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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大西洋月刊》7、8月合刊 1 生命的前三年，Izidor是在医院里度过的。 Izidor出生于1980年6月20号，这个黑眼睛黑头发的小男孩，在出生几周后就被遗弃了。至于为什么被遗弃，只要你见过他，原因便显而易见：他右腿有点畸形。在一次疾病（很有可能是小儿麻痹）发作后，他便成了罗马尼亚弃婴潮中被抛弃的千千万万的孩子中的一个。 当时照顾孤儿的场景被拍了下来，录像里，护士们像工人在流水线上作业一样把新生儿们裹进襁褓，而那些婴儿也好像是一刻不停地被生产出来一样，源源不断地送到她们手上。护士们漠然地用她们健壮的手臂把婴儿丢到一块方布上，娴熟地系成一个整齐的包裹，然后把他们挨个放成一排，孩子们安静而神色忧虑。这些在孤儿院工作的妇女并不会去哄他们或是给他们唱歌，那些孩子在自己被一双双手包裹起来的时候，小脸看起来好像在试图搞清楚周遭发生的一切。 在喀尔巴阡山南部，锡盖图马尔马切伊小镇的医院里，Izidor倚在婴儿床的栅栏上，嘴里塞着一个奶瓶，正常孩子在他这个年纪已经开始吃固体食物并学着自己吃饭了，可他和他的同伴们还是躺在婴儿床上，从瓶子的豁口里吸食稀粥。又因为没有合适的照料和物理治疗，他的腿部肌肉渐渐萎缩了，于是在三岁那年，他被认定为“有缺陷”，被转送到镇上的另一家医院——'永久性残疾儿童医院'。 这座水泥灰的堡垒一样的建筑里，没有一丝儿童们玩耍的声响，尽管有五百个孩子住在这里。儿童医院所在的小镇有一条波光荡漾的河以及鹅卵石铺成的街道，Elie Wiesel（美籍犹太作家）就出生在这里，在被纳粹驱逐之前，他在这里度过了非常快乐的童年，而永久性残疾儿童之家远远地坐落在小镇的边上，好像同这一切都没有关系一样，凄凉地站在那里。 Izidor的病房在三楼，窗户上安上了监狱式的铁栅。他在童年时，时常站在窗边，盯着楼下的院子，院子里什么也没有，只有空空如也的泥地，边上围着棘铁丝拉成的栅栏。冬天的时候，透过光秃秃的树枝，Izidor能看见藏在街对面的医院，和那些进出医院的孩子，他们穿着鞋子和外套，牵着父母的手。可从来都没有儿童之家的孩子被送去过对面的医院，就算他们快死了也不会。 就像所有因为“永久性残疾”而被送到这里来的孩子一样，Izidor每顿都是吃的都是掺了水的，几乎不能进嘴的食物，坐在长桌边和他一起吃饭的孩子光着身子，敲着他们的锡碗。他在拥挤的房间里长大，同伴们总是不停地晃动自己的身体，用拳头打自己的脸或者尖叫。情绪失控的孩子会被注射成年人用的镇定剂，注射用的针头都是没被消过毒的，而生了病的孩子会被输入未经检查的血液，因此，孤儿院里乙肝、HIV和艾滋病肆掠。 Izidor注定要在这里度过他的童年，等到18岁才能走出这里的大门，可如果那时他完全没有行动能力，他就会被送到老年人之家，假如他能算得上勉强有行动能力，他就会被送回街头。但他大概率是活不到成年的，这个没人爱的，残废了腿的孩子很有可能还没捱到青春期，就因为营养不良，在颤抖中死去。 2 去年的圣诞节是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被行刑队公开枪决的30周年，他在位24年，是罗马尼亚最后一位共产主义独裁者。1990年，外界发现了他构建的“儿童古拉格”，大约有十七万被丢弃的幼婴、儿童和青少年在那里长大。 因为这位独裁者相信人口增长会促进经济发展，所以他限制了节孕与堕胎，没有子女的人们会被处以税务罚款，而生育了十个及以上孩子的妇女会被冠以“英雄母亲”的称号。而有些无力抚养更多孩子的夫妇如果又生下了一个孩子，他们会揶揄地管这个孩子叫“齐奥塞斯库的孩子”，意思是既然齐奥塞斯库这么鼓励生育，就让他去养这个孩子吧。 为了给整整一代因为养不起或是没人要而丢弃的孩子提供住处，齐奥塞斯库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建造或改造建筑。街上挂着许多这样的标语：国家能把你的孩子照顾得比你更好。 等到他们三岁，这些被遗弃的孩子会被分类，未来可以成为工人的孩子就会有鞋子衣服穿，有食物吃，并在“儿童之家”接受一些教育。可“儿童医院”里的那些“有缺陷”的孩子就享受不到这么多照顾了。苏联的“缺陷医学”认为，出现在婴儿身上的残疾是固有的，无法被治疗的，即便是那些可以治好的生理缺陷，像是对视眼、贫血和兔唇，都被定性成“无法挽救的”。 罗马尼亚革命之后，这些生活在恶劣得难以形容的环境中的儿童和他们骨瘦如柴的样子，以及他们踩在遍地都是尿液和粪便的地板上嬉戏的画面都被外国新闻节目发现并拍摄了下来，其中包括美国广播公司的节目20/20，他们在1990年播出了《一个国家的耻辱》。正如45年前解放了奥斯维辛的人们一样，最初探访罗马尼亚收容机构的人们一辈子都无法忘掉他们看到的景象。 简.阿隆森是一位常驻曼哈顿的儿科医生和收养医学专家，在新政府的召集下，她是首批去往罗马尼亚的儿科医生团队中的一员。她告诉我：“我们在雪天坐直升飞机去锡雷德，陪同的保镖配着乌兹冲锋枪，过了子夜我们才到，那里气温到了零下。我们走进那栋漆黑的建筑，那里冷极了，有些小孩躲在暗处，他们的身材非常矮小，但实际年龄其实要比看上去的大。' '他们就像是北欧神话里的穴居侏儒一样又脏又臭，总是用着雄蜂一样低沉的嗓音，反复念叨着梦呓般的话。我们推开了一扇门，发现了一群“愚侏”，现在我们知道，那其实是先天性缺碘症，因为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没有被治疗而导致的脑部与生理发育受阻。我不知道他们已经多大了，他们只有三英尺高，但可能都已经二十多岁了。' '我们在其他房间里也看到了只有六七岁孩子的身材并且没有第二性征的青少年，还有一些有潜在遗传疾病的孩子躺在笼子里。在那样的环境里，你简直想把自己从这一切中抽离出来。' 查理斯.A.