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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聂耳先生谱曲，安娥女士作词创作的《卖报歌》，民国时期曾风靡上海滩。那句“今天的新闻真正好，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据说是报童“小毛头”的想法，更是为时人乐道。铜板是铜元的俗称，歌词中的“七个铜板”，也道出了民国时期常见的流通货币——铜元。 与影视作品中古代人物随手便扔出一个大银锭不同，那时小老百姓的生活更离不开的是铜钱，柴米油盐酱醋茶都由铜钱为媒介才能获得。不过相比于贵金属金银，方孔铜钱也有自身缺点，因形制较薄，长期使用很容易磨损。尤其是清代成串使用的铜钱，其中出现几个坏钱是司空见惯的事。清末铜元的出现则改变了这一弊端，铜元为机制币，相比于中国原有的母钱翻砂法的铸币，外形更为精美厚实，规整划一，一经推出便广受民间喜爱，并沿用至民国年间。 清广东省造光绪元宝铜元 曾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是铜元得以发行的重要推手，作为晚清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做过外交官的李鸿章对西方机制币的优点有着清楚的认识。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李鸿章主持在广东模仿英国殖民者在香港发行的铜仙试造铜元。铜元的正面文字上为“广东省造”，中镌“光绪元宝”四字，内加满文“宝广”，下面为“每百枚换一元”，背面中图为飞龙纹。这里的“一元”指的是当时早于铜元发行的“光绪元宝”银元，因为从李鸿章等官员的角度看，银元是主币，所以币面是铜元和银元的兑换值；但站在老百姓的角度讲，铜钱在生活中比银元更重要，“每百枚换一元”的铜元与原有的铜钱（制钱）在兑换上没有直接挂钩，故而流通不畅。于是广东又将“每百枚换一元”改为“每元当制钱十文”，这样才开始在民间广泛流通。 自广东始用铜元，后来的十余年间，先后有10余个省陆续铸造铜元，数量高达上百亿枚。 清湖北省造大清铜币龙纹（部颁龙）铜元的正反面 流通铜元的面文主要是光绪元宝和大清铜币两类，每一类又有一文、二文、当五、当十、当二十多种面值。市面上最常见的铜元为湖北省造，产量约占到全国的三分之一。当时的湖北是由洋务派的又一健将张之洞坐镇，他实行湖北新政，积极发展近代化工业，使武汉“驾乎津门，直追沪上”，所以湖北铜元异军突起都在情理之中。湖北铜元的版式极为繁多，光绪元宝币心就有五瓣花、六瓣花、八瓣花之分；龙纹有水龙、坐龙、小胖龙和跳龙纹等，仅坐龙又有大龙、特大龙等，水龙又分为龙身有云或无云、爪在须外或须内等。大清铜币中心多为阴刻的湖北简称“鄂”字，龙纹又分为部颁龙、仿部颁龙、带冠龙等，仅带冠龙根据冠的数量又分为不同品种，其中部颁龙指的是清朝户部颁发的大清铜币的标准龙纹，地方省份的铸钱局也多用此种龙纹铸币。 清湖北省造大清铜币龙纹（部颁龙）铜元的正反面
铜元中的飞龙纹为广东省首创，龙身呈飞动的圈状，龙爪似要撷珠。作为铜元史上的第一个龙纹图案，其对江南、江苏、山东、清江的龙纹都有较大影响。此外，四川、吉林、江西的飞龙纹则地方特色明显：其中四川的飞龙纹线条肥硕，立体感强，但龙形略显杂乱；吉林的飞龙则造型较小，略显拘谨；江西的飞龙龙形较大，但线条刻划略显简单。另有宣统三年铜元的飞龙纹别具特点，龙首向前，龙身蜷曲，俗语道“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宣统三年即为1911年，这年的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朝的统治也随之土崩瓦解，故而宣统三年的铜元相对较少。 水龙纹也是铜元中较为常见的龙纹，湖北省的水龙纹龙身下部一般为瓷器上常见的福山寿海纹饰，山峰位于中间，两边波涛翻滚。浙江的水龙纹，龙头下方除了火焰龙纹的造型外，还有小铜锣的形制；另外有些浙江水龙纹铜元正面光绪通宝的中心也有小铜锣，即双面锣的造型。