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卓仪：从心理学的角度浅析《红楼梦》人物悲剧力量的文化成因 | 【小说新话】

昵称37581541 2020-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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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是一部扎根时代又超越时代的巨著，怎么理解它的时代性和超越性呢？心理学的理论、社会学的思考以及现代文学批评的观点可以帮助读者返回到创作《红楼梦》的时代，理解《红楼梦》人物个性和行为，剖析《红楼梦》的现代意识和悲剧精神。

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红楼梦》从道理上是讲得通的。《红楼梦》的伟大在于它讲好了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更在于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如果作者没有受到深厚的生活经验、文化积淀、叙事方法的熏陶，创造所有的故事细节和背景、架构故事的技巧、叙事逻辑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创作是社会进入语言和文化的过程，通过考察创作心理学可以从新的视角看待作品内涵。同时，也通过对创作心理学的剖析，我们可以反推作者的寄情以及社会意识迸发的理想和冲突，从小说和语言观察社会和文化。

中国传统社会的规范会要求诸如忠孝、勤奋、练达等人格面具，而对这些面具的过分要求会使无法达到社会期待的个体感受到自卑和自责，结果他可能会感到与社会之间隔着一道鸿沟[1]。从情的角度解读宝玉的社会理想：他期许的是摒除了世俗种种假、恶、丑的诗意、哲思和美感，他欣赏的是从未沾染功利气的天然人格，他只念木石前盟不羡金玉良缘。不仅宝黛爱情终成悲剧，可爱的女儿们如博识的宝钗、泼辣的凤姐、憨气的湘云、直爽的探春、孤高的妙玉、贤惠的袭人、聪颖的平儿等人，终不免受“男子气”的侵袭、被残酷现实摧残，或者魂断他乡。曹雪芹抨击的社会最终摧毁了贾宝玉的私情，也摧毁了他对封建社会最后的幻想。

个体心理学角度的剖析

百科全书式的《红楼梦》具有极富感染力的悲剧力量，美感的迸发和曹雪芹本人的旷世奇才及其极富现代性的自我建构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个体心理学能够以其独特视角分析作者如何转化经验和才华为文学作品的。

1.1 曹雪芹的情结以及升华

自然和人类社会对于个人而言是有风险的[2]，但是一味关注风险会浪费过多能量，所以人类进化出了对世界的信任感。而当世界的风险偶然间露出其令人无可忍受的面目，撕裂了一些人的信任保护层时，人类生而具有的脆弱感便会袭来。脆弱感使人如视骄阳，它可能成为强迫性的想法，不断在人脑海中浮现，成为弗洛伊德心理学所说的情结。强大的生命力会在一些人的困境中迸发，而没有强大生命力的人就会被威胁感腐蚀。所谓“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就是如此。曹雪芹也是一个在困境中爆发巨大能量的人。

《红楼梦》对于曹雪芹具有的自传意义。曹雪芹发掘自己作为一个“情痴情种”的特点，使作品别开生面，在描写红楼儿女时包含了对自我的无穷追寻，在精神上延续中国古代名士阶层的价值追求。而主人公们的人生最终成为悲剧，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生活存在异常冷酷一面的揭示[3]。通过先渲染无与伦比的美，再一点点揭示美是如何被侵蚀、被摧毁的，曹雪芹痛斥着无情的社会现实。由盛转衰的家族历史催促曹雪芹把生命的压力升华文学，为美好事物作挽歌，给社会现实照镜子，为人生追求四处呼告。

曹雪芹通过贾宝玉的言行，实验和张扬了他的价值观念。发展心理学家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道德的发展阶段可以分为1）前习俗阶段，以不具备社会感为标志；2）他律的道德阶段，认识到社会标准的存在；3）自律的道德阶段，以理解道德和社会规范所支持的人本含义为标志。现实中达到自律道德阶段的人少之又少，而宝玉可以说是达到了这个阶段。从晴雯撕扇子的一节可以看到，贾宝玉在对扇子的作用的描述中指出他不完全拘泥事物的社会属性和功能：扇子是用来扇风还是听撕开的响声都可以，但是他认可事物本身的价值，不希望用它来泄气。对物的看法何尝不是对人的价值的看法。第五回宝玉梦游太虚幻境，警幻仙姑受宝玉的祖宗宁荣二公的“剖腹深嘱”，警戒宝玉“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以求不“见弃于世道”。结果宝玉却深负了警幻“一番以情悟道、守理衷情之言”，在迷津前没有“作速回头”，终于堕入了万丈深渊。可见宝玉本来就是不屑于世俗经济的。贾元春才选凤藻宫，宝玉并不像全府上上下下那样放在心上：“荣宁二府中连日用尽心力，真是人人力倦、各各神疲……第一个宝玉是无事极闲暇的”，他倒为小秦钟的生死牵肠挂肚。常人关心的正事，正是宝玉眼中的俗事，他总不屑一顾，他拒绝世俗的责任和功利，只关注作为人性人情最美好的部分 [3]，虽然走极端，但是这极端才显现出他的性格和曹雪芹的想法。