纳尔逊三世是哈佛医学院的儿科和神经科学教授，同时就职于波士顿儿童医院，他回忆起他走进布加勒斯特一家收容机构的那个下午，'有个非常小的孩子站在那里抽泣，看起来极其悲伤的样子，裤子都湿了，于是我问护士，‘这个孩子怎么了？’，护士和我说，‘他妈妈不要他了，今天一早就把他扔在这里，他已经哭了一整天了。’ 就这样，男孩就在那儿哭呀哭，没有人过去把他抱起来或是去安慰他。这就是我第一次接触罗马尼亚孤儿的经历。' '永久性残疾儿童医院'，锡盖图马尔马切伊小镇，罗马尼亚，1992年9月 而罗马尼亚的孤儿们并不是二十世纪的心理学家见到的第一群悲惨的，无人照拂的儿童。作为上世纪中期儿童发展领域的泰斗级人物，雷诺.史必兹和约翰.鲍尔比对反应迟缓的二战孤儿和长时间被隔绝在医院里孩子非常关切。 在那个专注于解决营养不良，躯体伤害和感染的年代，人们很难相信，在饮食和医疗上都被很好地照顾的孩子会因为缺少父母的陪伴而日渐衰弱。而基于他们俩的研究，尤其是鲍尔比，产生了一个在当时很大胆的想法：孩子缺少'依恋对象'，无论这个对象是父母还是照顾者，都会对儿童一生的精神和生理健康产生非常大的破坏力。 而在神经科学家眼中，'依恋理论'作为一个由心理学这种'软科学'提出的理论，它更多的是一种有启发作用并引人思考的学术成果。这个理论非常依赖案例研究，关联证据或动物实验。比如心理学家哈里.哈洛，他把年幼的恒河猴关在笼子里，只给它们用金属丝和木头或者海绵橡胶和毛巾布照着母猴的样子做成的替代品，来进行'母爱剥夺'实验。 1998年，在一次小型的科学会议上，动物研究呈现出来的结果与当初罗马尼亚孤儿院的情形非常相像，这改变了学界对于依恋关系的研究轨迹。那次会议的一开始，明尼苏达大学的新生儿科教授，达纳.约翰逊展示了他在罗马尼亚收集的孤儿院房间的照片和录像，那里挤满了有'刻板运动障碍'（stereotypic movement disorder）的孩子，他们晃动着身体，砸自己的脑袋，尖声大叫。 而在他做完学术报告后，紧接着上台做报告的学者，和哈里.哈洛一样，研究的是失去了母亲的灵长类动物幼崽，她展示了记录这些幼崽行动的录像，录像中的小动物们摇来摇去，转动着身体，并且有自残的倾向。参加会议的学者们为两者的吻合而感到震惊。纳尔逊告诉我，'当时，我们的眼睛都湿润了。' 在齐奥塞斯库的独裁政权垮台后的十年间，新政府十分欢迎西方的儿童发展专家来罗马尼亚，希望他们帮助并观察研究这些数以万计依旧住在仓库式的收容所里的孩子。 学者们希望能借此解决一些积累已久的问题：在神经发展过程中，到底有没有敏感时期？是否一旦错过这一时期，被剥夺了依恋关系的儿童就再也无法完整地接受并回应精神、情感和肢体刺激了？'母爱剥夺'或者'抚养者缺失'所带来的影响，能不能被现代神经影像技术记录下来？以及，当生活在收容机构的孩子被转送到一个家庭中去的时候，他们能慢慢恢复那些没能得到发展的能力吗？ 或者问得更尖锐一点：一个在无爱的环境中度过了童年的人，还能不能学会去爱一个人？ 3 丹佛机场旁的住宅区房屋就像扑克牌散开在桌面上一样，分布在机场周围。美洲大平原的壮丽到这里就消失殆尽了，这里只有风和尘土，和散落在高速公路两旁的垃圾，以及沃尔格林药房，阿贝兹快餐店，汽车地带这样乏善可陈的连锁店。 我租来一辆车，绕着Izidor家的住宅区的死巷慢慢地开着，直到我看见他走出他那4500平方英尺的'巨无霸豪宅'，在阳光下朝我礼貌地半挥挥手，我才停下。 Izidor在丹佛远郊的家外面 和这里的其他住户一样，甚至这儿的有些家庭也是如此，Izidor 把其中一个房间转租出去了，如今他在远郊的这座为豪富之家而打造的独栋别墅里，同租客一起生活。他今年39岁，是个举止优雅的中年男人，身材看起来清瘦而结实，眼神却总是很忧郁的样子。Izidor的反应很机敏，却又有些犹豫不决。他现在在一家KFC做总经理，一周要工作60到65个小时。 '欢迎来到罗马尼亚。'他边说着，边打开了他卧室的门，我们走进去，就好像进入了另一个时空。 每次回罗马尼亚，Izidor都会从他的祖国带回来一些民间手工艺和纪念品，有手绘的釉盘和茶杯，刺了绣的茶巾，罗马尼亚国旗，烈酒杯，小木雕，装着梅子白兰地的雕花玻璃瓶，以及一些CD，里面都是用小提琴伴奏的罗马尼亚民谣。 他简直可以开一家礼品店了。卧室铺着一些酒红色的小地毯和床毯，墙上还有些挂件，窗帘被拉上了，挡住了高海拔的阳光，整个房间的光线都是绛紫色的。就这样，Izidor在这座位于丹佛机场西南方向十英里的房子里，为自己构造了一个罗马尼亚小屋。 '在马拉穆列什，每个人都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他向我说道。马拉穆列什是罗马尼亚北部一个有着自己独立文化的地区，是他出生的地方。 我心里却有些怀疑，那里的人们真的这样生活吗？ '你去了就知道，那里人的家里有很多这样的东西。'他向我解释。 这么解释就更准确了，谁不喜欢在家里摆些小物件呢？我问他，'你去罗马尼亚的时候，你的乡音还在吗？' '不'，他回答道，'我一张口说话，他们就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告诉他们我是马拉穆列什人，可他们都不信。'所以他只好解释，'我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个罗马尼亚人，只不过我已经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了。' '你会和在那里新认识的人聊你的过去吗？' '不，我尽量不去谈过去。我想像一个正常人一样体验罗马尼亚。我不想自己到了哪，别人都是以’当年的那群孤儿‘的身份认识我。' 他说英语的时候咬字很清楚，即便是随意的话听起来都很正式。 可即便Izidor给自己打造了一个充满了罗马尼亚风情的房间，也盖不住台面下的难言之隐。我想起了他在22岁那年自费出版的那本书《被抛弃的一生》。这是个悲惨的故事，可是书里提到，在他大约8岁那年，Izidor度过了非常快乐的一天。 在'儿童医院'里工作的有位很友善的保姆。'欧妮莎是个年轻的，有点胖胖的女士，留着长长的头发，圆圆的脸颊红彤彤的。'