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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兰性德词——从我对纳兰词之体认的三个不同阶段 叶嘉莹 四 先从词之特质谈起，我以为词之特质的形成,与词之起源及早期词之写作环境，实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词”在初起本来只是伴随着隋唐以来一种新兴乐曲而歌唱的歌辞。而为了依乐填词的缘故，因此在形式方面遂形成了字句之长短错落与声调之抑扬婉转的一种特美，此其一：再就早期之写作环境而言，除了最早的一部分民间词以外，自从诗人文士插手这种新兴的曲调填写歌辞以来，其所写之作品乃大多为歌延酒席间遣兴娱宾之场合下的产物。这在欧阳炯的《花间集。序》中，已有极为明白具体之叙述足可为证。在这种场合中，写作歌辞者既多是“西园英哲”“绮筵公子”，演唱歌词者更多是“南国婵娟”，“绣幌佳人”，因此在内容情意方面遂形成了一种以写美女与爱情为主的女性化的特点。这两种由形式与环境所形成的特美相结合，遂使得词这种文学体式基本上具有了一种要眇宜修的婉转纤柔之特点。这种特质落实于具体作品之中，则又因每位作者的性格与身世之异，乃表现为以下多种不同之内容与风格：有颇为写实的香艳之作，如欧阳炯之《浣溪纱》（相见休言有泪珠）及《南乡子》（二八花钿）诸词；有颇为客观唯美之作，如温庭筠之《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及同调（宝函钿鹊金鸂鶒）诸词；有以写风物取胜的清丽之作，如李珣之《南乡子》（烟漠漠）及同调（沙月净）诸词；有以艳笔写深情的秾挚之作，如夏夐之《甘州子》（一炉龙麝锦帷旁）及《荷叶杯》（金鸭香浓鸳被）诸词；有因身世经历而在写爱情词中隐有乱离之慨的作品，如韦庄之《菩萨蛮》五首及《谒金门》（空相忆）诸词；有蕴涵家国之忧的沉郁缠绵之作，如冯延巳之《蝶恋花》（谁道闲情抛弃久）及同调（梅落繁枝千万片）诸词；有写亡国之痛的悲慨之作，如鹿虔扆之《临江仙》（金锁重门荒苑静）及李煜之《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诸词。在这些风格各异的作品中，最被后世词评家所称颂赞美的，自当推《花间集》中温、韦与南唐词之冯、李诸家。即如张惠言与陈廷卓之推尊温词，即称其可以上比楚骚；又称韦词为“留蜀后寄意之作”，有“惓惓故国之思”；又谓冯“忠爱缠绵，婉 然骚辩之意”。再如时代较晚的王国维，则特别称美南唐之冯延巳，与中二主之词，谓冯词“堂庑特大”，又谓中主《山花子》词“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慨；更谓后主词“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如果综合这些词评家的说法来看，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所述的重点都在于这些词人的作品，可以引发读者的某些言外之想。这种评量观点的形成，我以为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重要之因素：其一是由于伦理方面之因素，词之源起既本为合乐而歌之歌辞，而文士之所以写者遂大多为以写美女与爱情为主的筵前应歌之作。自此中国以言志与载道为主之文学传言之，自为大雅之所不取，词学家为了提高这种本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小词的地位，遂有意地以比兴托喻为之说，这是第一点因素，词之所写既多为美女爱情，因此美人及其衣饰之美，遂可以由美感之联想而引人产生美人香草的托喻之思，而对爱情之期待与追寻的芬芳悱恻的情意，也与贤人君子之不得志的幽约怨悱之情颇有可以相通之处。