1.2 在创作中探索自我同一性

稳定的人格对于困厄中的人有巨大保护作用，看哪些能在困境迸发生命能量的人，大都对人生的意义、事物的情理、自己应以何种面目存在具有一番独特的见解。艺术作品的创作通常包括大量观察自我、社会和自然的过程，因此有助于探索“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自我意识问题，建立稳定的自我认同和人格结构。因此艺术创作常常成为升华压力的不二法门。吉登斯认为自我认同的就是“个体依据其自身的经历所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2]。可见自我认同的建构需要一定程度的自我反思以及对自身经历的合理整合。一个人不能完成不同的人生，但是在小说创作中，作者却可以把理想、环境甚至命运人格化，歌颂理想、鞭挞丑恶和推演义理。因此可以推测，小说家通过写作和叙事性的演绎，在写作时进行自我整合和建构，最终文学作品中也会呈现作者自我建构的过程和结果。

《红楼梦》中有很多具有互补意义的人物，这可能是作者对于不同性格的心理演绎。一心追求理想不惜自我毁灭的贾宝玉和心中有情却选择大多数人所赞同的道路的甄宝玉相对，反叛孤僻的林黛玉和温婉乐群的薛宝钗相对，这些对子可以说是理想和现实，或者理想的不同层面的揭示。妙玉是宝玉的一个精神知己的话，那么妙玉极端的不为世人所容也是宝玉不为人世所容的一个外化了。宝玉养尊处优，其性格的极端之处容易被世人理解，即使不理解也由于权贵的缘故而容易被接受，而妙玉是无依无靠的一个出家人，所以能一针见血地写出世人对她的极端的厌弃之情。通过对这些理想人格和现实行为的提纯，曹雪芹也探索了各种自我的样貌，从而丰富了生命的厚度和宽度。

红楼梦的主人公大多只有几岁到十几岁，但这些角色的心智发展都比较成熟，很难想象一个十多岁的孩子都能够非常清晰地理解自己的个性、理解社会的期待。中国传统社会对于每个社会角色应当做什么具有较为明确的规定，中国人不一定留心到各人如何发展自我同一性。尽管如此，每个人还总是有很多种选择，如果相对早熟的性格不完全是实情的话，这个现象可以作为印证作者留心各种性格的推测。小说人物在用珍贵的生命探寻自己的理想存在方式，作者在推演不同人格遭遇社会时发生的化学反应，追寻自己应该如何存在的问题。因此各种性格的已然如此，可谓曹雪芹自我同一性探索的印记。

社会心理浅析《红楼梦》的悲剧来源

2.1 悲剧的体现

悲剧可以来源于英雄的冲突，或普通人的命运，《红楼梦》的悲剧属于后者，它来自人物个性和社会角色要求的冲突。其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挽歌其根本原因是主人公对于社会的不满以及自我意识的萌生和张扬。《红楼梦》通过主人公的言行表现了对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批判，对清洁美好的事物的无私关怀和爱戴，采用人本的眼光观察各人，具有强烈的社会文化批判意识[4]，包含着对历史理性精神的深刻思考。

贾宝玉的悲剧也是人类共通的悲剧：人生的有限性和历史、社会的运转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如何应对这种有限性，使每个人都不可逃避地面临反思自我存在的问题，其思考结果也就是自我和个性。贾宝玉不愿屈从于污浊的社会，不理解也不理会警幻仙姑、以及长辈、同辈的期望，最终在一种追求自身赞同的存在的路上一往无前，在传统社会背景下成就了自我意识，也引导自己的世俗人生走向毁灭。自我意识正是一个人得已区别于他人的本质特征，所以因自我的独特性而导致的命运悲剧就更无可挽回，更痛彻人心。