Izidor在他的回忆里写道，'她很喜欢唱歌，还会教我们一些她写的音乐。' 有一次，另一位在医院工作的保姆拿扫帚棒打Izidor，欧妮莎出手制止了她。就像在她先前在'儿童医院'工作的保姆们一样，欧妮莎也注意到了这个小男孩的聪慧。在行动能力受损和轻度失语的儿童住的病房里，每当有成年人问他们问题，像是谁的名字叫什么，哪个孩子是什么时候死的，Izidor都是那个负责回答问题的孩子。医院的主管有时会进来看一眼，问他有没有孩子被别的孩子打，为了避免报复，Izidor都回答没有。 那天，Izidor刚挨了打，为了他哄高兴，欧妮莎和他保证，有一天她会把他带回自己家住上一晚。即便很怀疑这个美梦能不能成真，Izidor还是感谢了欧妮莎的这个提议。 过了几个星期，在一个下雪天，欧妮莎给Izidor换上她从家里带来的暖和的衣服和鞋子，牵着他的手，领着他出了'儿童医院'的正门，穿过了院子，走出了孤儿院的大门。她搀着这个一瘸一拐的小男孩，慢慢地在街边走着，路过了那个公立医院，一直走到了镇上。 寒冷而新鲜的气流刮过他的脸颊，鞋子踩在雪地里吱吱地叫，风吹得树枝咯咯作响，有只鸟儿落在烟囱上。'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外面的世界'，他和我说。他惊愕地看着来往的汽车，商店和房子，努力地把他眼前目睹的这一切牢牢记住，回去讲给病房里的其他孩子听。 '当我走近欧妮莎的公寓的时候，'他在书中写道，'我简直不敢相信她的家竟然这么美，墙上挂着深色的毯子，其中一个上面的图案是最后的晚餐。地毯是红色的。'几个和欧妮莎住在同一个街区的小孩过来敲门，想看看这个孤儿院里的奇怪的小男孩想不想和他们一起玩，而Izidor很愿意。 欧妮莎自己的孩子们从学校里回来了，Izidor才知道圣诞假期开始了，他和欧妮莎的家人坐在一起，在他们朋友家的餐桌上吃了圣诞大餐。那是他第一次尝到罗马尼亚佳肴，其中包括'萨玛勒'，一种用酸白菜裹着肉馅做成的罗马尼亚传统美食，以及用红烩牛肉拌的粗面，金黄色的奶油馅海绵蛋糕。咬下去的每一口Izidor都记住了。 吃完饭，那家人家的孩子让他一起来玩自己的玩具，他学着男孩，在地毯上开玩具汽车。回到了欧妮莎家，他第一次睡到了给自己一个人准备的干净又柔软的床上。 第二天早上，欧妮莎问他是要和她一起去工作还是和自己的小孩待在一起。然后，他犯了个他至今回想起来还懊悔不已的错误。 '我想和你一起去工作！'他喊道。他沉浸在欧妮莎就是自己的母亲的幻想中，不想和她分开。'我赶快穿好了衣服，然后我们一起走出了家门。而当我们快走到她工作的地方，我才意识到她工作的地方是那个医院，我的那个'医院'！' '我就开始哭，才过了24小时，我就以为我是欧妮莎的家人了。我从没想到欧妮莎工作的地方竟然是我的那个医院，直到孤儿院的大门再次出现在我的面前。当我们又重新走回那个院子的时候，我简直感觉五雷轰顶，就好像我都忘了自己就是从那里来的。' 他想往回走，但没有被允许。他发现了在人间竟然还有像欧妮莎家这样美好的一个地方，可是，因为自己的愚蠢，他就这么让这个机会溜走了。他像个新来的小孩一样抽噎，在医院里工作的保姆就过来威胁要扇他嘴巴。 现在，Izidor住在离罗马尼亚六千英里的地方，过着他的独居生活。但是在他那间在美洲内陆的卧室里，他依然想要复原他童年最快乐的那个夜晚。 我问他，'在欧妮莎家的那一晚，你感受到了你之前从来都没有感受过的亲情吗？' '不，我当时太小了，感受不到那么细致的东西。' '但你注意到了她家里漂亮的装饰品？' '是啊，你看到这个了吗？'Izidor拿起一条织锦，上面编织着酒红色的玫瑰和一片墨绿色的枝叶。'这一条和欧妮莎家里的那个最像，当时我在罗马尼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买它的。' '你房间里的所有这些东西都……'我指了指眼前的这一切。 '是的。' '但它们对你来说并不象征着‘家人’？' '它们对我来说象征着’平和‘，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睡在一个家里。我想了许多年，为什么我不能有一个这样子的家呢？' 而现在他终于如愿以偿了，但他知道他心中缺失的那块拼片，不管他收集多少烈酒杯，都于事无补。 4 90年代初期，玛丽斯.卢柯和丈夫丹尼住在圣地亚哥的一栋公寓楼里，他们有三个年幼的女儿。他们想，能再养一个男孩就更好了，听说当地的一位独立电影人，约翰.厄普顿正在安排罗马尼亚孤儿的领养工作，于是就打电话告诉他，他们想领养一个小男孩。厄普顿告诉他们，'那儿有上千个孩子，应该很简单。' 玛丽斯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哈哈大笑，她和我说，'其实根本不是那样。'我们在她家客厅里坐着，她家在特曼库拉，那里是南加州一个生产葡萄酒的小镇。 近些年他们家从寄养中心又收养了五个孩子，天气很炎热，狗和孩子们跑进跑出。她现在给有特殊需要的成年人做职业训练，她就像戴安.基顿演的角色一样，戴着眼镜，长长的头发，但偶尔也会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她的丈夫丹尼是程序员，是个很随和的人。玛丽斯说自己是个不爱出远门的人，但曾经，她跑去罗马尼亚待了两个月，为了去领养一个她在录像中看到的小男孩。 看了《一个国家的耻辱》之后，厄普顿久久不能平静，于是他在节目播出的四天后飞去了罗马尼亚，直接去了节目中那个最糟糕的地方——锡盖图马尔马切伊小镇的'永久性残疾儿童医院'。 厄普顿还回来过几次，其中一次他把一群小孩聚到一个空房间里，把他们拍下来，给那些想领养他们的父母看。他的录像并没有拍下那些孩子'像水族馆里的爬行动物一样，光着身子挤在一起'的样子。而是让他们穿上衣服，像正常人一样说话。 那时候，全世界的慈善机构都开始给这些孩子捐赠物资，可捐赠的物资没有几样最终到了那些孩子手上，最好的东西都被孤儿院的员工们顺走了。但是那天，应这位美国人的要求，保姆们给这些孩子穿上了捐来的毛衣。 