因此遂易于引起说词者的某些言外之联想，这是第二点因素。而也就正由于词在产生之起源与产生之环境方面，既具有了如我们在前文所提出的两种特美，又在词之评量和诠释方面具有了这种重视言外之意的两点因素，于是词在发展中，遂同时在创作与评说两方面都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幽微婉转而富有深蕴之余味为美的共同的反省和认知。因此南宋的词评家如张炎及沈义父等人，乃对柳永之俗词及苏、辛之末流的豪气词，都提出了不满之意见。这就正是因为词之发展到长调盛行以后，在铺陈叙写中如柳词者遂失去了令词的含蓄之美，而在发扬蹈厉中苏、辛之末流者也失去了婉转之致的缘故。当然我们应该认识到，柳词之铺叙与苏、辛之豪气，就词体之演进言之，本都是时代与作者相结合必然会产生的一种拓展；只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词之长短曲折的形式，与诗之五言或七言之整齐的形式，在基本的特质上本来就有所不同。诗可以平俗的叙写中成就一种古朴质拙之美，或在发扬蹈厉中表现一种气势浑然之美。而词则由于形式方面之长短错综的原因，不易达成如形式整齐之诗的效果。因此，如果写得浅俗，便往往只会显得浅俗，而不易形成一种气势混成之美。 在这种情况下，于是无论写词之人或评词之人，遂都养成了一种喜欢深求的趋势。清代常州派的比兴寄托之说之所以能够盛行一时，迄于民初而不衰，可以说正是这种写词与评词之风气最好的证明。而这种有意深求的结果，自不免使得工巧渐盛而真意渐失。于是王国维之《人间词话》乃一反常州派之词论，而提出了主“真”的“境界”之说。以为“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始得谓之为“有境界”。而也就正是在这种评量之标准下，王氏对纳兰词遂提出了极高的赞美，谓“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王氏的这段话说得极有见地，只是对“未染汉人风气。”一句，我以为尚需要加一个转语的说明。因为我们如果从纳兰的生平的学习经历来看，则根据其《墓志铭》、《神道碑》，与《年谱》等资料之所记叙，则我们自可见他对于汉文化之热心学习与追求。即如他所编辑撰写《通志堂经解》、《渌水亭杂识》，以及《通志堂集》中所收录的诗文诸作，都可以见出他对汉文化之热心学习与追求。即以其《饮水词》而言，也何尝不是学习和追求汉文化之结果，而王国维乃谓其“未染汉人风气”，故此言乃必须加一转语以做说明。私意以为此处所谓“汉人风气”，自非泛指一切汉文化之风习，而乃是专指词之写作自南宋以来所逐渐形成的此种重视思力安排而有意求深的习气，尚未受到深刻之影响；再则也可能由于纳兰对于诗词之创作原有其重视性情之真的一贯主张。即如其《渌水亭杂识》就曾载其论诗之语曰“诗乃心声，性情中事也。……昌黎逞才，子瞻逞学，便与性情隔绝。”又论词云“词虽苏、辛并称，而辛实胜苏。苏诗伤学，词伤才。”又综论诗词曲云“曲起而词废，词起而诗废，唐体起而古诗废，作诗欲以言情耳……好古之士，本无其情，而强效其体，以作古乐府，殊觉无谓。”从以上所引的这些话看来，则纳兰在诗词之创作方面其重视“性情之真”的主张，自是明白可见的。因此纳兰词遂特别表现了一种自然真切的品质。虽然这种品质，在我对纳兰词之阅读的第一阶段中，就已经有所体认。然而却一定要透过我们在前文中所叙写的这一段历史的反思以后，我们才能够更加正确地看到纳兰词之脱出工巧返归自然的更深一层意义和价值。不过，我在前面也曾叙及，词在发展中已形成了一种以幽微婉转而富有深蕴之余味者为美的共同的评赏标准，如果纳兰仅只是具有自然真切之品质，如我在第一阶段之所认知，然而却没有深蕴之余味，浅薄而不耐咀嚼，如我在第二阶段之所评述，则纳兰词便自然只能列入宜浅不宜深的作品，而不值得做更深的探讨了。