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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那个有着张艺谋、许鞍华、关锦鹏等老牌文艺咖操刀坐镇的2014，2015的华语文艺片市场确实显得有些寥落。只有个位数的作品量，惨淡的排片率，甚至几部重点作品的争议和叫好不叫座，都很难让人看到所谓“崛起年”之后的气势。然而2015年的华语文艺片，却同样让人看到了扎实、回归、希望甚至高度。在这一年中有继续炸裂的火热青春，也有对人性黑暗的冷静呈现；有小众腔调的坚守和回归，更有文艺大咖极度个人化和风格化的极端挑战。如果说2014是以一个数量和市场取胜的“大团圆”年头的话，那么眼下的2015，则更像是一种以姿态和腔调稳步缓冲的“小团圆”，不温不火，笃定坚实。 青春 几乎是从当年九把刀的《那些年》意外蹿红开始，青春题材成为了华语文艺片中一个新的火热卖点。2012年的《那些年》号称“内陆票房最高的台湾电影”，而2014年年尾的《匆匆那年》更是斩获了将近6亿元的票房，甚至让姜文的《一步之遥》遭遇了滑铁卢。青春题材的攻势来势汹汹，凶猛凌厉，甚至有渐成“类型”套路之势——青春里有激情，有伤感，有爱情，有幻灭，更有那种“无处告别”却又不得不告别的叹息与无奈。而这一切，都是那些正处在由青春走向成熟的阵痛期的观众们心里无法言说，却一击即中的叹息。
作为2015年华语文艺片市场中唯一的一部青春片，《万物生长》1.36亿元的票房虽然不算喜人，却也终结了李玉“票房杀手”的节奏。这或许可以看作是青春题材的一波“余震”。 导演李玉的骨子里是有“青春”之精神的，大胆，反叛，特立独行。否则也不会多次游走在尺度的边缘，拿出许多晦涩叛逆之作。所以当她开始讲述作家冯唐的“青春”，一切节奏都显得那么流畅与得心应手。甚至可以说，冯唐拯救了李玉的阴柔。他笔下那种少年身体里喷薄而出的雄性荷尔蒙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作为“女神”的范冰冰的风情万种与遥不可及，更是李玉镜头下那些阴柔晦涩想象的一种解决方式。事实上，《万物生长》是李玉的一个出口，走出感觉的混乱，走向逻辑的清晰。 然而倘若放置在青春文艺片的整体视域下观察，《万物生长》却仍没有突破所谓“喝酒、约架、拍姑娘”的套路。它看到了少年的无力，青春的苍白，躁动与不安。然而这一切却仍然显得太过熟悉，熟悉得让人有点疲乏。或许在每个人的青春岁月里，真的都留有一顿永远醒不来的大酒和碎满一地的啤酒瓶，或许每个人的青春都需要一场发泄来作为“挽歌”，但是“青春”的故事，却不能一直依靠爆破和碎裂来讲述。 所幸的是，时间尚早，热度还在，而对“青春”故事未知讲法，我们或可将期待仍留在未来。 人性 倘若把2015年所有的文艺片算在一起做个盘点，最大的亮点，或许可以算作是“人性”。《烈日灼心》收获了三个亿，《失孤》三天破亿、两亿收官，这样的成绩，对于这两部并不具有消费性或炒作点的作品来说，无疑是一种强大的肯定力量。《失孤》拍得走心却不煽情，《烈日灼心》则为我们放大了人性深处善恶交叠，暧昧不明的灰色地带——用网上流传的一句话来说，拍得又“黑”、又“硬”。
笔者之所以会把这两部影片贴上“文艺”的标签，理由其实很简单：因为它们让人不舒服。从这个角度上说，《烈日灼心》与当年还处在地下状态下的电影《青红》或《小武》其实同属一路，所不同的是，今天的观众们开始愿意为这种“不舒服”买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是观众的，更是影人的。而我更愿意把它视为一种“真实”的力量。如果《失孤》最终把重逢用一种煽情的方式推向前台，如果《烈日灼心》把主人公的“善”用审视罪犯的眼光来发掘，而不是用关注普通人的视角来“平视”的话，那么这两部影片的张力，便又会被弱化为观众眼中“别人的故事”。 就像《烈日灼心》里伊谷春说的那样：谁心里没点脏事。而电影的力量，就在于让它们以一种恰当的方式呈现出来，并且戳中观众心中或者柔软，或者阴暗的那个关键的结点。所谓文艺的批判性与反思性，也正是因此而成立。 腔调 在文艺片的领域里，有些人讲故事，有些人讲道理，有些人讲感情。但是还有一些人以上皆非。他们是这个场地里的“务虚者”，只为了讲出一种风格。
