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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白鹿洞书院涉岭东北行，并五老峰数里，至寻真观。观今废然有石桥。自观后西北行里许，并石涧，入大壑。路傍有石刻，一，宋嘉定间刻，剥落难识; 一，元大德间吕师中刻也。入壑行，并涧路，石渐巉岩。数里至白鹿洞， 此锁涧口者也。群峰夹涧峭立，而巨石怒撑交加，涧口水湍激石斗; 旁有罅，人伛偻穿之行，此所谓白鹿洞云。过洞复并涧，转北行数里，则至水帘。水帘者，俗所谓三级泉也。然路过洞愈崄涩，行蛇径鸟道石罅间，人迹罕至矣。水帘挂五老峰，背悬崖而直下，三级而后至地，势如游龙飞虹，架空击霆，雪翻谷鸣，此庐山第一观也。然李白、朱子皆莫之至，而人遂亦莫知其洞所，顾辄以书院旁鹿眠场者当之， 可恨也。斯虽略见于王禕游记，然渠亦得之传闻，又以寻真观列之白鹿洞后，误矣。自书院陟岭西北行，至五老峰下，并木瓜崖西行，则至折桂寺。石桥有涧，朱子尝游此。自折桂寺循岭而南下，则至白鹤观; 观刘混成栖处也。观背峰曰丹砂峰。自观西北行数里，至栖贤桥; 桥跨涧孤危，宋祥符间桥也。涧曰三峡涧，涧石旴烂而巍怪。罅处渊潭碧黛，激则坪湃。桥旁有石亭，亭旁崖劖钱闻诗诗。自桥西并涧行，则至玉渊。路旁草间，有石鲜不劖也，今莫能尽记。玉渊盖其涧喷涌来，至此穴而悬注窅昧，声如迅雷，亦天下壮观也。石上有劖字云。过此为栖贤寺，今废; 李白尝寓此。自栖贤寺西行，至万寿寺，有路通庐山绝顶，可至天池。逾涧北行，则太平寺路也。然卧龙潭则在五乳峰下。路仍自栖贤桥出涧口，西行数里，北逾重岭，入大壑，始见潭。潭亦瀑布注而成者。潭口有长石鳞鳞，起伏犹龙也。朱子尝欲结庵潭广，今崖有其劖字。然岚重，昼日常黯黯。出卧龙潭，西行数里，至万杉寺。《桯史》云“宋仁宗建”。寺当庆云峰下，崖间劖“龙虎岚庆”四大字。又西至开先寺。寺有瀑布，李白诗者; 有龙潭、黄岩、双剑、鹤鸣、香炉诸峰; 又有萧统读书台，李煜亦尝寓此; 亦庐山一大观也。自开先西行十数里，至归宗寺。寺有马尾泉，亦瀑布，抱紫霄峰而下。王羲之尝寓此，洗墨、养鹅皆有池。其南有温泉焉。自归宗寺西北行，则至灵溪观。观西为陶渊明栗里，今有桥。桥西北谷口，有巨石，上有劖字，言陶公醉则卧此。傍有醉石馆。过醉石入谷行，有濯缨池，崖有诗刻。自醉石馆并山南折，有通书院，有天生棋盘，石上有劖字。自通书院入谷西北行，则至康王坂。有景德观，今废; 观傍石刻“谷帘泉”三大字。自观东行十数里，则谷帘泉也，亦瀑布，与开先瀑布同源而分下; 陆羽尝品其水。自康王坂又西北行，则古柴桑地; 曰鹿子坂、面阳山者，陶公宅与墓处也。自面阳山北行，可至圆通寺; 此一路予未之行。予则自德安县西，并山北东行至圆通寺。寺对石耳峰，前有猴溪; 元欧阳玄有记，宋黄庭坚亦寓此。自圆通寺东行，度石门涧，登庐山，寻天池寺。度锦涧，旁有锦亭。路虽攀缘上，然修整; 又林木鲜伐掘。问僧，曰“禁山也。路以曳御制碑开”云。行一里辄有亭，路旁崖平处皆字刻也。盖五亭而后抵寺。寺据庐山绝顶，奉敕建者也。铁瓦而画廊，有铜钟象鼓，悉毁于火。殿前有池，仰出而弗竭，称天池焉。是日晴昼秋高，下视四海，环云若屯絮; 望岷峨江南北诸山皆见。然江与湖，益细小难观矣。僧为指石镜、铁船、狮子、芙蓉诸峰。乃东至白鹿台，观高皇帝自制周颠碑，高古浑雄，真乃帝王之文; 然碑亭渐崩裂。又东观竹林寺刻，非篆非隶，周颠手迹也。又东观佛手崖。然皆绝顶。下游东林寺，观虎溪，又至西林观塔，东又观太平宫。太平宫者，即御制碑物色周颠处也。又东，至濂溪书院。又东十余里，至周子墓; 墓对莲花峰。自莲花峰东行，至吴障山。过山逾石子、相思二涧，并五老峰行，则至白鹿洞书院。相思涧者，水帘下流也。此庐山南北之大概也。 按志：庐山有大岭与九叠屏风号奇绝。李白诗不云“屏风九叠云锦张”? 今问人，咸莫谙其处，惟开先寺前有锦屏铺云。又按王禕记：是山也，洪武初，长林蔽阻，虎豹交于蹊路，虽十余里，非群数百人莫敢往。今其山童童赤崖耳，樵夫非探绝顶，不能得径寸薪也。是山名迹，则肇自惠远，在山北; 至李渤，始有白鹿洞，在南; 后又有周颠其迹则绝顶。正德八年夏六月，李梦阳记。  明武宗正德八年 (1513)，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李梦阳正在江西提学副使任上。这年6月，他从南昌北上庐山，在庐山作了一次壮游，并写成这篇雄健高古的《游庐山记》。 这篇游记的绝大部分篇幅，是记述自己的游踪。从文章所记的游览路线来看，作者沿着庐山的四周游览了一遍。其中，还在庐山西北部的中心区域作了深入登览。作者首先从位于庐山东南麓的白鹿洞书院出发，向西北方向的五老峰一带行进，游览了白鹿洞，并观览了五老峰一带的风光。然后折向西南，过栖贤桥，至玉渊，游栖贤寺，探卧龙潭。又至万杉寺、开先寺、归宗寺，到达位于庐山南端的陶渊明故居栗里。