曹雪芹通过精心的文学设计还创造了许多代表理想品格的女儿形象，又为女儿们设计了一个让她们快乐地生活的乌托邦：大观园。女儿们和大观园可谓曹雪芹的理想状态在文学人物和背景上的投射。但是现实社会的“风险”因素不断渗入大观园，随着小说的发展，它也摇摇欲倾。曹雪芹敏锐地发现。社会现实具有机械性的，冷酷的特点：它对于美好的事物一点也不留情，只会按照某种运动方式去运转。

2.2 《红楼梦》的现代意识的社会和文化根源

《红楼梦》对社会现实和理想世界的敏锐体悟的来源，除了曹雪芹自己颖悟以外，有赖于社会意识的渗入。根据马克思的理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层，人们开始萌生自我意识。中国传统文化中已经包含了丰富的思考，加上资产阶级和商品社会繁荣的清朝中期，社会等级差异拉大，社会意识进一步丰富。所以出现《红楼梦》表达的奇特想法就不奇怪了。

中国传统人生哲学, 尤其是道家和佛家，具有朴素的和转化的辩证法思想，蕴含人生变幻无常的深刻体味，鼓励人们追求人性上的超越。总体来说，《红楼梦》深受这种哲学传统的影响。比如著名的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就是辩证法融合了文学性的饶舌的产物，而“好一似食尽鸟投林, 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预设，也是“空”和“无常”融合了艺术的苍茫美的产物。

贾宝玉的形象在传统小说中可谓新颖，既不是儒家推崇的大仁大勇，也不是传统才子佳人小说中才高八斗的公子，也不是传统世情小说中市侩淫邪的浮浪子弟，而是包含了正义和邪魔两种特色的聪颖人，就像金庸笔下的黄老邪：“邪中还带三分正，正中又有七分邪”。但是贾宝玉的形象也有来自传统的源流，他属于中国古代的名士阶层，“退出以理性为准则的社会公共生活领域，而以私人的情感生活为基本立足点。他们无意于追求社会地位和事业成功，而致力于经营一种非功利的审美人生”[3]，这正是贾宝玉的精神的写照。东晋名士通常给人放荡不羁的印象，很难从传统儒家的角度褒扬他们的行为。由于自我建构具有一定的自主性，所以即使是吸收了社会意识，总会有相当一部分人的自我建构相较社会来说是边缘化。从东晋名士往下，陈后主、唐明皇、南唐后主、宋徽宗等人都可以归到名士的审美范畴中。洪昇的《长生殿》，取消了“女祸”论调的历史批判，转而歌颂超出生命之上的爱情，可见名士精神《红楼梦》创作前后的延续。

明后期思想出现了“尊人欲、反礼教”的新动向。李贽推崇“绝假纯真”的童心，认为以孔孟为主要内容的道学遮蔽童心，随之反礼教束缚而强调真情的美学观念也成为一种强烈的时代呼声[4]。现实中“闭关锁国”的政策和重农思想的影响，资本主义的萌芽受到抑制，政治上专制和文化上的禁锢，让美好夙愿难以实现，所以审美需要和个人要求和社会的大背景产生冲突，使《红楼梦》整体上弥漫一种浓浓的末世感和悲凉感。

2.3 命运观和创作心理

命运的悲剧是悲剧批评中较为受人推崇的悲剧形式，是人的自由意志和人自身有限性的必然矛盾。文明时代、阶级社会，每一个人都面临生活和生存状态的谜题，社会思索着触目惊心的巨大反差。历史有无限性、无规律性、不可控性，而人则反之，因此形成了人类悲剧性的基本内涵。试图理解和控制不可抗因素是人类大脑乐意思索的事，并且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人类天生就乐于思索，随之而来各民族都产生了对命运的不同看法。

命运观可以分为天定、命定、环境定和人定四种[5]，中国传统的命运观可以说是糅合了这四种的，在《红楼梦》中也有四种观点的体现。木石前盟是天定的，太虚幻境的金陵十二钗仙册可谓命定，娇杏和贾雨村的故事可谓偶然因素导致的环境定论，而曹雪芹以及各位评论家所说的其人其行造成了其命运结果又有人定。