然而也就是在我经过了如前所述的历史性反思的阅读以后，却从中发现了他所具有的一种可以供认探求的幽微深隐的品质。以下，我们就将对纳兰词这方面的品质一加论述，并在论述中把纳兰词与其他令词之名家略加比较和研讨。 五 如我们在前面论及词之特质与词之发展时之所叙述，词在产生之起源于写作之环境中，既已行成了一种婉转纤柔之特质，可是当这种特质落实于作品之中时，却由于不同作者之不同之风格，乃使后世之评词者在评说中建立了一种以富于感发之潜能及深远之意蕴为美的衡量之准。因此虽同是写美女与爱情的伤春怨别之词，可是其中却有了高下的区分。于是冯、温、韦、李诸家，遂因其作品之富于引发读者联想之潜能，而在评价上胜过了欧阳炯及顾夐等纯写艳情的作者。关于温、韦、冯、李诸人之所以能在其作品中蕴涵丰富之潜能，我在《论陈子龙词》一文中，也曾有所论述。我以为令词在发展之中之所以形成了这种易于引人产生言外之想的浅能，盖由于以下几点因素：其一由于在旧传统伦理道德中，男女之关系与君臣之关系颇有相似之处，而美人香草更早就已形成为一种带有托喻性的语言之符码，因此写美女爱情的小词遂因而也具含了一种引人产生言外之想的潜能，温庭筠《菩萨蛮》诸词，可以为此类作品之代表。其二则是由于令词极为盛行的五代期间，正为一统满战乱之时代，因此不少作者遂在其撰写伤春怨别之小词时，同时也因时代背景之关系，于无意之中结合了一份忧患与危机之意识，因而这一类小词遂也具含了引人产生言外之想的潜能。韦庄之《菩萨蛮》，冯延巳之《雀踏枝》，及李璟之《山花子》与李煜亡国后所写的《相见欢》、《虞美人》诸词，可以为此类作品的代表。其三则是由于北宋初年的一些名臣，如晏殊、欧阳修、宋祁、范仲淹诸公，都投入了小词的写作，遂无意中将自己的修养襟抱流露于作品之中，因而这一类作品遂也具含了引人产生言外之想的一种潜能，晏、欧诸家词，可以为此类作品之代表（关于以上诸家词之评述请参看拙著《迦陵论词丛稿》、《唐宋词名家论稿》及《中国词学之现代观》诸书）。如果以纳兰词与此三类词相比较，则纳兰词大多以自然真切取胜，此则与温词之秾词丽句，时时可以发现语码，足以引人产生托喻之想的作品，自然有所不同，这是纳兰词与第一类词的差别。再则纳兰词所写者大多为一己的闲愁别恨，此与韦、冯及中主诸家词之隐含国家忧患之感的作品，自然也有所不同。至于纳兰与南唐后主词相较，则谭献《奁中词》虽曾引周知琦之评语：“纳兰容若，李重光之后身也”，盖以两家词皆具自然真切之风格，故尔初观之乃似乎颇有相近之处，但私意以为两家实有相当之差别，后主率真，纳兰柔婉。后主早期之作有颇为浅率者，但其晚期之作则曾经历破国亡家之痛，更因其以全心对痛苦之投入，乃能透过个人之悲哀，写出了全人类所共有的悲哀。因而乃成就了如《谭平词辨》所称的“雄奇iu幽怨乃兼其二难”的一种特美；至于纳兰词则表现为一贯的一种柔婉凄哀。虽然下不犯后主浅率之病，然而遂不能上及后主雄奇之美。于是乃使人觉得在感发方面，纳兰词遂缺少了如后主亡国之后所作之词的一种深远之致，而其主要原因当然也因为纳兰在生活方面也缺少了后主的一种忧患之经历的缘故。这可以说是纳兰词与第二类词的差别。至若再以纳兰词与晏、欧两家词相比较，则如我在《论晏殊词》和《论欧阳修词》二文之所言，晏词在伤感中常表现有一种圆融的理性关照，而欧词则在伤感中常表现有一种遣玩的意兴，像这些意境可以说就都流露有作者之学养性情以及在人生历练中所形成的一种胸襟和怀抱。而纳兰词似乎写伤感便只是伤感，而缺少了此种透过人生历练所达致的一种更为深远的意境。这可以说是纳兰词与第三类词的差别。而如果从这种衡量角度再将纳兰词与我最近曾评说过的陈子龙词一相比较，那我们自然也就可以见到，陈子龙词之佳处原来乃正在于无意之中竟然与以上三类词之蕴含言外深意的特质，都有着某种暗合的因素，因此如果以追求言外之深意的一点来看，纳兰词较之以上诸家乃似乎都有所不及。