风格讲久了，就成了一种腔调。就像贾樟柯的山西，王小帅“自传”。这种“腔调”或许是任性的，带着一种为了百分之一的知音，放弃整片森林的执拗；但是这种“腔调”同样也是一种标志，它不仅仅意味着坚守和完成，也在无形当中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轨迹。 “第六代”导演曾经是内陆文艺片的一座地标，地下、先锋、小众甚至沉闷，是属于这个群体鲜明的标签。“地下”的无奈赋予了他们天然的叛逆性与表达尺度的自由，但同时也带来了某种“市场”与“风格”的尴尬和矛盾。当所谓的“地下英雄”走入主流，走向市场，走上时代的前台，他们将如何重新确定自己的位置？ 相比陆川的拥抱票房，贾樟柯们选择了坚守腔调，并在“腔调”中继续书写时代。《山河故人》是贾樟柯对时代变迁的回答。银幕上的“小武”扛着大刀走过时代的目不暇接，在遥远的澳洲听着完全陌生的语言，却再也无法还乡。《闯入者》则是王小帅的一次自我与历史的双重完成。“青红”的母亲仍然在用她自己的方式顽固地渗入儿子们的生活，却在自己日渐衰老的回忆里发觉历史的原罪。 以“我”的视角来观察时代，是一种任性，也是一种姿态，甚至有一点点情怀。也许用票房来关照这种“腔调”会有些苛责甚至悲哀。毕竟当小武和青红的故事讲完，也许那个曾经属于一个地下时代的腔调，便也真的会无可挽回地，最终定格为一个叛逆的手势了。 执念 如果说《闯入者》和《山河故人》这样任性地坚守着个人风格的表现方式算是一种腔调的话，那么侯孝贤和他的《刺客聂隐娘》，就几乎就可以算是一种执念了。《刺客聂隐娘》在文艺的这条路上走得很远，很深，甚至走出了某种哲学的味道。侯孝贤在其中展示出来的，不是故事，甚至不是风格，而是一种“肌理”，是电影本身的可能性。 相对主流电影的样式来说，《刺客聂隐娘》似乎充满着“缺失”：点染式的情节，晦涩的对话，尖锐不和谐的配乐，又或者几乎完全隐形的情绪表达——侯孝贤似乎在与观众所习惯的所有审美方式背道而驰。这种姿态大胆，并且故意。他在镜头下呈现，却又拒绝呈现任何可以表达出来的、有意义的内容。 这当然是一种执念。对艺术的，对电影的，更是对可能性的。侯孝贤就像一位引领你去看海的老者，蒙上了你的双眼，却只把海的声音、味道、温度和触感呈现在你的面前。他用一种尖锐而极端的方式告诉我们：当你体味了大海的一切，你的心中自然有海，而相比你心中之海，现实中的，还真的重要么？ 王家卫当年在《一代宗师》中借着宫二的命运，说出了也许是他自己浸润影坛多年的心声——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事实上，所谓的“纯文艺”，说到底也不过是把这样一种“念念不忘”的东西，最终做出一种“回响”的味道来。就像朴树于《在木星》里所唱的那样，所谓“文艺”，无非是“问那人间千百遍生老死别”，到最后，却只是个踏上还乡之路的“白发迷途人”。而那沧浪之江上的故事，也就在这反复的“追问”当中，变成了观众心中的那一点“回响”。 无论市场或者小众，这最终的一点“回响”，也许才是最为重要的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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