曹雪芹在对命运的描述上总体和儒家命运观一脉相承：命运具有不可控制、没有道德和正义而言的特点，但是因此它也只是环境加给人物的显影剂，是促进人加强道德修养的反面力量[6]。“天命”是人应该去实现的道德人生，而道德则包括了所有在运动和历史的无可奈何中可控的东西，比如德行、才学、行为和生命力。

红楼体现这种命运观的地方在于它并不反对命运的不可控性，大观园的女儿们致力于 “补情”[7]，彰显自然的儿女独特之处：不通一窍的顽石蠢物到钟灵毓秀的宝玉，所差的就是“情”字，贾宝玉丢玉，丢的也是“情”字。这种“补情”和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道德勇气是一脉相承的。《红楼梦》儿女的才华和品格也可以说是她们的天命。《红楼梦》的设定中，没有人可以改变女儿们的“薄命”，黛玉泪尽而逝、宝钗独守空闺、探春远嫁他乡、阿凤力拙人谤，更别提袭人、晴雯、金钏、鸳鸯……大观园里的好女孩竟全没有好结果，在天命不可违的框架下，众人受无情的历史沧桑之‘天’的揶揄（刘小枫语）。第一百二十回，贾政说“宝玉是下凡历劫的，竟哄了老太太十九年！如今我才明白”，先是对儿子出家的超然事外，之后便讲对母亲的孝心，然而毕竟难以一时接受这个现实，最后又归结到无奈和超脱。这种无奈和超脱，也包含着时人对命运的波荡和世界的复杂的理解。另一方面，每个人物都挥洒生命力，让美好的才华、学识、品德、智慧留在每个反思自我价值的人心中。这些形象是不会孤独的，因为她们和人情、物情、情理的亲近，虽然和命运的祝福隔离开了，但是他们实践了一种儒家和中国传统赞同的生存理想。而《红楼梦》的悲剧力量正是从命运的残酷和“情”的庄严神圣中迸发出来的。

命运带给人的无力感常使人泛起虚无主义，所以有人认为红楼人物最终看透的都出了家[8]，躲在寺庙中青灯古佛，却不管人间疾苦。这么说有失偏颇，从文本看，曹雪芹并不以出家的身份臧否人物，而佛家的“空”也不是嘲弄浪漫理想和和谐美感，追求享乐或审丑的。三十八回首，贾母在藕香榭回忆枕霞阁往事，评语写又先有一部十二钗藏在贾母数语之中，真是温柔文字。谁说老人年长就不值得珍惜，她们也曾是清清秀秀的女孩子，也明明白白地活了一遭。笑谈“倒是她（尤三姐）淫了男人”，非但没有从礼教的观点批评人，反而敬佩她的反叛和生命力。柳三郎在尤三姐面前也不免自惭形秽。中国文化中朴素的辩证法教给人们“福祸相依”的道理，对得起繁华福分，耐得住清寒冷寂，自有一段人生体味罢了。也许今日“重玉不重人”，而明日也可以有“兰桂齐芳”，也许世外仙姝寂寞终难忘，然而也对着个山中高士晶莹雪。每人看待的角度不同，很难在同一个意义上说悲剧还是喜剧的，只不过不要“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罢了。《红楼梦》的这种辩证的方法和态度，也是传统的凝结了。这种命运和天命的辩证，是中国人的智慧，也是一种文学的幸事。

2.4 欣赏心理

正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曹雪芹自我意识的抒发才得已被理解和欣赏。没有脂砚斋、畸笏叟等一同欢笑和洒泪的评论者，高鹗等优秀的续写者以及广泛的读者，也不会有奇书《红楼梦》。

第四十一回栊翠庵品茶，妙玉处大书特书宝玉尊贵和刘姥姥贫贱，而之后刘姥姥醉卧怡红院，袭人说是宝二爷的屋子，刘姥姥吓得酒顿时都醒了。这本是一段欢乐文字，然而“庚回前”评语却说之前宝玉如尊贵，然而让酒醉的村姥姥住了房都不知道，“亦作者特为转眼布置身后事写来作戒，纨绔公子可不慎哉？”警示富贵贫贱颠倒之易。可见读书人对传统叙事中伏线、类比、犯笔等的敏感度非常高，和曹雪芹都共享同一种叙事逻辑。类似的创作和欣赏心理范畴的东西仍不少见。夏金桂毒人自毒，也被理解为“大树将倾，六亲同运”，是贾史王薛四大家族败落的表现，妙玉“无瑕白玉遭泥陷”，在瓜洲的迷失也和主人公在认识岔路上的迷失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种类比推理，以属性推原因的方法是传统中国人典型的感知世界、认识世界、理解世界的方式。先不品评这种方式是否有助于得出事理上的正确结论，就说谜语和这类个人和集体无意识的行为，已经因为文化语境的共同性而被小说家和读者观照出来了。