尽管孩子们似乎很激动自己成了大家注意力的焦点，厄普顿和他的罗马尼亚助理发现孩子们行为迟缓。有些孩子根本不说话，而有些孩子根本站不起来或是站在那一动不动。当这些电影制作人向保姆们询问这些孩子的名字的时候，她们耸了耸肩，表示不清楚。 在长条木凳的最边上，坐着一个身材看起来差不多6岁的小男孩。但其实，Izidor已经10岁了，体重只有50磅。厄普顿是他见过的第一个美国人。Izidor之前在电视上放的美剧《达拉斯》里见过美国人。 捐给孩子们的电视机送到孤儿院的那天，Izidor跑去医院主管那里游说，希望能把这一件东西留在孤儿院，主管最后同意了。就这样，每周末的晚上八点钟，那些能走路的孩子，保姆们和其他楼层的工作人员聚到一起，看《达拉斯》。那天听说美国人来了，孩子们都惊呼“天呐！就是从那个有超级大的房子的地方来的人吗！” 很多保姆们不清楚的信息，Izidor都知道。Izidor和我说，'当时约翰.厄普顿问一个孩子他多大了，那个孩子说不知道，问保姆，保姆也说不知道，可我知道，我就大声回答‘他十四岁了！‘然后他又问另一个孩子姓什么，我就大声喊’杜姆卡！‘。' 厄普顿在其中一个录像带中抱怨道，'孤儿院的那帮人对孩子们的了解还不如Izidor多'。在一次录像结束后，厄普顿把Izidor抱到自己的大腿上，问他他想不想去美国，Izidor说他想去。 回到圣地亚哥，厄普顿告诉卢柯一家，有个很聪明的大约七岁的男孩想来美国。玛丽斯告诉我，'我们本来想收养一个婴儿，但是当我们看到厄普顿的录像带时，我们都爱上了这个小男孩。' Izidor站在孤儿院前，卢柯一家把他带到美国的四个月前；十一岁的Izidor第一次见玛丽斯，旁边的是孤儿院的工作人员 1991年五月，玛丽斯坐飞机到罗马尼亚去见那个男孩，想把他带回美国。启程前她才知道，Izidor已经快11岁了，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她的积极性。她是和她的朋友，黛比.普林斯普一同去的，黛比也通过厄普顿匹配到了一个儿童医院的孩子。在医院主管的办公室里，玛丽斯等着见Izidor，而黛比等着见一个叫做齐普里安的金色头发的，生龙活虎的小朋友。 '当Izidor走进来的时候，'玛丽斯说，'我眼睛里能看到的只有他，其他的东西都好像失焦了一样模糊。他和我想象中的一样漂亮。我们的翻译问他，在屋子里的大人里边，他想要谁做他的妈妈，然后他指向了我！' Izidor也问了翻译一个问题，'我要住在哪？是像《达拉斯》里那样吗？' '这个嘛…我们住在公寓楼里。'玛丽斯告诉他，'但是你有三个姐姐妹妹，你会爱上她们的。' 但有三个姐姐妹妹似乎并没有让Izidor有多开心，他只是淡淡地对翻译说了句'到时候就知道了。'。 那天晚上，玛丽斯为自己收养了这样一个天使般的孩子而高兴不已。 黛比笑着和玛丽斯说，'这个孩子给我的印象更像是个沉着冷静的管事的人，像个老练的政客似的。他的表现要比齐普里安好多了，齐普里安在办公室的时候，到处乱翻东西，把所有人的口袋和抽屉都犯了个遍。' '不，我觉得他挺单纯的。他很可爱啊，你看到他选我做他妈妈了吗？'玛丽斯回答道。 几年后，在他的回忆录里，Izidor解释了当时的场景。 玛丽斯是个高个子的美国人，黛比是个矮个子的美国人。 我问翻译，'罗克珊娜，这里面那个是我的新妈妈？' 她反问我，'你想哪个做你妈妈？' 我继续求她告诉我，她就和我说'是那个高个子的美国人'。 '那我就选她做我的妈妈。'我告诉她。 当我指向玛丽斯的时候，她激动地哭了，因为我选了她而开心不已。 5 小儿神经科学家查理斯.纳尔逊的人缘好和为人友善是出了名的，他有一头泛灰的金色卷发，以及和袋鼠船长一样的小胡子。2000年的秋天，他和同事纳森.A.福克斯，一位马里兰大学的人类发展学教授，以及查理斯.H.泽亚纳，一位杜兰大学医学院的儿童精神病学教授，一起发起了'布加勒斯特早期干预项目（BEIP）'。 他们获批对来自布加勒斯特的六家婴儿收养机构的136名儿童进行研究与治疗，这些孩子的年龄在六个月到两岁半之间。他们当中没有像Izidor一样来自'永久性残疾儿童医院'的孩子，他们各方面都要被照顾得更好。 通过实验设计，68名儿童继续接受和从前一样照顾，而另外68名儿童被放在寄养家庭里，因为官员们相信，孤儿院对这些孩子们来说才是更安全的去处，罗马尼亚一直都没有寄养的传统，所以这些寄养家庭都是由项目组招募来的，并且都接受了项目组的培训。 BEIP项目组想通过随机对照实验，来测试幼年生活在收养机构对于儿童的大脑与行为发展的影响，以及检测高质量寄养作为一个替代方案的效果。而这个尝试是史无前例的。 一开始，研究者们使用玛丽.安斯沃斯经典的'陌生情境'实验，来评估孩子们与照顾者或是寄养父母所形成的依恋关系的情况。在典型的实验设置中，一个九个月到十八个月大的婴儿和自己的'依恋对象'一起进入一个不熟悉的儿童游戏室里，并经历越来越让孩子感到不安的事情，包括走进来一个陌生人，和大人分离，而研究人员就坐在单向镜后面记录给婴儿们行为表现进行分类。 根据分类人员在不知道每个儿童的背景的情况下做出的评估结果，生活在寄养环境中的孩子100%都和自己的母亲形成了牢固的依恋关系，而这一数字在生活在收养机构的孩子里只有3%。 近三分之二的孩子被归类为'行为紊乱'，意思是他们表现出不稳定并且自相矛盾的行为，比如原本一动不动，突然之间转过身向大人靠近。这种行为模式和日后出现的精神疾病关联程度最高。而更让人不安的是，泽亚纳告诉我，还有13%的孩子无法被归类，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表现出任何依恋行为。 他说，'安斯沃斯和约翰.鲍尔比原以为，即便照顾自己的成年人再暴虐，婴儿都会依恋这个成年人。他们根本没想过婴儿还有可能没有任何依恋行为。' 泽亚纳说，直到布加勒斯特项目，他才意识到，人类遇到痛苦时寻求宽慰是一种要通过学习才能掌握的行为。他告诉我，'这些孩子不知道成年人能帮助他们。想象一下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痛苦绝望却完全不知道有另一个人可以帮到自己。' 