而这应该也就正是我在对纳兰词之认体的第二阶段中，何以认为纳兰词只宜浅而不宜深的缘故。 可是，如果我们把词之演进再作一次整体的回顾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词在演进之途中所增生的这些可以求深的质素，如语码之联想，忧患之意识，以及学养和襟抱等，原来也可以被认为都是属于词之本体意外的一些附加质素。而如果我们若在此引用禅宗的话来一加诘问的话，则在《六祖坛经》中曾记载有六祖慧能问惠明禅师的一句话，说：“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之面目？私意以为词之为体本来也有一种可以脱除这一切附加之质素的本体之特美。即如我在前文中述及的词在其产生之源起与演唱之背景中，本已形成了一种婉转纤柔的特美。虽然一般而言，这种特美之形成与早期词中多写美女与爱情的内容不无关系，但是我所说的词在本质方面的特点，却应该是连美女与爱情这种事情都不包含在内的一种纯属精微敏锐心灵感受方面的婉转纤柔的本质之美。我的这种说法，初听起来似乎颇难理解，因为词之那个所写既是美女与爱情，那么词的特质之美又如何会与之并不相关呢？其实这种情况也并不难于理解。盖以词在初起时即本为应歌而之作，写词之人本无言志之用心，是以其外表所写的美人与爱情之事件，事实上与作者并没有显意识中心志之关系。然而词之微妙的作用，则又正在于其所用之形式与所写之内容往往无意中可以引发作者心灵中某种本质之流露。而词之形式与内容概大多以婉转纤柔为主，因之其所最易引发者，乃心灵中与此种性质相近的一种本质的禀赋。此种子资质既是属于天生之禀赋，因之每位作者之所得多寡纯驳，与其显意识中之意志及后天之辞采、工力等，乃并无必然之关系。而如果以此种禀赋而言，则在两宋作者中，自当以秦观为得天独厚的一位作者，是以冯煦在其《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中，乃云：”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得之于内，不可以传”。私意以为其所以然之故，即正在于秦氏最善于表达一种心灵中柔婉精 微之感受与他人以辞采、工力，或学识、意志等后天所加之质素取胜者，都有所不相同的缘故。即如秦氏之《浣溪沙》（漠漠轻寒上小楼）与《画堂春》（落后铺径水平池）等词，就都可以作为此类作品之代表。之只是秦观除了其本质上所禀赋的这种“词心”以外，另一方面他却也曾由于后天之学习而养成了一份追寻功业的意志，又由于仕宦之遭遇而经历了贬逐的挫辱，于是秦氏之词风遂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之所言，乃自“凄婉”一变而转为了“凄厉”。这种转化，就正是由于他后期的词作已经在其柔婉精微的词心以外，更增加了言外之深蕴的潜能，但另一方面却也使他的醇美之本质受到了相当的斫丧。而如果以纳兰与秦氏相比比较，则私意以为纳兰乃是秦观以后也能具有此种“得之于内，不可以传”之难得而可贵之“词心”的另一位值得注意的作者。只不过秦氏既曾有追求功业之志意，又曾有遭遇贬谪之挫辱，因之遂使其本质所禀赋的精微柔婉之“词心”，由后天所增入的一些质素，而有了一种转变。至于纳兰，则因其在生活经历方面并未经历过什么重大的忧患，因此就后天所增入之质素而言，较之秦氏虽似乎缺少了某种深度，但另一方面，则纳兰却也因此而保持了较之秦氏更为清纯的一份纤柔婉转的词心。而这实在也就是我在前文所曾言及的“即浅为美”的一种可贵的资质。