神话、五行、诗及其他

神话、梦、谜语作为集体或个体无意识的凝结，能够透露作者创作作品时自觉和不自觉包含的文化信息，能展示作者和文学欣赏群体对世界的认识。

3.1 神话故事：作者的自觉

宝玉的人生以及宝黛爱情的顶层叙事逻辑是补天石头游历人间以及木石前盟的故事，它们构成了故事情节发展的基本走势[9]。表面上顶层逻辑可以解释底层人物的悲剧命运，然而深层上，我们还是要深究为什么作者要在最开始设计一个哀婉的顶层逻辑。中国小说相比西方小说，情节相比情节如何发展的重要性更低。神仙故事使美好人物增添了神秘和美感，可以说悲剧命运在神仙层面的顶层逻辑是艺术创作的自觉。

贾宝玉梦中看金陵十二钗的仙册，从不悟到悟的过程也是渐渐领悟佛道的空和超脱的过程。吉登斯认为在晚期现代性的背景下，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2]。虽然贾宝玉彼时面临的并不是现代性带来的苦闷，但是他从少年懵懂无知，不谙世事到最后的人生失落，也领悟了富贵荣华难以预料的道理。出家当和尚，是对富贵荣华的终极厌弃，可以说他否认了俗世推崇的价值，而已经寻找到了诸如“情”的人生终极价值，所以可以说是神话和仙册既符合叙事的美学，也填充了故事背后的文化意义。

神话和梦，还有故事中偶尔穿插的别家的故事，都是作者自觉而书中人物不自觉的东西，它们大多有较高的审美的意义，但是本身就是从小说主旨出发而设计的，所以不能体现更多文化内涵。

3.2 五行：自觉和不自觉之间

“从文化心理的角度理解，可以认为是中国传统的逻辑都认为人的命运的和天地万物相互关联的，各种偶然在历史的尺度上都绝非偶然。”[9]，这种观点可以用万事万物和五行的联系，以及五行的相生相克来理解。五行的思想并不像前面的神话故事、判词一样经过精心设计，但是似乎像命运的巨轮，一旦给了第一推动，之后上帝也无法控制。如果说黛玉属木，代表春天、东方，宝钗就属金，代表秋天、西方，二者性格上的相似与不似、时运上的沉浮交叠，以及命运的落脚点和归宿，都因为这最初的五行设定而似乎有了定数。

五行的想法在中国古代小说中非常常见，它的思想也渗透到中医和保健、建筑、丧葬等等生活层面，为主人公派遣其对应的五行就像如今的人物设定一样自然，五行的观点可谓一种套路，一种逻辑，一种文化。它包含着有限的人类生命面对无限自然的无可奈何，在小说中，作者会有意将大背景的五行轮转和人物的属性想契合，这种艺术上的自觉或者文化上的不自觉提供国人欣赏的共同语境，助益人们体悟生命的有限性和悲剧本身。但作者理所当然地按照五行设计了人物时运以及自然和社会背景的交互关系，是对五行心理的自然遵循，所以五行本身不是成为悲剧冲突的深层原因。

3.3 文气和梦呓：无意识的宿命

文气，也就是谜语、诗作、文章所展现的气脉，是中国人对万事万物相互关联的思维的产物之一。贾政看到姐妹们所写的谜语，内心一惊，转而一沉，心想都福寿之词，于是悲慨起来。凹晶馆联诗，仙品逸词的黛玉和湘云越吟却越清冷寂寞起来，两人如何收尾，虽然牵扯才气的问题，然而斗才气越甚，两人自己也越觉得诗路狭窄起来，此时妙玉出来写出“钟鸣栊翠寺，鸡唱稻香村”的好句子，诗句顿时一收峭奇之态，场面也明朗敞亮起来。怎么收尾固然是文字的事情，然而妙玉自己也说“归到本来面目上去，若只管丢了真情真事且去搜奇捡怪，一则失了咱们的规格面目，二则……”，说的正是一种做人的态度。《红楼梦》对于各人命运的预言，也藏在一些不起眼的“戏文”、“花签”中，宝玉也曾经在“梦呓”中表达对林妹妹的喜爱，作者有意让宝钗正好听见。所以这些甚至能被书中的人物感受到的，和人物没有直接关系的文字，经常被认为是有某种关系的。可见作者和整个社会对于事物之间冥冥的联系是有一定自觉的，所以才能自然地把这种自觉也赋予小说描写的人物。然而这也是小说艺术性的一个特殊载体，无时无刻不提醒着读者悲伤的命运和“空”的主题，使小说穿绕地好看。