6 1991年的十月，Izidor和齐普里安在罗马尼亚工作人员的陪同下飞到了圣地亚哥。男孩们新的家人们在机场等着迎接他们，厄普顿和之前被收养的罗马尼亚儿童们也都在那里，一群人举着气球和标语，向他们欢呼和挥手。 Izidor下了飞机盯着四周看了看，很满意的样子。'我的卧室在哪？'他问道，当玛丽斯告诉他，这是机场，不是他的新家的时候，感觉到很诧异。尽管玛丽斯之前和他解释过，她家不住在像《达拉斯》里的尤因家族一样的大房子里，Izidor没相信。所以当时他才把飞机终点站当成是他新家的客厅。 Izidor到达加利福尼亚州后，丹尼.卢柯带他回家；Izidor在机场给玛丽斯拍照片 已经17岁的伊莎贝拉也在机场欢迎的队伍里，她也来自那个孤儿院。她一出生就有脑积水，并一直躺在摇篮床上，她现在已经不能走路了，坐在轮椅上，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厄普顿在之前更早的一躺行程里救助了这个女孩，基于人道主义医疗救助原则，她已经获许进入美国，现在被寄养在卢柯一家。 Izidor见到伊莎贝拉的时候被吓了一跳：'谁是你妈妈？' '我妈妈就是你的妈妈，Izidor。' '我不喜欢这个答案，'他回忆道，为了确认他没有听错，他又问了一遍，'谁是你在美国的妈妈？' 'Izidor，我们俩的妈妈是一个人。'她指了指玛丽斯。 所以，他得习惯有四个姐妹了。 在车上，丹尼想给他寄上安全带的时候，他大叫着反抗，以为自己要被绑起来了。 玛丽斯在家给女儿们进行教育，可Izidor坚持要在当地的小学上四年级，在学校里，他很快地学会了英语。他察言观色的能力让他在学校里和老师相处得很好，但在家里，他一直很暴躁。有的时候他突然就觉得受到了侮辱，冲出自己的房间，把家里的东西撕碎。 '他会把书、海报和家庭照片给撕碎'，玛丽斯告诉我，然后站在阳台上，把碎片扬到楼下的院子里。如果我离开家一个小时，回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很不高兴：‘他干了这个’，‘他干了那个’。他不喜欢他的姐姐妹妹。' 玛丽斯和丹尼原本希望通过再收养一个孩子来增加家里的欢乐与幸福，可这个新来的家庭成员几乎从来没笑过。他不喜欢被别人碰。他总是感到痛苦，保持警惕，同时又很自负。 玛丽斯告诉我，'他大概14岁的时候，对一切都很愤怒。他决定长大后要做美国总统，可当他得知因为自己不是在美国本土出生的，所以这根本不可能的时候。他说，‘行，我将来要回到罗马尼亚。’就是从那时起，他有了回到罗马尼亚的打算。我们觉得他有个目标是件好事，所以我们和他说，‘好啊，那你得找个工作，存好钱，等你到了18岁，你就可以回罗马尼亚了。’' 于是，Izidor每天放学后都在快餐店里打工。 '那几年真的不容易。我就像在蛋壳上走路一样小心翼翼，生怕他又突然发脾气了。姑娘们对他早就习以为常了，她们生的是我的气。不是因为收养了Izidor，而是因为我整天围着Izidor团团转，她们说：‘妈妈！你成天只想着怎么治好他！’我太专心于想帮他调整，以致于其他的孩子只能分到我小部分的时间与陪伴，而我却浑然不觉。' '丹尼和我想试着带他去做心理咨询，但他去了一次就拒绝再去了。他说，‘我不需要心理咨询。你们俩才要，你们怎么不去？’所以我们俩就去了。' '他会说，‘家里没别人的时候我好得很。’' '我们就会说，‘可是Izidor，这是我们大家的家啊。’' 7 早在2003年，BEIP的科学家和他们的罗马尼亚同事就清楚地发现生活在寄养家庭的孩子不断进步。泽亚纳说，透过研究数据，他们发现似乎0到2周岁这24个月，是儿童与照顾他的成年人形成依恋关系的关键时期。 那些在两周岁生日之前就离开孤儿院，送到寄养家庭的孩子，从亲子关系中的受益要比那些在孤儿院待得更久的孩子多得多。'之前已经有证据表明这种干预治疗是有效的，你在做实验的时候就会想，要不要现在就停下来，赶紧把这种药生产出来给每个病人。'他告诉我，'对那些孩子来说，他们的药就是寄养家庭，而我们没有能力创建一个全国性的寄养系统。' 但是，在研究者公布研究结果的后的隔一年，罗马尼亚政府就禁止了收养机构收养两岁以下的儿童。从那以后，收养机构收养儿童的最低年龄限制提高到了7岁，政府支持下的寄养家庭机制快速地得到了发展。 与此同时，研究还在继续。当孩子们在3周岁半的时候再次进行'陌生情境'测试时，寄养家庭的孩子表现出依恋行为的比例从3%攀升到了50%，但在依然待在孤儿院的孩子中，只有18%的孩子表现出依恋行为，并且在两岁前离开孤儿院的孩子表现得最好。'时间非常关键'，研究人员在报告中写道。大脑的弹性不是没有期限的，他们警告，'越早越好'。 形成依恋关系对这些孩子的好处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在四周岁半的时候，他们当中出现的焦虑抑郁和'情感麻木'（缺少同理心和愧疚感，没有情绪）的比率要比他们那些依然待在孤儿院的同伴们低得多。 研究中曾经在孤儿院待过的的青少年中，大约40%最后诊断出较大的精神问题。他们的正常成长被打断，行动能力和语言能力发展停滞。MRI研究发现，依然待在孤儿院的孩子的脑容量，要比从来都没有待在过孤儿院的孩子的小，并且脑电图显示出脑部活动要少得多。'如果你把大脑想像成一个电灯泡'，查理斯.纳尔森说，'就像有个变光器把他们从100瓦调到了30瓦。' 根据进化理论，婴儿之所以只对为数不多的成年人形成依恋关系，是因为这样才能最有效地得到帮助。玛莎.波特是塔夫茨大学的儿童发展学的资深讲师，她解释说，'如果同时有很多个依恋对象，危险出现的时候，婴儿会不知道向谁发出救助信号。'脑部研究发现，没有依恋关系的儿童眼中到处都是危险。仍然待在收养机构的孩子大脑中的皮质醇和肾上腺素超出了正常水平，大脑中主要负责处理恐惧与情绪的扁桃体似乎过分活跃。 全世界的孤儿院的比较数据也都显示出了孤儿院制度对于儿童的社交-情感发展的巨大影响，即便是最好的情况也不例外。 泽亚纳告诉我，'在六十年代的英格兰寄宿幼儿园里，照顾儿童的人员充足，儿童们的衣食也都供给得很好。