到了冬季，才难呢。”他听后，再也难以入睡。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两人去吃了早餐，是小米干饭，萝卜咸菜。连长还算不错，说陈玉开：“你年纪大了，背矿肯定不行，去砸矿石吧，”又看看大奎，叹了口气，“你这么小，真不该来，你爹的工地离这儿远，你就在地里看守铺盖行李吧。”大奎这才发现，在四周的棉花地里，错错落落放着几十卷铺盖。 陈玉开抹了把嘴走了，大奎一人留在棉花地。小孩子干什么都缺乏耐性，上午，他尽职尽责，一动不敢动，到了下午，就忍不住想下去看看，便转游起来。下坡拐弯处有个席棚，是个百货店，他感到稀罕，钻了进去，墙上挂的地上摆的，除了垫肩、草绳、线手套，便是马勺、毛巾、黄肥皀。正是上工时间，十分清静。就在此时，有十几个带红袖章的稽查人员闯进来，见他在，有人马上说：“有闲人，快抓。”没等他闹清怎么回事，一个大块头便鹰抓小鸡似的把他拎出来，带到了指挥部。一个上年纪的干部朝他问话，听他说了情况，干部说，“现在啥形势？还用看铺盖？头顶的、脚踩的，一切都是国家的。这一回是初犯，不斗争你，快找铁锤，砸矿石去吧！”于是，他被送到了砸矿石的工地。 陈玉开见他被一个大汉押过来，叹了口气说： “你这孩子啊，连长照顾你，你还不自觉，好好锻炼，接受再教育吧！” 这一抓一送，大奎的思想似乎又有了一次飞跃。姜狗子的话也对，自己真的“缺乏锻炼”，要在这个社会生存下去，就不能当弱者，一切的一切，就从现在开始吧！ 秋风昼夜不停，一天比一天寒冷。指挥部为解决民工的住宿问题，又搭了几座大席棚，但依旧满足不了需要，大奎他们仍然在野地里露宿。由于劳动强度大，睡在哪里已不重要，大家所盼望的是，只要能坐下来喘气或躺下睡觉，就是天大的享受。每当加罢夜班，一个个民工拖着疲惫不堪的步子回到住地，都默不作声，也不脱衣服，顺势往地上一躺，被子往身上一搭，不用三分钟，就打起呼噜，什么寒冷风霜，一概感觉不到了。 一周后，久长从路家垴矿山回到申村，大奎好高兴。在他眼里，一月未见，爹似乎老了许多，又黑又瘦，胡子拉碴，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原来他穿着一双新买的球鞋干活，不知怎么踩到热碳渣子上，一只鞋烫毁，脚底板也受了轻伤。 看到儿子也在工地，久长不知是喜还是忧，尤其得知是姜狗子所为，更是心生怒火。晚上，和住在一起的工友说起此事，旁边一个叫万金财的老汉给他讲了一段话： “这算啥，我们东寨的支书姓阎，外号‘阎王爷’，前些时搞‘四献’，要求村民献钱、献物、献木材和锅碗瓢盆，谁家不献，就上门搜查，手下的人跟着他喊口号，‘吃一肚，穿一身，其余一切都归公。’那气势，说掀谁家房，就掀谁家房。谁要是不从，他就组织“积极分子”去批斗，跪铁绳、压杠子、打皮鞭，样样都下得去手，我老娘八十一岁了，也被迫献出了银手镯和银耳环，隔墙邻居刘四的老婆献出了她的送老衣和一条被子。村里的万天明更惨，他过去一直开磨房卖面，有人举报说他有银元，于是‘阎王爷’让他献出来，他不承认，就命令他搬家，说要在他家修澡堂，要消灭三大差别，让农民天天有热水洗澡。并命令民兵在他家挖地三尺，万天明怕了，终于献出埋在地下的3600块银元，还有一条穿山甲，据说是名贵中药。……你想想，你要是遇到了这样的队长，你还有活头吗？” 一番话说得久长不再言语，心里的火气也消了大半。但他怕孩子吃不了苦，又不知如何是好。大奎反倒给他宽心说： “爹，我已经长大了，就想在这里锻炼锻炼。” 这天夜里，下起了雨，睡在露天野地的大奎，被淋醒后，无处可钻，就和陈玉开一起抱着铺盖进了邻近民工的席棚，躺到人缝里接着睡，第二天一早才发现，竟睡到了女民工铺盖中间，可能是因为太累了，居然谁也没有发现他们。直到天亮，他俩闹了个大红脸。 在工地上，许多人渐渐感觉到，大办钢铁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是空讲形式，于是有人开始偷懒，半路上说是拉屎撒尿，跑到路旁的田地里，或者钻进玉米秆中睡觉，睡醒了才从路旁掀起一块和矿石近似的石头，背着交差。 久长心疼大奎，去找连长： “孩子还小，身体又弱，实在不能在工地干下去了。” 连长摇摇头，去找工地上的卫生员，给他出了一张病假条。