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张兴泰：鸿硕诗话（三）

温馨微语 2021-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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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兴泰

我国古典诗歌从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始，在形式上分两大系统。即：

《诗经》—五言—七言（音步整齐系统）

《诗经》—楚辞—杂言古诗—乐府歌诗—词—散曲（音步不整齐系统）

从音乐角度来说，音步整齐系统在其发展过程中基本上受雅声化梵声制约；音步不整齐系统在其发展过程中基本上受雅声化楚声制约。当然，在雅声融化梵声、楚声过程中，这两大系统之间不可能不互相影响。

《诗经》中有雅与南（周南、召南是十五国风的一部分。）两种声调。雅声即华夏正声，南声即江汉流域楚声。《左传》昭公六年载：王子朝叛败后，“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给楚国带来了华夏文化。因此，南北文化在楚国相融合，楚声也就变成了雅声化的楚声。《楚辞》就是雅声化的楚声，它是在楚国民歌基础上，打破《诗经》四言方块式的基本格调，吸收散文笔法创造的一种句法参差灵活的新体裁。

与此同时，五言古诗出现了“腾踊的局面”。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成为五言之冠冕，从而确立了五言诗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五言诗确立后，音步整齐系统就朝着格律化的方向发展。这里面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东汉时，印度声明论（音韵学）随佛教传入汉地，胡僧学汉文，利用梵文字母注汉字音，汉儒接受这一启示，用两个汉字当作字母拼汉字音，因此，发现“反切法”。雅声吸收梵声，创立了音韵学，运用于文学。诗人们为了更好地表达感情，追求诗的音乐美，依据汉语一字一音的特点，在音步整齐的系统中安排一种高低长短互相交替的节奏是完全可行的，因而建立起格律来也就势在必然。

至于为什么继四言之后出现的诗歌主要形式是五言而不是六言，继五言之后出现的诗歌又一主要形式是七言而不是八言呢?

钟嵘在《诗品》序中说：四言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五言句所包含的词和音节比四言句多，运用起来伸缩性比较大，所以，在表达上更灵活，更方便些。在音节方面，我们可以拿七言形式和八言比较，七言和八言虽然用的都是四个音步，可是八言只有双音步，仍不如具有单音步的七言变化多，用近体诗的基本平仄格式来表示，八言只有：

仄仄平平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

二种形式。而七言则有：

平平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平平仄

四种形式。

五言和六言的情况同理可证。

可见，五言比六言，七言比八言更能充分地表达感情，这就是为什么是五言而不是六言，是七言不是八言的原因。

李白具有豪放壮浪的气质，多作古诗、才高气逸，句法参差错落，变化无穷。他给我们留下了九百余首诗，其中五言近体诗七十余首，七言近体诗只有十几首。古体诗、绝句占他全部诗作的90%，而他的古体和绝句又写得最好，风格与屈赋非常接近。就其主导倾向而言，如果说李白是古代诗歌音步不整齐系统的最高成就的伟大代表，那么，杜甫则是古代诗歌音步整齐系统最高成就的伟大代表。杜甫是集大成诗人，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郭老贬杜的观点是不足取的，“双子星座”还是“双子星座。”

隋唐两朝，胡乐盛行，是汉乐与胡乐融合发展的时代。雅声化的相和，清商和燕乐（胡乐）吸收了雅声化梵音的格律成就，出现了新的华夏正声，形成了新的长短句——词，进而，形成了曲，这正是语言高度融合的表现。

这两大系统一直是并存的。翻开中国文学史，这个问题就很清楚。在四言、五言、七言这些音步整齐的诗出现的时候，就有长短句出现，并且，写出了许多好作品。

宋代女词人李清照说过:“词别是一家。”（《论词》）苏门学士、“江西诗派”要人陈师道也说过：“苏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诗话》）他们说“词别是一家”是对的，但是，把诗作为正统，并且，以“阳刚”和“阴柔”作为诗和词的分疆，那是不足取的。“阳刚”、“阴柔”那只是作品风格问题，这两种风格并非唐宋始，古来就有之。诗风格有“阳刚”的，也有“阴柔”的，词的风格有“阴柔”的，也有“阳刚”的。甚而，有的二者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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