这些孩子的智力水平虽然处于正常区间范围，但要比普通家庭的孩子低,在90到99之间。而六十年代之后的希腊孤儿院的照顾人员-儿童比例就没有那么好了，给孩子物质上的照顾也不够，那些孩子的智力水平在低水平区间范围。而罗马尼亚的儿童有很多有重大的精神疾病。这些不同背景的孩子有个相似之处：依恋行为受损。' 当布加勒斯特研究中的孩子们8岁时，研究人员安排这些孩子与其他孩子一起游戏，想看看早期的依恋行为受损对于孩子日后与同龄人的相处能力有什么样的不利影响。 在一段视频里，我看到两个彼此陌生的男孩进入了游戏室。几秒钟内，场面就失控了。穿着白色高领毛衣的男孩抓起另一个孩子的手就咬。那个被咬的孩子穿着条纹套头衫，赶紧抽回自己的手，检查自己手上的牙印。 研究人员给他们一个玩具汽车，但是穿白衣服的男孩忙着一会儿抓着另一个孩子的手，一会儿抱着他的腰，好像在试图抱起一个巨大的泰迪熊公仔。然后他又去掀桌子，穿套头衫的男孩想去阻止他，可桌子还是倒了。他很古怪，你能想象得到他可能在想，我能回去了吗？ 那个穿白色毛衣的孩子生活在孤儿院，而那个穿条纹套头衫的孩子是个生活在普通家庭的孩子。 纳尔逊提醒道，对于那些两岁之后还留在孤儿院的孩子，也不是毫无希望的。'但是他们离开孤儿院的时间越晚，他们就越难恢复到正常状态。' 8 '每次我们吵架，我都希望他们中有人说，‘Izidor，我们当初就不该收养你，我们要把你送回罗马尼亚的医院里去’。但他们从来没有和我说过这样的话。'Izidor回忆道。 面对家人们的情感，Izidor感到不知所措，他只想知道自己在这个家的位置。孤儿院的生活就简单多了，要么被挨打要么不被挨打。 Izidor告诉我，'我更适应被打，但在美国，有各种‘规矩’和‘后果’。动不动就要和我谈谈，我最讨厌听到‘我们得谈谈’了。我小的时候从来都没听过‘你很特别’或者‘你是我们的孩子’这种话。所以我的养父母和我说这种话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哦，我无所谓，谢谢。我其实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不知道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或者我该为你做什么。' 每次Izidor因为粗鲁、骂脏话或者对姐妹Izidor们说刻薄的话而被关到自己房间的时候，他都跺着脚上楼，然后大声唱罗马尼亚歌曲，或者手脚并用地砸房间的门。 玛丽斯责怪自己，'他说他想回到自己第一个妈妈身边，可他第一个妈妈都不想要他，他自己都记不得她了。当我带他去银行开他的账户的时候，银行工作人员填表的时候问他，‘你妈妈娘家的姓是什么？’我刚准备张嘴回答，他马上回答道‘玛丽亚’。那是他生母的名字，我知道这听起来可能有点蠢，但我当时听了觉得很难过。' Izidor 在16岁的时候，有天夜里突然暴怒，玛丽斯和丹尼非常害怕，就报了警。'我要杀了你们！'他冲他们怒吼。当一位警员把他押送到警车上的时候，他坚称自己的父母虐待了他。 '天地良心！'丹尼听到他儿子对他的指控时，这么说道。 '好'，玛丽斯说，'他有和你们说我们是怎么虐待他的吗？' 回到警车上，警察问Izidor，'你爸妈怎么虐待你的？' '我工作，然后他们把我挣的钱都拿走了'，Izidor吼叫道。警察在Izidor的房间里找到了他的存折。 '我们没法把他带走'警察告诉玛丽斯和丹尼，'他很暴怒，但他也没犯法。我建议你们今晚把房门锁上。' 他们心中又浮起了那个念头：可是，这是我们的家啊。 第二天早上，玛丽斯和丹尼开车送Izidor上学时，直接把车开到了一家精神病院。'我们其实负担不起治疗费用，我们就是到那兜了一圈，这吓到他了。'玛丽斯和我说，'他说，‘别把我丢在那，我听你的！别让我去那里！’回到车上，我们和他说，‘Izidor，你不一定得爱我们，但你得平平安安的，我们也得平平安安的。18岁之前，你可以待在家里，工作或者去工作。我们爱你。’但是，你和他动之以情是没用的。' 安分了没多久，有天夜里，Izidor在外面待到2点钟才回来。到家之后发现房门锁了，他拍打着门，玛丽斯把门打开了一条缝，和他说，'你的东西都在车库里了。' Izidor不再住在家里了，他搬去和他认识的一些人住在一起，他们对他的漠不关心让他感到更加适应。'他有时半夜喝醉了打电话给我们，然后他的朋友们接过电话，说些关于我女儿们的很下流的话。'玛丽斯和我说，'确实，家里终于清净了，但我很担心他。' Izidor18岁生日那天，玛丽斯烤了个蛋糕，包好了他的生日礼物，以及一本记录了他们在一起生活的相册：他来美国的第一天，他第一次去看牙医，他第一次刮胡子。她带上这些礼物去了她听说她儿子住的地方。开门的人答应等Izidor回来的时候会把这些转交给Izidor。 '半夜的时候'，玛丽斯说，'我们听到外面有汽车刺耳的刹车声，然后一个重重的东西被摔在了门上。我下楼打开门一看，地上是那本我送给他的相册。' Izidor的父母，玛丽斯.卢柯和丹尼.卢柯在他们家的院子里，特曼库拉市，加利福尼亚州 9 2001年，20岁的Izidor突然感到一种急切地想回到罗马尼亚的渴望。因为身上的钱不够，他写信给各个电视台，希望和他们合作拍摄一期独家节目——罗马尼亚弃婴时隔多年重新踏上回乡的旅程。20/20接受了他的提议，于是在2001年3月25号，节目组拍摄人员在洛杉矶的机场和他见了面。而卢柯一家也在。 '我以为，就这样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玛丽斯说，'我拥抱并亲吻了他，也不管他愿不愿意。我告诉他，‘你永远是我们的孩子，我们永远爱你。' Izidor向卢柯一家展示了自己的钱包，里面放了两张他们的家庭照片。他和卢柯一家说，'如果我决定留在那里了，这样我也有个念想。'尽管他说话的语气很友善，看到Izidor如此轻松地就同这个家彻底告别，玛丽斯还是感到一丝寒意。 