有了这张病假条，到营部请了假，放他回家。 久长帮儿子把铺盖卷捆结实，油单纸包在外面，用一条麻绳系上，以方便背挎，然后把他送出了工地的大门。此时，在大门口值班站岗的是大奎的小学同学苏六，比大奎大五岁，神气十足地反复看了几遍他的假条，才放了行。 此时，天上下起了小雨，大奎也没带防雨设备，秋风秋雨一人独行，感觉很伤感。看着路两旁吐着雪白棉絮无人收摘的棉田，他想，难道这就是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吗？玉米长着青穗子就砍倒，红薯用犁犁得破烂，棉花没人摘，豆子落满地，农民辛辛苦苦种了庄稼，却不让收，都被赶到钢铁工地来炼钢，听大人讲，土高炉根本炼不成钢，连铁都炼不成，这算啥？想着想着，雨下大了，风也紧了，他冻得浑身哆嗦，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工地离家四十里，中间要路过不少村庄，但大部分村庄很少有人。他一个人踽踽而行，走着走着不由想起杜甫的《兵车行》，觉得大办钢铁动员了这么多老百姓，也真有点“被驱不异犬与鸡”的味道。一想到这里赶紧打住，不敢再往下想。一年前反右派，党卫发老师就是因为说了不合形势的话，从此变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还有陈爷爷，多有学问的人啊，如今也成了劳改对象。 中午时分，大奎突然发现前面的路越来越陌生，好不容易遇到个擓篮子下地的老奶奶，一打听，才知道走错了路，看来当天是回不去了。这时，他的肚子咕咕叫，路边有不少杮子树，杮子红了也没人摘，便爬上树去，拣那软的捏来吃，七八个杮子下肚，饱了，又继续赶路。眼看天就要黑了，忽然想起二姨家在姚村一个叫焦家庙的村子，打听一个赶马车的老汉，说不远。按照老汉的指引，终于在掌灯时分找到了二姨。二姨赶忙找队长，说外甥搞钢铁路过这里，一天没吃钣了，队长才准许他到村里食堂吃了晚饭。 次日中午，大奎终于赶到家。此时，天上仍旧下着绵绵小雨，大门里路两旁竖着未切掉穗子的谷捆，有的穗上已长了青芽，二门是过道，堆着从地里收回来的红薯，犁破的红薯已开始腐烂，都是生产队收后存放到各家各户的。娘正戴着草帽准备上工，见他突然站在面前，抱住他便哭：“你可算回来了，急死我了！” 谈到大办钢铁，如果说久长、明善等人是参与者，那么，公家人张有富可算是这场运动的报道者。 据吴连才说，有富能从公社调到县委工作，全因文才好。他写过村里老邦培育红薯新品种的事迹，居然上了省里的报纸，被县委书记一眼相中，于是，一个电话打下来，他就接到了调令，第二天就到县委报到了。 当时，张有富23岁，身材精瘦，学城里人打扮留着分头，穿一件深蓝中山装，银灰毛哗叽裤子，一看就是个吃公家饭的。那天一大早，他搭崔大炮书记的吉普车赶到县城，主管宣传的武部长对他说： “你是当笔杆子调来的，就要靠笔杆子说话！” 没几天，大炼钢铁开始了。用张有富的话说，这是对他写作能力的第一次考验。 他忘不了那一个个充满激情热火朝天的场面。 在以申村为中心的平原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红旗招展，歌声嘹亮。工地上蓝砖垒砌的小高炉、小土炉，一排接一排，高高耸立，像一片奇特的森林。炉火旁，风箱拉得呼嗒作响，浓烟滚滚，随风飘荡，推矿的、背矿的、碎石的、担砖的、运煤的、挑炭的、添炭的、倒铁水的，争先恐后，忙忙碌碌，一派只争朝夕的繁忙景象。街巷、工地的墙上，到处张贴着大办钢铁的标语： “林南清人民心连心，超英赶美甩日本。” “一滴汗水一斤铁，血水要换铁水流。” “保钢铁元帅升帐，放钢铁卫星上天。” …… 惠明寺院有座喇嘛塔，传说为宋时所建，蓝砖磊砌，呈六角形，有五层楼高。依傍砖塔搭有高台，叫跃进台，高台两侧写着大字楷书对联，上联是：“全党全民齐动手，强逼钢铁双丰收”，下联是：“钢铁任务完不成，头断血流不罢休”。台子中央是用细铁丝拉着能上能下的小红旗、小绿旗、小黄旗，用来表示各营生产竞赛的情况。 他拎着采访本，脚步轻盈，满面春风，穿行在如梭的人流中。他的上衣小兜插着支金星钢笔，笔夹银白，明光闪亮。上级给他的任务是采访模范人物，报道典型事迹，用部长的话说就是当好“战地记者”。 