游完陶氏遗迹，就向西北方向，游景德观、谷帘泉，到达陶渊明墓地。然后向北，至圆通寺，游猴溪，并从这里上山，度石门涧，过锦绣谷，寻天池寺; 又至白鹿台观御碑，至竹林寺观周颠手迹。在这被称为庐山繁胜之地的区域徘徊瞻跳后，即由西北路下山，游览东林、西林二寺。然后向东，经太平宫，由庐山北麓至濂溪书院，又至周敦颐墓。再向东稍作游览后，又转而向南，复经五老峰，回到白鹿洞书院。作者几乎是遍游了庐山的主要风景点与名胜古迹，因此他在游记里为庐山勾画了一幅“全景图”，让读者也了解了“庐山南北之大概”。能够像他这样兴致勃勃地遍游庐山的游客，实属不多，所以我们称李梦阳的庐山之行为“壮游”，委实不为过分。 通观李梦阳的《游庐山记》，以下两个特色颇为显著： 第一，不沿袭宋人游记蹊径，而直追汉唐体制，文章风格雄健高古，我们知道，山水游记肇源于魏晋，成熟于唐; 至宋代，作者们又另辟蹊径，在游记文章中议论说理，蔚为一代风气。这种文风一直影响了金、元乃至明代的文章，几乎是篇篇议论，处处寓理，高深莫测。平心而论，如果写游记文章向这方面作些探索与开拓，也未尝不可; 但发展到非如此不可的地步，就究竟不是以记游绘景为主要内容的山水游记文章的正宗了。特别是到了明初，又出现了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文风就更纤弱肤廓，一蹶不振。生当明代中叶的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有感于此，决心要改变这种萎靡的文风，转而向伟大的汉唐文学遗产学习。他们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主张“不读唐以后诗”。因此，文学史把他们叫做“拟古派”或“复古派”。作为“前七子”领袖人物的李梦阳，当然要身体力行这些主张。他写于壮盛之年的这篇《游庐山记》，就很好地表现了他们的创作口号。这篇游记主要是记游踪，描绘沿途的名胜古迹，也间做一点考证。即便是记完游踪后又写出的一段文字，也只是对前文作的一些必要的补充与说明，而并非议论寓理。很显然，这决不是宋人的路子，而是汉唐矩度。也正因为如此，这篇游记呈现出一种高古雄健的风格。它从大处落笔，笔力雄健，简练凝重，不作琐碎软熟语。例如文章一开头，就开门见山，直切正题：“自白鹿洞书院涉岭东北行……。”然后按照“移步换形”的写法，历述游踪，兼及名胜。游踪叙毕，则曰：“此庐山南北之大概也。”然后对“九叠屏风”、庐山树林、名迹源流与分布等问题稍加说明，便收束文章。同时，此文在语言风格上也极力追摹先秦两汉，多用短句，少用虚词，读来大有《左传》、《史记》 风范。总之，《游庐山记》气象高古，好像是一位巨人立在半空中所发出的能使山伏云遏的声音。 第二，突出庐山的人文景观，而对自然风光的描绘相对较少。所谓“人文景观”，是指有别于纯自然风光的人工环境或事物。比如寺庙亭台、古人遗迹、碑碣摩崖等等。庐山不仅以险奇壮丽的自然景色闻名遐迩，而且更以其遍布山野的历史文化遗迹而蜚声古今。历代名人墨客的登临与工匠们的辛勤建设，使庐山成为一座文化山。在这一点上，恐怕只有泰山能与它媲美。尤其是对于文人来说，文化景观就更显得亲切与重要。关于庐山的自然风光，前人与他人多有很出色的描绘，可谓连篇累牍，穷幽尽奇。因此，李梦阳就着力描摹其人文景观，而较少再现自然景色。在李梦阳笔下，古人古事遍布匡庐，寺庙碑刻比比皆是，一水一石、一草一木，都打上了文化的印记，而显得古色古香。这篇1700字左右的游记，就提到了十八位与庐山有关系的古人; 提到“劖字”的地方共有十一次。到处是古人遗迹，到处是古人传说，庐山充满了浓厚的文化气氛。这样，庐山就有了历史纵深感，让读者感觉它亘古屹立，而并非仅仅停留在自然风光美这一单一的层面上。从这一角度来说，我们又不妨把这篇游记看作是李梦阳为庐山所作的一篇“史传”。 李梦阳（1473年1月5日—1530年1月28日），字献吉，号空同，汉族，祖籍河南扶沟，出生于庆阳府安化县（今甘肃省庆城县），后又还归故里，故《登科录》直书李梦阳为河南扶沟人。[1] 他善工书法，得颜真卿笔法，精于古文词。明代中期文学家，复古派前七子的领袖人物。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强调复古，《自书诗》师法颜真卿，结体方整严谨，不拘泥规矩法度，学卷气浓厚。李梦阳所倡导的文坛“复古”运动盛行了一个世纪，后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为代表的“公安派”所替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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