在罗马尼亚，20/20制片人带着Izidor一起去了他当时住的孤儿院，他回到那里的时候就像是凯旋的王子，然后在摄像机镜头前，节目组告诉他，他的亲生父母就住在离这里三小时车程的农村。 他们开车穿过雪地，最终在一片空地上停了下来。一个只有一间屋子大小的棚屋坐落在一片没有树的泥地上。穿着白色衬衫和正装长裤，系着领带的Izidor一瘸一拐走在泥泞坎坷的土地上，有些颤抖。一个窄脸的男人从小屋里走了出来，大步朝他走来。他们俩就像是两个在人行道上擦肩而过的陌生人。“Ce mai faci?”（罗马尼亚语：你好吗？）当Izidor走过的时候，那个男人抿着嘴说道。 'Bun'（很好），Izidor含糊地回应道。 那个男人是Izidor的生父，Izidor这个名字就是从他的名字里取的。两个年轻女性也从屋子里跑了出来，亲吻了Izidor的双颊，向他问好，她们是他的姐妹。 最终，一个黑色短发，年近五十自称是玛利亚的女人走了过来要拥抱他。突然间Izidor生起气来，侧过身避开她走了过去。'我怎么能就这么和一个我几乎不认识的人打招呼？'，他回忆道。她双手交叉在胸前开始哀嚎，“Fiul meu! Fiul meu! ” 我的儿子！我的儿子！ 房子里的地上是泥土地，一盏昏暗的油灯点着当作照明，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管道。他们让Izidor坐在屋子里最好的座位上——一个凳子。'我一开始为什么被送到了那个医院？'他问道。 '你六个星期大的时候就生病了'，玛丽亚说。'我们带你去看医生，过几个星期，你的祖父母又过来看看你是怎么了。后来你的右腿又出问题了，我让医生治好你的腿，但没人帮我们，我们就把你送到锡盖图马尔马切伊镇的那个医院去了，然后我们就把你放在那里了。' '那为什么11年来都没人去看我？我就被丢在那里，都没人告诉我我有父母。' '你爸爸当时失业了。我又要照看其他的孩子们，我们没钱去看你。' '你们知道那个医院和地狱一样吗？' '我的宝贝'，玛丽亚哭诉道，'你得明白我们是穷人，我们四处辗转奔波。' Izidor激动起来，喘不上气来，起身就走了出去。他的罗马尼亚家人们给他看他已经离开家的兄弟姐妹们，而他也给他们看了自己的相册：Izidor在阳光下的泳池边，戴着游泳比赛的奖牌的照片；卢柯一家在欧申赛德的沙滩边的照片；他们在草木葱茏的公园里野餐的照片。他罗马尼亚的家人们翻着这些照片，一声不吭。 Izidor告诉我，当节目组的摄像机关上后，玛丽亚问他卢柯一家有没有伤害他或者叫他去乞讨。他说她放心，没有这样的事。 '你看起来很瘦'，玛丽亚接着说，'说不定是你的美国妈妈没把你喂饱。搬来和我们一起住。我会照顾好你的。'然后她就不断打探他在美国工作和薪水的细节，问他能不能帮家里盖一个新房子。三个小时后，Izidor就已经精疲力尽了，想赶紧离开。'他从布加勒斯特打电话给我'，玛丽斯说，'他说‘我要回家。带我离开这，这些人太糟糕了。’' '我在罗马尼亚的家人们吓到我了，尤其是玛利亚'，Izidor说，'我有种我要被困在这里的感觉。' 几个星期后他就回到了特曼库拉，在一家快餐店上班。但突然之间，他又想回去了。就这样周而复始，他不停地在寻找一个让他感觉像家的地方。 朋友们告诉他在丹佛有工作，他就决定搬去科罗拉多州。丹尼和玛丽斯去那里看他，还陪他一起去罗马尼亚。让他回到加州的家很困难，玛丽斯说，'感恩节，圣诞节，对他来说太难了。就算他就一个人住在附近，过节的时候他都会找借口，像什么‘我得给披萨揉面’。每次我们一家子都到齐了，就缺他一个，有人问‘Izidor回来吗？’，就会有人接话，‘不，他要给披萨揉面呢’。' 10 罗恩.费代里奇是个头发乌黑茂密，长脸的男人，从前是海军，现在是神经心理学家。他是第一波探访这些'不可治愈'的儿童的儿童发展专家中的一员，他也和其他一些顶尖专家中一样，关照着这些从孤儿院被收养到西方家庭的孩子们。 '早些年，说到收养罗马尼亚孤儿，每个人都是星星眼。'费代里奇说，'他们觉得一个充满爱和关怀的家庭会治愈这些孩子。我警告过他们：这些孩子会把你们搞到濒临崩溃，你们还是接受一下专门训练，学习一下怎么和有特殊需求的孩子相处。把他们的卧室布置得简单一点。别和他们说‘我爱你’，和他们说‘你们现在是安全的’。' 但是这些充满憧憬的新父母根本听不进去，而那些只负责一锤子买卖的罗马尼亚收养机构也懒得传达这么至关重要的信息。费代里奇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他和我说，'我当时收到好多骂我的邮件，他们骂我冷酷无情，说孩子们需要爱，需要被拥抱。'这位曾经被人们指责过于悲观的专家，如今看来是有先见之明的。 费代里奇和妻子也从那些残酷的孤儿院里收养了八个孩子：三个来自俄罗斯，五个来自罗马尼亚，其中包括三个兄弟，他们分别8岁，10岁，12岁。两个最大的刚被收养的时候只有30磅重，因为血友病和丙型肝炎一直没有得到治疗，已经奄奄一息了。费代里奇和妻子花了两年才在另外一个收养机构找到他们的弟弟。 从那时起，费代里奇就在自己弗吉尼亚北部的诊所里，前后会诊了9000个年轻人，其中近三分之一来自罗马尼亚。在对他的病人们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跟踪调查后，费代里奇发现他们中有25%的人需要24小时看护，55%的人在成年后需要特殊的支持服务来应对生活中的'重大'困难。大约20%的人能够独立生活。 他认为，那些最成功的领养父母是那些专注于给孩子们传授生存技能、得体的行为的父母。'卢柯一家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们坚持了下来，现在那个孩子就过得还不错。 但我今天还见了一个人家，他家的女儿我很久之前就认识了，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她还是个小女孩，所有创伤后精神紧张症状她都有：恐惧、焦虑、迟疑、抑郁。