这种美的认知，与我在对纳兰词之体认的第一阶段中所直觉感受的美，虽然仍同是一种美，但现在的感受却已是经过了对词之特质与词之发展的整体反思之后的一种认识，与第一阶段的认知虽看来相似，但事实上却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这当然已经属于我对纳兰词之体认的第三阶段的一种认知，但这种认知却尚非我对纳兰词之此一阶段认知之全部：那就因为如我在前文所言，我在此一阶段中不仅曾认识到纳兰词之即浅为美的一点特色，同时我还更曾认识到纳兰词之也可以即浅为深的另一点特色。下面我们将对其即浅为深的特色也略加研讨。 说到词之意境的深浅之问题，本来如我在前文之所言，小词之所以产生了深蕴之潜能，原是由于词在发展中融入了某些外来质素的缘故。在这方面，纳兰词虽然缺少了如南唐冯、李诸家的忧患与危机之意识，也缺少了如北宋晏、欧诸家的修养和襟抱，更未曾经历过如秦观在仕途中所经历的挫折和打击。然而纳兰却曾自以其天生禀赋的一份纤柔善感的词心，无待于这些强烈的外加质素，而自我完成了一种凄婉而深蕴的意境。至于这种意境之形成，则私意以为似可分为内在与外在的两方面之因素。先就内在之因素言之，所谓纤柔善感之词心，本当为词人生而具有的一种最基本的禀赋，只是这种基本的禀赋在不同词人中又可分别为多种不同之品质。即以一般被认为词风相近的几位词人而言，如南唐之李煜，北宋之秦观，明末之陈子龙，以及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清初之纳兰，就其最基本的禀赋言，可以说每个人都不失为一位具有纤柔善感之词心的作者，可是其词心之品质却实在又各有极大的差别。李煜之词心，在敏锐善感以外还具有一种任纵和耽溺之性质，故其词风乃表现为一种无反省无节制的纯真而奔放的感情的投注。秦观之词心，则在纤柔善感以外还具有一种追求仕进的志意，故其词风乃于凄婉以外别有一种理念和情致。陈子龙的词心，则在敏锐善感以外还更有一份才子之柔情与烈士之忠义，故其词风乃表现为一种婉约之风格且富喻托之深意。至于纳兰之词心，则既不似李煜的任纵奔放，也不似秦观之有一份追求仕进的志意，亦不似陈子龙之诗酒风流和奋发忠义，纳兰所有的似乎只是一份纯乎纯者的易于感发且富于关怀的纤美柔善的心灵。至于这一份纤美柔善之词心何以在其词作中形成了一种凄婉而深蕴的意境，则我们自然就还要结合纳兰的生平的一些外在因素略加说明。 而要想了解他这些深蕴的悲苦，我们自不得不对他的家世和生平略加介绍。据《东华录》及《清史稿》之记载，纳兰之先世本为蒙古人，原姓土默特，其后土默特占领了纳兰部之土地，遂以纳兰为姓氏，又因居近叶赫河岸（今辽宁省开原附近），遂建国称叶赫。当建州女真族努尔哈赤扩展其势力时，与叶赫部发生战争。叶赫部大败，纳兰之曾祖金台什被执缢死。而努尔哈赤则原曾纳金什台之妹讳称孟古姐姐者为其妃嫔，生皇太极，为努尔哈赤所爱，立为太子。其后清兵入关，皇太极遂成为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而纳兰族与清皇族之关系遂由先世之仇雠，一变而为天潢之贵胄。而纳兰之父明珠则在康熙朝曾由总管而授宏文院学士，历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累迁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傅，又升任为太子太师，权倾一朝。至于纳兰自己，则于十八岁中顺天乡试举人，次年会试，因病未能参加殿试。遂致力于读书，开始撰写《渌水亭杂识》，并编订《通志堂经解》。二十二岁参见殿试，赐进士出身，授三等侍卫，其后累迁至一等侍卫。当康康熙至关内关外江南巡幸时，纳兰几乎没有一次不参与扈从之役，甚得康熙赏爱，曾被派遣觇梭龙褚羌，有意将大用之，而纳兰遘疾遽殁。享年不过三十一岁而已。从表面上看纳兰的生命虽然短暂，但生为大学士太傅明珠之爱子，又仕为圣祖康熙皇帝之近侍，此就常人言之，顾应皆属于难得之幸事。然而就纳兰锐感之词心来说，则私意以为其中实蕴涵有深隐难言之痛苦。