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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小说《醒世姻缘传》里，晁源的发妻计氏泼辣强悍，对养着自己的米饭班主，也就是她夫君晁源开口就骂，起手就打。想来在怕老婆的男人队列中，晁源应该已经名列奇葩级别。怕老婆归怕老婆，这晃源也不是全无脑筋的主。他花了八百两银子买珍哥为妾。这珍哥是“做戏子的妓女”，全然不是盏省油的灯，一进晁家就闹得家反宅乱。但两人很有些枕上缘分，晃源白天受计氏欺凌，待夜深人静，晃源得到某种形式的家庭温暖。 晁源在珍哥身上的最大受益不是这女人的特殊经历练就的床架工夫，而是妻妾倾轧的斗争格局使他从计氏的日常淫威中得到或多或少的解脱。后来珍哥抓住计氏与尼姑来往的机会，诬陷她与和尚道士通奸。还指着晁源的脸，千王八，万乌龟的骂。晁源顺水推舟，给计氏开出休妻的预先通知。 在礼教社会里，诬赖女人偷和尚，是可想象范围内尺寸最粗的无形棍棒。对它的致命杀伤力，我们有理由相信晁源是明知的。在这个二对一的战争格局中，多方一棍棒下去，基本上剥夺了计氏的持续生存可能。犹如纪元前几百年前的一个希腊人所言：自杀是最不幸的善人和最幸福的恶人的一个义务。专横骄狂的计氏，顺理成章地选择了自杀。 探究晁源处理本事件的动机，我们发现计氏实际上已经成为这个封建家庭的纯帐面资产。由于珍哥的介入，她的性资源已经不被需要。晁老夫人还在世，她的持家能力只是一种预期的投资回报，从他们恶劣的夫妻关系来看，回报率难以看好。她的娘家是破落户，财势跟晁家不是一个档次，看不到由于特殊背景可能引发的升值前景。晁家资产负债表上的计氏，如同企业仓库里多年前的一件存货，是表面的资产，实际的负债。 十九世纪的英国普通法中，有一个著名的“大拇指规则”（rule of thumb），该规则认可了丈夫殴打妻子的合法性，条件是使用的棍棒或者藤条不粗于他的大拇指。一本名为《男人是否追求效益》的书对这一规则阐释为男人在保护自己的财产时的效益自觉，即如何在最大化惩罚威力和最小化财产损失之间找到平衡。 晁源没有遵守拇指规则，其损失是惨重的。计氏的死成了众多人敲诈勒索的筹码。计家不说，光武城县的县官，就通过两个心腹差人的商量算计，从晁家敲去七百两银子。 以金钱的角度谈论生死近乎残忍。但在人只被当作财产或物件的环境里，得失权衡客观存在。否则我们难以理解各种各样的“主人们”对生命与权利的一贯漠视，也难以洞察通常被掩盖的居心叵测的动机。 2002年5月，写于广州祈福新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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