第一天，在北岗工地，他遇到一个叫郭志贵的民工，城关人，三十多岁，方头大脸，刚从部队转业，身着旧军装，背着七八十斤重的矿石，快步如飞。有富拦住他，攀谈起来，说到动情处，转业军人突然握住有富的手说：“毛主席有气魄，发动全民炼钢铁，真比淮海战役规模还大，要是美帝小鬼看到，怕要吓破胆了。”并且表示，“为了赶英超美，我每天都会多背两趟。”他的话成为有富采写的第一个报道，题目就叫《美帝小鬼吓破胆！》。 离县城较近的村叫城北，属于洹北市区的一部分。走上街头，几个三五岁的孩子，正在牵手转圈，边做游戏边唱歌谣： “炼钢铁，造铁牛，铁牛犁地吼吼吼， 吼吼吼，吼吼吼，年年都是大丰收。 炼钢铁，造汽车，汽车拉得多多多， 多多多，多多多，多装快跑搞建设。 炼钢铁，造飞机，开着飞机笛笛笛， 笛笛笛，笛笛笛，北京去见毛主席。 炼钢铁，造大炮，打得美帝嗷嗷叫， 嗷嗷叫，嗷嗷叫，美帝吓得屙又尿。” 孩子们玩得十分专注，唱得津津有味，有富被那歌声深深地吸引住了，他感到热血沸腾，心潮澎湃。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时代啊！在这个时代里，连三岁儿童对未来都充满了美妙而浪漫的幻想，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中国人有了自己造的飞机、大炮、汽车、拖拉机，再也不用害怕帝国主义的侵略了。大办钢铁，将加速这一梦想的实现，社会发展将进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飞跃时代。那该是一个多么令人神往的前景。半月前，他看到有人灭了家灶进食堂，砸了铁锅去炼钢，觉得不可思议，现在似乎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新中国的每一个公民，都被一个天堂般美好的梦幻感染了。为了这个梦想中的图画，豁着命，也要办钢铁，自然会要人有人，一呼百应，全民参战，包括老人、妇女，只要一声令下，哪怕是雨天、三更，卷起铺盖，扛起工具，抬脚就走；自然会要物有物，竭力支持，一说支援钢铁，即使是为儿子娶媳妇准备的盖房物资，也会慷慨地捐献出来。他的心如春潮涌动，灵思勃发，一口气写出了长篇评论《美好天堂在眼前》，发表在战地小报上，得到县里最高领导的点名表扬。 张有富的新闻组一共四人，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有的擅美术，随便出个题目，哗哗几笔就能勾画出一副栩栩如生的画来。有的擅文学，诗词歌赋，倚马可待。有的擅书法，行草隶篆，样样精通。几个人一个昼夜就办成了约有三、四间房子大的宣传棚，内容自采、自编、自画、自写、自贴，有快板，有诗歌，有散文，有歌颂英雄人物、好人好事的漫画和简介。新闻栏里，“老黄忠”“小罗成”“佘太君”“穆桂英”，层出无穷。真人真事，活灵活现，受到前来参观的广大干部群众的交口称赞。  要成为名记者，就必须深入一线，有富身体力行。这一天，他随着跑运输的大卡车上路了。三个司机日夜兼程，人歇车不歇，跑安阳，跑新乡，跑马店、王家岭，拉耐火砖，拉煤，拉矿，有富和他们一样，日夜坚守在机车上，饥了啃口干粮，困了蜷在车头里眯一会儿。在紧张的节奏中，他获得一种力量，一种从未有过的为梦想而拼搏的力量，深深地感受到作为建设者的自豪。他忘不了那一路的车流，自行车、小推车、小平车、汽马车、小拖拉机、大拖拉机、卡车……有运粮食的，送柴草的，送矿石的，送煤炭的，送碎铁的，送砖的，送灰的，到处都是大办钢铁的人群，哪里有路哪里走，哪里瞌睡哪里倒，真是铺天盖地，不舍昼夜。第三天，他返回申村，已是夜半子时，但见火焰腾飞，高炉林立，远远望去，犹如《西游记》里的火焰山。风箱的响声，一阵紧似一阵。他顾不上休息，连夜加班赶写报道，他要用自己的笔去记录这个伟大的时代，为劳动者献上一曲最热烈的赞歌。 第二天，他写的长篇通讯《钢铁巨人铸辉煌》一文，登在了工地战报上，那激情洋溢的文字在千万民工的手中传颂着，张有富，成为工地上人人皆知的笔杆子。许多人提到他都会说： “张有富，那真是个写家。” 在采访中，他遇到过太多太多的人和事，令人激动，令人感佩，有时也令人惋惜。这天晚上，他到工地采访，返回时东方已经透明，刚要躺下眯一会儿，同事跑来说，领导让他去采访一个奋战七天七夜不下火线的女英雄。 