江西的水龙造型比湖北水龙更显老态，尾部还有左摆和右摆之分。另有江苏省造中心“宁”的大清铜元的地方龙纹，龙身较肥，龙嘴大张，也别具特色。湖南的光绪元宝中有一种扁身龙纹，龙身粗大，龙头较小，为湖南仅见。 民国十文开国纪念币 辛亥革命以后，各省革命政府以利之所在，开始自行铸造铜元，民国时期最为常见的是开国纪念币和当制钱XX文的铜元，两种铜元一面均有交叉旗帜的双旗，左为十八星旗，右为五色旗，中间系结带，双旗两侧有对称花朵或长枝花饰之，有些双旗上部还有五星或花朵装饰；另一面镌嘉禾图案，有些嘉禾中部还有面文如“十文”“壹枚”等。十八星旗又称首义之旗，代表十八个行省，武昌起义胜利后，各省云起响应，这面旗帜是辛亥革命胜利的标志，五色旗则象征着汉、满、蒙古、回、藏五族共和。 民国四川省造四川铜币 四川省铸造带有地方特色的“大汉”铜币，铜元正面中心珠圈内镌“四川铜币”四个字，中心镌芙蓉花，是蓉城成都的象征。钱背中部镌篆书“汉”字，“汉”字周边环绕有18个小圆圈，寓意十八省人民团结起来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而奋斗，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中央苏区成立后，苏区政府于1934年发行过一分和五分的铜元，一面镌面值，面值两侧施以对称结带的麦穗，上部有五角星；另一面有镰刀斧头的党徽图案，围一周珠圈，珠圈上部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陕革命根据地还铸造过面额为200文、500文的川陕苏维埃铜币，正面镌面值，面文为“川陕省苏维埃造”和“川陕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造”，背面有镰刀斧头的党徽图案，背文有“赤化全川”和“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字样。这些铜元在早期的根据地建设和革命斗争中都发挥过不小的作用。 在革命年代，有关铜元和红军还发生过不少脍炙人口的故事。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遇到了国民党军队的各种围追堵截，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红军战士依然严肃军纪，不犯百姓秋毫。蒋介石曾致电四川军阀刘湘、潘文华：“朱毛匪部窜川南时，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一个小小的铜元，彰显着红军的军纪，又把革命军队的心同老百姓联系在了一起。 另一个有关铜元的故事也发生在川南，当时红军一渡赤水河后，部队走到了被称作“鸡鸣三省”的叙永县石厢子。当时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几位领导同志被安排住到了农户肖有恩的家里。由于红军未能攻下叙永县城，需要向国民党军队兵力空虚的扎西转移。在与房东肖有恩道别之际，为感谢他为大家提供住宿，毛泽东同志拿出三枚铜元送给了肖有恩。红军走后，为防止地方反动势力抢夺这三枚铜元，肖有恩把它们钉在了房柱裂缝中藏了起来。新中国成立后，肖有恩看到毛主席的画像，才知道当年送铜元的人竟然就是毛主席。后来肖家子孙修缮老屋时，才又发现深嵌在房柱中的三枚铜元。经历过八十多年时光的打磨，铜元露出房柱的外缘温润生辉，它记录了红军与老百姓的鱼水情，也是长征精神的文物见证。 铜元的种类繁多，文中不能一一赘述。从收藏的角度讲，大部分传世铜元的经济价值相对低廉，但制假售假者也不在少数，笔者曾在南阳见过成千上万枚各品种的假银元和假铜元，作为工艺品在店内批发售卖。所以在没有理论和丰富实践基础上盲目收藏是不可取的，即便是普品的铜元也是如此。  本报道首发于2019年12月2日的《海南日报》，系原文原图分享，感兴趣的读者记得收藏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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