首先就清朝皇室与叶赫一族之恩怨言之，纳兰曾祖金台什之败死，盖在努尔哈赤立国建元之天命四年（1619），而纳兰生于顺治十一年二月（1655年1月），其间相去不过仅有三十六年而已。纳兰随康熙巡幸关外至混同江附近时，曾写有一首《满庭芳》词，其中有句云：“须知古今事，棋枰胜负，反复如斯。叹纷纷蛮处，回首成非。剩得几行青史，斜阳下、断碣残碑。年华共，混同江水，流去几时回。”其所感慨者，自当是清兵入关以前在关外各部之间的战争。如此则前清与叶赫部之间的一段恩怨，当然也就可能隐喻其中了。这种难言的恩怨，还只不过是纳兰心中可能蕴涵的矛盾痛苦之一端而已。其次，再就纳兰与其父明珠之间的关系言之，则据《清史稿》列传所载，明珠即擅政，“簠簋不饬，货贿山积。……市恩立威，因而要结群心，挟取货贿”。而纳兰之为人，则据韩菼为纳兰所撰之《神道碑》，曾称“虽履盛处丰，抑然不自多，于世无所芬华，若戚戚于富贵而以贫贱为可安者。身在高门广厦。常有山泽鱼鸟之思”。徐乾学为撰《墓志铭》，亦称其“闭门扫轨，萧然若寒素。客或谐者，即避匿，拥书千卷，弹琴咏诗自娱悦而已”。纳兰在他自己所写的《金缕曲.赠梁汾》一词中，也曾自谓：“德也狂生耳，偶然间，缁尘京国，乌衣门第。”又在其所写的《满江红.茅屋新成即赋》一词中，也曾自慨云“问我何心，却构此三楹茅屋。可学得、海鸥无事，闲飞亲宿？百感都随流水去，一身还被浮名束。”凡此种种记叙，我们都可见到纳兰对富贵利禄之轻视鄙薄的态度，这与他父亲明珠之弄权贪敛之作风可以说是鲜明的对比。我们自不难想见纳兰对他父亲的作风必有不能同意之处。可是在另一方面纳兰又是一个非常恭谨孝友的人物。《清史稿.文苑传》曾称其“事亲孝，侍疾衣不解带，颜色黧黑，疾愈乃复”。是则纳兰和明珠之间，一方面既可能有一种由性格不同所形成的矛盾，而另一方面则又有父子天性之至情，两者之间要勉力求全，像这种情况可能在其敏锐之词心中，也是造成其深隐的矛盾和痛苦的又一端。其三更就纳兰与康熙皇帝之间的关系来说，据徐乾学所撰《神道碑》谓纳兰之为侍卫“常佩刀鞬随从，虔恭袛栗……遇事劳苦，必以身先，不避艰难退缩，上心怜之。其前后赍予重叠……值万寿节，上亲御笔书唐贾至《早朝》诗赐之。后月余令赋诗献，又令译御制《松赋》，皆称善久之”。即此可见康熙对纳兰之爱赏，亦可见纳兰对康熙之忠荩，而谁知就在这种赏爱与忠荩的君臣关系中，纳兰的深心之内也同样蕴涵有一份矛盾与痛苦。严绳孙在《成容若遗稿续》中，即曾谓其“及官侍从，值上巡幸，时时在钩陈豹尾之间，无事则平而入，日晡未退，以为常。且观其意惴惴有临履之忧，视凡为近臣者有甚焉”。严氏又曾在其为纳兰所撰《哀辞》中，谓“人以为贵近臣无如容若者，夫以警敏如彼，而贵近若此，此其夙夜寅畏,视凡近臣之情必有百倍而不敢即安者，人不得而知也”。盖亦如我在前文所言，词人所禀赋之词心乃各有其不同之品质，如果以纳兰与后主李煜相比较，则后主之词心乃常表现为一种无反省无节制的发泄和投注，而纳兰则以其纤美柔善之品质，既常因其锐感而表现为过度的矜慎，又常因其柔善而表现为一种和柔巽顺的承受。韩菼所写的《神道碑铭》，即曾谓纳兰之为侍从，“上有指挥，未尝不在测。无几微毫发过。性周防，西与外庭一事”，关心“治乱”“民情”，“而不敢易言之”。纳兰内心之痛苦，原是可以想见的。何况侍从的生活又往往迫使其与所爱之人常在两地分离的相思怀念之中。因此纳兰的诗词凡写到扈从生涯的，除去一些应制之作不得不出之以颂美之言，还有一些写江南或塞外的风光以外，其余大多数作品，如其《清平乐.发汉儿村题壁》一词所写的“参横月落，客绪从谁托。望里家山云漠漠，似有红楼一角。 不如意事年年，消磨绝塞风烟。输与五陵公子，此时梦绕花前”，及其《踏莎行．寄见阳》一词所写的“金殿寒鸦，玉阶春草，就中冷暖和谁道。小楼明月镇长闲，人生何事缁尘老”诸句，所写的就是他对待仕宦生涯所感到的悲凄无奈之情。这自然是他内心中所深蕴的矛盾痛苦之又一端。 