熬了一个通宵他已力有不支，这可是七天七夜啊！他的眼睛一下亮了起来。看简报，女子叫杨腊梅，姚村公社柳树庄人，年仅二十二岁，她推迟结婚，来到工地，一人顶三人干活，带领民工姐妹，日夜奋战，哪里艰苦就往哪里冲，只要提到她，工地上没人不竖大拇指的。他认真看着简报，非常感动，也顾不得连夜的疲劳，匆忙向姚村营赶去。 营长是个红脸大汉，说话粗门大嗓，非常热情，听说要报道杨腊梅，高兴地带他来到蔡家沟工地，但找了半天却找不到人，急得营长直挠头。后来，有人在一个麦场的秸杆垛下发现了她。原来长期日夜苦战，她已经疲惫得支撑不住了。无奈之下，偷偷钻进杆垛里，想打个盹。此时，营长脸色显得十分难看，觉得丢了他的脸面，没容张有富多问，就把她打发走了。张有富安慰说：“谁能一直工作不打瞌睡？这件事情由可原，不能因一点过错否定这个英雄。”但营长觉得那女子不长眼色，让他的简报掺了水分，连称“以后再说以后再说”，谢绝了他。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有富渐渐感到，群众炼钢铁的热情似乎在减退，关键原因是，炼出来的究竟有没有钢，是不是铁，居然谁也说不清楚。 就在久长准备再放一颗大卫星的时候，就在明善为光山秃岭而哀伤的时候，就在张有富满腹狐疑的时候，工地上所有的民工都接到了通知，收拾场地，准备回家。 据张有富说，在全民大办钢铁时，毛主席视察了河南，并在郑州召开紧急会议，对大办钢铁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纠正。二十天后，林南清钢铁兵团撤消，林虑山地区的大办钢铁运动鸣锣收兵。 几十年后，有富坐在大队部的北墙根晒太阳，提起这段往事，依然感到十分惋惜: “申村基地共建了56个洋高炉，但只有4个投入了生产；建了150个大肚炉，炼出的既不是钢，也不是铁，而是成堆成堆的烧结铁。” 旁边的老汉们听了，都嘿嘿地笑。 苏同书说，为了响应号召，学校在东操场的边缘也垒过几十个小炼铁炉，不到一米高，七八十厘米见方，装上煤、矿石和石灰石，点着火用风箱吹。“原来想炼铁很难的，一看这个又觉得很容易，现在想起来真可笑。因为炼出来的根本不是铁，而是熔化的铁汁包着的矿石。”他说，运动结束后，这些所谓的铁都堆在东操场南边的荒草里，有十几米长，两三米宽，一人多高。后来大搞积肥，为了迎接县里的检查，学校领导让学生往上面浇大粪，再在上面搞上伪装，说是肥料堆。再后来，又听说给安钢联系好了，要拉去炼铁，“现在，这堆辛辛苦苦炼出来的‘铁’也不知到哪去了。” 其实，这种炉子都是些小打小闹，张有富说，有一年，他跟着领导去山西参观，算是开了眼，当年山西的老君崖地区曾建成“世界上最大的高炉”——他们把一段百米高的峡谷两头堵上，使整个峡谷成了炉体，一层木头一层矿石，一直垒到山顶。一点火整个峡谷火光冲天，昼夜不熄。烧出来的废渣烂铁使方圆数十里的山头变成了墨色，十多年后依然寸草不生。 他感叹说，三十年后，路过申村，发现当时炼的烧结铁，不少被大块小块地垒在田岸上，当了耕地的岸石，心中特别难受，“动用那么多的人力，那么多的铁矿资源，毁掉了那么多的森林，得来的却是这种结果，真是越穷越折腾啊！” 衷心感谢参加过大办钢铁运动的前辈们提供的资料，祝福那些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而奉献了热血与青春的依然健在的老人。  作者简介 陈才生，林州人，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副会长，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主要著作有《女性作者写作的奥秘》《李敖这个人》《李敖思想研究》《李敖评传》《才女之路》《用生命种诗的人——王学忠评传》《地摊上的诗行——王学忠诗歌研究》《红粉三千，我只爱一点点——李敖情爱纪》《我的江湖越来越小——李敖师友纪》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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