文气虽然有文学功底所决定的技术成分，但是也包含了大量人物无法控制的无意识信息，进一步，当无意识信息偶尔浮到水面上，并如实向人物显示出无可抗拒的悲凉命运，也是极其可怕的。细细想来，它直指人无法避免的悲剧性，正因为人格的立体性和各人的局限性，书中小社会所以每个人才能有这些言行，即使捕捉到了命运的蛛丝马迹也难以纠正，所以只好看着时间一点点驶向预言。这种痛心不仅是看书人能体会到的，书中的人物何尝不想走出书来痛哭一场。

曹雪芹自己也许想要创造完美的乌托邦，但是社会现实已经渗入，当时社会意识摆在眼前，他的敏感、才华、深思不可能让他抛开他要分析的一切，而写出轻飘飘软绵绵香喷喷的文字，《红楼梦》必定是大悲剧，这种悲剧的下沉的文气也是曹雪芹自己无法挽回的。曹雪芹能掌控书中人的文风，却救不了自己给女儿们设置的命运，想不出社会除了“白茫茫大地”的超脱和“兰桂齐芳”的套路化以外的出路。不管这是自觉还是不自觉的，总之身在当时的社会，的确是无法克服。

总结

文学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吸纳儒释道三家文化，具有超前的自我和社会反思，饱含对情的执着和爱恋，《红楼梦》不愧是一部奇书，一个时代精神的高峰，一个后世文学的典范。由于集体无意识和文化的渗透，读者甚至作者也会忽略一些文化假定的前提，逻辑推演的程式，因此心理学的批评就能发挥作用。通过对无意识的分析，我们可以印证关于民族、文化以及文艺的一些理论。《红楼梦》的成功和曹雪芹本人的文化积淀以及人生境遇有关。

个体心理学角度的分析可以发现曹雪芹自我反思和建构的过程正嵌在书中人物的性格设定和命运走向上面。作品中体现出的反叛精神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和中国传统文化、明清社会思潮以及当时社会背景有关。曹雪芹赞同传统的天命观和道德勇气来，又反对封建礼教的糟粕。但是他并没有注意到自己对大社会的消极态度可能是先入为主的，如顽石无意“补天”。从创作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神话、梦、诗文等传统小说经常使用的道具，以及书中人物、作者和批评者对这些事物在审美和逻辑因果上的自觉性，本文再次印证了《红楼梦》对于天命观的认同，对道德勇气和社会压力之间冲突造成悲剧的深刻认识，以及基于万事万物冥冥相连的传统观点而设置情节的创作思路。分析评论者和作者写明什么、不写明什么，也说明读者和作者共享的逻辑前提和文化语境是相同的。因此，传统中的超越性就更体现出曹雪芹，一个身在传统社会中却能张扬人情美和颇具现代感的自我意识，以性格和命运的悲剧反对封建糟粕的艺术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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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木子. 创作心理中的无意识动机——荣格、阿德勒心理动力学初探[J]. 汉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8(02): 32-39.

[2] 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 方文译)[M]. 北京：三联书店，1998.

[3] 曹雪芹. 《红楼梦》百家汇评本(上)·前言[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

[4] 杨庙平. 文化悲剧:《红楼梦》悲剧精神的新境界[J]. 红楼梦学刊, 2007(03): 256-267.

[5] 马志政. 反思:命运和命运观[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1(05): 99-106.

[6] 陈代波. 儒家命运观是消极宿命论吗[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02): 59-64.

[7] 朱军. 女娲氏之影:晚清女权叙事的神话与启蒙[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8(10): 121-136.

[8] 吴敏. 传统小说艺术的现代性演进——论张爱玲与《红楼梦》. 红楼梦学刊, 1996(04): 244-260.

[9] 纪军.《红楼梦》里的灯谜与民间谜语[J]. 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4 (1): 8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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