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总管”段氏的地位与元代土司（土官）制度的运用（摘要）

公元1253年蒙古军攻下大理，第二年擒获国王段兴智，大理国“灭亡”，在云南延续约500年的“地方政权”也就此结束。尽管如此，在元一代，原大理国王的后代段氏在大理地区依然保持势力，甚至在明初洪武年间还自称“大理国段氏”。他们的力量、影响力远远超过一个“地方官”或“土司”所能做到的范围。虽然他们已经失去“国王”“皇帝”的称号，但是因为大理国中期以后有高氏“国主”垄断国政，国王段氏处于“拥虚位而已”的情况，所以归属蒙古王朝以后，段氏的地位和势力与其说是衰落，还不如说是恢复起来，并且因强力的后盾支持而得到巩固与加强。蒙古王朝也有意支持段氏（而不支持高氏），帮助他们复兴，这一点通过蒙古王朝在其他地区实行的“王政复古”也可以得以证实。

元代段氏的地位一般被通称为“大理总管”，但文献和石刻等资料中段氏的官衔有好几种，并随时间的变化而有所不同。最初，元朝让段氏管领原大理国管辖范围的大部分，“诏领大理、善阐、威楚、统失、会州、建昌、腾越等城，自各万户以下皆受其节制”，而没有说具体的官衔。至元十一年( 1274)忽必烈让赛典赤开设云南行省，赛典赤“更定诸路名号，以信苴日为大理总管”。因此，段氏“总管”这一官衔的出现和云南行省的建立有密切的关系。不过，在这个时期段氏还有另一个更突出的官衔，就是“大理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而且在某些资料中，段氏家族有“总管”和“宣慰使都元帅”同时存在的现象。其实，这种体制在段兴智向蒙古投降，元宪宗“赐兴智名摩诃罗嵯，命悉主诸蛮白爨等部，以信苴福领其军”时已经出现，在最初的几代段氏“总管”中，这种“双头”体制似乎一直在延续。当然，如果把这些官衔简单解释为“总管=文官系统” “都元帅=武官系统”难免会有草率之感，但从这种体制可以看到，当时段氏的管辖范围并不止于大理路，而包括“大理金齿等处”，即滇西的广大地区。

后来，元朝给段氏的官衔越来越高，云南行省参知政事、平章政事的例子也并不少见。如果在其他朝代，“蛮夷”的首领即使被授予中高品阶的官衔，也往往都是虚职。不过在元代，有学者认为这些头衔（和以此表示的品阶）直接表示该人在蒙古政权内部的地位。若从这个观点来看，行省参政、平章等官衔表示，段氏的势力范围从以大理为中心的滇西地区不断发展，逐渐强大并再次成为整个云南的代表（当时云南行省这个机构已徒有其名，段氏与行省的具体事务并没有关系）。由上，本文想以大理段氏在元代的地位为例，研究当时的处于萌芽期的土司（土官）制度的运用情况。

摘自：张瑜、邹建达、李春荣主编：《土司制度与边疆社会》，岳麓书社，2014年，第594—5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