以上我们所叙述的纳兰内心中所蕴涵的悲苦之情，一方面虽不似五代之冯、李，北宋之秦观，或明末之陈子龙诸人所遭遇和经历的忧患挫伤，但另一方面则这种父子、君臣、家人、仕宦中的难言之恩怨，却更足以使人感到抑郁悲凄。前者往往是一种强烈的打击，可以使作者之词心在本质上产生某种激变；而后者则往往是一种柔缓的浸润，虽不足以使作者之词心在本质上产生某种激变，但却可以使作者之词境反应出一种特殊的情调色彩。于是纳兰之词遂能在不伤其柔美词心的本质之情况下，于清新自然中流露了一种凄婉而使人寻味的意境。而这也就正是我在本文开端所曾提出的纳兰词在“即浅为美”以外，所更别具的一种“即浅为深”的意境与风格。这种透过多方面之反思所获得的认识，也就是我对纳兰词之第三阶段的认体。 写到这里，本文原已可以告一结束，但我却还想藉此机会，再做些补充的说明。读者一定还记得我在本文开端曾跑过一次野马，我曾经由我个人对纳兰词之体验的三个阶段，而联想到了禅宗青原惟信禅师所提出的悟道的三般见解，又联想到西方接受美学家姚斯所提出的阅读的三个层次。我现在所要说明的就是，我在开端所跑的野马并非全然无谓，这三个“三”的数目字的巧合，也并非纯属偶然，虽然这三种体验所意指的范畴并不相同，然而它们却共同说明了人类在学道与读诗的求得知悟的努力中，要想由浅入深，由幼稚到成熟，都必须经过某一种磨练和反思的过程。记得多年前台湾的名诗人余光中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半票读者”之说，其所指当然就是一些幼稚肤浅在鉴赏方面不够成熟的读者。只是如何方使一个人的鉴赏水平达到成熟的境界呢？这实在是个极难答复的问题。如果以学诗与学禅并论，青原惟信禅师虽然也曾提出了“三般见解”之说，但也未曾明白指示出他自己何以达到第三种见解的过程。记得前几年我在大陆讲授诗词的时，就曾有同学问我说：“老师，你对诗词的赏析我们都很喜欢听，只是你能不能把怎样赏析诗词的方法告诉我们呢？”当时这一问确实把我问的不知从何答起，只好告诉同学们说：“诗词之创作本无定法，因此诗词的赏析也并无定法。每一篇作品的都是自发而且自足的一个单独的艺术生命，所以诗词的赏析也应该针对每一篇作品而有不同的方式，我们很难为之拟出一个死板的模式。因此你们要想学习怎样赏析诗词，只有从多读和积学入手。读得多了，自然会有神而明之，豁然贯通，取之左右逢其源之一日。”我想那些同学对我这种“本无定法”的回答，一定相当失望。其后不久，我就读到了姚斯阅读的三个层次之说，我以为姚氏之说，对于诗歌赏评中的一些难题，确实已经就文本之认体和分析之过程方面，做出了极具理性的说明。姚氏所提出的“美感的感知性的阅读”与“反思的说明性的阅读”两个层次，大体上可以说代表了读者对于文本的感性与知性的两种基本的认知活动。只不过这两种认知活动还都只是一种属于读者的个人视野，而要真正对一篇作品作出正确的评赏与分析，则更需要有一种历史性的阅读视野。姚氏的这些说法，对于初学诗而不知如何加以赏析的同学们而言，应该可以说是既基本又扼要的一个答复。而因此遂更使我联想到，当我指导学生们撰写论文时，他们所面对的一些困难。一般说来，我所指导的研究生们大体上可以分为几种不同类型：一类以感性胜，对于诗歌有敏锐的感受而且有强烈的爱憎，但缺乏反思和说明的能力，因此难以写出像样子的论文；另一类则以知性胜，喜欢征引资料做详细的考证和理论的排比，但对于是个本身的评赏则缺乏敏锐的感受，因此虽能写出颇具规模的考证性的论文，但往往坐对文本而不能赞一辞；更有一类学生则极富感发之联想，对于一首诗歌可以做出多种不同的诠释。虽然诗歌之可以有多义性，固早已为今日人所共知的一种通行之理论，但多义与缪说的界限究竟何在？怎样才能够在多义的诠释中使之不流于荒谬？对这些学生而言则是一个极大的难题。而姚氏的三层次之说，则既在第一层次与第二层次之间，对感性与知性两方面完成互补的作用，又在第三层次方面，以历史性的视野补救了个人的褊狭和荒谬。