她现在22岁了，她的父母说，‘我们不想再管她了，她染上了毒瘾和酒瘾，还自残，现在流落街头’，我和他们说，‘我帮你们安排一个家庭协助项目吧’，他们和我说，‘不，我们已经精疲力尽了，我们承担不起更多的治疗费用了，是时候关注我们其他的孩子了。‘' 费代里奇和妻子是在他们家四个罗马尼亚孩子的永久性法定监护人，而这四个孩子现在都已经成年了。在受到看护的情况下，其中两个在费代里奇在布加勒斯特创建的一个基金会工作。另外两个和费代里奇一家住在弗吉尼亚。而五个孩子中剩下的那个就是那幸运的20%，他现在是威斯康星州的一位急诊医生。 两个和他住在一起的成年儿子都有认知能力受损的问题，但他们也有工作，据费代里奇讲，他们也很高兴能和费代里奇一家住在一起。 '他们过得很幸福！'谈到他们家的孩子，费代里奇开心地说道，'他们情感上100%依恋我们吗？当然不可能。但是他们对这个家满意吗？他们满意。他们能和社会上的其他人打交道吗？完全可以。他们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而不是去克服他们过去的经历——因为你其实没办法克服的，但你可以调整自己，而不至于一直依靠别人。' 当九年前，费代里奇的妻子生了一个孩子。费代里奇开始观察这个新家庭成员的到来对家里的这些孩子行为的影响。 '这个小家伙在他们眼里就像是摇滚大明星一样！'他说，'家里的哥哥们都非常护着他，在公共场合，餐厅，谁都别想动这个孩子一根头发。这很有意思，这些孩子童年的时候没人保护他们，而现在他们主动要做这个孩子的保镖。他是他们的弟弟，他还陪他们去了罗马尼亚。这是爱吗？无所谓了。比起我们，在情感上他们和这个孩子更加亲密，这完全没有什么问题。' 11 无论怎么说，和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的孤儿院的其他幸存者比起来，Izidor能独立生活已经是一个成功了。'你想象过你会有一个家庭吗？'我问他。我们坐在他那栋在丹佛远郊的大宅子里。 '你指的是我自己的家庭？不，我从15岁就知道我不会有自己的家庭了。我看我的朋友们谈恋爱，他们的恋爱关系充满了吃醋，占有欲和忧郁。我心想，有必要吗？就为了谈个恋爱？不会的，我觉得没有一个人类会想接近我。有人会告诉我不是这样的，但我就是这么看我自己的。一旦有人想靠近我，我就逃跑。我习惯了，这就是我的独身生活。' 他说他并不想念他不了解，他感受不到的东西。可能这就像是色盲，色盲的人会想念绿色吗？他专注于做好眼前的事，尽他所能地按照这个社会对于正常人的期望去生活。 '即便你是孤儿院最聪明的孩子，你依然逃不脱有些宿命。'Izidor说，'我不是个能和别人保持亲密关系的人。这样会让父母很难做，因为他们给了你爱，可你没办法回馈他们的爱。' 尽管Izidor说他想过‘正常人'的生活，面对时不时的邀请，他还是愿意以‘当年的弃婴’的身份，在美国和罗马尼亚各地的活动上，谈论孤儿院制度对于儿童的影响。他还和一个编剧合作，想把自己的人生拍成迷你剧。他相信他的这些努力会让人们明白，生活在在围栏后和笼子里是一种怎样的经历，这样人们就不会再把孩子们送去那里了。 他清醒地意识到，全世界还有八百万的孩子生活在收养机构里，包括美国南部边境上的那群孩子。Izidor的梦想就是在罗马尼亚买一个房子，给他当年在孤儿院的同伴们搭建一个集体之家。他当年的那群同伴们不是被转送去了养老院就是扔到了街头。这个梦想中的集体之家是Izidor心中最接近家的存在了。 12 当一个婴儿得到慈爱的关注的时候，大脑中的神经通路就会迅速成长。那些神经通路就像施工中的国家高速公路系统一样，增长，交会，环绕，一直延伸到大脑的每一个角落。 而那些被冷落的孩子，他躺在那里，被丢弃的每个星期，每一年，大脑中建立的联结越来越少。孩子的尿布湿了也没人去换，孩子微笑也没人注意他，那个孩子便慢慢陷入了沉默。可即便门被关上了，从门缝里依然能透出一道光亮。 人们还是会时不时地注意到这个瘸了腿的孩子。保姆们发现这个孩子很特别，很聪明。主管和他说话。那个永生难忘的冬天的下午，欧妮莎牵着他的手走出了孤儿院，他穿过了一整条街。 有的时候，Izidor是有感情的。 卢柯一家把他赶出去的两年后，Izidor去理发。理发师认识卢柯一家，她问Izidor，'你听说你家里人的事了吗？你妈妈和你的姐妹们昨天出车祸了，很严重，他们现在都在医院里。' Izidor听到后夺门而出，请了一天假，买了三束红玫瑰出现在医院里。 '我们当时在一辆从Costco开出来的货车里'，玛丽斯回忆道，'然后有个人猛地撞上了我们——那是起五辆车相撞的交通事故。在医院待了几个小时，我们就回家了。我没打电话给Izidor，我们当时不说话。但他还是知道了，我猜他在医院里跟人家说要见我们，医院里的人告诉他，‘他们已经走了’，他就以为是我们都死了。' Izidor从医院里出来就开车冲到了他们家——他曾经抵触和仇恨的家人。 丹尼.卢柯不把话问清楚是不敢把他放进来的。'你来干嘛？'他问Izidor，'你保证不会胡来？'Izidor向他保证他会乖乖的。丹尼就让他进来了。 走进客厅，面对着他的家人们，Izidor站在那里，怀抱着鲜花，眼中含着泪。那天临走前，他把这些花放在妈妈的怀里，用一种他们从来都没听到过的真挚的语气，对他们说，'这些花是送给你们的，我爱你们。'那是一个转折点。从那天起，对他的家人们，他变得更柔和了。 但当Izidor第一次满怀热忱地走近那扇沉重的木门，那扇他把妈妈为了纪念他生日做的相册重重摔到上面去的木门，那扇他甩在自己身后无数次的木门，那扇他被关在外面之后，疯狂踢打的木门，他敲了敲那扇门，站在门前的台阶上，抬着头，心直跳，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让他进去。'我抛弃了他们，无视了他们，我让他们一度活在水深火热里。‘他这么想着，怀里抱着一丛酒红色的玫瑰。 然后，门开了。 💅🏾 点击关注「柯 打 雷」，阅读更多《大西洋月刊》精彩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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