因此当我读了姚氏之说以后，就很想将姚氏之说对同学们做一个例说的介绍。可是套用一个理论而亦步亦趋的评说方式，又一向为我所不喜，而我对纳兰词之认体既恰好也曾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于是遂缘此巧合而将我对纳兰词之认体的三个阶段，与姚氏之阅读的三个层次，做了一番比附的说明，更请了青原惟信禅师来为之做旁证，而且不惜舍身为人，竟然将自己过去幼稚的想法与个人的生活都做了诚实的招供。我的目的只是想为青年的读诗人，提出一个如何在赏评诗歌方面求得渐进的实例的参考。只是，纳兰词对于姚氏的理论而言，实在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因此我在行文中遂不免显得侧出旁生，突破了谨严的一般论文的规范。不过私意以为，这种似而非是的侧出旁生之说，却也正好可以证明姚氏之说有基本上的可以相通的普遍性。这也就是我之所以在本文加上这样一段话来为自己作说明的主要缘故。 最后，我还想附上两段赘言和两首诗句来为本文做一结束。第一我所要说的乃是自己曾由本文之不成章法，而联想到了杜甫的一句诗，和苏轼一段论行文的话。杜甫在《曲江三章》一诗中自叙其为诗，曾写有“我诗非今亦非古”一句话；苏轼在《文说》一篇中自叙其为文，则曾有“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几句话。我的这篇文稿当然不敢和杜老及苏公相比，不过他们所说的“非古非今”及“不择地而出”的话，却颇使我想要借来做一番自嘲和自解的藉口，此其一。第二我所要说的乃是，我近来所撰写的《论陈子龙的词》及《论纳兰词》两篇文稿所评说的两位作者，与我个人某些方面都有一些暗合之处。纳兰与我之里籍相同，我在本文开端固已早曾述及；至于号称为卧子的陈子龙，则其生辰乃恰好与我的生日相同，这当然只是一种巧合，我也并没有藉此来与纳兰及卧子相攀附之意，不过这种巧合却也曾使我在评说中，增加了不少亲切之感，此其二。而由于以上二则赘言所叙写的一些因缘，我遂凑成两首小诗，现在我就将这两首诗抄录下来，并藉之对本文做一结束。诗云： 我文非古亦非今，言不求工但写心。 为了使中国读者便于理解起见，我想把葛德谟与姚斯两家之说，用中国式的语言略加说明。葛德谟的“合成视野之说。”，意思是说每个人在阅读时都有由其个人生活经验与读书经验所形成的一个视野水平，他对作品的理解就是透过他自己的这个视野水平而理解的。但如果只凭自己个人的这一视野水平来理解，又不免会产生主观的偏差，所以就必须要结合文化传统的历史视野来阅读，通过这个所谓“合成视野”才能达到较正确的理解。这是指在理解和诠释中的一般情况而言的。 附： 性德少聪颖，读书过目即能成诵，继承满人习武传统，精于骑射。在书法、绘画、音乐方面均有一定造诣。康熙十五年（进士。授三等侍卫，寻晋一等，武官正三品。 妻两广总督卢兴祖之女卢氏，赐淑人，诰赠一品夫人，婚后三年，妻子亡故，吴江叶元礼亲为之撰墓志铭，继娶官氏，赐淑人。妾颜氏，后纳江南沈宛，著有《选梦词》“风韵不减夫婿”，亡佚。纳兰性德死时，年仅三十一岁，“文人祚薄，哀动天地”葬于京西皂荚屯。有三子四女。一女嫁与骁将年羹尧。 纳兰性德与朱彝尊、陈维崧、顾贞观、姜宸英、严绳孙等汉族名士交游，从一定程度上为清廷笼络住一批汉族知识分子。一生著作颇丰：《通志堂集》二十卷、《渌水亭杂识》四卷，《词林正略》；辑《大易集义粹言》八十卷，《陈氏礼记说补正》三十八卷；编选《近词初集》、《名家绝句钞》、《全唐诗选》等书，笔力惊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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